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頠(péiwěi)（267～300）：中国西晋哲学家。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他曾任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尚书左仆射之职。他反对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提出崇有论。认为万有的整体是最根本的“道”，万有不是由“无”产生的，而是“自生”的，“自生而必体有”。他还认为万物生化有其规律。从“崇有论”出发，他重视现实存在的事物，不满轻视事功的放达风气，力图论证封建等级制的合理性。裴頠的思想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被认为是崇有派领袖。著有《崇有论》，《晋书》把它完全载入裴頠的传中。

中文名：裴頠

别名：裴逸民

国籍：西晋

民族：汉族

出生地：河东闻喜

出生日期：267年

逝世日期：300年

职业：哲学家、官吏

主要成就：提出崇有论

代表作品：《崇有论》

简介

政绩概述

哲学思想

学术主张

个人影响

《崇有论》评价

简介

裴頠，裴秀之子。西晋时期重要的朝臣，也是称著当时的名士。生于晋武帝泰始三年，卒于惠帝永康元年，年三十四岁。

裴頠曾祖父裴茂，后汉灵帝时历任郡守、尚书；祖父裴潜；父裴秀。裴頠少时聪悟有识，很早就以善谈《老子》、《易经》而知名于世。

弘雅有远识。惠帝时为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以诛杨骏功，封武昌侯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累迁尚书。每授一职，殷勤固让，博引古今成败以为言。进尚书左仆射，专任门下事。

后为赵王伦所害。惠帝反正，追谥成。

頠患时俗浮虚，着崇有论以释其蔽。他的著作有《崇有论》和《辩才论》。《辩才论》大概是讨论当时所谓才性问题的，还没有写成，他就被害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崇有论》，《晋书》把它完全载入裴頠的传中。有文集十卷，（《唐书经籍志》、《隋书》注作九卷）传于世。

咏裴頠 ◎黄玉顺

裴頠逸民称谈薮，

何王贵无我崇有。

无为乃是君王事，

臣子安得拱其手！

政绩概述

曹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他由大将钟会推荐，做了辅政的大将军司马昭的燎属，后升为尚书郎。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司马炎为中抚军大将军，副相国，选任僚属，裴頠又被选为军事参谋。司马炎即帝位，他先后做过散骑侍郎、散骑常侍。河内太守，后入朝为屯骑校尉、右军将军、侍中。与山涛、和峤等人同为司马炎身边近臣。从咸熙元年到司马炎泰始四年(268年)，他还参与了晋朝法律的制定，其中的科令条文便是由他来制定的。司马炎认为这部法律是晋朝至关重要的典章，亲自讲解，让裴頠在朝臣中宣读。满朝文武都为裴頠的口才而叹服。 在跟随晋武帝司马炎期间，裴頠能拾遗补阙，以朝廷大局为重，抑制权臣，悉心于西晋王朝的治化。裴頠曾劝司马炎要善于引贤纳谏，弘扬正气，不要把国家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为所欲为。当时权臣贾充结党营私，权做一时，裴頠也提醒司马炎防止这些人弄权营私，损害国家利益。裴頠常为司马炎讲三王五帝的治化之迹，以及汉魏盛衰的原因，希望他能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治理好国家。

西晋王朝从建立起，内部就交织着各种复杂的矛盾斗争。晋武帝司马炎时期，裴頠的地位不高，但由于他常在司马炎的身边，又受到司马炎的赏识，具有相当的权力。所以，—些分封的王侯以及一些高官往往还要攀附他。裴頠深深了解西晋王朝内部这种复杂的关系，在这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不亲朝贵，不附王侯，从而保全了自己，也为国家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裴頠与司马懿之子，被封为汝南王的司马亮，以及司马炎的夫人杨皇后之兄、车骑将军杨骏都是儿女亲家。

晋武帝司马炎在世时，曾经有传位于司马亮的意图，但由于受到杨氏外戚等人的阻挠，未能实现。司马炎临终，留遗诏让司马亮辅政，但这封诏书又被杨骏扣留。所以，司马炎死后，围绕着辅政问题，杨骏外戚势力与司马亮之间的矛盾斗争就加剧了。不久，杨骏被司马亮诛杀。可是，司马炎之子，分封为楚王的司马玮又与司马亮展开了权力斗争，终于起兵杀死了司马亮。在这接连不断的权力斗争中，裴頠始终避其锋芒，求得在权力斗争之外做—些事情。

他在杨骏辅政和专横不法的时候，做了太子少傅，专以辅导太子为务，不再过问朝政：后来，在司马玮与司马亮争夺权力的斗争时，他又求出外镇，做了安南将军。直等这些斗争平息之后，他才入朝，与张华，王戎等人共掌朝廷机要，做了中书令。

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为保全自己，但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国家能够安定和兴盛起来。当时的王浑就说他“性不竞于物”，“安于淡退”，“有识有以见其心也”。

哲学思想

首先，裴頠认为，总括万有的“道”，不是虚无，而有“有”的全体，离开万有就没有独立自存的道，道和万有的关系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他的观点有力地批驳了“贵无”派认为万物背后有“道”、万有背后有“无”的唯心主义观点。

其次，他主张，世界万物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并不需要有一个虚无的“道”来支持，万有并不以“无”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裴頠深刻阐述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客观性、外部条件的客观性、事物法则的客观性以及人们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等基本原理。 再次，万有最初的产生都是自本自生，万有既然是自生的，则其本体就是它自身，“无”不能成为“有”的本体。他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在裴顾看来，万物的本体就是事物自身的存在，万物皆因“有”而生成，不能从“无”而派生。同时他又认为，“无”是“有”的丧失和转化。

最后，他认为，“无”不能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积极作用，只有“有”才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积极的影响。他说：“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也就是说，心灵和实践是两码事，不能认为心是无的。工匠不是器物，但是，制造器物必须依靠工匠。

裴頠认为，《老子》的主旨在于通过对“本”的强调，提醒人们不要离本逐末。但是后来魏晋时期的责无论者背离《老子》的本来宗旨，“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深列有形之敝，盛称空无之美”，玄风愈煽愈炽，于是整个社会盛行清谈之风，背离社会现实。裴頠认为按照贵无贱有的论断，必然取消伦理价值。

从中人们可以看出，裴頠的价值取向仍是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礼帛路线。

学术主张

在学术上，裴頠信奉《老子》、《周易》，属于“正始之音”的清淡名士流派。所谓“正始之音”，即指曹魏正始年间玄学清谈之风，代表人物是何宴、王弼。其内容，正象顾炎武《日知录》中所说，“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自此之后，竞相祖述。”但从裴頠本人来看，他还很关心西晋的治乱，不能说不颇主之安危。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的信仰。 究其原因，就是，当时的名士崇尚老庄，—方面是崇尚老庄放达自然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崇尚《周易》、《老子》中的理辨思想，所以有人说“正始之音”，实质上是“理赌”，即理辩，是很有根据的。裴頠也是善于理辩的名士，当时的人就将他与王衍相比，也说明了这一点。

《世说新语》也记述了有关他豁达善辩的一些故事。例如晋武帝在登基后，曾卜卦预删西晋的命运，得了个“一’字，晋武帝很不高兴，以为只有一世，大臣们也个个相顾失色。裴揩却依照何宴的《老子注》解释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以为天下员”，使得大家顿时转忧为喜。

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他对老子思想的阐发。对于魏晋玄学，不能用“玄虚缥缈”来概括，对裴頠的学术思想，自然也不能轻易否定。

个人影响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对于官职的荐举，很大程度上以名士的品评为标准。裴頠对当时人也多所品评，举荐他们担任了一定官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够这样做还是很可贵的。同时，他与当时的名士都有广泛的交往，对人们研究魏晋学术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咏裴頠

裴頠逸民称谈薮，

何王贵无我崇有。

无为乃是君王事，

臣子安得拱其手！

《崇有论》评价

裴頠的《崇有论》是反对王弼、何晏的，是他们的“贵无论”的对立面，但它还是玄学。他和贵无论的斗争，是玄学内部的斗争。他们的斗争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但这个斗争是在玄学内部进行的。其所以还是玄学，因为裴頠《崇有论》所用的方法是“辩名析理”，这是玄学的方法。他所讨论的问题是有、无问题，这是玄学的主要问题。

《世说新语·文学》注中记载裴頠和王衍、乐广辩论的事。可见当时的人认为，裴頠《崇有论》所用的方法是“辩名析理”。故把他的主张称为裴理，把王衍的主张称为王理。裴頠的《崇有论》也是唯物主义，但和下面要讲的杨泉的《物理论》不同。裴頠可以和王衍、乐广辩论，杨泉不能，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

玄学的中心问题是有、无问题，在玄学的发展中，这两个名词的意义，也是跟着发展的，在“正始名士”中，所讨论的有、无，主要是其哲学的意义。到了“竹林名士”所讨论的有、无，就又加上社会的意义了。嵇康所说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有、无的社会意义。在当时的这种意义下，越名教的人就是主张无，拥护名教的人就是主张有，这个有无是对于名教而言。裴頠说，当时的情况是，“上及造化，下被万事，莫不贵无”(《崇有论》)。他所批判的无的意义是极其广泛的，因此他所崇的有的意义也是极其广泛的。《崇有论》是裴頠的一篇哲学论文，也是他的一篇政治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