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1909年11月1日—1989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曾任中共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川西行政公署主任兼军区政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此外收录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委常委、副区长。

1.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人物简介 人物生平 主政四川 李井泉主政四川之评述 恶行很多)

2.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委常委、副区长(简介 履历 分工)

宿迁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1.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人物简介

李井泉（1909年—1989年），江西省临川人；1926年在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参加学生运动；翌年春加入共青团；8月组织农民参加南昌起义队伍，后留广东丰顺一带坚持斗争；1930年夏进入中央苏区，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委办公室秘书长、红三十五师政委、红军独立第三师政委，红三军团第一、第三补充师政委。 1934年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次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红四方面军工作。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会师，7月红二方面军正式组建，任第二军第四师政治委员。10月抵达陕北。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副旅长、政治委员，率部挺进晋西北岢岚、五寨一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参加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6月任八路军一二○师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由五寨进入雁北地区，继向绥远挺进，开辟了包括绥南、绥中、绥西地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粉碎日伪军多次围攻。

1940年11月晋西北军区成立，任第三五八旅兼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大青山支队政治委员，顽强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在绥西、绥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保卫陕甘宁边区。1942年9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任组织部长。同年冬，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为人民军队输送大批军政干部。1945年7月任晋绥野战军政治委员，协助贺龙领导晋绥军民展开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攻克和挤掉日伪军据点，解放大片土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治委员，领导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支援西北人民解放战争。

1949年赴四川，负责中共四川工委工作，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南的进军。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川西行政公署主任兼军区政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南协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9年4月在北京病逝。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09年，李井泉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县唱凯镇仓下村一个农民家庭。在家中，除了姐姐和妹妹，三兄弟中他是老大。因此，重活累活少不了他。家里种的几亩薄田，从栽种到收割，他都是主要劳力。

李井泉从小喜欢读书。他父亲是乡间少有的知识分子，望子成龙心切，经常把儿子关在房里，要他读四书、五经。待他年岁稍长，又送他到抚州进洋学堂。

1924年秋天，年满15岁的李井泉进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随即就为校园内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热潮所振奋。教他国语的青年教师章涤昌，曾经在北京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他利用授课之便，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课余，还将《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偷偷地拿给李井泉等学生看。为了掩人耳目，李井泉与舒同（曾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进步学生商议，成立了一个“读书会”，明为钻研功课、交流心得，暗中却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

李井泉在校学习努力，成绩好，国语水平更高出其他同学一筹。他写过不少进步文章，其中有的文章化名登在当时的地方报纸上，有的文章在“八一”起义部队南下时曾当众宣读。由于他思想进步，1927年春天由该校老师章涤昌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出席过在省会南昌召开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 投身革命

1927年夏天，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李井泉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参加了周恩来、叶挺、朱德、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

对此，官方的《朱德传》是这样记载的：起义部队南下到达临川时，“还有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数百人，在李井泉、萧志戎带领下，也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列。”随后，朱德派他到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任政治宣传员。有老同志深情回忆：“你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线，到士兵中去宣传革命道理，战士们在你的宣传鼓动下，士气大振，群情激昂，纷纷表示决心：我们要抱定必胜的信心，去和敌人勇敢的战斗。于是部队继续南下，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并取得了许多胜利。在这同时，你还深入农村，动员农民协会骨干参军参战，教育农民帮助起义军，送军粮，抬担架，支援前线。”同年9月，他“在广东大埔三河坝战斗后，留在大埔、丰顺、梅县一带做地方工作，先后在丰顺县黄金铺区任共青团区委书记、共青团东江特委秘书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李井泉同志生平》，新华社，1989年5月9日) 土地革命

1930年夏天，李井泉受东江特委派遣，去中央苏区红四军前委送信做联络工作，前委书记毛泽东接见了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很年轻，精明强干，又有文化，很适宜做政治工作，希望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与士兵共甘苦。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贡献给工农大众。”随即，他被分配到红一方面军政委（毛泽东担任）办公室担任秘书长，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老战友曾经评价他：“你对毛泽东同志很崇敬，很拥护，坚定不移地跟着毛泽东走，你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名忠诚战士。”同年底，李井泉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从1931年春天起，由于毛泽东认为李井泉“适宜做政治工作”，并着力培养他，李井泉历任红四军补充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红三十五军政委、赣南独立第三师政委、红二十一军政委、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第一补充师政委、第三补充师政委。“20岁刚刚出头，就能担任军师一级的政委，没有相当的政治水平，那是很难想象的！”

1931年春，被调到红三十五军任政委。红三十五军改编为红军独立第三师时，仍任政委。1932年8月中旬作为红21军政治委员参加了乐安战役；1933年2月27-28日，率部参加了“黄陂战役”。后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第一、第三补充师政委。在中央根据地工作期间，李井泉同志曾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平的对待，但他忍辱负重，积极工作，在反“围剿”中带领部队英勇战斗。 长征路上

1934年10月，李井泉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在中央直属纵队担任没收委员会主任，负责为直属纵队提供粮食等后勤供应。“这一时期，他严格掌握党的有关政策，不该没收的坚决不没收，反对和制止滥打滥杀地主的现象，以实际行动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诬蔑红军是‘流寇’的宣传，扩大了红军正义之师的形象。”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李井泉调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协助司令员刘伯承抓好直属纵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为红军大部队做出表率。5月，红军经过四川时，他担任过冕宁县革委会主席、游击总队政委，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的行动。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汇合后，两军交流调整干部，他因“适宜做政治工作”，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协助员。当年8月3日，中央军委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兵分左右两路北上：以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红一方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再到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相机占领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上述方计。面对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大好革命形势，李井泉由衷高兴。

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通过了渺无人烟的水草地，这也是李井泉第一次过草地。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等地区，胜利进行了上包座战斗，歼灭胡宗南部5000余人，打开了通往甘肃南部的大门；与此同时，左路军主力到达阿坝地区，并按计划准备渡噶曲河与右路军会师。这时，让随左路军行动的李井泉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然后南下。9月8日，他又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即准备南下”。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不利。”张国焘对党中央的再三争取置之不理，下令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张国焘此举，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一些受蒙蔽的与会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竟然围攻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逼他们表态。朱德、刘伯承都主张：“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张国焘（出生于江西萍乡上栗）竟然利用老乡关系拉拢李井泉，李井泉不卑不亢地说：“总司令、总参谋长都说话了，他们肯定比我站得高、看得远，我赞同他们的意见！”张国焘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一怒之下，他把李井泉贬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

张国焘一意孤行，率领部队过草地南下，企图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结果，南下行动彻底失败，严重消耗了红军有生力量。面对严重危局，李井泉对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并利用政治教员身份对广大学员进行说服教育。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走投无路，被迫同意北上，李井泉又随着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北上。同年秋，他被调到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第四师担任政委。对于李井泉坎坷的长征路，党中央评价极高：“在长征中，李井泉同志先后在一、四、二方面军工作，他两次过草地，历尽艰辛，始终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李井泉同志生平》，新华社，1989年5月9日) 抗日战争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时任红二方面军第四师政委的李井泉，担任了第一二O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副旅长（不久改任政委），在民族抗战之初就声名大噪。

“10月3日，日军侵占宁武城。贺龙指挥李井泉支队袭击宁武。事前，他反复叮嘱李井泉要做好群众工作，取得当地人民的协助。李井泉照此办理，派出工作组进行群众工作，效果显著。由于宁武城里有10多名群众跑出来报告情况、做向导，使攻城部队迅速袭入宁武，歼敌50余人。”10月中旬，为配合国民党军搞好忻口会战，“张宗逊、李井泉按贺龙指示，指挥第七一五团14日黄昏袭击了南北大常，攻占了永兴村，歼敌100余人。袭占南北大常、永兴村以后，张宗逊、李井泉即率部向东活动，袭扰敌人，牵制日军”。（见官方的《贺龙传》）

平绥铁路在大青山南麓通过，联接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集宁3个重镇，是日军侵华的重要枢纽。大青山东西绵延300多公里，南北宽50多公里，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从战略上看，大青山地区是通往大西北和陕甘宁边区的北部门户，又靠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北翼，地位甚为重要。1938年5月，毛泽东致电贺龙等：“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6月11日，毛泽东又致电八路军总部：大青山脉的重要性如来电所述，该地区派何种部队、何人指挥及如何作法，由你们依据情况处理。不过，他特别强调：派往该地区的部队“须选精干者，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而有决心在该地创立根据地者”。

八路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决定，去大青山的部队由第一二O师派出，归贺、关指挥，并且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建议由李井泉率队前往，其他事项由贺、关决定。

贺龙、关向应等立即决定组织大青山支队，任命李井泉为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第三五八旅参谋长姚喆为支队参谋长，支队主要武装是王尚荣、朱辉照率领的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朱德、彭德怀选中李井泉，说明他们认为李井泉“精干”、“政治军事皆能对付”、“机警耐苦”。这个评价当然是极高的。

1938年9月初，李井泉第一二O师大青山支队共2300余人冒着酷暑北上，下旬由晋北进入绥远。他们按贺龙、关向应指示，在凉城地区留下一个营依托蛮汗山建立绥南根据地，以保障晋西北与大青山区的联系，主力越平绥路抵达归绥、武川、陶林、集宁地域，开辟绥中根据地。9月下旬，支队主力进到归绥、武川公路以西。

大青山地区岗峦起伏，村落稀疏，在辽阔的草原和崎岖的山地上，步兵行动十分困难。而日军和伪军不是机械化就是骑兵，行动比较迅速。1938年11月，党中央据此指示：大青山支队迅速将步兵改为骑兵，以适应斗争的需要。在具体执行党中央“化步为骑”指示中，李井泉、姚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们一方面从消灭伪军、围歼顽匪中缴获了大批战马，另一方面向开明绅士和大地主募捐，很快解决了马匹问题，组建成一支精干的大青山骑兵支队，李井泉任司令员，姚喆任副司令员。

大青山地区土匪甚多，不但影响民生，也影响抗战；许多土匪最终成为汉奸。从1938年12月开始，李井泉决定剿灭匪患，到1939年2、3月间，初步肃清了当地的土匪，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汉奸，安定了社会秩序。

大青山地区居住着蒙古族、回族和汉族，是民族杂居之地，搞好民族关系对于团结抗战意义重大。李井泉深入蒙古包和回族居住之地，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平等待人，以极大热情去做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各寺庙喇嘛的工作，把他们中绝大多数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积极同我党我军合作，实行全民族的共同抗战。

挺进大青山地区一年里，大青山支队共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粉碎了敌人15次大规模“扫荡”和围攻，消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500余支，成功地把敌人挤了出去，使人民军队在根据地站稳了脚，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以铁的事实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回忆往事，老战友褒奖他：“1938年秋，你率领八路军的一支部队，穿过日军的数道封锁线，突破敌人的阻截和包围，冒着冬季的严寒，横穿平绥线，深入大青山开展游击战。”“你为创建大青山根据地，建立了功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0年1月，在大青山根据地形势相对稳定后，李井泉调回晋西北工作，担任新三五八旅（旅长是彭绍辉）兼晋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参与领导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阎锡山发动的“山西事变”战事。官方的《毛泽东传》有言，“中共中央军委把李井泉从大青山根据地调来，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

1941年春，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李井泉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理论修养得到很大提高。1942年秋，他被调到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司令员贺龙，徐向前为副司令员）担任秘书长，成为“贺龙的笔杆子”，为联防军的军政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3年春天，毛泽东任命徐向前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总校校长。既然是军政大学，校长无疑要懂军事，政委当然要适宜做政治工作，他想到了李井泉。这时，抗大总校刚从敌后河北邢台县浆水镇迁回陕西绥德县西山寺。同时，党中央又决定将设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抗大第二分校、晋西北的第七分校、延安第三分校（即军事学院）与总校合并，合并后新的学期统称第八期。

徐向前、李井泉到达绥德，一面建校，一面接收学员。从1943年4月至6月，中心任务是整编机构，端正思想。为便于管理教育，他们将抗大编成三个教育基本单位，即抗大总校、第二分校和第七分校。

整编中，干部教员缺乏是一个大困难。物资可以通过生产解决，干部怎么办？作为抗大总校政委，李井泉负责“党管干部”事宜，他除了从学员中解决一部分，又请求军委从延安编余人员中调来一部分。

整编就绪之后，从1943年8月至1944年11月，中心任务是整风审干和开展大生产运动。整风占用时间最长，经历了曲折的进程。整风的领导机构为抗大总学习委员会，按党中央指示，由徐向前、何长工、李井泉、徐文烈及各部部长、各大队政委组成，徐向前为学委会书记。作为总校政委，李井泉协助徐向前做了大量工作。

1943年8月14日，总学委会颁发《关于学校整风学习的决定》，标志着抗大整风的开始。《决定》确定的总方针是“清算思想，清算历史，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四种工作有机的密切的配合进行”。

前两月为第一阶段。内容是学习文件，思想整风，和风细雨。10月中旬，康生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抗大整风进入第二阶段。其方法是康生“抢救失足者”的那一套，有“坦白运动”“劝说运动”“开大会”“作报告”“集体劝说”“个别谈话”等等。结果，怀疑压倒了信任，使一些人蒙受了冤屈。

12月下旬，中共中央、毛泽东开始下决心纠正整风中的偏差。抗大整风才开始摆脱那种左的做法，转入运动的第三阶段。学校总学委会召开整风工作总结会议，徐向前因在延安没有出席，由李井泉、何长工主持。从这时开始，实际上停止了群众性的审查运动，转入专职干部和骨干、积极分子为主的甄别复查。在中共中央正确指导下，李井泉、徐向前十分关注整风、审干工作，经过甄别复查，那些“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基本得到平反。对于李井泉担任抗大政委，有抗大第八期毕业生这样评价：“李政委关心爱护干部，很好地掌握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解放战争

1945年8月，抗战取得完全胜利，国民党却想独揽胜利果实，国共内战危机日重。就在当月，李井泉担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政委，从贺龙的老部下成长为贺龙的好搭档。1946年春，他正式就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贺龙为常委）兼晋绥军区政委，与贺龙一起成为中共在晋绥地区的主要领导。

为迎击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李井泉于 1946年6月19日主持召开了晋绥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他与贺龙在会上一致强调：国民党打内战是靠美国人，而我们是靠人民。真正把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就会起来。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进行土地改革，并根据贺龙的建议通过决议：减轻农民负担。人民的生产、支前的热情大大提高，为晋绥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谈起这次高级干部会议，李井泉归功于贺龙：“都是老总唱的戏！”贺龙真诚地说：“你可是分局书记啊！”

1946年11月，根据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大打出手的现实，贺龙、李井泉商量之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将晋绥野战部队组成三个纵队。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即来命令，调其第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边区。贺龙、李井泉二话没说，亲自到第一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第二纵队开赴陕北。贺龙、李井泉照样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部过了黄河。

1947年12月，在贺龙、李井泉领导下，晋绥军区和晋绥分局联合召开对敌斗争会议，全面检查一年来的对敌斗争，发现不少问题。根据党中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贺龙、李井泉主持通过会议决议：

地方工作要纠正过去的错误，正确执行政策，组织反对阎锡山、傅作义反动统治的统一战线，集中打击依附国民党的恶霸地主，缩小打击面；军事斗争上，地方兵团和游击队要进一步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针对敌军活动规律，适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在敌大兵团出动时，则集中更大的兵力，主动积极作战。争取在一两年内，配合友邻军区夺取太原、归绥，解放全山西、全绥远。

由于贺龙、李井泉十分重视地方部队的建设，及时使游击队、地方兵团逐步升级为野战部队，晋绥地区的野战机动兵力增加了近3倍，战斗力也日渐提高。“晋绥部队1948年作战1173次，歼敌5.5万余人，到当年年底，除太原、大同、归绥、包头等大城市及平绥路西段外，晋绥广大地区都已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见官方的《贺龙传》）生前谈起在晋绥地区的工作，李井泉总是谦虚地说：“讲功绩首先要讲贺老总，我只是贺（龙）唱李（井泉）和！”

主政四川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命令中可以看出，李井泉当时是能够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彭德怀、贺龙等相提并论的战略区领导人之一。 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4个兵团35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根据这个指示，贺龙与李井泉商量，从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机关抽出一些干部，组成调查小组，化装成商人、老百姓，潜入西南，调查了解当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为向那里进军作准备。 1949年冬，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第十八兵团由陕西入四川，参加和领导进军西南的战斗。从这时起，他就与邓小平、贺龙等一起，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之后，他历任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军管会主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府主席、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彭德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打倒，在四川战斗、工作长达16年以上。 毛泽东说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必须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据此，李井泉提出群众大搞水利和机电提灌相结合的方针，并主持重修都江堰，合理开发和利用水利资源，使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年年获得丰收。在视察都江堰水利工程时，毛泽东主席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称赞说：“你干得很好，为四川人民立了一大功。” 20世纪60年代，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中央领导要四川调出300亿斤粮食，支援其他比较困难的省份度荒解难。李井泉顾全大局，说服干部和群众牺牲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如数拨粮，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当时，300亿斤粮食的调出引起各方面的责难：有人说，李井泉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向中央表功，捞取政治资本；也有人说，四川乃天府之国，才拨那么点粮食，是小家子气，与中央闹本位主义。李井泉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实事求是，坚持只能调300亿，多了不依，少了则不行。 毛泽东了解李井泉急党中央所急，有一次关爱地“批评”：“只有大公，没有小我。”意思是教育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利害关系。从这以后，他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既照顾了四川人民群众的生活，又支援了国家建设和较困难省份挨饿的人民。 在李井泉主政四川期间，宝成铁路的建成，成昆铁路的胜利通车，成都、重庆等一大批工业城市的崛起，加快了四川经济飞速发展，改变了贫困落后的面貌。无论别人如何评价，李井泉自己说过：“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四川大地！”晚年经历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惨遭迫害，始终保持了忠诚的节操。当“造反派”用酷刑逼迫他揭发邓小平、贺龙二位同志时，他大义凛然地对他们说：“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人，毛主席都说他是个人才。”当说到贺龙时，他心情激动大声说道：“我认为在党内重大斗争的关头，他始终是站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一边的，如遵义会议、庐山会议等。毛主席曾说过，‘贺龙是一员虎将，很会打仗，很具有军事才能’。他很受群众的爱戴。这就是我对贺龙的总印象。”他这样做，招致了更加疯狂的迫害，林彪在中央全会上公开点了他的名，说他是西南地区“最大黑帮”，是“刘邓死党”，是“二月兵变”的黑干将，必须批倒、批臭。于是，他被批、被斗、被关，受尽了屈辱和诽谤，心身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两位亲人为此蒙冤而死。

在恢复工作后，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井泉不顾年高体弱，深入调查研究，每年都到外地进行视察，深入农村了解民情，关心社队企业的发展，积极支持乡镇工业的改造和建设，更加关心农民群众的生活，提倡在农村开发和利用沼气，以解决农民的烧柴困难。在江西老家视察时，群众向他反映仓下村附近的东河因为没有大桥，大家办事走路很不方便，每年洪水期要死伤数千人。他听了反映后，立即召集有关干部拍板定案修建一座“万年桥”。桥成以后，群众赋诗一首：“万年桥复通，开国大功臣，掌权不忘民，井泉万年松。”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井泉主动提出“让位于贤”，退居第二线（任中顾委常委），并倡议全体老同志都应退居第二线，把年轻同志推到第一线，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高尚晚节。

1989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李井泉走完了他的革命人生。

李井泉主政四川之评述 恶行很多

大跃进浮夸风

1958年起，一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全国上下都处在狂热、亢奋的状态，李井泉的极左作派在那个时期表现得最为充分。 首先，李凭主观臆断大搞胡夸风、瞎指挥，全然不顾起码的常识，在四川全省掀起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在李的狂热怂恿和高压下，成都郊区竟然放了一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那时稻谷亩产8百斤就算高的了），这是当时全国之最，立即上了报。这种天方夜谭般的假货色，李却不准别人怀疑，谁怀疑就要挨整。李在动员会上对干部们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

其次，李用行政命令指挥农业生产，在四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落。粮食减产了，他不但不反省和纠正过失，反而进一步弄虚做假，硬撑面子：他下令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大搞“一平二调”，把远离交通路线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那时不断有从中央和各地的代表们到四川来参观“取经”。

李还在四川大搞“一个样 ”，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那时共产党官员们俨然都成了“农业专家”，强迫世世代代务农的农民们按照他们发昏的头脑想出来的办法去耕作。这样瞎搞胡搞的结果使粮食大大减产。

另一方面，1958年大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村强壮劳力都被抽去“炼钢”（实际上土炉子炼出的都是些没有价值的铁渣疙瘩），使许多地方成熟的庄稼烂在田地里收不回来，这更加大了粮食的缺口。这里且不说大炼钢铁时滥伐林木、强迫农民砸锅砸锁等等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 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峻，从1950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

可是，李井泉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李为了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妄顾川民的死活，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约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和。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根据资料，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只有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任何供应可言。就连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落实不了，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天府之国　家徒四壁

大饥荒年代四川农村究竟是一幅什么景象呢？让我们看看当时一个调查组到重庆所属的长寿县（还不是最糟糕的县）农村所看到的场景：树木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公社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 调查组成员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另据曾任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的邓自力（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李井泉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中记载：“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

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

邓自力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李井泉在四川当政期间，共饿死了几百万人。而后却被提拔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任人唯亲　排除异己

李井泉主政期间，大搞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排除异己，陷害正直敢言的干部。

例如1958年1月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案，1963年4月的“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案等，都是李亲手泡制的冤、假、错案。

1966年文革初期，李为求自保，把一批省级干部如张黎群、马识途、李亚群、沙汀等抛了出来，打成“黑帮分子”、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经过那个时代的四川人不会忘记，文革前每年国庆节，这位西南土皇帝都要在被称为“小天安门”的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上检阅游行队伍。

人们也不会忘记，当草民们正在忍饥受冻的年月，成都军区、锦江、重庆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如何笙歌达旦，多少年轻漂亮的女演员陪伴李书记翩翩起舞。

为了满足李的特殊嗜好，后勤服务人员常忙得不亦乐乎，为他准备例如铁板烫鹅脚皮、麻雀、鸽子、活斑鸠、冬天的泥鳅、青蛙和团鱼等刁钻古怪的玩艺儿。困难时期用公款大修富丽堂皇的“书记院”。特设专为李井泉等少数特权阶层（包括其家属）服务的医疗机构“省三门诊部”（医疗器械、药品和高级补药等大多是从英美等国进口的）。李书记等首长可以用公款吃喝宴聚，挥霍无度；多达四十多人的服务人员队伍专门服侍李井泉等几个“首长”……

当李井泉正是仕途踌躇满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飙由北京迅速刮到了四川；李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走资派，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

“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响彻全川——没有哪一派保他，连最“铁杆”的保守组织都不公开提保卫李井泉，李像丧家犬一样在云、贵、川东奔西藏，好歹躲过了一劫；可是李的家人命运却很惨：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被逼上吊自杀；次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还未断气就被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烬…这不能不说是丧失人性的暴行！

在文革那种暴虐无道、丧失理性、法制废驰的时代，全国上下肃杀恐怖，红色暴徒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类似的暴行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问题是当李的家人被斗死的消息传到四川民间时，不管哪派观点的人都暗自称快，这只能说明川民对这位前“西南王”是何等的痛恨！民意不可欺，李井泉当为为官者的鉴戒。

2.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委常委、副区长

简介

李井泉，男，汉族，1964年2月出生，黑龙江省拜泉县人，1982年2月参加工作，198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共齐市昂昂溪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

履历

1982.02-1984.05 拜泉县新生乡政府公务员

1984.05-1990.10 拜泉县新生乡团委书记

1990.10-1993.09 拜泉县新生乡武装部副部长、部长

1993.09-1994.03 拜泉县新生乡政府副乡长

1994.03-1996.02 拜泉县新生乡党委副书记

1996.03-1996.11 拜泉县新生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1996.12-2000.11 拜泉县新生乡党委书记

2000.11-2002.11 拜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2002.11-2006.11 拜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2006.12 至今 中共齐市昂昂溪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

分工

负责政府常务工作。区长外出期间负责政府全面工作。分管政府办公室、建设局、人事局、民政局、劳动局、群众问题调处中心、安全办、综治办、残联、新兴街道办事处、新建街道办事处、道北街道办事处、林机街道办事处。联系人大、政协、人民武装部、法院、检察院、统战、妇联、工会、共青团、公安分局、市社保局昂昂溪分局、昂昂溪规划处。

宿迁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李井泉，男，1965年12月出生，汉族，江苏泗阳人。大学学历，198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泗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党组书记；县政府党组成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党组书记；县政府党组成员、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等职务。现任宿迁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工作实绩：认真做好纪检监察工作，分管的案件检查、信访举报、农村工作室、纪检监察信息等工作受到省纪委表彰；坚持制度创新，探索实行的重点工程廉情监察制度获省纪委创新奖，村级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被市纪委表彰为创新工作一等奖；围绕杨树节、省级园林城市创建等重点工程，完成绿化60万平方米，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160万平方米。个人先后获市“五一劳动奖章”、市“劳动模范”等荣誉。

招商实绩：江苏申禾实业项目、宿迁尼科织造项目（联合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