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包衣主要是指清代八旗体制内部经朝廷分赐与满洲上层统治阶级官僚贵族所领有，世袭为这些满洲上层官僚贵族家庭从事各种生活与工作服务的人群。

包衣为满族语，即包衣阿哈的简称，又作阿哈。

包衣(booi）即“家里的...../ 家中的.....”，阿哈即“仆人、下人”。汉语译为家奴、奴仆或奴才。

包衣的历史渊源

清代以前女真族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北方大兴安岭与外乌苏里地区的索伦部与野人女真尚处于酋帮氏族社会阶段，而南部的虎尔哈部与海西扈伦四部则早已形成了成熟的封建领主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度一样，公元15至17世纪女真各部的封建领主也拥有相当规模的领地，领地以内不单所有自然资源，也包括所有人口，以及这些人口所拥有的私人财物，一切均归其领主所有，女真各部的封建领主以每年缴纳供赋的方式剥削其领地内的属民来维持自身统治。与欧洲中世纪的领制又有所不同，女真领主与属民之间的封建臣主关系不是已个人或家庭而是以氏族或家族为单位的，也就是说领地是归整个氏族所有，拥有领地的氏族就是一方领主，而不是某个家族或个人。具体情况如下：

领主氏族拥有其所辖范围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领主氏族均为一系血亲，其内部有悬殊的贫富差距，氏族族长（满语称：穆昆大）或军事首领（满语称：章京、哈翻）通常占有领地内的绝大部分土地，而普通氏族成员只占有很小的土地。领地内的河流、山林、矿产多数情况下为领主氏族所公有，但实际上也为上层人物所把持。然而，领主自家氏族内的普通成员并不交纳供赋，而且本氏族在贸易或战争中获得的收益氏族成员也均有权分享，其社会地位则与富裕的族长或军事首领平等，如年长辈高者甚至还会备受尊敬。女真领主所剥削的对象均来自于本氏族之外的其他氏族或家族。15至17世纪女真各部尚未统一，各部领主之间为争夺领地、人口、以及与明朝交易的凭证（敕书）彼此经常发生战争，其结果是土地资源高度集中于极少数强大的领主集团手中，而绝大多数普通女真氏族则失去了自己领地成为流浪集团。这种情况下失去领地的弱小氏族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举部迁徙去寻找更为偏僻却容易占有的新土地，二是投奔强大的领主氏族去作对方的附庸。那些投奔强大氏族的弱小部族自己是没有土地的，他们必须倚赖其领主才能生活，领主氏族在接纳他们之后会分与他们一定的土地，但每年这些外来的依附者则必须向领主氏族交纳供赋，同时他们的成员也必须遵照领主的吩咐为领主氏族的成员从事各种家庭服务。一旦发生战胜这些附庸氏族也必须跟随其领主氏族去作战，以维护其共同利益。这些失去土地而伦为领主氏族剥削对象的弱小氏族集团在当时即被他们的领主们称作“包衣阿哈”他们就是“包衣”的最早雏形只一。 另外，除主动投奔领主氏族的弱小氏族以外，领主氏族集团通过战争掠夺过来的其他弱小氏族也是“包衣阿哈”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些作为战俘被带到领主氏族家中的人群有的是以整个氏族身份投降而来的，他们人数较多待遇也较好，通常也会分得土地，也一样交纳供赋接受领主氏族分配的各种任务，地位与投奔来的氏族类似，也被称为“包衣阿哈”这是第二种“包衣”的来源。再者，就是被单个捉获的战俘，他们人数较少，通常也不会被赐与土地，领主氏族集团在获得这些人之后会根据氏族内部各成员的家庭经济情况进行分配，往往最富裕的成员分得最多。这些战俘会成为领主氏族成员家中的真正仆人，他们没有土地无法自谋生路，是专门为自己的封主家庭服务的，战时也要跟随自己的封主一起作战。因此也被称为“领养包衣”他们是“包衣”的第三种来源。以上这三类人群是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之前在女真社会里业已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这些人群以及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体系是“包衣”阶层的最早雏形。他们不同于中原君主集权体制下的贫农或佃农，也不同于旧西藏的农奴，更不是奴隶。他们与领主氏族一样遵守相同的部族法规，也拥有相对人身自由，领主氏族对其无权随意杀害只能责罚。他们拥有自己的氏族集团其内部仍以自身传统生活。单个成员也拥有自己的家庭与私人财产，有的会十分富裕，也有的甚至拥有自己家的“包衣”即“包衣的包衣”。但他们的财产大部分是领主氏族或封主家赐予的，原主任有权收回，也有权将他们赶出家门。因此“包衣”阶层及其社会体制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特有社会结构，是以氏族组织为单位形成的封建领主社会体制，它拥有自身的地方性与特殊性。

八旗制度与八旗包衣

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是与当时女真各部相互斗争的紧张关系与国家统一的历史须求密不可分的。明朝末年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女真各部生活在今天辽宁省东部山区，但、那里并非建州女真的祖籍地。建州女真早期栖息地在今天黑龙江省牡丹江以东到吉林省图门江入海口一带，当时也已封建化。明朝成化年间建州女真诸部遭到明朝与朝鲜李朝的联合绞杀，实力大为削弱，这就是历史上的“成化之役”。不久后建州各部又与三姓女真虎尔哈部发生仇杀，丧失了自己的领地，从此走上了南迁的道路。他们几经展转终于在明嘉靖后期迁移到今天辽宁省东部，新宾、凤城、宽甸一带。由于建州各部屡经战乱旧有的氏族遭到破坏，他们占据新领地之后无法建立起严整的氏族领主体系，社会状态十分散乱，这就为后来努尔哈赤打破氏族界限建立八旗制度提供了切机。最初努尔哈赤为复仇起兵陆续以武力兼并建州内部各家氏族，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下一矛头便指向当时实力最强，封建化程度最高的海西扈伦四部。（具体社会状态如前所述）。但，女真旧有政治军事体系却不能适应规模越来越大的统一战争。首先，在旧有氏族领主体制内附属领主族的包衣氏族拥有相当的自主权，他们能够与领主氏族站在同一战线完全取决于自身利益，因此时近时疏、叛服无常。其次，分配于各氏族成员家庭中的领养包衣也只效忠于自己的封主，并不受最高统帅支配。正是由于这两大弊端，严重制约了统一战胜中军事命令的有效传达，在政治上也阻碍了上国家措施的具体实施。因此，努尔哈赤欲统一女真就必须铲除旧的社会枷锁，八旗制度便应运而生。

八旗制度是清代国家政权倚赖的基础为，它由清太祖努尔哈赤1601年初创，清太宗崇德年间基本完善，是一种以军政民政为一体，备战生产相结合的特殊制度。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即：清朝前身）之初根据女真氏民间族部落中平时组织狩猎作战的简单“固山章京”组织（即：旗官）建立八旗制度，最初为白、黄、蓝、红四旗，后来随着满洲部的扩张属下人口逐渐增多而扩充有镶白、镶黄、镶蓝、镶红四旗，合计八旗，清代八旗制度基础就此形成。八旗制度与女真社会旧有的氏族领主制度典型的不同就是：一、氏族领主制主要是以领主氏族与包衣氏族为基本单位，虽有贫富分化却并未打破氏族界限，各氏族内部仍然具有自主权，经济生产不能统一分配，军事指挥不能统一调度。而八旗制度则是以“旗”作为行政单位，它打破氏族界限将原氏族内部的每个成员按军事需要分配于不同旗内，每300人为1牛录；5 牛录为1甲喇；5甲喇为1旗，其中无论统领官员，还是普通旗人都分别出自不同氏族，他们平时为民，战时则全民皆兵，八旗之下只有旗人没有族人。由于领主氏族与包衣氏族之间的主仆关系不符存在，各氏族的利益也就无法参杂其中。从此军事命令大于家族观念二，八旗军内号令统一，步调一致，战斗力自然增强。二、对于过去氏族领主制下的领养包衣，八旗体制则全部予以剥夺。1609年努尔哈赤下令禁止各家大臣私养包衣，所获人丁尽编入旗籍，由各大备勒统一调配任用。他剥夺了满洲贵族拥有领养包衣的权利，领养包衣全部归入八旗编制，只有朝廷有权分配，从此满洲贵族内私养包衣现象绝迹。所有旗人均效忠于汗（皇帝）一人，再有其他效忠关系。努尔哈赤以此汇军、政、人事、民事大权于一身，巩固了中央君主集权。正是由于努尔哈赤的这项改革使满洲部的经济军事实力大为增强。1619年后金军取得了萨尔浒大战的胜利，并于同年秋最终吞并扈伦四部中最后一家领主叶赫部。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八旗制度被沿用，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八旗体制以内的所有旗人（包括：满洲、蒙古、汉军）实际上均成为直接归皇家统属的集团。以满洲人的旧有概念八旗下所有旗人全部都是皇家包衣。故有清一代，汉族官员对皇帝自称为臣，而满族官员则自称阿哈，原因就在于所有旗人都是皇帝的包衣。但这只是包衣，八旗包衣则是在此基础上新形成的。清顺治年间成立了专责皇族事物的机构“内务府”，从事皇家服务工作的所有人员都在八旗之列，统归内务府管理。这部分旗人只尊内务府命令，不受正规八旗机构的管辖，因此也被称为内务府旗人。又因他们从事的工作是服务性质的，故而除在内务府工作的皇族外，也通称内务府包衣。因清朝不准私养包衣，所以满洲贵族无权养家仆，他们使用的仆人几乎都是由皇家由内务府中调出赐予各王公大臣的。这部分内务府旗人因服务对象是八旗官员，因此称为“八旗包衣”。 另外清代普通旗人因战功获得皇家赏赐也会被分配给少量仆人，这部分人也称为“八旗包衣”。 再者，清代因案获罪的犯人被流放后多由八旗机构安置，他们往往被分于当地旗人官僚家中从事家务。还有在清代入关后各次平叛战争中所得战俘经八旗机构分配也被送与下级旗人官僚家中从事家务。者两类人称为“随旗人”，也是八旗包衣的一种。

清代八旗包衣与普通旗人一样都在旗籍，也都归国家管理，也一样接受朝廷赋予的其他任务，其身份也可转换为普通旗人。不同之处在于八旗包衣不象普通旗人那样由国家发放粮饷，他们的收入来自于自己的封主。而且他们是世袭为封主家服务，除非朝廷从新分配将其调往其他封主家服务或收归内务府。清中期以后随着八旗制度的衰落，八旗包衣与封主家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从过去实际上的家用仆人转化为一种带有封建主仆性质的人际关系。包衣家的后代未必真的为封主家都后代服务，但主仆身份仍然存在，即使包衣家的后代作了高官回到封主家依然以仆人字居，只要封主家召唤他们仍然尽力为封主家料理事物。

清代八旗包衣现象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仆制度与满洲八旗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它体现了封建等级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