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上海南洋公学二百余名学生为反抗学校当局的专制而集体退学，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风潮，在当时产生很大社会影响，史称“墨水瓶事件”。 南洋公学学生集体退学风潮之所以被称作“墨水瓶事件”，是因为风潮爆发的起因是一只普通的墨水瓶。

事件起因

舆论支持

创办爱国学社

蔡元培伸出了援手

事件起因

南洋公学是中国近代一所很有影响的学校，是现在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6年冬，由热心教育的洋务大员盛宣怀奏请筹设，1897年4月假上海徐家汇民房正式开学。初期设有师范院、中院（即中学）、外院（即小学）、特班和政治班。其中中院的规模最大，共有6个班级。

该校名为新式学校，但实际上当时封建习俗很深，教师中既有热心新学的新派，也有顽固保守的旧派。如中院五班中文教师郭镇瀛，江苏如皋人，举人，思想非常保守。他讲授的两门课《大清会典》和《圣武记》，因为内容陈旧而不受欢迎。为人又刻板专横，如他上课坐的椅子必须放在正当中，稍微斜一点就不高兴，大声斥责：“又歪了，谁摆的，不行！”平时，又严禁学生阅读各种新式书报杂志，引起学生严重不满。

11月5日下午，当他走进教室准备上课时，发现有一只洗得很干净的墨水瓶放在他坐的椅子上。他大声诘问是谁所放，结果无人回答。后来，在他恐吓之下，一位杨姓小同学谎称是伍正钧放的。郭不作任何调查，就认定是伍所为。在他的要求下，无辜的伍正钧受到学校开除的错误处分，其他同学也因为所谓知情不报而受到“记大过”处分。学校这样的处理意见，当事人伍正钧感到冤枉，其他同学也感到气愤。

11月14日，五班全体同学相约集体到学校总办（即校长）汪凤藻处申述事实真相，要求撤消处分，但遭到拒绝。当晚，他们决定次日全班集体退学，以示抗议，并到各班作告别演说，得到广大同学的普遍同情。

第二天早晨，汪凤藻竟以“学生私自聚众演说，大干例禁”的罪名，张贴布告，宣布开除五班全体同学。学校的这一决定，引起全校哗然。

五班的行动引起全校同情，次日，全校学生集会，派代表向总办汪凤瀛请求收回成命，汪拒不接见，后经再三要求，虽同意接见各班代表，但也断然拒绝收回开除五班学生成命的请求，并蛮横地表示：“五班已经开除，非诸生所得干预，愿去者听。”见此，各班代表愤然退出。这时校方才慌了手脚，急忙请学生们尊敬的教习蔡元培等出来调解。

16日一早，全校学生200余人，检点行装，列队操场，等候交涉的最后消息。可是，蔡元培去见督办盛宣怀转达学生要求时，盛尚高卧未起。10点，学生们见没有回音，便高呼：“祖国万岁！祖国万岁！祖国万岁！”整队离校。

16日上午10时，中院6个班级的同学，以班次为序，排队集体离开南洋公学。随同一起离校的，还有特班和政治班的部分同学，共200余人。后来，部分学生因种种原因又重新回到南洋学校，所以，实际退学者为145人，其中头班13人，二班24人，三班16人，四班20人，五班23人，六班34人，特班14人，政治班1人。

这就是在当时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的南洋公学学生退学风潮，史称“墨水瓶事件”。可见，所谓“墨水瓶事件”，实际上是青年学生对学校封建专制的一种反抗，是他们民主意识觉醒的一种宣示。

正如当时有的学生所说：“今教习悍然以奴隶待学生，为种种之束缚，总办复顽钝抑制学生言论之自由，是等奴隶教育，凡为国民，谁能堪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墨水瓶事件”可以被视为是“中国学生社会一大劈头之大纪念也”。

舆论支持

墨水瓶事件后，舆论普遍支持学生。

《选报》说这一行动“举数十年陋儒浅士卮言曲说，一举而廓清之，以伸独立之权。吾国学界中当有渐被其影响，以固此学生社会，不使露西亚之学生专美于世界”。

《新民丛报》说“实中国国民前途关系第一重要事件也”。

《苏报》则指责学堂主办者“摄照老大帝国小影，宫场总办局、所之恶习，自尊如帝大，视人如犬马，妄立章程，驰逞臆说。以压制缚束为威力，以用人派事为市恩；以排斥新书匿己短，以艰深旧学炫己长；以苛责细故为讲求实际，以管束学生为门面排场。呜呼，腐败至此，荒谬至此，荼毒暴虐至此，焉得不为世界之公敌也”！

创办爱国学社

退学学生为了能继续学业，想自办 “共和学校”也无经费，推派代表请求中国教育会帮助。中国教育会是20世纪初国内最早出现的一个革命团体，1902年4月15日由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会址设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21号。

11月19日，教育会与退学生集议张园，决定成立爱国学社，当时，教育会也没有钱，蔡元培赶赴南京向人借款。到码头时，家人奔至泣告，说其长子病死，蔡元培挥泪嘱他人代办丧事，然后义无反顾，毅然登轮。

11月下旬，爱国学社就在南京路福源里正式开学。蔡元培被推为总理，吴稚晖为舍监，章炳麟、黄炎培、蒋维乔、吴丹初等为义务教师。

爱国学社初期社员55人，均为南洋公学退学学生。后来入学者渐多，尤其是在南京陆师学堂发生退学风潮，退学生40余人加入学社以后，人数大增。据1903年5月17日统计，共计132人。学社分设寻常、高等两级，各以两年毕业。爱国学社把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为己任。其章程说：“本社略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氏鹿儿私学之意，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吉田松荫、西乡隆盛是明治维新时的日本政治思想界代表人物；松下讲社、鹿儿私学是他们在维新前后的讲学之所。

蔡元培在学社开学祝词中说：“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是也。”学社最富特色之处是学生自治制度。学生在校内享有很大的权利和自由。住宿生实行自治制，没有评议会，监督学校行政和学生操行。高年级学生还充当寻常班的教师。学生们经常同教师一起外出参加政治活动。

爱国学社在教育上的创举和活跃的政治空气，吸引了许多青年前来就学。

爱国学社名义上办理教育，实际上“倡言革命”。在教员的影响下，学社社员都关心国家时事政治，喜欢谈论革命，甚至“倡言革命已胜过求学”。大家不仅上课时谈，课余时也谈，社内谈不过瘾，还走出学社，到社会上进行宣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著名的张园演说会。

张园是张氏味莼园的简称，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泰兴路附近），占地几十亩，是当时上海市民游乐、休憩的一个重要场所。1903年2月15日，徐敬吾借到张园安恺第举行了第一次演说会。随后，每星期总有一二个下午在此进行公开演讲。每次演讲除预定一二个或二三个演讲者之外，其他人随时都可以上台讲演。所讲内容每次各不相同，但中心思想总离不开反清革命。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每周到张园安恺第开演说会，“倡言革命，震动全国”。从社址泥城桥福源里到张园，有相当一段距离，社员们数十人，穿着统一的操衣，排着双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沿着静安寺路走来走去，很是威风，中国人见了感到扬眉吐气。张园演说之外，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还通过《苏报》宣传革命。南洋公学学生退学风潮发生时，《苏报》专辟“学界风潮”一栏，刊登各地学潮消息，并给予舆论支持，使《苏报》声誉大起。

爱国学社成立后，《苏报》与学社订约，每日由学社教员轮流为《苏报》撰写论说一篇，《苏报》馆则每月提供100银圆给爱国学社以为酬，“于是《苏报》馆遂为爱国学社之机关报矣”。从此，《苏报》的革命倾向日益鲜明。它不仅在“每日论说”栏刊登张园演说会的许多精彩内容，而且在聘章士钊任主笔后，还陆续发表了邹容《〈革命军〉自序》、章炳麟《序〈革命军〉》等一系列宣传革命的政论文章，揭露清政府是“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之大仇敌”，成为当时国内最早提出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一份报纸。在《苏报》的影响下，爱国学社部分学员以爱国学社附小的名义创办《童子世界》，从儿童的立场来谈论革命，在当时亦有一定影响。

为了培养革命人才，爱国学社还特别重视军事训练。全体学员分成若干小队，穿着领、袖、裤管均饰有红镶边宽黑条的漂亮操衣，不论晴天雨天，分小队认真操练，并轮流担任小队长，练习喊口令。

爱国学社一系列革命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如1903年6月23日，兼湖广总督端方在致军机处的报告中说：“查四月初间，方闻上海有爱国会社诸生，借俄事为名，在张园演说，议论狂悖，即经密电江宁查禁拿办。”正在清政府磨刀霍霍，准备向爱国学社下毒手之际，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之间发生分裂。6月中旬，爱国学社脱离中国教育会而独立。未及两周，《苏报》案发生，7月7日《苏报》馆被封，爱国学社亦解散。

爱国学社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它顺应南洋公学退学学生的需要而创立，在办理教育的名义下，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成为当时上海一个重要的革命机关，在辛亥革命前的反清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历史影响。

蔡元培伸出了援手

无论是南洋公学学生退学风潮，还是创立爱国学社，蔡元培都适时伸出了强有力的援手。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官至清末翰林院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已对清政府失望，乃弃官南下，办理新式教育。南洋公学发生学生退学风潮时，他正担任该校特班总教习。特班是为了应清政府经济特科之选，为国家储备“梁栋之材”而设立。学生都是经过严格考核而录取的“优于国学”的青年才俊，其中不少人先后中举人。蔡元培在特班的教学中，“多提倡民权之说”。因此，特班学生在学业之外，也“晓然于革命大义”。或许惟其如此，当时有论者认为，“墨水瓶事件”实质上是受蔡元培“平时提倡民权之影响”。　此说或许有偏颇之嫌，但蔡元培确实给予学生退学以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学生退学之前，为学生免于被开除而积极斡旋，他曾要求面见公学督办盛宣怀。遭盛拒绝后，他愤然辞去特班总教习之职，与学生一起离校。在他的影响下，特班学生也放弃被保举经济特科的资格而退学。

学生退学后，他对大家说：“不要散，我们组织一个学校。”后经他的积极奔走，创立了爱国学社。由于事出突然，学社初办时，经费极为拮据，伙食费尤是火烧眉毛。蔡元培决定亲自前往南京，向蒯光典借款应急。当他准备乘轮船离沪时，家人奔至码头泣告：长子阿根病亡。蔡元培含泪吩咐朋友帮助处理后事，自己登轮而去。三天之后，他借到6000元钱回到上海，使爱国学社渡过了最初的难关。

蔡元培被推举为爱国学社总理（即校长），并兼授伦理学，但都是尽义务，而另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以获得生活来源。他不仅是张园演说会的重要组织者，而且也是重要的演讲者之一。如1903年4月25日，爱国学社在张园举行演说会，反对广西巡抚王之春拟借法国军队镇压哥老会，出卖广西全省矿路权，广西及各省旅沪人士三四百人参加。蔡元培在演讲中指出，阻止王借兵，出卖主权，“此是全国人的事，不是一二省之事”，因此建议设立保国会。与会者纷纷响应他的建议，演讲一结束，当场就签名参加。

蔡元培还积极支持《苏报》宣传革命，亲手为其撰写了许多文章。蔡元培还与学社社员一样，“剪发，服操衣，同练步伐”，同样轮流做小队长，学习喊口令，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对师生鼓舞很大。

此时的蔡元培，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从此以后，他投身革命，义无反顾，成为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伟大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