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字子骏，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目录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等刘歆方面都堪称大家。

中文名：刘歆

别名：刘秀

国籍：中国

出生地：沛（今江苏沛县）

出生日期：公元前50年

逝世日期：公元23年

职业：科学 经学家、目录学家

代表作品：《七略》

字：子骏

个人简介

生平

贡献

主要成就

主要著作(个人著作 研究著作)

古学鼻祖

生平事迹

刘歆对今文经学的批评

编制中国第一部较完整历法

人物争议

人物评价

个人简介

刘歆，(约前50年－后23年)，字子骏，西汉末年人，汉高祖刘邦四弟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宗正刘向之子。公元前6年（建平元年）改名刘秀。

刘歆在古代典籍分类整理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在当时积极推行古文经学。刘歆跟随其父刘向整理秘书，他将左丘明的《左传》（即《左氏春秋》）拿去解释孔子的《春秋》，清代学者刘逢禄乃怀疑《左传》遭到窜乱，引起论战。康有为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而章太炎、梁启超等人都把刘氏父子看作是孔子的后继者。

刘歆还是天文学家，他编制的《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此外，他在圆周率的计算上也有贡献，他是第一个不沿用“周三径一”的中国人，并定该重要常数为3.1547，只略为偏差了0.0131。

刘歆少年时通习今文《诗》、《书》，后又治今文《易》和《谷梁春秋》等。以能通经学、善属文为汉成帝召见，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协助校理图书。刘向死后，继承父业。哀帝时，刘歆负责总校群书，在刘向撰的《别录》基础上，修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

生平

刘歆是西汉皇室宗亲，其父亲刘向是当时的知名学者，博通经史，天文学方面也造诣很深，曾在朝廷中做过官。刘歆从小生长在这样一个学术气氛很浓的书香门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书，其非凡的才华逐渐显露了出来。少年时代，他已精通《诗经》、《尚书》等当时被认为是最古老最经典的书籍。当时的西汉皇帝是成帝，他听说刘歆小小年纪就学识渊博，特意召见他，让他做黄门郎。这是刘歆走上天文学研究的第一步。

河平年间（公元前28--公元前25年），皇帝令刘歆与其父一同负责整理校订国家收藏的书籍，这使刘歆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皇家的各种稀见之书。刘歆坐拥这些皇室典藏，如饥似渴地钻研起来。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的父亲刘向去世，皇帝任命刘歆为中垒校尉，统领校书工作，以完成他父亲的未竟之业。

汉成帝死后，汉哀帝继位，西汉王朝的统治权逐渐落入外戚王莽手中。刘歆曾与王莽共过事，二人关系十分密切。王莽就推举他做了侍中太中大夫，此后又逐渐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成为显赫的人物。后因与时人政见不合，请求外任。汉哀帝死后，王莽便任命刘歆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又提升为羲和京兆尹，并封为红休侯。(羲和，西汉时称太史令，王莽夺权后，把许多官名都改为上古时的官名。羲和是帝尧（约公元前21世纪）时的天文官，王莽就把太史令之称改为羲和。)

刘歆陷入政治旋涡后，又想极力挣脱。他谋诛王莽，事泄自杀。刘歆的著作大多已亡散，其《移让太常博士书》今保存在《汉书·刘歆传》中，其《七略》今基本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其《三统历谱》在《汉书·律历志》中也尚存梗概。此外如《尔雅注》、《钟律书》等均佚。明代人曾辑有《刘子骏集》。

贡献

刘向、刘歆父子经过20多年的努力，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在这次校理群书的工作中，刘歆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为了对书籍的篇章文字等进行校正和勘定，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然后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总共整理出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并为先秦古籍的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伪、考据等学问开始产生。

刘歆在其父刘向编纂《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为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著作。《七略》计七卷，其《辑略》为全书的叙录，其余六卷，有《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13219卷。《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每种每类都加小序，说明其学术源流、类别含义等，不仅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著《移书太常博士》，是经学史上重要文献，还著有《三统历谱》，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根据量器的铭文计算，所用圆周率是3.1547，世称“刘歆率”。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贡献首先是发现了一批晚出先秦经书，使之免于佚失，由于刘歆的倡导宣扬，使这批古文经书为社会和士人广泛得知，遂转相传习不辍，尤其是《周礼》、《左传》、《毛诗》等终于传流至今，成为经学的重要文献。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二个贡献是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为了发扬古文经，刘歆等人重视训诂，不仅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体笔意以解经。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三个贡献是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如果说是董仲舒开创了以微言大义说经的今文经学的话，那么重视名物制度的古文经学就是刘歆开其山门了。

刘歆，是西汉今文学之异军，是东汉古文经学之宗师。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

主要成就

自西汉晚期开始，古文经学的振兴是与刘歆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他在长期校理中秘书籍的过程中，接触到大批外人无法看到的古文经籍，从而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做出了空前的成绩。具体地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重新排列了六艺的次序，把《易》经提到首要的地位。同时，协助刘向将内朝秘藏中发现的《古文易经》校对当时通行的《易经》各种隶书本，把费氏《易》定为古文经典。自孔子以来，六艺次序总是以《诗》、《书》为先，然后一般是《礼》、《乐》、《易》、《春秋》。刘歆认为，“六艺之文，……《易》为之原”。他对《易》颇有研究，认为《易》经由上古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三位圣人才完成的，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因此，六艺之首当推《易经》。从此以后，历代志书和目录关于六艺的次序，均以刘歆的说法为准。至于《易》的流传，西汉施氏、孟氏、梁氏、京房、费氏《易》、高氏《易》等等，都是隶书的抄写本子。刘向、刘歆父子发现了战国遗存的古文本，用来校对各种隶书本，结果只有费氏《易》与古文本相同，于是确定费氏《易》为古文经典。

第二，首次披露了《古文尚书》和《逸礼》的来历，将秘藏的古文经本传出内朝，使更多的士人有机会学习。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发现了古文《尚书》与《逸礼》，后由孔安国献给朝廷，藏于秘府。向、歆父子整理时，发现古文《尚书》比今文本多出十六篇，并对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今文本作了校核，发现了一些脱字之处。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首次披露孔壁古书的事实，使朝野士人都知道还有《古文尚书》与《逸礼》的存在。这对推动古文经典的广泛流传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首次把《毛诗》归于古文经典。刘歆少时通习今文《诗》学，后来才读到《毛诗》。他根据内朝秘府的资料，知道“又有毛公之学，在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艺文志》）。

第四，首次把《周官》称为“经”，列入古文经典。《周官》名称，始见于《史记·封禅书》，原来不称“经”，与儒家经典没有什么关系。刘向、刘歆整理时，开始归入“六艺略”礼类，称之为《周官经》六篇。

第五，重新整理《左氏春秋》，探求全书的义理。从汉初直到汉成帝时，传习《左氏春秋》的有北平侯张苍、贾谊、赵人贯公、张禹、尹更始及其子尹咸、翟方进、房风等人。由于“《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访而已。”刘歆校“中秘书”时，看到《左氏传》古文本“大好之”。遂向丞相翟方进和亟相史尹咸学习《左氏春秋》，质问大义。

自西汉晚期开始，古文经学的振兴是与刘歆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他在长期校理中秘书籍的过程中，接触到大批外人无法看到的古文经籍，从而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做出了空前的成绩。刘歆对“五经”古文经典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特别爱好且最有研究的是《左传》。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下沼征询臣下对立《左传》博士的意见，同时让刘歆去跟今文经博士们讨论经义。今文博士“不肯置对”，拒绝设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这使刘歆十分恼火，写了一篇驳斥太常博士的书文。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经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它首先肯定了孔子与六艺的关系，认为孔子正乐、《雅》、《颂》，修《易》，序《书》，制《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夫子薨而微言绝，经历战国和暴秦”，“道术由是遂灭”。汉兴七八十年间，虽然经书颇出，广立学官，建置博士，但是，“离于全经，固已远矣”。接着，书中披露了孔壁古文《尚书》与《逸礼》发现的事实，介绍了秘府所藏左丘明撰的《春秋》古文本，指责太常博士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最后强调指出，根据汉宣帝广立《毅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的成例，“义虽相反，尤并置之”，应当将古文经列为学官。“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汉书·刘歆传》)。刘歆的言辞甚切，引起太常博士们的怨恨。大司空师丹大怒，“奏歌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尽管汉哀帝袒护刘歆，以为“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汉书·刘歆传》)但刘歆终究得罪了当权大臣，又为今文博士们所讪谤，被迫离京去当地方官，数年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

汉平帝即位，王莽操纵朝政，重新起用刘歆。王莽自比周公，号“安汉公”，追封周公和孔子的后代，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在这些活动的背后，包藏着王莽篡汉的祸心；而刘歆成了王莽政治阴谋的追随者。《汉书·儒林传》载：“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但这时倡导古文经学，已经丧失了学术意义，成为王莽政治阴谋活动的一个部分。壬莽篡汉建立“新”朝后，刘歆成为国师，号“嘉新公”。王莽改制时，始称《周官》为《周礼》，根据《周礼》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专念稽古之事”，如班固所揭露的：“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样，刘歆以古文经学服务于王莽的改制活动，建置《周官经》博士，也就无学术价值可言。当时，左将军公孙禄对王莽说：“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汉书·王莽传下》)刘歆陷入政治旋涡后，又想极力挣脱。他谋诛王莽，事泄自杀。刘歆的著作大多已亡散，其《移让太常博士书》今保存在《汉书·刘歆传》中，其《七略》今基本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其《三统历谱》在《汉书·律历志》中也尚存梗概。此外如《尔雅注》、《钟律书》等均佚。明代人曾辑有《刘子骏集》。

主要著作

个人著作

1、《山海经》 西汉·刘向 刘歆 吉林摄影出版社

2、《七略别录佚名》 西汉·刘向 刘歆 上海古籍出版社

研究著作

1、《刘向评传》附《刘歆评传》 徐兴无 南京大学出版社

古学鼻祖

刘歆对“五经”古文经典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特别爱好且最有研究的是《左传》 。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下沼征询臣下对立《左传》博士的意见，同时让刘歆去跟今文经博士们讨论经义。今文博士“不肯置对”，拒绝设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这使刘歆十分恼火，写了一篇驳斥太常博士的书文。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经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它首先肯定了孔子与六艺的关系，认为孔子正乐、《雅》、《颂》，修《易》，序《书》，制《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夫子薨而微言绝，经历战国和暴秦”，“道术由是遂灭”。汉兴七八十年间，虽然经书颇出，广立学官，建置博士，但是，“离于全经，固已远矣”。接着，书中披露了孔壁古文《尚书》与《逸礼》发现的事实，

介绍了秘府所藏左丘明撰的《春秋》古文本，指责太常博士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最后强调指出，根据汉宣帝广立《毅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的成例，“义虽相反，尤并置之”，应当将古文经列为学官。“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汉书·刘歆传》)。刘歆的言辞甚切，引起太常博士们的怨恨。大司空师丹大怒，“奏歌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尽管汉哀帝袒护刘歆，以为“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 《汉书·刘歆传》)但刘歆终究得罪了当权大臣，又为今文博士们所讪谤，被迫离京去当地方官，数年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汉平帝即位，王莽操纵朝政，重新起用刘歆。王莽自比周公，号“安汉公”，追封周公和孔子的后代，追溢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在这些活动的背后，包藏着王莽篡汉的祸心；而刘歆成了五莽政治阴谋的追随者。《汉书·儒林传》载：“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 《古文尚书》 ，所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但这时倡导古文经学，已经丧失了学术意义，成为王莽政治阴谋活动的一个部分。壬莽篡汉建立“新”朝后，刘歆成为国师，号“嘉新公”。王莽改制时，始称《周官》为《周礼》，根据《周礼》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专念稽古之事”，如班固所揭露的：“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样，刘歆以古文经学服务于王莽的改制活动，建置《周官经》博士，也就无学术价值可言。当时，左将军公孙禄对王莽说：“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汉书·王莽传下》)刘歆陷入政治旋涡后，又想极力挣脱。他谋诛王莽，事泄自杀。刘歆的著作大多已亡散，其《移让太常博士书》今保存在《汉书·刘歆传》中，其《七略》今基本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其《三统历谱》在《汉书·律历志》中也尚存梗概。此外如《尔雅注》、《钟律书》等均佚。明代人曾辑有《刘子骏集》 。

生平事迹

自汉武帝尊崇儒术以后，儒学传授出现了昌盛的局面，当时所立学官一般概称之为今文经学。到西汉末年，刘歆大力鼓吹古文经书“好恶与圣人同”，为之争立学官，从而开启了经学史上的经今古文之争。|

从刘歆的生平交往看，他与王莽（公元前45一公元23年）年岁大体相近，但他又与著名学者扬雄交往较深，扬雄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9年。又《欲传》云，其“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将此事系于成帝建始元年，即公元前32年。按“少”者，年轻人也。刘歆此时当已在20岁左右。由以上诸项看来，刘歆大体年长于王莽，而又稍晚于扬雄，出生时间可能在公元前50年（汉宣帝甘露四年）前后。他是公元23年自杀的，享年大约为73岁。研究刘歆，不能忽略他的宗室出身。他的六世祖名交，字游，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在刘邦抚定三秦，与项羽争天下时，刘交一直随侍左右，很受亲信，所以在汉高祖六年被封为楚王。四世祖刘成有子五人，长子礼嗣，其余诸子皆封侯。吴楚七国之乱，刘戊兵败自杀。其子刘富，因反对叛乱，事前已奔逃京师，得以更封为红侯。富子辟强，学问出众，但不肯出仕。辟强子德，为刘歆祖父，在昭、宣之世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德之次子，12岁时就以父荫任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其后曾任散骑宗正给事中、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刘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年72卒。刘向学问渊博，著述宏富，撰有《尚书洪范五行传论》 、《五经要义》、《世说》、 《列女传》 、《列仙传》、《新序》、 《说苑》等百余卷。

可以说，刘歆的祖辈多数都有做学问的传统。到刘歆成人之时，虽家世不如当初显赫，却仍凭着一个宗室的牌子在朝中占一职位，“家产过百万”。出于严格的家学渊源和个人的天赋，刘歆很早就以才学闻名。成帝之初，亲信大臣就推荐说“欲通达有异材”。由此爱到召见，他“诵读诗赋，（帝）甚悦之”，以至成帝想当场任其为“得入禁中”的中常侍。只是由于大将军王凤的反对而未能得逞。史书上记载这一事件时说：“（帝）欲以（歆）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刘歆只得到了一个待诏宦者署的黄门郎职位。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黄门郎刘歆等参加，对中秘之书，进行系统的整理编目工作。刘向逝世不久，汉哀帝下令刘歆领校五经，以完成其父未竟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

刘歆对今文经学的批评

刘歆作为西汉末期的著名学者，他曾对西汉中叶以来盛极一时的今文经学进行过尖锐批评。他认为今文经学 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 ①，根本无法达到 用日少而畜德多 ②，以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的目的，因此他要求 存其大体 、 玩经文而已，尽快结束那种 一经说至百余万言 的烦琐的章句学风。除此之外，刘歆还对今文经学的以家法传授的弊端进行了指责，认为他们 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 ，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达到 党同门，妒道真 ③的政治目的。刘歆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编制中国第一部较完整历法

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

刘歆任天文官时，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天文工作，这就是编制了三统历，他对天文学的贡献都记载在三统历之中。

三统历是根据太初历改编的，其中加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太初历是汉初天文学家邓平、落下闳等人编制的，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一直使用到西汉末。刘歆系统地叙述了太初历的内容，又补充了很多原来简略的天文学知识，并仔细分析考证了上古以来的天文文献和天文记录，写成了《三统历谱》。《三统历谱》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著作，它的内容有编制历法的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以及五星等的常数和位置的推算方法，还有基本的恒星位置数据。可以说，它包含了现代天文年历的基本内容，因而《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最早提出“岁星超辰”计算法

三统历在中国天文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岁星超辰的计算方法。岁星就是木星，岁星超辰即：它在恒星背景上约每11.86年自西向东运行一周。由于11.86年与12年很接近，我国古代就认为它是12年一周天，因此把周天分为12分，称为12次，认为木星每年行经一次，12年正好运行12次，完成一周天。由于11.86年的周期较12年要快一点儿，因此经过若干年后，岁星的实际位置就较按12年一周天计算的位置超前一次，这就叫岁星超辰。设岁星经过X年超辰一次，按12年一周天计，岁星运行了X次；按照11.86年一周天计，岁星运行了12X/11.86-1

列成方程:

x=(12x/11.86)-1

解这个方程，X=84.71，就是说，岁星每84年到85年超辰一次。

我国在春秋时代已经发现了岁星超辰问题，但是没有提出超辰计算法。刘歆分析了《左传》等史书中关于岁星位置的记载，提出了岁星每144年超辰一次，数值虽然并不准确，但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用科学的态度探索岁星超辰规律的十分宝贵的尝试，为在思想上实现天文学从神学向科学的伟大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歆还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提出接近正确的交食周期的天文学家。交食包括日食和月食。交食周期的最早记载，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但由于可能是某些数字的错乱，现在很难确定它的周期值。刘歆坚信日月食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他通过分析各种书上的月食记载，提出了135个朔望月有23次交食的交食周期值。

刘歆还在《三统历谱》中对上古年代做了排比，引经据典，数值虽然不太精密，但这种方法是他的独创。

刘歆除了对天文学有重大贡献外，对于中国古代书籍的分类整理和史学研究都是功不可没的。

人物争议

刘歆（约公元前46年至公元后23年）字子骏，汉哀帝时为应诚纬而改名秀，字颖叔。少子，西汉皇族，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西汉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是中国儒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颇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刘歆少年时通习今文《诗》、《书》，后又治今文《易》和《谷梁春秋》等。以能通经学、善属文为汉成帝召见，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协助校理图书。刘向死后，继承父业。哀帝时，刘歆负责总校群书，在刘向撰的《别录》基础上，修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

自西汉晚期开始，古文经学的振兴是与刘歆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他在长期校理中秘书籍的过程中，接触到大批外人无法看到的古文经籍，从而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做出了空前的成绩。具体地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重新排列了六艺的次序，把《易》经提到首要的地位。同时，协助刘向将内朝秘藏中发现的《古文易经》校对当时通行的《易经》各种隶书本，把费氏《易》定为古文经典。自孔子以来，六艺次序总是以《诗》、《书》为先，然后一般是《礼》、《乐》、《易》、《春秋》。刘歆认为，“六艺之文，……《易》为之原”。他对《易》颇有研究，认为《易》经由上古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三位圣人才完成的，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因此，六艺之首当推《易经》。从此以后，历代志书和目录关于六艺的次序，均以刘歆的说法为准。至于《易》的流传，西汉施氏、孟氏、梁氏、京房、费氏《易》、高氏《易》等等，都是隶书的抄写本子。刘向、刘歆父子发现了战国遗存的古文本，用来校对各种隶书本，结果只有费氏《易》与古文本相同，于是确定费氏《易》为古文经典。

第二，首次披露了《古文尚书》和《逸礼》的来历，将秘藏的古文经本传出内朝，使更多的士人有机会学习。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发现了古文《尚书》与《逸礼》，后由孔安国献给朝廷，藏于秘府。向、歆父子整理时，发现古文《尚书》比今文本多出十六篇，并对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今文本作了校核，发现了一些脱字之处。刘款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首次披露孔壁古书的事实，使朝野士人都知道还有《古文尚书》与《逸礼》的存在。这对推动古文经典的广泛流传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首次把《毛诗》归于古文经典。刘歆少时通习今文《诗》学，后来才读到《毛诗》。他根据内朝秘府的资料，知道“又有毛公之学，在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艺文志》)。 第四，首次把《周官》称为“经”，列入古文经典。《周官》名称，始见于《史记·封禅书》，原来不称“经”，与儒家经典没有什么关系。刘向、刘歆整理时，开始归入“六艺略”礼类，称之为《周官经》六篇。 第五，重新整理《左氏春秋》，探求全书的义理。从汉初直到汉成帝时，传习《左氏春秋》的有北平侯张苍、贾谊、赵人贯公、张禹、尹更始及其子尹咸、翟方进、房风等人。由于“《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访而已。”刘歆校“中秘书”时，看到《左氏传》古文本“大好之”。

遂向丞相翟方进和亟相史尹咸学习《左氏春秋》，质问大义。史称，“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刘歌传》)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决不能理解为刘歆开始附加上解经的评论(如历代某些今文经学家所认为的)。其实，《左氏春秋》流传至战国末期，已逐渐地加上“礼也”、“非礼也”、“君子曰”、“仲尼曰”之类评论。至于《左传》中所谓五十凡例，也是原有的，并非刘歆伪造。这就是说，刘歆改变了过去只注意文字训诂的局面，进而着重“发明”即阐发全书的微言大义；不仅件”章句”，而且讲“义理”。这样，《左氏传》经由刘歆的引传解经，“章句”与“义理”皆备，成为汉代《春秋》学的一家，可与《公羊传》和《毅梁传》相抗衡。刘歆还强调左丘明这个传说人物的可靠性，说他“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汉书·刘歆传》)这当然没有什么真实的根据，不过是用来抬高《左传》在六艺书中的地位罢了。

刘歆对“五经”古文经典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特别爱好且最有研究的是《左传》。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下沼征询臣下对立《左传》博士的意见，同时让刘歆去跟今文经博士们讨论经义。今文博士“不肯置对”，拒绝设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这使刘歆十分恼火，写了一篇驳斥太常博士的书文。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经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它首先肯定了孔子与六艺的关系，认为孔子正乐、《雅》、《颂》，修《易》，序《书》，制《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夫子薨而微言绝，经历战国和暴秦”，“道术由是遂灭”。汉兴七八十年间，虽然经书颇出，广立学官，建置博士，但是，“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接着，书中披露了孔壁古文《尚书》与《逸礼》发现的事实，介绍了秘府所藏左丘明撰的《春秋》古文本，指责太常博士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最后强调指出，根据汉宣帝广立《毅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的成例，“义虽相反，尤并置之”，应当将古文经列为学官。“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汉书·刘歆传》)。刘歆的言辞甚切，引起太常博士们的怨恨。大司空师丹大怒，“奏歌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尽管汉哀帝袒护刘歆，以为“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汉书·刘歆传》)但刘歆终究得罪了当权大臣，又为今文博士们所讪谤，被迫离京去当地方官，数年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

汉平帝即位，王莽操纵朝政，重新起用刘歆。王莽自比周公，号“安汉公”，追封周公和孔子的后代，追溢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在这些活动的背后，包藏着王莽篡汉的祸心；而刘歆成了五莽政治阴谋的追随者。《汉书·儒林传》载：“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但这时倡导古文经学，已经丧失了学术意义，成为王莽政治阴谋活动的一个部分。

壬莽篡汉建立“新”朝后，刘歆成为国师，号“嘉新公”。王莽改制时，始称《周官》为《周礼》，根据《周礼》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专念稽古之事”，如班固所揭露的：“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样，刘歆以古文经学服务于王莽的改制活动，建置《周官经》博士，也就无学术价值可言。当时，左将军公孙禄对王莽说：“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汉书·王莽传下》)

刘歆陷入政治旋涡后，又想极力挣脱。他谋诛王莽，事泄自杀。刘歆的著作大多已亡散，其《移让太常博士书》今保存在《汉书·刘歆传》中，其《七略》今基本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其《三统历谱》在《汉书·律历志》中也尚存梗概。此外如《尔雅注》、《钟律书》等均佚。明代人曾辑有《刘子骏集》。

刘歆，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目录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赋等方面都堪称大家。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刘歆的卓越学识确实是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的，然而，他又是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政治上与王莽的不光彩事业捆在一起，而受到后人的唾弃。

人物评价

刘歆，字子骏，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目录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等

刘歆方面都堪称大家。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刘歆的卓越学识确实是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的，然而，他又是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政治上王莽的不光彩事业捆在一起，而受到后人的唾弃。这是一个在政治上与学术上都名声很大的人物，了解他的生平和学术，分析其在特定时代形成的特殊的人格与事业，确实是一种十分有趣的事情。刘歆的生年，历史上没有记载。他是刘向的第三子，刘向生于公元前77年.

刘歆少年时通习今文《诗》、《书》，后又治今文《易》和《谷梁春秋》等。以能通经学、善属文为汉成帝召见，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协助校理图书。刘向死后，继承父业。哀帝时，刘歆负责总校群书，在刘向撰的《别录》基础上，修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