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贞(1909—1995)河北省人。字石如，著名爱国人士，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十期毕业，南京陆军大学第11期毕业，重庆国防研究院第1期毕业。任北平惠中中学董事长；陆军大学少将兵学教官，陆军大学编译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参谋兼中央设计局专门委员；第十一战区参谋长，第十一战区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北平行营参谋长，北平剿总司令部参谋长，联合勤务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国防实践研究院军事讲座，国民党陆军中将。62年6月移居澳门。90年代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95年11月29日在京逝世，享年87岁。

回忆录

目 录

一、反攻变成受降

二、我到北平（北京）

三、北京饭店接见根本博司令官

四、北平前进指挥所洽降

五、黑影憧憧

六、何其巩密约根本博

七、逮捕酒井隆

八、美军登陆

九、美军骆基少将在天津受降

十、太和殿受降 万民观礼

一、反攻变成受降

1945年，已是抗战进入第八个年头，要从（九·一八）1931年算起，进入第十四个年头了。

战争仍在进行，社会一般生活已艰苦之极，但军民上下一心，没有出现厌战思潮，社会秩序，也大体稳定。

沉默的群众心里，只有一个“抗战到底”的想法，不管“底”有多远，也要走下去。

全国军民，只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一个伟大期望。

这个期望，就激发出贫弱的中国人无穷的潜力、无比的忍耐，强韧坚定的民族性格发挥到最高峰。

这时期美国麦帅已在西南太平洋，逐岛向日本进击，返回菲律宾逼近日本本土，一般人不怎么知道，因为没有收音机。

我们中国第一批新军，整训已经完成，第二批36个师，正待整训。

1945年4月，日本21军自湖南宝庆西进，企图夺取我芷江的空军基地。这是日军最后一次的攻势会战。因为日军遇到了比日军战斗力强大的国军，日军惨败。

日军达到了“攻势顶点”，我们到了“战略攻防转换线”，中国新军，已乘胜从湘西、广西，向广州开始反攻了。

在这之前，华北也成立了新战区——第十一战区——不平常地是新战区的区域，远在敌人占领区之内的河北、热河、山东。

名将孙连仲上将为战区司令长官。预定配五个军的劲旅。攻略华北三省，收复失地，其任务明确是一个“反攻战区”。

孙连仲是河北人，蒋先生把侍从室两个河北人，也派到十一战区去服务。刘本厚为军务处长，我为副参谋长兼作战处长（上边还没有参谋长），让我们一起打回家乡去。

我们在西安，组织司令部，准备调集部队，候命进出华北。

九月初，何应钦上将，忽然来到西安，召集第一战区（胡宗南）第十一战区（孙连仲）军事会议，宣布中国已接受日军地投降，各战区应速派出洽降人员，与日军联络，越快越好。第十一战区应速在北平，设立前进指挥所，接受日本洽降。

于是，我也接受个新任命，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担任一个从未梦想到的新任务——“受降”。

二、我到北平（北京）

1945年9月9日，我只能偕几位参谋人员，飞去北平。——因为飞机小，只能容20人，尚有河北省政府几位官员同行。

机上临时凑合的一群人，既陌生又新奇，面对新经验的挑战，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其实我也一片茫然。

当天下午，到了北京西苑机场，寂寂无人。知道和门司令的电报未联络上。时日已西斜，但天朗气清，和煦宜人，一股家乡味，陟上心头。“祖国大地母亲，你的孩子们回来了。”立刻想伏地一吻，又怕旁人生怪。正在犹豫之间，伪宪兵司令来了，“报告：军部参谋长高桥坦，立刻来迎。”

我转入场屋，门口适有一小长桌，我就在桌后椅子坐下。

高桥坦已由车上下来，正在拖刀跨步向我走来。

（这人就是七七事变前，驻华中佐武官。和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两人，不断用粗暴无礼、侮辱恫吓的野蛮手段，对付中国政府高级人员的打手。）

高近桌时，趋步向前，伸出长臂，意欲握手。我顺手一指桌前小凳，“请坐下。”并未和他握手。我是执行同盟国的共同规定，可是他觉得是到中国以来，第一次遭遇到的不幸。本能地，倒吸一口凉气，真的，抽出声来了。

我问了他几句话，起身准备入城。

高桥坦中将，立刻走到他的车前，拉开车门，立正请我上车。

我以为受降人员坐日本军车进城很不适当。回头问那位航空先遣办事员：“你有没有车？”“有，小车。”“有没有国旗？”“有。”“借我一用吧。”我就登上这悬有中国国旗的小车进城。

高桥坦脸上铁青，随着我车后跟进。

到机场时，我的参谋人员，已与门致中司令（反正伪军）联系，他不在家。只联络到何其巩，反正两人都不认识，我们一群人，就开到何府去了。

何其巩曾做过冯玉祥的秘书长。现任民国大学校长，和日军部关系很密切，是政治上的活动分子。设宴热烈招待我们，然后把我们安排住到北京饭店。

北京饭店，停电，没电梯；楼梯无地毡，滑滑地向上爬。真有点累，服务员向我们鼓掌，也无力招呼。

我住四楼413号。

三、北京饭店接见根本博司令官

　1945年9月10日上午9时，联络参谋报告：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求见。我答应请他们进来。

根本博几人入室，知道不可再握手，鞠躬为礼，我起立还礼。然后他们在桌前小凳上就座。

我真佩服年轻参谋的灵敏性，就在我命联络参谋引导根本博来见的一瞬间，他们已经把中国国旗和党旗悬挂在我桌后的墙壁上，使我座位，增加了国权的气势。

根本博先介绍同来的高桥坦参谋长，渡边渡参谋副长，及翻译尾关正尔中佐，然后说昨天未到机场亲迎，表示歉意；也询问曾由重庆转致孙长官电报，不知已收到否。之后接着说：“贵官远道而来，负责主持前进指挥所，敝官非常钦敬。”

“至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之安全，本人绝对对孙长官负责。”

“今后，本司令部对前进指挥所的联络，敝官已指派高桥坦中将为全权代表，负责联络事宜。”

“须报告的是自从停战后，即有不明系统的部队，到处破坏交通，并要求占领都市，解除日军武装……治安破坏，实与民生有重大影响……如能示之贵国军到达时间，实为大幸。”

我告诉他，电报于出发前已收到。

关于日军，不准向任何游杂部队交出武器。并应维持社会治安等项。贵官应有由何总司令致岗村宁次将军的备忘录中，可以了解。”

“我国军队到达时间，尔后本官当另行通知。”

根本博把他担心的事，已明白表达出来。但我只有十几个参谋，当然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命日军照备忘录办事。

另一件他们担心的是中国对投降日军的态度问题。我对根本博说：“胜利者对能悔改的失败者之宽恕，为人类最高道德。我中国是有伟大文化的民族，在日军正式纳降以后，我政府对日军及日侨必依国际公法，使日本军民有安全的保障，决不报复。”

无论我说什么，根本博司令官，始终微笑，保持大将的雍容气度，可是当我说这段话的时候，渡边渡少将，却把眼睛闭上了。

高桥坦对我的态度是明白的，渡边渡是怎样想法呢？将对我的工作，有一定的影响。

（当日谈话，双方都有记录存案，是照记录摘下来的）（下同此）

四、北平前进指挥所洽降

1945年9月12日于北平定阜大街迎宾馆

我很感谢参谋人员办事迅速，进驻指挥所第一天，即对日军下达命令，召日军代表高桥坦中将来指挥所洽降，接受受降官的命令。

发出命令的同时，我指示日军代表，不准佩刀、佩勋章勋表。当晚门致中司令受日军部委托来见我。

“日军很爱面子，可否给他们一点面子。”

我想日军投降时，不得佩戴军刀，是同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塞的共同规定，适用于中国战区。能否执行，有关国格。我断然地说：

“日本人的勋章面子，是流中国人的血换来的，我以胜利国受降人员的名义说，我不愿意在洽降时，见到有损中国面子的东西——胜利者更需要荣誉。”

门司令二话没说，转身就走了。

他怎么想法，我不知道，但习惯于服从日军命令的人，骤然听到中国人使用自己正当权利说话的声音，似乎尚未习惯。

1945年9月12日在前进指挥所召高桥坦洽降。

这天中国出席的人员：

主任 吕文贞将军

刘本厚少将

刘云楷少将

初光中校（日文翻译员）

列席人员：高卓东、刘漫天、施奎龄、何海秋、张伯驹、陈开疆、刘之泽、张家铨、杨海澜、许绍庄、李竞俊、王子恩、张廷楼、黄宗徵共十四员。

记者：中央社分社主任丁履进，江松年、马在天、赵光贤、白进文、卜青茂六人。

记录：张养浩中校、秦泽民上尉。

日方人员：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代表高桥坦中将

尾关正尔中佐

虎雄中尉

是日，高桥坦准时到达指挥所，候传。经参谋报告，准召见后，隋承礼中校引导高桥坦中将进入洽降室，依指示就位，坐在洽降主任前方的对面。

我方洽降主官，先介绍自己身份。

吕：“我为中国战区第十一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将军，代表受降主官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办理日军投降事宜。”

继介绍参谋主任刘本厚少将，高级参谋刘云楷少将。

“请日方来官，说明身份及任务。”

高：“本人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中将高桥坦，代表本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办理投降一切事宜。”

“左为尾关正尔中佐，负责与贵所联络事宜。”

“右为山内虎雄中尉，为本人的翻译。”

吕：“本战区司令官孙连仲上将，由电报交门司令转致根本博中将第一号备忘录是否收到？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在九月九日以前，即日本正式签定降书前，历次致岗村宁次将军之备忘录及是日以后的命令，贵官均已知照并遵办否？”……

“贵官根据备忘录，在缴降前，应准备诸项，是否已准备妥当？”……

每次发问后，高桥坦均一一作答，认为满意后，吕主任即下达有关受降的训令三项，每项命令均由吕主任宣读，再交高桥坦代表领阅，详看内容。

吕：“贵官对所受三项训令，是否确已了解？”

高：“已全部明确了解，当转致根本博将军，迅予遵办。”

我参谋请高桥坦在命令受领证上签字。

吕：“贵官尚有其他事项否？”

高：“所有提出文件，拟作正一部，副二部，共计三部，日文为正本。”

吕：“三部可，应以中文为正本。”

高：“请准延十分钟，尚有事陈述。”

吕：“以与备忘录及训令有关事为限。”

高：“是。”

“（1）我军对平津、保定、石家庄地区，为期交代之完整圆滑起见，现正负全责，担当治安之维持。”

“同时对于兵器及军需品，及军事设施，亦完整加以保存，并正准备逐次确实交代，以副贵军之要求。”

“（2）在此区内匪团跳梁，长城内外，苏军之行动，未可轻视，敝军已有一部变更部署，以防意外。”

“（3）苏蒙军及匪团行动，实为交代中极大障碍，我方为遵照备忘录之规定，及保持东亚盟主之贵国与敝国之友好起见，当尽我最大之努力，以排除此种困难，以实行交代。”

“此后当竭诚遵行贵军之要求，敬希垂察微衷。望对敝军所陈之事项，还祈采纳。”

“（4）在接收上所需资料，定遵贵军命令准备，如数呈缴，如有所需，可随时派员往询。”

吕：对军事受降各项，均照备忘录一一置答。

唯对所提“此区匪团跳梁，长城内外苏军之活动，未可轻视。”及“苏蒙军及匪团行动，实为交待中之极大障碍。”事涉敏感的政治问题，实非我洽降主任所宜置答。

我胸中早有“雅尔达密约”的沉重压力，而今苏军又进入我东北参战，正是“事未可知”，岂止“未可轻视”而已。但我当时的直接反应却是决不受日本人的挑拨，当即说道:“苏联系中国的忠实盟国，决不会做出不利中国的行动。”

“贵官适才所提苏蒙军在长城内外活动一节，恐系一般匪徒活动之误。”

高似对我说的盟军观点，不表认同，只另说些保证治安的话，作为结束。

吕：“今天知贵官对应准备事项，已积极准备，对所领训令，表示切实履行。此种积极态度，给我印象甚深，殊表欣慰。”

高桥坦三人退出。

我和列席诸友在室前，院内合照一像，大家都说有历史意义，因为百年来，中国第一次是受降者

五、黑影憧憧

　高桥坦在机场，我拒和他握手，洽降时不准他佩刀，有点不服气。口出怨言，意图报复。适七·七事变前，和他共同逼压侮辱何应钦的搭档酒井隆与他唱和。酒井隆是煽动暴乱的黑手。颇有制造动乱，使我国军到达北平前，发生点风波的意图。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最不争气的是“中国人污蔑自己人的劣根性，也会随时犯病”。我到北平不够一周，情报组报告说：市上频传“吕主任和名伶言慧珠往来颇密”消息来源不明。待查。

忽然，言慧珠不堪社会指责，因而自杀入院，更助长谣言的传播。

后来，张家铨送来一份有名大报，头条新闻，竟然是“吕文贞携名伶招摇过市，王鸿韶怀仁堂白昼宣淫”（王是北平行营的参谋长。怀仁堂是中南海里的“戏台”，作开大会所用的。）这更助长了高、酒的气焰。

日人加以从中煽动，立刻传遍九城，家喻户晓。酒井隆、高桥坦再散出日军不稳的消息，于是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指挥所人员，每天埋头十二小时的工作，晚上也忙着办公，对外边事，本不太清楚，可是关心我们的人，却不断来报告外边的消息。有天晚上，有位在北平地下工作人员，竟来对我说：“外边风声很紧，主任最好换便衣躲一躲。”

“我是主人，主人怎可离开自己的家呢？我是代表中国主权来的。我是军人，宁可死，也不应该做出使中国国家蒙羞的事。怎会躲开呢？

“你放心，今天不同往日了。他们不敢！”

当时在外人看来，好像指挥所已陷入危境。果真如此么？我有点不相信。

六、何其巩密约根本博

　第二天，何其巩打电话来，约我到他家晚餐。说，根本博也来。晚上，我准时到南池子何府，门口已有人守候，接我下车便说：“何先生请主任先到书房，何先生在那等着呢。”

他引导我到书房落座之后，何先生便对我说：“高桥坦说很多闲话，市面不好。司令官来了，彼此谈谈好。”最奇怪的，他突然说“如果有什么大的集会，请你给我个面子，让我做首席说话。”我自然会的。但这时候，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让我感激他约根本博的用意吗？我没作声，就去会客室了。

和根本博彼此招呼之后，立即入席，何先生名厨名菜，的确出色。敬酒之后，何先生开口：“近来市面不好，谣言多，人心浮动，与治安不利，你们两位指挥官，应该好好谈谈。”

我听了这话，真有点摸不着头脑，事先也没有谈什么的思想准备，并未说话。

根本博于是发言：“何先生所说，我也感到忧虑。但自停战以来，敝官的统帅权下落，对所部确有监察不周之处。军中违反军风纪之事，频有发生。甚至有人来诱说士兵向八路军逃亡之事。目前如发生使人不满意的事件，请贵官见谅敝官之处境。”

根本博处境的困难，是可以理解的，投降之后的军队，能维持这样的纪律，已经难能可贵了。但他说话之意，恐不在此。他似乎是在传递一种消息，“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发生，也不是他所能控制的。”在这敏感的时刻听来，就觉得暗含着威胁的意味了。也许他并无此意，但我手无一兵一卒，国军什么时候到达，尚未可知，就不能不偏这方面想了。我总要说服他对备忘录维持治安条款的执行，负全责才行。

于是我对他说：“对贵官所说，我有充分的了解。对贵官的处境，我也十分的同情。但我们两个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们两都在执行自己国家的命令。

“我今天负责指挥所的责任，主要就是要服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战区受降主官孙连仲上将的命令，来贯彻执行同盟国的共同规定，忠实地严格办好我们受降备忘录各项事项。

“贵官亦应谅解本官所代表的立场。而且我可向贵官再说一遍，我国必能依照国际公法，保障日军日侨的安全归国。与贵官第一次会晤时，已恳切表明此意了。

“贵官今为贵军投降代表。贵国天皇已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天皇冀望于阁下者，必为圆满完成投降事务，使日军民早日安全归国。

“将军之任务，今昔异趣。今日圆满办好投降，即为将军之业绩。如出现与天皇意旨相悖之遗憾事件，既违军人服从之义，恐将军亦难光荣归国。”

我最后一句话，的确是有意的“一语双关”加上点威胁的意味。

我谈，日外务省那文官翻译。根本博集中精神，静静地认真听着，但他抹去了他的招牌微笑，似乎心里在沉重的思考。

过了一刻，根本博经过深思，然后意味深长的说：“敝官必当竭诚尽力圆满完成投降的任务。

“我绝对会满足何应钦上将，孙连仲长官的要求。请贵官了解敝官的诚意。”

主人何其巩先生，静听着两客的交谈，从未发一言。

我们最后以和谐的微笑结束，并未争论。也不负他一番苦心，日军不稳的谣言，也从此可以扫清了。

七、逮捕酒井隆

次日，我问情报组，“酒井隆闹事的情况怎样？”

张家铨（军统成员）说：

“我们在日军里边有人，知道高桥坦和酒井隆，态度恶劣，想鼓动日人同意他们闹事，对内煽动，对外散布谣言。的确使市面上紧张。

“我们也知道了，渡边渡参谋副长，是反对高桥坦、酒井隆反吕的。

他说：‘我们以前遇到的中国人，对日本人惟命是从——那是伪中国人。’

‘今天我们遇到的吕将军，才是“真中国人”。以后日本就要和真中国人打交道了。应该改变的是日本人对吕将军的态度。’

“渡边渡这一番话，使高桥坦、酒井隆洩了气，才没闹起来。”

我接到张家铨这个报告，知道风波过去了。我感谢第一次听我话时闭起眼睛的那位将军。（随后他介绍日本政、经、新闻专家和我谈中日未来问题。）

我们早知道，酒井隆、高桥坦企图制造混乱，破坏社会秩序，并妨害投降圆满进行，遂下令把酒井隆逮捕。

酒井隆此时，已为退休的中将。被捕后来见我，用绷带挂起一条胳臂。我问他“你做什么来着？”他说“我什么也没做。我在养病，什么也不知道。”

我们把战犯酒井隆送到南京战犯法庭，判处他死刑，1946年，枪决。

战犯高桥坦，受降后，也送到南京受审，死在狱中。

顺便提一笔，川岛芳子（金碧辉）也被捕了。她对我说：“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想中国永远不敢接受这样的“爱国者”。这个冒牌爱国的真正罪犯，也在北京处以极刑。

八、美军登陆

（第三两栖兵团，秘密来华，协助输送日军民归国。最高统帅授权美军代表中国在天津受降。）

1945年9月30日，忽有美军华德少将来访。

他自我介绍为美国第三两栖兵团副参谋长，负责外事联络，现在该部已在中国海上，预定由塘沽登陆。

“特专机来接你到海上和洛基司令会面。”

“我未接到中央命令，外军在我区领土登陆，我有权拒绝。”我说。

“我知道你不知道，这是蒋委员长和我们总统两人达成的‘密约’，特别来华协助中国遣返日军的。事前连何应钦也不知道。”

（我了解，美国罗斯福总统雅尔达出卖了中国，现在又怕红军进入东北，不肯撤军。而史大林既从中日战争中捞取中国领土的利益，又防美军来支持中国。我接受他的解释。）

于是我约施奎龄（河北省财政厅长）作临时翻译，和我一起搭美机去天津。复由华德驾车一起去塘沽，登上第三两栖兵团旗舰。华德领我会见了洛基司令。当向他致欢迎词：

“我代表中国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上将，欢迎贵军来我战区，执行联合任务。希望尔后合作愉快。如有需要中国方面任何帮助之处，请华德和我联络。”

洛基司令正在和在座的一位四星上将研究问题，我们随即退出。那四星上将，当然也是秘密人物，华德没说，我也未问。

不同国家的军队联合作战，现代已成常事。但我们是受过伤的国家，内心深处，总觉得外国军队到中国领土上作业，不是滋味。可是如果没有美海军来协助，战后日军民的遣送，恐怕几年也办不完。

幸而是一般美军很容易相处，我们之间，从来也没发生过摩擦。只是他们的联络军官黑格上校，在我长官部住着有闲，把所有人都给起了个绰号，可惜我没有。还有一件事，是孙连仲表弟王君，为讨好美军官，借给那个人一笔法币用。后来那位美国军官坚决不还，说他当初是赠与的。我相信王君的外语能力，是很有问题的。

九、美军骆基少将在天津受降

1945年10月5日华德又来接我，说他们部队要在天津受降。我心里有点意外，怎么外国人到中国区受降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别授权代表中国受降的。是原来的密约，还是临时决定，不得而知。总之在全中国分区受降的命令上是没有的。

10月6日美军受降，就在司令部前一个小广场举行。投降代表是118师团司令内田银之助中将。仪式简单隆重，升旗，签字，献刀，很快结束。

宾客入室祝酒，罗马主教蔡宁首先举杯向洛基司令致贺词，第二个我也举杯致简单贺词。

中国参加受降仪式的，除我代表第十一战区外，另一个就是天津副市长杜建时，只有我们两个中国军人。

受降时，聚集围观的中国人，大概有二三百人，眼神都有几分疑惑。

升旗，先升美国旗，奏美国国歌，群众的脸色立刻沉下来。是不是日本走了，美国又来了呢？

接着升中国旗，奏中国国歌。一下子像火山口大爆发，沉默的群众，脸上突然展开笑容，情不自禁的高呼“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之声震耳不绝。爱国情绪的强烈感人，使我几乎落泪。

祝酒出来，有些群众，叫着万岁，向我这边拥来。当我上车欲行时，也许他们猜测我是后方来的什么人，一些年轻人立刻把我车围上，不让车动。更有一些青年窜到我车棚上去，不肯下来。这是什么感情！这感情蕴育着什么力量，谁能把当时的感受复制出来，传递给大家感受呢！

祖国的强大，就凭这种力量，你们的热情，我永远感谢你们！

洛基司令带着属下师长，曾来北平拜访孙连仲长官，孙长官也曾去天津回拜洛基司令。那是我们受降以后的事。

十、太和殿受降 万民观礼

1945年9月7日，我回到北平，跟刘本厚说：“原定中南海怀仁堂室内受降的计划取消。”——“美军公开受降，我们也要公开受降。”

刘办事谨慎，可是对这意见，他并未反对。

“走，跟我一块找新场所去。”刘和我带个参谋，驾车直奔故宫。我第一个念头，是“午门受降”。

可是到那一看，门上地方太小，门前平地上，后边看不见前边的仪式，否定了我的预想。

接着向宫内走去，边走边看，边选择。

“啊！这个大广场好，可容十几万人吧。”登上玉墀，太和殿前也有好大空间。回头向广场一望，下边也可以望到上边。“好，就在这儿受降吧！”他也同意。

我就把美军受降的节目，介绍一遍，然后把自己预想的受降规模和程序说了。

“孙长官到后，咱们就在太和殿受降，一切由你布置吧。”

刘本厚是个好参谋人员，这大规模的准备，两天内，他都办好了。

——使我们在太和殿进行了辉煌的历史性的受降典礼。

——使我们北京市民在“皇宫”为胜利而欢呼，把八国联军的耻辱，也洗刷一下。

我这“独断专行”的决定，自愿承当上级的谴责，幸好上级根本没问这件事。

1945年10月10日早晨，故宫太和殿前大广场，已灌满了学生和市民群众，受邀请的中外嘉宾数百人，也纷纷入场。

准十时一到，司仪宣布典礼开始。

首先受降主官就位，我陪着孙连仲上将，自太和殿内步出，到既定的位置。我站在他左后边，长官部的幕僚人员，排队站在受降官后边。

举行升旗礼，奏国歌，全场人员，向国旗敬礼。

受降主官宣召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根本博中将率其幕僚入场。

日军人员已准时到门外候命。此时由中方引导参谋，导日军进入广场。

根本博司令官，率领参谋长高桥坦以下廿二人列队，自群众中间甬道步向太和殿。

夹道两旁群众，见日军入场投降，高呼“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欢声雷动，声彻云霄。青少年展开欢颜，中年老年人多含热泪。

根本博领队到太和殿前，在受降台旁，列队候命。

司仪宣布：

“日本投降代表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签字。”

根本博到台前之两份降书上签了字——退回原位。

“中国受降主官签字。”

受降主官孙连仲上将在“受降主官”下签字——退回原位。

“日本投降人员献刀。”

根本博司令官献刀，高桥坦献刀，渡边渡以下逐次献刀。献刀后均退回原位。

签降、献刀之后，日军退出，群众欢呼若狂。

奏国歌，全体向国旗致敬。

礼成——嘉宾入太和殿祝酒致贺。

（多签的一份降书，受降所用的桌椅文具均移送北京故宫博物馆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