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它的内容，不是梁思成反对拆城墙那么简单狭义，也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北京古城的完整留存。“梁陈方案”所包含的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它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设书。

简介

“梁陈方案”没有实施的原因(毛泽东 周恩来 其他人)

结果

建议

梁陈方案的实践——大同

简介

本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梁、陈两位先生对新中国的首都作了科学的规划，一方面，从整体保护的构思出发，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未来北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的发生，降低经济成本，自然延续城市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提出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增进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统一，防止跨区域交通的发生。众所周知的原因，“梁陈方案”没有被采纳。

“梁陈方案”是一份历史文件，今天，它存在的价值，是告诉我们五十多年前，老北京曾经获得过一种“完整保护”的选择，新北京也是一度面对可能与北京伟大历史遗存并肩发展而相映和生辉的前景。梁思成先生当年说“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如今，五十年已经逝去，新老北京仍在你争我夺的悲剧中不能自拔，由此带来的城市问题已波及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人。看看身边的北京，我们似乎就生活在“梁陈方案”的“谶语”里面。今天，我们要真诚地向先贤们说一句，历史与现实已成为你们当年的奋斗写下了注脚，对那面历史的省思，正是我们面对未来的姿态。

“梁陈方案”已是一份永远不能再实施的文件，历史已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先贤们虽命运多舛，却获得了与一个伟大城市共命运的意义。

“梁陈方案”没有实施的原因

毛泽东

看到《梁陈方案》后，毛泽东的回应却是：“有那么一个教授，要把我们从北京城里赶出去。”踌躇满志的领袖自然有他的宏伟理想。他要把北京建成一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他要把北京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周恩来

不仅是毛泽东主席如此，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也力主彻底改变北京的面貌。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　周恩来就人民大会堂过大的问题时，还曾指出：“大并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

其他人

很多中共高级领导人也普遍认为：“改造北京还是少保留一些旧东西好，像故宫可以保留下来，让后代看看过去的情形，有一些东西可以不要就不必保留了。”而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地安门、牌楼等古建筑之被拆除，被认为是“今后彻底迅速地改建旧城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53年5月曾对梁思成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结果

一切都按照领袖的意志，朝着《梁陈方案》相反的方向，迅猛的展开了。

首先是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当时的苏联专家们不顾中国学者反对，执意要在北京看到一个莫斯科红场的翻版，坚持必须以天安门为政治中心，扩建广场，以备群众游行所用。关键是，这完全符合最高领导人的意志。

同时，中国各地纷纷掀起了拆城竞赛。50年代中期，北京和南京拆除城墙的群众运动进入了高潮。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本文由梁思成，陈占祥合写于1950年2月。)

建议

早日决定首都行政中心区所在地，并请考虑按实际的要求，和在发展上有利条件，展 拓旧城与西效新市区之间地区建立新中心，并配合目前财政状况逐步建造。

为解决目前一方面因土地面积被城墙所限制的城内极端缺乏可使用的空地情况，和另一方面 西郊敌伪时代所辟的"新市区"又离城过远，脱离实际上所必需的衔接，不适用于建立行政 中心的困难，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的为政府行 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见图一)。

西面接连现在已有基础的新市区，便利即刻建造各级行政人员住宅，及其附属建设。亦便于 日后的发展。

东面以四条主要东西干道，经西直门、阜成门、复兴门、广安门同旧城联络。入复兴门之干 道则直通旧城内长安街干道上各重点：如市人民政府，新华门中央人民政府，天安门广场等 。

新中心同城内文化风景区，博物馆区，庆典集会大广场，商业繁荣区，市行政区的供应设备 ，以及北城，西城原有住宅区，都密切联系着，有合理的短距离。新中心的中轴线距复兴门 不到二公里。

这整个新行政区南面向着将来的铁路总站，南北展开，建立一新南北中轴线，以便发展的要 求，解决旧城区内拥挤的问题。北端解决政府各部机关的工作地址，南端解决即将发生的全 国性工商企业业务办公需要的地区面积。

梁陈方案的实践——大同

早在五十年代，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就提出北京古城保护的“梁陈方案”，即保护古城，另辟新区，把保护放在古城，把发展放在新区。可惜历史的误会让“梁陈方案”与古老的北京擦肩而过，给中华民族文化保护留下沉重的历史遗憾。2008年初，大同提出“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传承文脉，创造特色；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名城保护基本思路，正是梁思成先生那永远闪烁着时代光辉的城市规划思想的具体实践。立足古城搞保护，跳出古城求发展，把保护与发展分开，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寻求两全其美、互利共赢之路。可以这样讲，大同是中国目前唯一按照“梁陈方案”保护古城的城市。

有人说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生命体，每个时代都应当在城市发展中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记忆，因而在历史文化名城中可以有现代建筑的足迹。这种貌似正确的理论，往往把我们引入歧途。传统建筑是农耕文明的样本，现代建筑是工业文明的结晶，两者在建筑形态、体量、结构上有巨大的差异。农耕文明是一个逐步消失的文明，作为与其伴生几千年的传统建筑已经走向终结。工业革命带来建筑材料的革命，建筑进入现代化、全球化时代。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在历史的拐点发生断裂。作为一个消逝的时代，历史传统建筑遗存就显得格外珍贵。我们拥有的，别人永远不会有，物以稀为贵，正是城市价值的独特体现。工业文明是一个正在发展的文明，别人拥有的，我们将来也会有。农耕时代古城的人口和城市规模，远远不能和现代城市相比。今天大同的建成区已达120平方公里，而古城区仅有3.28平方公里。历史的脚步走到今天，古城是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我们为什么非要和老祖宗较劲，在狭小的古城塞进今天的记忆，去干破坏古城历史风貌的蠢事呢？登高望远天地宽，我们应当以更宽广的文化视野和空间尺度，去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把传统的记忆放在古城，把现代的记忆放在新区。古城是纯粹的古城，新区是纯粹的新区，一个传统，一个现代，一个古，一个新，两者产生强烈的对比，对比形成强烈的冲突，冲突产生强大的文化张力，张力形成城市的文化魅力，这种魅力震撼你的灵魂，给你带来深刻的思考和绚丽的想象。

大同作为两汉要塞、北魏京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演绎出无数灿烂辉煌的活剧。公元前三世纪，即2300年前，赵武灵王开疆拓土，在大同地区建立代、云中、雁门三郡。西晋永嘉七年，即公元313年，拓跋部首领代王猗卢定汉代旧平城为代国南都。天兴元年，即公元398年，北魏王朝定都平城。凭藉历史的契机，边陲平城走到了时代的最前列，在将近一个世纪中成为中国整个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华夏向往和仰慕的圣地。北魏王朝的崛起，结束了中国北方自东汉以来长期动乱分裂的局面，形成了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确定了中华特色的多民族发展的历史走向，开启了大唐盛世走来的序幕。自辽重熙13年，即公元1044年始，平城作为辽、金陪都，历时久达190年。具有帝都王气文脉的大同，历史上作为京都、陪都的时间长达410年。进入明代，平城作为大明帝国神京门户，巍然军事重镇，由徐达大将军督造，在魏、唐、辽、金、元旧城基础上增扩而成今日遗存之明代古城。辉煌的历史为大同积淀了深厚的城市记忆。 漫漫岁月，大同遭受过无数次战争的洗礼，一次又一次受到重创，一次又一次重新崛起，一次又一次积累辉煌，打不垮，毁不掉，灭不了，是一座不朽之城。基于这样一个丰厚的历史渊源，1982年大同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