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1835年2月20日—1911年），英国政治家，字鹭宾。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整整半个世纪（1861 年－1911年）。著有《中国论集》等。赫德作为一个英国人服务于中国海关，任总税务司长达50年之久。他恪尽职守，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新建了沿海港口的灯塔、气象站，为北京政府开辟了一个稳定的、有保障的、并逐渐增长的新的税收来源，清除了旧式衙门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

中文名：罗伯特·赫德

外文名：Robert Hart

国籍：英国

出生地：英国北爱尔兰亚尔马郡之波塔当

出生日期：1835年2月20日

逝世日期：1911年9月20日

职业：英国政治家

毕业院校：贝尔法斯特之王后学院

代表作品：《中国论集》

生平

主要成绩(掌管中国海关五十年的英国人 北京政坛的风云人物)

抱负

改革

人物评价

罗伯特·赫德的尴尬

生平

1835年 2月20日，赫德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亚尔马郡之波塔当，1853年毕业于贝尔法斯特之王后学院。

1854年5月（19岁）来华，先在香港接受见习翻译的培训，随即被派往英国驻宁波领事馆担任翻译。1858年被调到英法联军占领下的广州。

1859年辞去领事馆的职务，参加中国海关工作，任广州粤海关副税务司。

1861年起代理李泰国（N. Lay，1832-1898）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职务。1863年11月30日正式接替担任海关总税务司。1864年赫德加按察使衔，成为清朝的正三品大员。

1865年，总税务署从上海迁到北京，（1929年迁回上海）。从此，赫德居住在北京40多年。1869年晋升布政使，官阶从二品。1889年，升为正一品。

1908年4月13日上午7时，赫德在办公室留下一张意味深长的便条后休假离职回国，但仍然挂着总税务司的头衔，直到三年后去世。由妻弟、副总税务司裴式楷代理总税务司一职。

1911年9月20日，赫德病死于英国白金汉郡的马洛。清朝追授他为太子太保。

主要成绩

掌管中国海关五十年的英国人

赫德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赫德清楚的认识到自己中国雇员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人民的“同胞”，是中国政府用来对付外国商人的外籍雇员。因此当1885年6月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公使时，他辞谢不就。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外国人把持海关无疑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特别是中国港口的引水权）

北京政坛的风云人物

赫德长期居留北京，擅长幕后的“业余外交”，是总理衙门“可以信赖的顾问”，“不但在税务和商务问题方面，而且在外交和内政方面”，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甚至封疆大吏的人事任命，有时也要咨询他的意见。恭亲王奕䜣说：“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礼…”。

1862年，中国第一个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成立，经费来自海关税收，负责人也由总税务司推荐。

1865年-1868年，他和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清廷提出许多改制强国的建议，不过这些建议要到30年以后才引起中国改良派的共鸣。他写道：“如果政策改变了，中国可以成为各国的领袖；如果政策不改变，它将变成各国的奴仆。”

1866年，赫德回国完婚时，劝说清政府第一次派员出国考察。

1879年，赫德协助清帝国购买8艘军舰。这成为中国北洋海军的起源。

1887年，为解决走私问题，劝说中葡两国签订里斯本会议草约，由葡萄牙“永据”澳门，换取澳葡当局协助海关征收鸦片税。

赫德还曾参与《烟台条约》、1885年《中法新约》、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

他还利用关税的抵押担保，直接参与中国举借外债的活动。

抱负

客卿要成为东方俾斯麦

与慈禧同年出生的赫德（ H a r t ）， 做梦也没有想到2 6 岁的他和通过政变上台的2 6岁的慈禧、2 8 岁的恭亲王这几个年轻人， 竟然成为1 8 6 1 年中国政坊最值得关注的人物。这一年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 Horatio NelsonLa y ） 因“ 健康受损”， 请假回国疗养。根据他的推荐， 暂派赫德代理总税务司职务。1 8 6 3 年他被正式委任此职。后来，他为这个天上掉下的馅饼而给他的好友、中国海关驻伦敦税务司金登干（J．D．Campbell）写信：“李泰国丢掉了一个多么光明灿烂的未来！如果他在1863 年脚踏实地地干， 他今天就会成为东方的俾斯麦！” 现在， 是他成就这一重任的时候了。1 89 6 年， 访问德国的李鸿章曾经被俾斯麦赞誉为“东方俾斯麦”。他们虽然都明白和真正的俾斯麦的功绩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从清政府最后封赫德为 “太子太保”的举措来看，这个出生在北爱尔兰的英国人，的确创造了一个客卿所能创造的最高伟业。

食君之禄， 为君分忧。客卿是为君主谋利益而不计个人身份的政客。自春秋战国时代始，国有客卿一说。苏秦、张仪均曾为客卿。齐宣王礼遇孟子，聘其为客卿。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也曾为客卿。传统世界的确有这样的规则， 身份的规定性并没有当代这样明显。比如，著名的国际法之父荷兰人格劳秀斯就曾先后为法国和瑞典做使臣。后世之西洋传教士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等，均曾为中国朝廷的客卿。真可谓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清史稿》对赫德作结论曰： “赫德久总税务，兼司邮政，颇与闻交涉，号曰客卿，皆能不负所事。”

用洋人办国家大事，是洋务运动中的无奈之举。中国近代第一个出使西洋的官方使团团长就是美国人蒲安臣。而赫德能够高居中国总税务司一职近半个世纪，得益于晚清中国无海关人才，而他本人又有敏锐的视角。赫德的出现，是中国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一个缩影。但是，赫德本人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殖民地官员，他并非英国委派，而是由中国聘请；其言行也并非为谋求英国的殖民利益。所以，赫德在身份归属和政治忠诚上面，并不因为他的英国人身份，就应简单地划为殖民官员这一类。

咸丰八年（1858年），清政府与英、美、法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及《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其中第十款规定，通商各口，“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各口划一办理”。海关对进出口货一律按时价“值百抽五”税率征收；洋商运销内地或从内地收购土产出口只纳2.5%的子口税，不再交纳厘金。具有“无限的工作能力、远大的抱负和强烈的权力意识”的赫德，取得控制中国海关之权后，管辖了拥有55000人的帝国重要衙门，每年提供占财政收入三分之一的税收。

赫德把海关作为自己施展全部才能的舞台，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在《海关衙门章程》中规定：“ 各关所有外国人帮助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其薪水如何增减，其调往各口以及应行撤退，均由总税务司作主。”从而，“对于全国海关，几有一国元首之权威”。

在被恭亲王亲切地称为“ 咱们的赫德” 的赞誉声中， 他使中国海关工作效率快速提高，其税收从1863年的725万两，增加到1866年780万两，1887年到20541399两，到1899年达到创纪录的26661360两。

既然是客卿， 其基本的立足点是职位对他的限定。忠于职守的赫德在与洋务领袖们的交往中，领教了中国改革派的立场，即委之以重任但不能损害中国的利益。曾国藩曾经明确地表达了对赫德的立场：“凡是对我国和贵国都有利的事，我定会支持；对贵国有利而对我国无害的事，我不会反对；但如果对我国有害的事，无论对贵国多么有利，我都会以死相抗争。”

这话不是说着玩的。1 863年赫德的上一任李泰国的被免职， 就是因为触犯了上述基本原则。事情的缘由是： 中国通过赫德向尚在英国休养的李泰国购买兵船，组建海军舰队。李泰国把这个机会当成了英国控制中国海军的机遇，擅自“代表”清政府与英国海军上校阿斯本签订所谓十三款合同， 规定“ 阿斯本允作总统（ 司令） 四年， 但除阿斯本之外，中国不得另延外国人作为总统”；“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管理者， 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统归阿斯本调度管辖； 阿斯本只接受皇帝谕旨，所有谕旨文件必须由李泰国转交“ 遵办”，“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舰队所用“员弁、兵丁、水手均由阿斯本选用”；舰队“应挂外国样式旗号”，等等。中国方面认为这个合同与最初商定的“总统由中国人担任，弁兵水手亦用中国人，洋人只少数教习”不符，未予同意。

正在镇压太平天国前线的曾国藩坚决反对“ 十三条” ， 提出“ 不如早为疏远，或竟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于是恭亲王奕等人认为，“与其贻患于将来，不若请裁于此日”。最终遣散了这个所谓的阿斯本舰队。李泰国因此而被革职。赫德实际成了最大受益者。所以， 当曾国藩向他表态的时候， 相信他是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的。1 8 6 8 年蒲安臣因代表中国擅自与美国订立条约， 恭亲王后来明确表示不拟再用洋人办理中国外交。故此， 赫德拟定了基本原则：“ 不必用花言巧语， 以中国的利益为重是必须遵守的正确原则。”

改革

局外人的《局外旁观论》

严格而言， 客卿毕竟是局外人。所谓旁观者清， 对于日益腐败的清政府， 除了每天工作1 8 个小时的疯狂做事外， 赫德自然有很多话要说。在他早几年还年轻气盛的时候， 他不揣冒昧地对整个中国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全盘意见， 这就是3 0 岁的赫德在1 8 65 年上给总理衙门的折子《局外旁观论》。赫德在《局外旁观论》里开宗明义地指出，“矮人之于长人肩上所见， 必远于长人”； 而旁观者“ 敢抒所见， 或效一得之愚”。

既然是局外旁观， 则首先得对局势作出判断。赫德说，“ 中华情事， 一曰内情， 一曰外情。今日之外情， 系由前日之内情所致； 而日后之内情， 亦由外情所变。” 这是点明了国内问题和国际局势的关系。

内情如何？ 《局外旁观论》几乎说得清政府体无完肤。政治上：“尽职者少，营私者多”。财政上：“官之下取于民者多， 而上输于国者少”。军事上：军队“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 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知识界：知识分子“书籍非不熟读， 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 问之辄不能答”，“ 一旦身居民上， 安能剔弊厘奸”。

赫德建议实行“民化而兴国”。所谓“民化”者，即“外国所有之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国民雨沾其益， 愿学者皆能学”。所谓“兴国”者，“中外来往日多而敦好，外无多事之扰，内有学得之益”，即可兴邦。最终是要在国内整顿“旧例”，在外交上采取“召见、派使、会制。召见无损， 派使自护，会制富民”。在遵守和约的情况下，“ 必致（ 列强） 欣悦， 无事不助， 无时不合。盖万国往来，向来各国让各国之事，中国若不让，各国必不服。若让而做万国之友，其地广大，其民众多，文义均通，安分务工，止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

尽管洋务派也认识到上述问题， 但是他们对于赫德的主张并没有认真考虑。后来赫德还提过多个建议改革的方案，内容涉及财政、税收和军费等各个方面。他对洋务派筹备北洋海军带来的改革后果充满希望：“随着造船而来的，是对煤铁的需要，然后是开采中国的矿山，然后是铁路、电报、铸币厂，最后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各种改良和改组。……（海军）是一粒种子，它可以发芽、含苞以至开出我刚刚所说的那些花朵。”

赫德发现对于中国的全面事务他并没有什么影响力， 便转而精心试验他的中国海关改革，通过海关体制的改革，推动中国的改革。

海关的改革或者说近代中国海关体制的建立， 几乎完全出自赫德之手。仅就海关人事制度改革而言，他就采取了如下措施：在人才的选拔上，他一改任人惟亲的中国式传统，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对于海关职员，他进行了专业分工，以做到各司其职。同时实行考核制度，奖惩有据。为防止腐败和提高职员工作积极性，他采取了高薪养廉，实行养老储金的制度。是为中国首创。

赫德的若干革新措施， 具有很久远的超前性和现代性。比如，他规定公务员不得经商，实行轮换和回避制度，给予职员申诉权等等。但赫德从不甘心其角色仅限于海关事务。他很关心中国的外交事务，并且促成了当时中国第一批外交使节的派遣。比如第一个游历性质的中国使团斌椿使团的出游， 第一个正式的中国使团蒲安臣使团的出访，第一个常驻外国使节郭嵩焘的出使。

此外， 赫德管辖下的中国海关首先开办邮政。赫德促请张之洞上《请办邮政片》，经光绪批准后，总理衙门正式上《议办邮政折》。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赫德拟订开办中国邮政章程，总理衙门即据此奏准。邮政正式成立，赫德任总税务司兼总邮务司，以天津海关为中心，在北京、营口、烟台和上海五个海关来试办海关的邮政。中国第一套邮票“ 大龙票” 就此诞生。1 91 1 年以后， 中国的邮政才从海关中独立出来。

人物评价

特定的历史条件， 特定的人物， 给后人留下难以定论的遗产。毫无疑问， 赫德是一个外国人， 而且又处于中外不对等的博弈关系中。到底是该从赫德的个人目标和行动中确立判断的标准， 还是从中外关系的大势中推演赫德的行为价值， 的确是一个需要审慎思考的难题。

一个比较稳妥的看法是： 赫德控制中国海关， 有损中国主权。他本人是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实践者， 这一点毫无疑义。而另一方面， 赫德却以客卿的身份， 尽量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对内主张改革， 对外多次表达对中国立场的支持， 又是值得肯定的。但后一点显然属于大是大非之下的次要层面。因为这些意见的表达多半是在无损英国重大利益的情况下做出的。

判断赫德的言行， 还可以从中国在1 9 世纪后期需要以何种姿态对待内政和外交的角度看待。

中国需要改革， 赫德先后向清政府提出1 0 个改革方案， 并在自己的衙门权限内进行了近代化的改革。

中国需要抗敌， 赫德也曾鼓舞中国抗敌。中法战争期间， 他对于法国的侵略表示强烈愤慨。他写信给金登干， 批评法国人的行为是“ 一连串恶毒的、不必要的、不公正的、毒辣的屠杀”！ 他希望“ 老天将给他们报应” ， 并义正严词地说，“ 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佬， 我也是要打的” 。因此， 中法战争期间， 赫德是一个主战派， 他曾对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说：“ 如果你们有把握能一致决心战斗到底， 我劝你们打， 因为正义是在你们这边， 而法国劳师远征是必会疲惫的。”

中国需要保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赫德也曾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张。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华事件， 赫德感到重新建立合适的中外关系的重要性。他劝说列强在赔款问题上“接受中国所愿承担的赔偿”、“维护中国的行政管理完整和维护其领土完整”，并在中英谈判中主张等中国整顿和完善了法律体系后“ 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

若抛弃目的论看待赫德， 其人之言行本身即已说明了一个特殊的人在一个特殊时代的地位和价值。

另一方面， 与赫德同时代的英国军政人物对中国的悍然侵略， 也可以反证赫德的历史地位。换言之，英国是使用了文武的两手，对付一个衰落的东方帝国。

一百多年前， 英国悍然发动对中国西藏的侵略。一位英国人就此记述道：“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编年史家或许是得到了某种暗示：西藏诅咒了她的闯入者……那些诱骗他们或派他们到拉萨去的人并没有一帆风顺……荣赫鹏为其所挚热信任的政府做出的巨大贡献不久也付之东流了。这些或许是这个遭到亵渎的亚洲世外桃源所施的种种报复?”

1903年，荣赫鹏(Younghusband)上校被任命为“西藏边境事务行政官”，做好了再一次的侵略准备。尽管英国媒体对此次侵略持有疑义，比如《每日新闻》公开质疑“进入西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指责荣赫鹏“打开西藏大门”是“追求世界性声誉和光环”。但是，《荣赫鹏日记》展示给我们的却是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事实：一是英军诡计多端， 藏军损失惨重。1 9 03年秋天， 由荣赫鹏率领一支近万人的英国武装使团集结在亚东与锡金的边境。1904年3月31日英军在戛吾的曲眉仙角地方与藏军遭遇。藏军正副指挥莱丁色和郎色林代本走出阵地和英军谈判。荣赫鹏竟要求他们说：既然要谈判，双方必须停火。藏军竟然老实地将土枪的火绳熄灭。这一决定被证明是灾难性的。英军佯装谈判，却派麦克唐纳从背后包抄，并架设机枪，对藏军形成三面包围。

英军再次提出藏军先放下武器， 准备谈判。稍有常识的人便知道，火绳枪的火绳熄灭后无法很快点火射击。待藏军上钩，英军即迅速开火，谈判变成了大屠杀。荣赫鹏自己回忆道：“……墙后之藏人挤作一团，有似羊群，……另一方我之麦格沁机枪与大炮已向彼等瞄准，相距不过二百码，……数秒钟后，我之来复枪与大炮已将彼乌合之众扫射无余。拉萨将军（代本）本人开始即被杀死，数分钟后全部工作告竣，平原遍处皆藏人尸首。” 2 2 岁的机关枪兵指挥官哈多中尉给其双亲的信中说：“这场屠杀太令人恶心了。尽管将军命令尽可能扩大战果，我还是停止了射击。那场面太悲惨了。”

二是藏军英勇抗击侵略者。其中以江孜保卫战最为壮烈（ 电影《红河谷》即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江孜是由南方进入拉萨的战略要地。1904年4月，英军抵达江孜。当时江孜县所辖之内，十六至六十岁的男人全部被动员起来拿起武器，发誓赶走英国侵略军。1 9 0 4 年5 月5 日， 英军初败藏军于江孜。荣赫鹏记道：“我们突然被西藏人的奇怪的战斗喊声所惊醒，是几百个西藏人的粗暴而尖锐的声音，‘基、呼、呼、呜、呜！ 基、呼、呼、呜、呜！’ 这样的喊叫， 就在几码的距离， 在我们的矮墙外面。接着就是几百支短枪的爆裂声，子弹从四面八方呼呼飞来， 他们的枪炮喷出长条的火舌。”“ 天亮了， 我们看见几百个西藏人从墙外、树后和附近的地方向我们放枪。有几个人顽强地抢着我们的士兵从墙孔穿出去的枪口， 企图把枪拔走。我们的狙击队从卫城的屋顶还击， 把他们大多数人打死了。”1 5 日， 西藏当地政府对英兵宣战。2 6 日， 英军与藏兵再战于江孜， 藏军再败。荣赫鹏记道：“ 不能想象还有什么可以比得上他们的个人勇敢。例如， 十五个骑黑骡子的战士和四十名步兵， 冒着我们暴风雨般的火力， 从江孜宗山政府猛冲而出， 想去救援他们认为是遭遇到强烈压迫的在帕拉的战友们。结果这队援军全部中弹死亡， 无一生还。”7 月5 日， 英军向江孜宗山发起了总攻。经过连续三天艰苦紧张激烈的战斗， 7 月7 日傍晚， 包括宗山和白居寺在内的江孜全城沦陷。此役， 藏军无一人被俘， 无一人投降。最后的500 多名藏兵全部跳崖。

1904 年8 月3 日， 英军占领了拉萨。荣赫鹏将大炮对准布达拉宫，4 4 天后， 逼迫西藏地方签订《拉萨条约》。尽管当时中央政府令驻藏大臣不要签押， 但是， 在两年后的北京谈判中， 这个条约被当作附件附于《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此约规定“ 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 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但是开放了若干商埠（包括江孜），并获得若干赔偿。此二约在实际上肯定了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英国并没有得到最主要的侵略利益，相反，仇视是给他们最好的回答。荣赫鹏在日记中写道：“他们非常仇视我们，西藏人中间的那个名叫强巴丹增的和尚，他始终没讲一句话。”

大喇嘛是否诅咒了荣赫鹏， 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是屠夫荣赫鹏总共屠杀了近5000 藏族民众。这位伪善的侵略者于1 9 4 2 年去世，终年7 9 岁， 其墓志铭上书：“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将见到上帝。”荣赫鹏是带着一尊佛像去见上帝的。他离开拉萨的早晨，一位活佛意味深长地送了他这尊佛像，现在安放在他的棺材上。他的朋友说 “他对这尊小佛像备加珍爱，超过了其它的世格之物”。荣赫鹏企图从东西方两面的神圣保佑中安息他的灵魂，但是，他真的能够安息吗？

赫德也好， 荣赫鹏也罢， 另外还有戈登， 这些英国人在英帝国最鼎盛时期，从不同的角度对东方一个古老而幼稚的、对世界事务一窍不通的帝国进行了干涉和侵略。应该说，是历史把他们推到了前台。但是，他们的命运是一面镜子，其中可反射出晚清帝国的自我形象。

罗伯特·赫德的尴尬

赫德，1835出生于北爱尔兰。1854年，外交部一个雇员的名额落到了赫德头上。对于赫德来讲，去伦敦都有陈奂生进城的嫌疑，更别说去遥远的中国了。但是赫德的父亲，深受资本的熏陶，当然比詹天佑的父亲具有远见卓识——天佑出洋留学，除了官方给予一切费用外，促使天佑父亲真正动心的，还有有人把自己的闺女预支给了天佑做媳妇儿。如果不是这个附带条件，大清最优秀的铁路工程师可能就不会出现了。总之，赫德全家支持赫德前来中国，赫德的父亲拿出50英镑给儿子做路费，50英镑，不少了，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德国工人的年平均工资分别是21?1英镑和13?3英镑，英国工人的年平均工资是32?6英镑。此时的英国女王是维多利亚，其父亲在女儿没做国王时，好歹是王子——乔治三世的儿子，这王子曾几次向名噪一时的社会主义空想家大资本家欧文借过钱，但借来借去，总共也就借到几百英镑。也就是说，赫德的父亲对儿子前去中国，充满了希望！

而儿子也没有使父亲失望。1854年来华，担任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翻译。1863年，被大清雇佣为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这时的赫德年仅28岁！1865年，北京设立总税务司，隶属总理衙门，赫德从此常驻北京。由于工资是按业绩提成，赫德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富的人之一。

当时的大清政府对赫德很是信任。赫德是个工作狂，每天工作18个小时；赫德理财也是一把好手，自从他出任海关总税务司司长，中国海关工作效率增加，税收也增加——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先后在厦门设闽海关，宁波设浙海关，广州设粤海关，上海设江海关，与其说清政府拥有海关的独立自主权，毋庸说，各地海关拥有独立自主的损公肥私权。嘉庆四年（1799年），户部规定的税额为粤海关85?5万两，闽海关11?3万两，浙海关3?9万两，江海关4?2万两。这一数额是依据各海关官员的申报而制定，大略相当于征课总额的十分之四。而通常清政府能收到十分之一就很不错了。赫德上任后，中国海关收入1863年为725万两，1866年780万两，1887年20541399两……1899年26661360两（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第128至129页）。京师同文馆的经费，洋务派创办军工厂的投资，官派赴美留学生和驻外使馆的费用，大部来自海关税收。阿诺索伯爵曾是葡萄牙驻华代表，他在自己的《全球游记》中评价赫德：“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腐败、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的机制，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赫德掌握着帝国年收入的1/3，手下雇员5500名，却能在贪污成风的大清、在贪污起来最方便的海关建立一个清廉奇迹！

赫德的第三个优点是谦逊，他缺少一般英国绅士身上那种固有的傲慢与偏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大清属于那种把挨打看作儿子打爹的政府，大清臣民喜欢那种爷孙式外交。难能可贵的是，赫德还不像一般欧洲人长得那么高大，而是非常瘦小，这种体格，不至于让“甘拜上风”的中国人产生尴尬。于是，“地利”（瘦小）与人和（谦逊）决定了赫德的亲和力。这导致鬼子六奕欣第一次见赫德，就对他一见钟情。比英国绅士还要傲慢的这位中国亲王，甚至还摸摸赫德的西服，并请他展示西服的设计功能。赫德之所以能挤走前任李泰国总理总税务司，就完全得力于恭亲王的举荐。亲王后来干脆称赫德为“咱们的赫德”！

事实上，大清随之兴起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没有超出赫德的建议。赫德甚至有把中国建设为亚洲经济大国的理想。面对赫德的如此理想，不得不为那时中国大员们的昏昧而汗颜。因为他们面对赫德的建议，只会一概斥之为“包藏祸心”。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就是赫德的第一个尴尬，没有把你当自己人。赫德虽然让自己的儿子读中国的经书，参加中国的科举，但是中国人仍然把他当外人。可能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折子中写个“局外”的名称。

赫德的第二大尴尬是：作为一个英籍中国官员，如何在对英帝国和对大清帝国的忠诚之间保持平衡？他赢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同时则失掉了英政府的信任。1885年，英国政府因为欣赏赫德调停中法战争的外交能力，打算请他出任英国驻中国、朝鲜全权大使，这么光荣的任务，赫德竟拒绝了！不但如此，随着列强在华争夺权益的升级，赫德越来越对德、俄，甚至对英国的侵华政策表示不满。伦敦外交部对他的表现表示担忧，对他的爱国忠心也开始怀疑。中国有史家分析说：赫德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中国被瓜分了，统一的海关不复存在，赫德的经济利益将会受损。赫德固然在乎自己的经济利益，他拒绝出任驻华大使，他的理想是把中国经营为亚洲经济大国！再说了，列强瓜分中国，赫德更应该能混水摸鱼呢。事实上，即使在赫德死后，他的继任，同样是英国人的安格联也并没有因为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产生的内乱而中饱私囊。与当时一些中国官员比较起来，这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品质。

即使赫德对大清的忠诚是有限的，但他至少是敬业的。这就够了。从个人品德上来讲，赫德除了贪钱，还贪权，他甚至想成为中国的海军总司令，最后由于中国的实力派大员曾、李的极力反对而破产。李的幕僚薛福成出了一个馊主意，把赫德的梦想吓跑了。薛福成对李鸿章说：赫德想当海军老大，可以，但是“兵事非可遥制，须亲赴海滨专司练兵，其总税务司一职，则别举人代之，赫德贪恋利权，必不肯舍此而就彼也，则其议不罢而罢。”一句话，赫德要当海军老大，就得把海关老大的位置辞去。赫德，这个来中国就任时身揣50英镑巨额路费的穷小子，当然不愿舍去海关这个高薪岗位了。赫德的阴谋最后没有得逞，海军老大的位置顺利地给了李鸿章。

赫德在大清，走到了一个大清官员所能走到的荣誉的最高峰：48年总税务司任期内，清政府对他赞爱有加，不断地加官晋爵——1864年赫德被授予按察使衔（三品）；1869年被授予布政使衔（二品）；1881年被授予头品顶戴；1885年被授予双龙二等第一宝星、花翎；1889年被授予三代正一品封典；1901年被封太子少保衔；1911年病故后，清政府追封赫德为太子太保！

在大清的镜子中，赫德好歹是个好官员；在现代一些史学家眼中，赫德怎么着也是英国那边的。而在当时的英国人眼里，赫德好像又是中国这边的。英国政府与社会虽然给了他诸多名誉，但是他直到死时都没有获得一直渴望的勋爵封号，最终以爵士地位恹恹而终。他一生拥有诸多财富，但是却终生没有归宿感；他一生参与并经历了诸多军国大事，但在他的日记里却载满了孤独与凄凉；他生前尴尬，死后也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