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原，1933年8月1日出生， 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包曼高级工业学院自动控制专业。历任七机部12所所长、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国家航天局局长，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011年10月2日，刘纪原获得国际宇航科学院（IAA）授予的航天领域最高奖项冯·卡门奖.

个人简介

刘纪原 于无声处听惊雷

英烈之后 成就惊天伟业(名称由来 成长历程 留学苏联 投身与导弹事业 领导中国航天)

适时决策 长征火箭走向世界(航天灾难年 珍贵机遇 长远眼光 发射招标 签署合同，面临更多挑战 首飞成功 失败导致的严峻形势 从失败中学习，涅槃重生 崭新思路)

殚精竭虑 铺设飞天之路(鲜为人知的背后 全面发力 中央论证决策 领导人亲临现场)

毕生的梦想

个人简介

2011年10月2日,刘纪原获得国际宇航科学院（IAA）授予的航天领域最高奖项冯·卡门奖,我国运载火箭与战略导弹控制技术专家、航天系统工程管理专家。为早期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综合设计和试验工作做出重要贡献。亲自策划和领导制订、实施了国家“七五”、“八五”和“九五”中国航天科技工业的发展规划，推动了关键技术突破和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航天系统工程管理等一系列中国航天技术发展的战略性工作；为适应航天科技发展和航天领域的国际合作需要，决策并领导开发了大型运载火箭，为长征火箭在国际市场拓宽了发射服务领域；担任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立项和顺利实施做出了突出贡献；主持建立了科学有效的质量体系，实现产品保证工作系统化和规范化，开创了中国航天质量工作的新局面。

刘纪原 于无声处听惊雷

1992年8月14日，随着一串短促有力的指令，发射塔四周漫起一片白雾，乳白色的长征二号E火箭喷吐出橘红色的火焰，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刺云天。经过675.284秒的飞行，将美国制造的澳大利亚通信卫星送入浩瀚苍穹。人们击掌相庆，泪水在欢笑中夺眶而出。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亚卫星公司的代表忍不住大声称赞：“太棒了!太棒了!”当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步出指挥大厅，激动的人群蜂拥而上，把他一次次托起……

英烈之后 成就惊天伟业

名称由来

在刘纪原珍藏的影集中，有一张小时候的照片。大约5岁的小纪原站在两位身穿戎装的女战士前面，其中戴眼镜的那位便是他的母亲——刘亚雄，时任山西女子抗日敢死队指导员，后又成为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女专员。1933年，刘纪原在母亲腹中5个月时，父亲陈原道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成为被后人缅怀的雨花台烈士之一。母亲与外祖父为了让他永记父亲，便为他起名刘纪原。

成长历程

刘纪原从小就在外祖父刘少白家长大。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文章中，毛泽东曾提到过两位开明绅士，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个就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

1942年5月，刘少白发起倡议，组织晋西北参观团去延安取经，启程时将儿子刘易成、侄子刘乃成，以及八岁的外孙刘纪原都带在身边。他想借此机会，把孩子们送往延安，让他们从小接受革命教育。当时，国民党整天叫喊要进攻延安，许多好心的朋友劝他改变主意。刘少白乐观而坚定地说：“国民党不得人心，成不了气候，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会有出路，我一定要把孩子们送到延安去。”事实证明，刘少白的确是有远见的，他先后把9位至亲送进了革命队伍。几十年后，他的女儿刘亚雄成了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二女儿刘兢雄和三女儿刘平也都是早年投身革命，日后成为出色的领导干部，儿子刘易成成为基础物理学家，外孙刘纪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领头人之一。

说起去延安这一段经历，刘纪原还讲起一段小插曲：“外祖父把我们三人带到延安后，经多方联系，均因住房困难而无法安排。王若飞将这一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说：‘没有窑洞可以挖窑洞么，刘老先生的孩子一定要收下。’就这样，我们三人进入了延安保育小学。”到延安与母亲在一起，母亲给了他感情上的慈爱和管教上的严格，并未因他是唯一的遗腹子而娇生惯养，因此他也继承了母亲身上的秉性——顽强和坚韧。小学毕业后，他又随母亲来到东北，在哈尔滨四中读了一年书，并加入了毛泽东思想青年团。

留学苏联

少年时的磨砺成为刘纪原一生的财富。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了尽快培养出更多社会主义事业急需的人才，向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大批留学生，而刘纪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接受党和国家的挑选，远赴苏联留学。尽管当时喜欢的是汽车专业，但他还是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并深感肩负着国家的重托，学不好无颜回国。

投身与导弹事业

1960年，风华正茂的刘纪原完成了在莫斯科包曼高级工业学校自动控制系导弹控制专业的全部学业后，返回祖国。此后，他长期在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与管理工作，参与了“两弹一星”研制、“两弹结合”试验。在我国地地导弹采用和实现全惯性制导、改进远程运载火箭控制系统可靠性等科研攻关中，功不可没。

领导中国航天

走上领导岗位后，他先后出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航空航天部副部长，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国家航天局）总经理兼航天局局长，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他主持发展战略研究，领导规划编制和实施，带领中国航天走出了运载火箭系列化、卫星平台通用化发展的路子；他提出并组织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载人航天工程、运载火箭专项技改等重大工程立项、论证和研制；建议并推进航天效益工程和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使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的效益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为中国航天持续发展并在世界航天发射服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先后被授予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和俄罗斯导航科学院院士称号。

适时决策 长征火箭走向世界

航天灾难年

1986年，是世界航天史上的灾难年。1月28日，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发射过程中机毁人亡。紧接着，急于填补运载工具空白的马丁·玛丽埃塔公司为美国空军制造的大力神火箭爆炸，麦道公司的德尔它火箭由于过早熄火而自毁。5月，已经赢得世界半数以上卫星发射合同的欧空局的阿里安火箭也发射失败。这一连串的厄运使运载火箭市场出现了用户排队等待发射卫星的局面。美国各大卫星公司的老板们将目光移向了世界的东方。

珍贵机遇

中国航天进入国际市场遇到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契机。为使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提高我国航天科技工业的整体水平，经刘纪原建议，航天工业部党组决定组成10人小组，专门负责对外发射事务。从1986年初开始，刘纪原精心组织的10人小组通过到美国等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市场调研后，提出了可行性论证方案，并以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和航天工业部的名义联合向中央提出用中国的运载火箭发射国外卫星的报告。9月，报告得到中央的批准。随后我国获得了第一个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合同。

长远眼光

专家们预测，20世纪90年代将出现世界卫星换代的高峰。在欧美垄断的世界航天市场，当时的中国运载火箭只能发射1.45 吨的卫星进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要继续获得市场，就必须而且只能尽快利用我国成熟的火箭技术研制出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当时，长征火箭诞生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已经敏感地捕捉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研究院一间极简陋的办公室里，当时研究院的领导人李伯勇、王永志和火箭专家王德臣等一起悄悄地酝酿了一个大胆的方案：以长征火箭家族中的有着不败业绩的长征二号丙火箭为芯级，在一级箭体上并联4台液体助推器，使火箭的总推力达到5880千牛，就可以把长征二号丙火箭的低轨道运载能力从2.5吨一下提高到9.2吨，配以固体推进剂上面级可将3吨的有效载荷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转道；配以液氢液氧推进剂上面级，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就能达到4.8吨左右。

听到这一大胆的设想，当时担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刘纪原立刻眼睛一亮，表示支持并筹措资金，开展技术攻关。当他向上级提出这个“用长征二号E火箭一步跨进大推力市场” 的战略思想时，遇到了阻力，一些领导认为这样会挤占别的科研经费，影响正常型号的进度，还担心搞出来没市场。最后，长征二号E火箭上不上马的问题上升到国务院来解决。在国务院汇报会上，李鹏总理问：“长征二号E没有经费怎么办？”刘纪原回答：“我们贷款吧！” 这一回答看似轻巧，代表的却是全体航天人的决心。后来，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贷款4.3亿元，正式启动了长征二号E火箭的研制工作。

发射招标

1987年9月，澳大利亚奥普图斯公司就建立第二代国家卫星通信系统进行招标。当时，有4个西方宇航集团以主承包商的身份参加投标。初出茅庐的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以发射服务分包商资格与主承包商组合参加投标，这意味着中国长征二号E火箭开始了和美、欧火箭的角逐。在这4个西方宇航集团中，只有主承包商休斯公司在运载方案中列入了中国尚无实物的长征二号E火箭。

根据长城公司与休斯公司的“澳星”发射定座协议规定：在1988年10月31日前，如果双方没有正式签订发射合同，将失去合作的可能。10月初，由航天专家组成的中国代表团领命出征美国。由于长征二号E火箭没有飞行的纪录，因此国际保险界没有承保许诺，致使休斯公司迟迟不敢一锤定音。经过艰苦的谈判，直到最后一天，中美终于达成协议。中国航天闯市场努力做成的第一宗大买卖，用长征二号E火箭发射两颗澳大利亚卫星，竟然就在纸上谈兵中成交了。签完协议后，休斯公司总裁道夫曼在致辞中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从今以后，我们要学会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

签署合同，面临更多挑战

1988年11月1日，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澳星”发射服务合同。休斯公司要求中方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有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验。在任何时候，只要他们认为中方不能发射或没有充分论据证明自己能够按时发射，用户有权终止合同并罚款100万美元。中国航天面临着一次残酷的挑战。

1988年12月14日，中国全面启动研制用于发射“澳星”的长征二号E火箭，此时，离合同规定的火箭首次发射试验时间仅仅18个月。

曾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过20多年的刘纪原主持制定了长征二号E火箭的设计、研制方案，狠抓了研制进度与质量，狠抓了条件保障，经过上上下下的努力奋战，18个月后，奇迹真的出现了，昔日仅仅是草图一张的长征二号E火箭比合同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天屹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97米高的发射塔架上。

1990年7月16日，长征二号E火箭将首次进行飞行试验。然而，此时的西昌地区已进入雷雨季节。世界各国选择发射时机均小心翼翼地避开雷雨季节，因为它会带来设备绝缘性能下降、防雷电困难以及燃料由于温差会引起箭体“出汗”等一系列技术问题。究竟第二天是发射还是不发射，领导层面临艰难的抉择。当时的上级机关领导认为火箭发射条件不成熟，不能打！万一炸毁发射塔架谁负责？而航空航天部门的专家认为，故障已排除，应该发射！当天下午开分系统会，谁都不敢拍板，会一直开到深夜2点，外面的工作人员也都久久不散。这是他们靠贷款，大干18个月干出来的，如果这次不发了，不但签的合同飞了，要罚款100万美元，这枚火箭也就胎死腹中了，贷款更还不上。可谁来拍板呢？万一失败了，谁负这个责任？最后，领导同意刘纪原拍了这个板。

首飞成功

7月16日9时40分，随着“点火”口令的下达，凝聚着千万人心血的长征二号E火箭首飞成功。1992年8月，长征二号E再次显示它的威力，把当时世界上最重的“澳星”准确地送入预定轨道。之后，又成功地发射了亚洲二号和艾科斯达一号卫星。

从1986年到1998年的12年里，在刘纪原主管下，长征火箭系列从4种发展到9种，向国际市场投放8种类型的长征火箭，可以执行低地球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卫星发射任务，拥有发射目前世界上各种轨道要求、不同质量卫星的能力。在1990年至1998年间，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已经实施了15次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协议，还提供了5次专为发射铱星而研制的长征二号丙改进型火箭搭载服务，占有国际市场份额的7%～9%。在发射国外先进卫星的过程中，中国运载火箭技术迅速发展，运载能力不断提高，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达到5吨，低地球轨道运载能力从2.5吨提高到9.2吨；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人才还是技术，都为中国航天的后续发展打下了基础，也为日后的载人航天工程积蓄了力量。

失败导致的严峻形势

就在中国航天大踏步向前迈进之际，1994年，国内市场急需的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因燃料泄漏，未能进入预定轨道；1995年1月26日，长征二号E火箭发射亚太二号卫星失败；1996年2月15日，长征三号乙火箭在发射国际通信卫星708时凌空爆炸；1996年8月18日，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中星七号卫星时，因发动机故障，卫星半路搁浅。三年中，连走麦城，航天科技工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国外一些卫星用户纷纷提出终止发射合同，国际保险界提出要提高长征火箭的保险率和种种苛刻的条件。

从失败中学习，涅槃重生

面对前所未有的逆境，刘纪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变革下，必须要解决好思想观念的转变与管理机制的调整。他适时地提出并推行了改进航天工程和质量管理一整套新思路、新办法，实施了行政后勤社会化与军民品分线管理，极大地稳定了军品研制队伍；按照“一次成功，改进过程”目标，制订了改进航天工程管理的“72条”、改进质量管理的“28条”、改进质量问题管理的“双五条”以及航天质量管理改革方案和“三个三”的质量振兴计划；提出并指挥行为规范体系工程和技术保障体系工程的建设及工艺振兴计划的实施，把航天工程管理和质量管理提高到国内军工行业领先水平。从此，开创了航天质量工作的新局面：运载火箭连续发射成功，重点型号、载人飞船、多种卫星首飞成功，发射能力提高⒈4倍，消除了重复故障，地面试验故障数减少三分之一，他为此荣获2000年度国家质量管理突出贡献奖。

崭新思路

在工程管理方面，他倡导、推行“加速发展，勇于创新，持续改进，—次成功”的航天管理新思路，领导和组织中国航天工业走出了“导弹武器固体化，运载火箭系列化，卫星平台通用化，发射服务国际化”的路子，把航天工程管理和质量管理推进到与国际接轨的新水平。继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抓应用卫星与卫星应用，抓技术改造， 突破载人航天”的“两抓一突破”的发展思路后， 1998年又提出了以发展大运载、大卫星公用平台和小卫星为重点的“两大一小”的《我国空间技术发展思路》，经25位院士评审确认，成为“十五”航天发展计划的基础。

殚精竭虑 铺设飞天之路

在刘纪原的简历中，有这么一栏：1992年12月至1999年9月担任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短短的二十几个字，浓缩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和背后的酸甜苦辣。

鲜为人知的背后

1988年，在分析航天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全球局势后，刘纪原从我国军事、政治、经济及高科技发展和后继人才的需要出发，适时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航天技术的发展重点要放在“两抓一突破”上，并主持了我国研制航天飞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软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搞航天飞机不现实，应该将注意力转到如何搞飞船上。他认为，为保持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势头，满足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是很必要的；但考虑到我国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应该首先研制多用途飞船，作为试验性载人、运货航天器，为初期载人航天试验服务。通过飞船的研制和飞行试验，为发展有翼轨道器及先进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空间站和空间站利用，奠定必要的技术基础。

1991年1月7日，航空航天工业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由刘纪原出任组长。在他指导下，该小组与“863计划”的航天专家一起负责确定技术指标、需攻关的关键技术、需建设的大型设施等，以便为中央的决策提供基础。

促使工程上马的机会出现在1991年初。1991年1月30日，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中国航天高技术报告会”。会议当天，刘纪原副部长刚从内蒙古指挥部调研回京。火车到站时，他对时任航空航天工业部计划司总工程师的张宏显说：“到会场后，先不要留下来参加会议，你回部机关去，把我们写的《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等文件取来封好，送给参加会议的二炮副参谋长栗前明(小平同志的妹夫)，什么话也不用说。刘纪原托栗前明将《关于开展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和《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转呈给了邓小平同志。该建议中特别提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面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创建的、得来不易的航天国际地位存在着得而复失的危险。恳请中央尽快决策。”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这件事，事情进展得也非常迅速。3月14日，航空航天工业部办公厅的保密电话响了，传来的是国务院秘书局的通知：“15日下午3点至5点,李鹏总理要约见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技术顾问任新民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听汇报。”

汇报会后，李鹏总理表示，我们应当搞载人航天，从飞船搞起。争取建国50周年时，把载人飞船送上天！他还特意把刘纪原从党校叫去，就论证情况、条件准备及不同方面的意见等询问了两个小时。

1991年3月20日，航空航天工业部收到了中办秘书局转来的中央领导江泽民、李鹏、刘华清在《航空航天重大情况》文件上的重要批示。

全面发力

从那时起，我国载人航天的工程论证工作便进入了全面、紧张、有序的状态。在刘纪原组织下，航空航天工业部先后邀请了数批外国航天专家来华讲学，重点介绍他们在发展载人航天，特别是研制飞船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并派遣20名年轻的技术人员到国外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学习。现在，这批人已成为航天各部门的领导和业务骨干。

中央论证决策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召开第五次会议，专门研究发展我国载人航天问题。会上，中央专委认为，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的载人航天是必要的，应当从载人飞船起步。会议决定，在“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和航空航天工业部过去论证的基础上，由国防科工委牵头继续组织各方面专家，深入论证。

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国防科工委、航空航天工业部汇报。常委们讨论得十分热烈，他们认为，工程意义重大，技术方案符合国情，载人航天是当代高技术，有利于推动和带动中国的技术进步，增强综合国力。会议最后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有事可直报中央。11月，中央专委批准丁衡高任工程总指挥，沈荣骏、刘纪原任副总指挥，航空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王永志任总设计师。

1993年6月航天工业总公司（国家航天局）成立，作为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国家航天局局长，刘纪原本来就挑着双重的担子。在载人航天工程的攻关阶段，这位副总指挥简直成了救火队员，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三垂方案（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中关键装备——活动发射平台，由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设计，长治清华机械厂负责研制、生产、总装。活动发射平台重达750多吨，高8米，有许多技术难题需要攻关，比如上下滚道淬火，主梁和侧梁焊接，过渡框平面加工等，这些关键技术既要全厂职工群策群力攻关，也必须具备必要的工装设备。刘纪原等机关人员与厂领导研究决定购置落地铣床，建设重载大跨度厂房等基建技改项目，为长治清华机械厂创造了较好的加工环境，确保了关键装备按时投入使用。在长征二号F火箭的研制过程中，逃逸救生装置整流罩超重是大难题之一。在刘纪原的亲自督促下，总师系统和各分系统一点一点地减重，终于把结构超重抠下了一半，剩下的一半由逃逸主发动机增加总冲来解决,妥善解决了整流罩超重问题，保证了飞船的设计质量。在飞船研制中，最大的问题是加工能力不够，虽然已做了很多技术改造，但5艘飞船，将近20多个舱段，就是日夜不停地加工，都很紧张，何况，其中还有很多需要攻克的技术难题：返回舱气动参数在三家提供的数据不一致的情况下，需要取舍；降落伞的关键技术和外协要处理；还有在北京唐家岭航天城建设中，需要到现场协调解决一系列问题……

领导人亲临现场

1998年11月10日和11日，就在载人航天工程进展的关键时刻,江泽民总书记、李鹏委员长和朱镕基总理分别来到北京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参观视察了正在研制中的载人航天工程。

在飞船返回舱前，江总书记在讲话中说：“首先我要祝贺你们，在短短的六年之内，你们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今天看了以后，对于我们来说，学习了许多新的东西。1992年，党中央作出这样一个决策，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它在科技、经济、军事、政治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李鹏委员长指着逃逸火箭发动机说：“我想我们上一个载人航天工程，它的意义决不在它的本身，而是要通过它们把我们中国航天带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发展整个的空间技术及与其相关的高技术。同时，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使我们的人才队伍没有断层，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使我们能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朱镕基总理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矗立起一座航天城，很多设备都达到世界水平，很不简单。我向同志们表示由衷的敬意，真正要谢谢你们。这个工程不但有重大科技、国防和带动经济发展的意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能够凝聚整个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一定会记住你们的，中华民族一定会记下你们的光荣业绩。”

毕生的梦想

1999年，刘纪原离开航天领导岗位，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但他割舍不下曾为之奋斗了40年的航天事业。从1999年11月20日到2005年10月12日，神舟飞船六次启程、返航，他次次魂牵梦绕，次次心驰神往。他和航天人一起屏住呼吸，一起承受剧烈的心跳，一起欢呼庆贺胜利。 2003年11月16日，在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归程之际，年已古稀的他来到内蒙古中部大草原，迎接飞天英雄杨利伟凯旋。当这位把毕生心血献给航天事业的老战士与年轻的航天员双手紧紧相握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