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妃制度在洪武初年由太祖朱元璋钦定，其相关条款被写进《皇明祖训》，要求子孙世世遵守。后世皇帝虽然在妃嫔名号、编制、葬制等方面作过调整、改变，但对其主要内容都予以严格的执行。关于明代后妃制度，史书上并没有完整地记录，而是散见于诸多文献中。

背景

原则与目的

等级与待遇

管理及机构

管治及措施

独特之处

与明代政治的关系

背景

明朝是在元代“法纪荡然”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各项制度“立纲陈纪，法体汉、唐，略加增减，亦参与宋朝之典”（《明书》卷51《纶涣志》），后妃制度自不例外。作为中国后妃制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明代后妃制度在继承前代相关制度的基础上，根据本朝统治者的需求作了增删改进。

明代后妃制度在洪武初年由太祖朱元璋钦定，其相关条款被写进《皇明祖训》，要求子孙世世遵守。后世皇帝虽然在妃嫔名号、编制、葬制等方面作过调整、改变，但对其主要内容都予以严格的执行。关于明代后妃制度，史书上并没有完整地记录，而是散见于诸多文献中。

原则与目的

洪武元年（1368）三月初一，太祖命儒臣修女诫，他对学士朱升等说：“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恩宠或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惟明主能察于未然，下此多所惑。卿等其篡女诫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洪武三年，正式明确“皇后之尊，止得治宫中嫔妇之事，即宫门之外，毫发事不得预焉”（余纪登《典故纪闻》卷二，第3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由此可见，明太祖制定后妃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目的十分明晰：一是治天下首先要治理好家，家要管好就必须严守夫妻之道；二是后妃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侍候皇帝和管理宫女，严禁过问宫外之事和参预朝政；三是强化教育，树立典范；四是严格等级，恩宠适度，尊卑有序。

编制与人选　在后妃的编制方面，明初不拘所谓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之数，设皇后一人，妃子数人，后妃以下，杂置宫嫔，而间以婕妤、昭仪、贵人、美人等人数不等。嘉靖十年（1531）仿古礼册立九嫔，位在妃下。而在后妃的人选上，明初规定，凡天子、亲王的后妃宫嫔，均通过选秀女方式，从家境清白的低级官员或平民百姓家选取，绝对禁止大臣以各种理由进献美女。因此 ，有明一代，除成祖徐皇后外，后妃“率由儒族单门入俪宸极”（《明史》卷108《外戚恩泽侯表》），有的后妃甚至连身世都搞不清楚。后妃选配的地域，明初一般在两京（北京、南京）附近，明中叶以后则主要限于北京附近。还有部分妃嫔由周边小国定期进贡，如成祖的权妃便来自朝鲜。

等级与待遇

一是授予后妃以封号、尊号、微号和谥号。封号用以定后妃等级，明代后妃的封号按等级依次为：皇后；皇贵妃；贵妃；贤妃、淑妃、庄妃、敬妃、惠妃、顺妃、康妃、宁妃；德嫔、贤嫔、庄嫔、丽嫔、惠嫔、安嫔、和嫔、僖嫔、康嫔；昭仪、婕妤、才人、选侍、淑女等等。尊号是表示崇敬褒美，一般由新君即位时授予先帝后妃，其号为：太皇太后、皇太后、太妃。徽号是在尊号前加上歌功颂德的套语，可多次授予，但仅有部分后妃能够得到。谥号是后妃死后皇帝根据其一生言行事迹而颁予的一种褒贬善恶的称号，除极少数因特殊原因如被废外，后妃一般都能得到此称号。皇后的谥号字数按例为12字，但也有9字、13字和15字的；妃嫔谥号则例为二字，极少数妃嫔因受宠则享有6字谥号。

二是按等级颁发给后妃宝印。宣宗以前，只有皇后有册、有宝和有印，妃子有册、有印但无宝，嫔以下则只有册。皇后的册、印和宝是金制的，妃子的印金制、册镀金银，嫔册银制。宣宗因宠爱皇贵妃孙氏，制金宝赐之，从此，明代的皇贵妃也和皇后一样有了金宝、金册和金印。

三是冠服、车舆、仪卫卤簿皆有严格的规制。后妃冠服主要有礼服和常服两种，均配戴凤冠。凡皇后受册、谒庙、朝会，则着礼服，平时穿常服；皇后的礼服分为两种：一种为袆衣，一种为翟衣；每年正旦、冬至，皇后在宫中接受妃嫔和宫外命妇朝贺时着袆衣。常服则包括凤冠、霞帔和玉带。妃嫔受册、助祭和朝会时也着礼服，永乐三年（1405）皇妃冠服定制，搭配的大衫、霞帔佩饰与皇后相同；嘉靖十年（1531）定九嫔的冠服，大衫、鞠衣均与皇妃相同。皇后车舆有辂及安车、行障、坐障等；皇后仪仗可分为丹陛仪仗、丹墀仪仗、宫中常用仪仗等，根据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车舆和仪仗；妃嫔的车舆有行障二、坐障一，皇妃的车称凤轿，所用的行障、坐障和皇后一样，用红绫装饰。皇妃的仪仗只有一种。

四是殡葬制度前后虽有变化但依然在总体上有其等级格局: 皇后附葬帝陵，并附祀太庙，废后则另葬；自宪宗开始，升为太后的妃子亦可附葬先帝陵内，但不附祀太庙。明英宗前，妃嫔实行殉葬制，死后葬入山陵内或帝陵附近，但都附享陵内。据不完全统计，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和景帝五位皇帝殉葬妃嫔共70余名，其中太祖妃嫔殉葬的就达38人。在皇帝之前死去的妃嫔一般葬在金山。

管理及机构

明初，从良家女子中选拔品貌端正、能书会写、通晓算法，年纪在15岁至40岁间的未婚者入宫任女官。女官机构为六局二十四司及一宫正司，分别掌管内宫的礼仪、诫令、宝玺、图籍、财帛、羽仗及衣食供给等事务，并对后妃言行予以导引，确保后妃行止有度，不得违礼越制，乃至结交外臣，干预政事。明太祖洪武五年，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司曰宫正，秩皆正六品。每局领四司，其属二十有四，而尚宫总行六局之事。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成祖以后，女官职责大多转归宦官，只剩下尚宝四司。

管治及措施

①训化思想，规范言行举止。一是立纲陈纪，命工部制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同时立下祖训，要求后代君主对后妃严加管理，不得违背；二是严加教育，用封建礼教对后妃的思想进行熏陶和约束。开国伊始，太祖便命翰林朱升编修《女诫》，作为教育宫中女子的读本；成祖上台后不久，命大学士解缙编《古今列女传》，其皇后徐氏“尝采女宪、女诫作内训二十篇，又类编古人嘉言善行，作劝善篇，颁行天下”（〈明史后妃传〉第3509-3510页）；之后，又有世宗生母蒋太后的《女训》、神宗生母李太后的《女鉴》以及神宗郑贵妃重刊大臣吕坤的《闺范图说》等，这些教材都由女官在宫内定期讲授。②管制生活，限制人身自由。自后妃以下至嫔侍女使，所有衣食、用具、金银钱帛等供应，都要从尚宫取旨，牒内使监覆奏，再移部臣取给。如果径直到部里领取，处以死刑。私递书信出外，亦处死刑。宫嫔以下有病，只能以症取药，不准医生入宫诊治。③裁抑外戚，严防恃宠干政。一是从民间良家选后妃，致使外戚社会地位低下，难以形成政治势力，从源头上杜绝其预政的可能性；二是给外戚以高爵厚禄，但严格限制其参与政治，到世宗时外戚爵位世袭权也被革除；三是一旦发现外戚染指和干预朝政，轻者削爵，重者下狱，一律予以严厉打击。

独特之处

（1）后妃选自民间，不重门第重品行，而且通过选秀女产生，不准大臣推荐；（2）妃嫔没有品级，女官的品级也较前代大大降低，到了中叶以后，女官逐渐淡出，其职责大都转由宦官承担；（3）对妃嫔实行殉葬，其野蛮程度为历朝历代所罕见；（4）对后妃的教育、管理以及对外戚的防范、抑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前所未有，尤其是外戚，在历史上势力最为孱弱。对此，《明史外戚传》评论道：“明太祖立国，家法严。史臣称其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

与明代政治的关系

任何政治制度都是一定政治文化的产物，换句话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所有国家政治制度的制定、颁布和执行，均集中体现着皇帝所秉持的政治文化观，即所谓君者，制之源也。认真审视明代后妃制度，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触摸到其制定者朱元璋所遵从的政治理念、施政方针和政治情感。

1、记取前车之鉴，注重防微杜渐的政治理念。朱元璋起自田亩，对元未政治腐败、法纪荡然导致政权覆亡的教训深有体会，故而十分重视对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经验教训的总结，以此作为自己治国行事的根据。他经常挑灯夜读《汉书》、《宋史》等史书，和廷臣讲经说史，并且命近侍收集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帝所行之事以进，时时警醒自己：“往古人君所为善恶皆可以为龟鉴，吾所以观此者，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戒耳”（《典故纪闻》卷一）。他说：“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隙；岂不为其所累？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在与侍臣论古之女宠、宦官、外戚、藩镇夷狄之祸时，他指出：“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元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因此，他对后妃采取了镌铁牌、立祖训、严教育等一系列管理措施，就是为了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

2、厉行重典管制，严格教育训化的施政方针。为了维护社会的有序运行，不仅需要教化以形成稳定的伦理观念，也需要刑罚对付犯罪，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否则统治难以为继。因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子产就提出施政应“宽猛相济”，旬况提出应把教化和刑法相结合，这种德、刑并用的施政方针被后世统治者所接受，已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朱元璋也同样将此施政方针奉为圭臬。面对百废待兴的明初政局，他一方面强调重典治世，对臣民严格管制，“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明史刑法》），“当在更张，使纲纪正而条目举 ”（《皇明世法录》卷1），“元末之君不能严宫阃之政，至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邪乱，礼法荡然，以至于亡”（《典故纪闻》卷三）。另一方面重视教化，认为：“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之徒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堕于小人”（《典故纪闻》卷三）；只有通过教化，才能使天下臣民知晓仲尼之道和国家法令，知所循守，因此，“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明太祖实录卷26》）。在这种施政方针指导下，后妃衣食住行被严加管制，其思想精神被不断禁锢也就势所必然了。

3、践踏女性生命，野蛮残忍无道的政治情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女性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身受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压迫，因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男尊女卑是天理，女性只配传宗接代当玩偶，其生命毫无尊严；一旦女性参预政治，便是牝鸡司晨拂逆天道，必须予以痛击。这种观念不仅被朱元璋信奉，而且其力行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朱元璋的郭宁妃、李贤妃和葛丽妃都生有皇子，但只因为一点小事得罪了他，便被处死，死后只用一只大筐装了，埋在南京太平门外；楚王的生母胡妃仅因为被怀疑堕胎，就被朱元璋杀了并投尸城外，只剩下一根衣带被楚王带回封地安葬。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哪里还顾念一丝夫妻情分。为了避免红颜祸水，杜绝妃嫔干政，朱元璋在太子朱标死后开始实行早已被历史淘汰的妃嫔殉葬制，并在自己死前命令在世的全部38个妃嫔殉葬。他之后的成祖、仁宗、宣宗和景帝都继续这一恶政。妃嫔在殉葬时大多缢死，其状惨不忍睹。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成祖死后，在妃嫔殉葬的那一天，殉者先要赴宴，宫内摆设宴席，这时哭声震天，妃嫔们被迫站在小木床上，将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套在脖子上，然后活活吊死。90多年后，这一野蛮的妃嫔殉葬制才被明英宗临死前宣布废除。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曾经指出：“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的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也就是说，政治文化的形成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作为明代后妃制度的制定者朱元璋，其上述政治文化观的形成自然也不例外。出身贫寒，政权在血海中夺得，岂能容忍他人觊觎、染指；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命运的大起大落使得他极度自卑又极度自尊，这种矛盾的心态，导致他一方面比一般帝王更加看重皇权皇位，对他人更加猜忌；另一方面也更加努力地塑造自己的正统形象，尽可能多地承袭传统，并发挥到极致。因此，朱元璋的政治理念、治国方针和政治情感，说到底其核心都是不遗余力地维护皇权、扩大皇权和巩固皇权，使朱家皇朝的统治千秋万代，传之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