人物简介

人物生平

成就及荣誉(劳动—消费均衡论 家庭生命周期说 恰亚诺夫热)

其它相关(简介 恰亚诺夫理论的重大缺陷 人口因素)

人物简介

恰亚诺夫（1888年—1939年）

他青年时代是“田野工作者”——地方自治局土地调查员，后来师从著名民粹派学者、“预算统计学派”专家A.佛图那托夫（1856—1925）教授，在非黑土地带的沃洛格达、莫斯科等省农村从事统计分析工作，著述渐多。1913年他年仅25岁成为当时俄国农学研究中心彼得罗夫-拉祖莫夫科学院的副教授，当时他已经有13种著作问世，成为第三代“自治局农业工作者”的天才代表，并与A.切林采夫、H.马卡罗夫等一起在与“古典主义”的论战中形成了组织与生产学派。不久他升为教授，并主持该院的农业经济政治高级研究班。

人物生平

就在此时俄国迎来了1917年2-10月的大变革。在此期间恰亚诺夫联合全俄自治局联合会及其他机构中的各种不同倾向的学者成立了土地改革联盟并任其执委会成员，积极研究土改问题。

十月革命后，恰亚诺夫所主持的研究班改组为季米里亚捷夫农业经济科学研究所，他继续任所长，并兼任苏俄政府农业人民委员会部务委员，从事土地整理与合作化方面的组织工作，并对组织与生产学派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

1930年，苏联发生“劳动农民党”冤案，恰亚诺夫与组织-生产学派的所有主要成员均被指控为这个虚构的“党”的头头而被捕入狱。42岁的恰亚诺夫从此离开了学术园地，并于1939年死于劳改营。

前苏联经济学家，“组织—生产”学派的主要理论家。生于莫斯科。1910年在莫斯科农学院毕业。当过土地调查员、自治局统计学家。1905年起成为民粹派思想家，加入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支持苏维埃政权，任过彼得罗夫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曾长期主持农业合作社的领导工作。1930年因“劳动人民党”案件被捕，后被枪决。1987年被平反恢复名誉。著有《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理论》、《农民经济的组织》、《预算研究》等。

成就及荣誉

劳动—消费均衡论

恰亚诺夫通过对小农家庭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比较，阐述了小农经济的特征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不适用性，提出对不同的经济类型应使用不同的概念和范畴。在小农家庭农场中，制约着农业经济活动的土地、劳动与资本三要素的组合方式，迥异于资本主义农场，因而二者的运行机制与规律也完全不同。恰亚诺夫认为，小农家庭农场的运行机制以劳动的供给与消费的满足为决定因素。在这里，他首次提出农民家庭经济单位的劳动—消费均衡公式（注：有人不同意将“劳动—消费均衡论”的发明权归于恰亚诺夫，因为此前奥地利的边际主义学派和该学派以前的戈森都表述了那样的论点，把其视为普遍规律。恰亚诺夫的独创性在于，他明确地把这一规律视为家庭劳动经济专有并以此区别于雇佣劳动经济，从而把前人关于“小农经济的独特规律”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详见秦晖：《当代农民研究中的“恰亚诺夫主义”》，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中译本序。）。该公式表明，对于家庭的每一新增收入，都可以从其满足家庭需要的消费意义及获得它所花费劳动的辛苦程度两方面去认识，也就是说，农场经济的投入量，是以生产者主观感受的“劳动辛苦程度”与所增产品的消费满足感之间的均衡来决定的。只要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均衡未达到，即满足基本消费的意义超出劳动辛苦程度的评价时，继续投入劳动就是有利的，哪怕以降低劳动效率、以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亏损为代价。在人口稠密、土地短缺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相反，一旦达到均衡点，即生活需求已基本满足，那么任何进一步的劳动投入都是无意义的。当然，这个所谓的均衡点是不确定的，它受到影响劳动辛苦程度和影响家庭需求的各种条件的限定。

家庭生命周期说

“劳动—消费均衡论”是恰亚诺夫农业经济微观理论的核心，其理论基础源于依生物学规律而建立起来的“家庭生命周期说”，认为家庭农场的经济状况主要随家庭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比例周期性变化而起落。在青壮年父母不需要供养老人而又没有子女时，家庭经济条件最佳；在没有劳动能力的消费者（儿童和老人）至多时最差。该结论主要依据长达30年的农户跟踪调查资料（调查对象主要是1930年集体化前的俄国村社农民）。恰氏认为，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农户间存在相对贫富差别的原因，正是这种“人口分化”，而不是当时官方学派夸大的农村“阶级分化”。

恰亚诺夫热

最值得一提的是恰亚诺夫对前苏联农业发展道路的看法。他认为，在从传统农业向未来社会经济制度的过渡中，农民家庭农场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农业由纵向一体化走向横向一体化，即土地大规模的集中，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在生产力未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以个体家庭农场为单位进行经营，比大规模土地集中经营更具有优越性。农业发展应走以农民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制道路。在视城乡小生产特别是小农经济为资本主义洪水猛兽的30年代，恰亚诺夫及其为首的组织与生产学派，独具慧眼，努力为当时的小农经济存在的合理性辩护，无疑需要一定的学术勇气和远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通过对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及东欧一些农业国家经济的研究，包括对前苏联的研究，重新发现了恰亚诺夫理论的价值。事实上小农经济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不仅东方诸国“一大二公”的农业改造基本失败，西方诸国的农场也多半是农户经营的家庭农场。在各个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经济中，不时地体现出恰亚诺夫所论及的许多基本特征，一些恰氏当年提出的问题，迄今仍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正是“恰亚诺夫热”一再升温以及80年代在他的祖国俄罗斯再次兴起的原因。

其它相关

简介

恰亚诺夫对小农经济生命力和稳定性的预见，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他的“劳动—消费均衡”公式以及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等理论，也具有一定说服力。

恰亚诺夫理论的重大缺陷

不过，今天仍有必要指出恰亚诺夫理论的重大缺陷。坦率地说，支撑恰亚诺夫微观经济理论的两个支柱都存在着问题。按恰氏家庭生命周期说，导致农户间差别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分化”，即每个家庭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不同比例。这种说法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似乎还有一定道理，然而在市场经济和半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农户分化的原因恐怕难以完全归于“家庭生命周期说”了（注：参见霍布斯鲍姆：《历史上的农民》（E. Hobsbawm, The Peasantry in History），牛津1980年版，第244页。）。

人口因素

其实，即使在市场关系不发达的时代，影响农户经济变化的因素也并非主要限于“人口因素”。如马克思所言，政治特权、人身依附等超经济力量势必占有重要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然而在恰亚诺夫的理论模式里却看不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同样，在他的“劳动—消费均衡论”里，只看到“消费的满足”和“劳动辛苦程度”这样难以测定的主体感知以及单纯家庭内部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比率，而排除了任何社会关系的作用。这一点，连西方学者都不甚满意。萨哈林指出，“政治控制和政治组织总是强迫家庭农场生产出超过满足其家庭所必需的产品数量。……税收与地租必须要支付，加上征集过程中的欺诈，不平等的交换率，使得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比率远远高出单纯家庭内部两者的比率”（注：杜福伯格编：《恰亚诺夫：农民和经济人类学》（E.P.Dufuberge ed., Chayanov: Peasantry and　Economic Anthropology），纽约1984年版，第197页。）。无视或回避生产关系的矛盾，并假定所研究的家庭农场与市场经济完全隔绝，大概是恰亚诺夫理论所面临的最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