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中外文化交流 |
| 释义 | 有史以来中国与东西方各国文化上的相互交流与影响及产生的结果。位于亚洲大陆东部的中国﹐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逐渐由近及远地与别国接触联系﹐进行文化交流。它包括人员的往来﹐物产的移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的相互影响﹐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的传播。交流的途径多种多样﹐如政府使节﹑留学学生﹑宗教﹑商业与商人﹑手工工匠等﹐甚至战争与俘虏﹐也曾为文化交流提供渠道。中国与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深度广度各有不同﹐彼此所受对方影响深浅及产生的结果﹐也因国家与时代而异。但中国与各国之间文化交流是历史的必然﹐而在与各国交光互影的漫长过程中﹐总的来看是中外双方相互受益。 秦代及秦以前﹐和外国的接触很少﹐文化交流今天所知者不多。相传殷朝灭亡后箕子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教化。统一的秦王朝声名远播﹐古代印度称中国为秦﹐至今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里﹐中国的名称来源于秦字。汉朝国势强盛﹐张骞﹑班超先后活跃于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远在更西的各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葡萄﹑石榴﹑胡麻﹑苜蓿等植物移植到中国﹐大宛(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的名马得以引进﹐黎轩(当时属罗马帝国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杂技魔术在汉武帝刘彻(前157～前87)朝廷上表演。中国的丝绸成为罗马贵族衣着所用的奢侈品﹐备受珍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称谓之一即来自丝字。中国的丝﹑纸和钢传入印度。印度的佛教在东汉时通过不同渠道传入中国。有的学者认为﹐江苏孔望山摩崖石刻﹐是中国最早的佛教石刻。佛教在中国历经盛衰﹐延续至今两千年。朝鲜北部和越南北部﹐在汉代都已不同程度地濡染了汉文化﹐奠定了以后与中国进一步交流的基础。 1～2世纪传到意大利的中国战国时期青铜器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各个政权需要巩固与发展﹐海上及陆路交通条件也有改善﹐这四百年间与外国的文化交流远较秦汉时期发达﹐而佛教成为中国与许多外国文化交流的纽带。佛教在中国南北广泛传播﹐鸠摩罗什﹑真谛(499～569)等印度﹑中亚﹑南亚的僧人来华并译出许多重要经典。法显到印度求得经律回国。道安(312～385)用中国目录学方法﹐综理编译佛教经典﹐提出初步的译经理论。随着佛教的传播﹐渊源于印度以至犍陀罗的开凿石窟﹑绘制壁画﹑雕塑佛像等佛教艺术﹐自西而东传入﹐在新疆﹑甘肃﹑山西﹑河南等地逐渐与中国传统艺术相溶合﹐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佛教从中国向东传入高句丽﹑百济﹐由高句丽传入新罗﹐又经由百济传入日本。在朝鲜﹑日本流行千余年的佛教﹐许多方面都有中国烙印。大批自称秦人﹑汉人后裔的中国人﹐经过朝鲜移入日本﹐带去了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各项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本﹑朝鲜﹑越南长期使用汉文作为记录工具﹐而日本这时开始用汉字表达日语的声音﹐以后发展成沿用至今的两套假名。孙吴致力于海外交通﹐遣使朱应﹑康泰到扶南(今柬埔寨)。扶南僧人不断携带佛经佛像来到南朝。北朝经陆路与经济文化繁荣的萨珊朝波斯相联系﹐波斯人东来经商﹐陕西﹑河南﹑山西﹑河北﹑青海﹑内蒙古﹑新疆以及广东等地﹐都曾发现不少萨珊钱币。中国织锦采用了萨珊朝流行的联珠圈内对禽对兽图案。波斯商人信仰的祆教﹐也传入中国﹐建立寺庙。据传波斯僧侣曾用空心竹杖把蚕卵偷运到东罗马﹐从此蚕丝业传入欧洲。朱应﹑康泰和法显留下了中国人关于海外国家的最早记录。 经过政治上的大分裂和各民族的大融合之后﹐隋和唐又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的王朝。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对境内诸少数族采取兼容并包政策﹐成为前代汉族帝王所未有过的”天可汗”﹐而且对境外各国采取开放政策﹐极为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有唐一代和外国在文化上的交流与相互影响﹐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以至于首都长安成为国际性城市。唐朝接受不少外国青年来长安学习﹐他们回国后传播唐文化﹐推动了本国各方面的发展﹐如日本的南渊请安﹑吉备真备(693～775)等。有的学生长期留在中国﹐出仕朝廷﹐如日本的朝衡(698～770)﹑新罗的崔致远等。留居唐朝的外国人后裔﹐如印度人后代瞿昙氏一族供职于司天台﹐大食人李彦升进士及第﹐四川”土生波斯”李 作品被选入《花间集》并以词人着称﹐堪称文化交流的璀璨成果。来自缅甸的骠国乐舞﹐来自中亚石国﹑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等﹐都曾在长安表演。唐代僧人所制三十六字母﹐画家所用凹凸法﹐敦煌的壁画﹐唐代兴起的新文学体裁变文﹐以及其它许多方面﹐都看出印度的影响。印度医药著作和医术﹐在唐代也颇为流行。唐代中外贸易空前繁荣﹐横贯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外﹐海上”丝绸之路”也兴起。广州设有市舶司﹐不少波斯和大食商人聚集于广州﹑泉州和江浙沿海港口﹐山东沿海一带则多新罗商人活跃其间。宗教上的交流广泛而深入﹐尤其体现唐代对外的开放性。有名的高僧玄奘和义净到印度和南海诸国求法﹐翻译携回的经典﹐从事传播。他们的游方记录﹐成为研究这些国家的重要史料。印度僧人不空(705～774)等传入密宗﹐一度颇为兴盛﹐其影响遗留在后来的西藏与蒙古的佛教中。唐以后佛教在中国开始出现中国化的各种宗派﹐号称南朝时传入而实为中国本土形成的禅宗﹐也在这时繁荣起来。唐代在长安﹑洛阳等地有波斯及中亚商人信奉的祆祠﹐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各种不同信仰﹐也在这一时期先后传入中国。公元 751年﹐高仙芝在怛逻斯战役中为大食所败﹐唐的战俘把造纸术传入撒马尔罕﹐以后经由大食传入欧洲﹐广泛流行﹐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公元 770年日本以雕版印刷佛教陀罗尼的作法﹐当亦源于中国(见雕版印刷术)。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又一贡献。中国的绫锦纺织技术﹐也于唐代传入阿拉伯国家。在大食留居十年的杜环﹐返国后留下了中国人最早关于伊斯兰教的记录。 北宋政权的北面有辽﹐西北有西夏﹔南宋则北方先后有金及蒙古﹐中原与西域的丝绸之路交通不像唐代那样畅通无阻。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海上贸易兴盛﹐自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远及阿拉伯半岛。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扬州等城市设市舶司﹐对进出口商船检查抽税﹐市舶所入在国库所占比重很大。南宋偏安﹐对外贸易的兴旺过于北宋。11世纪末﹐宋人航海已使用水针罗盘﹐可能不久即为阿拉伯航海家所仿效采用﹐又传入欧洲(见指南针)。以后日本制旱针盘﹐16世纪其法传进中国。有宋一代制瓷业发达﹐瓷器继丝织品之后成为对外贸易交流的主要商品﹐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都曾有许多地方出土过南宋瓷器残片﹐印度﹑波斯湾沿岸远至非洲的埃及﹑索马里海岸﹐也都出土过宋瓷﹐11世纪埃及工匠还曾仿制中国瓷器。宋代印刷术已大为发达﹐印本书籍广泛行销于使用汉文的日本﹑朝鲜﹑越南。北宋时﹐中国毕升发明木活字﹐受其启发影响﹐到南宋时﹐朝鲜开始制造金属活字(见活字印刷)。宋朝的铜钱﹐在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流通。海外输入的货物﹐以香料﹑象牙﹑犀角﹑珠宝等为主。日本的木材颇受欢迎。越南的占城稻种耐旱易长﹐在宋代中国由南而北从福建到河南得到推广。这时番商以大食人为多﹐他们之中有的久居中国﹐广州﹑泉州﹑扬州都建有清真寺﹐泉州还有大食人公墓。宋代有僧人赴印度求法﹐也有印度僧人来华﹐但当时所译经典国内外影响都不大。宋代流行的禅宗与理学﹐对外发生了重大影响。南宋僧人东渡日本﹐传播了禅宗﹐以后在日本兴盛起来。程朱理学也于宋代传入朝鲜﹐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还在五代末接受中国科举制﹐以选拔官吏。 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新局面。大蒙古国地跨欧亚﹐不仅经过中亚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的陆路交通得到恢复﹐来往更频繁﹐而且范围更加扩大﹐向西直达欧洲。联系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宋代基础上更繁荣活跃起来。蒙古国及元朝统治者对于宗教只求其为大汗降福﹐采取兼收并蓄政策。教皇为防止蒙古向西侵略﹐又想联合蒙古抗击伊斯兰势力﹐1245～1342年﹐一百年中多次派遣教士东来﹐要求结好﹐并设教堂布教。1307年﹐孟特戈维诺被教皇任命为大都及东方总主教﹐接受其洗礼者达六千人左右。欧洲教士也兼营商业﹐从事贸易﹐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的商人更是接踵而来﹐马可?波罗一家最为有名。他们大都留下了游历记录﹐有助于欧洲人了解东方﹐马可?波罗的书对以后欧洲人东行探险启发尤大。中国与波斯﹑阿拉伯人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伊利汗国广泛开展。中国的天文历法﹑医药之学﹑钞法及雕版印刷术﹑驿传之制﹐以及算盘﹐都传入伊利汗国﹐有的更向西传播到欧洲﹐而印??中国的火药于13世纪传进伊斯兰国家﹐火药的主要成份硝﹐波斯人称为”中国盐”﹐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西方语言中的茶字译音﹐一是从福建方音传去﹐另一则由蒙古西传的北方读音。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知识等﹐也随着大批东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传进中国﹐相互起了促进作用。蒙古统治者虽与周边诸国有过战争﹐但高丽﹑日本﹑缅甸﹑暹国﹑爪哇等国商船贸易从未中断。元朝原在七处港口设市舶司﹐后经裁并﹐只留庆元(今浙江宁波)﹑泉州﹑广州三处。中国与高丽之间文士的往来﹐与日本之间禅僧的往来﹐都极为频繁密切。制瓷技术也在此时传入暹国。中国旅行家周达观(见《真腊风土记》)到了柬埔寨﹐汪大渊(见《岛夷志略》)泛海直抵非洲东岸﹐这时关于非洲的知识又胜于宋代。非洲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到过泉州﹑广州。他们的游记﹐成为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 13～14世纪时﹐中国运往埃及的蓝色锦缎﹐其花纹图案带有阿拉伯特色 埃及阿扎姆墓地出土 中外文化交流到了明代﹐就方位而言﹐东方日本﹑朝鲜﹐南方南亚﹑东南亚诸国﹐西方远达西欧国家﹐或官方﹐或民间﹐都有交往﹐远远超过昔日。政治使节﹑商业贸易﹑学习﹑传教﹑移民以至战争﹐各种渠道无不起过作用。明代的交流涉及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中外双方都大有受益。朝鲜﹑越南长期使用汉字作为记录和表达的工具﹐这时开始创制表达本国语言的标记。而他们的标记符号﹐都是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结果。朝鲜1446年颁布字母”谚文”﹐沿用至今。创制者参考了中国音韵之学﹐创制过程中还曾请教过明朝学者。13﹑14世纪之交﹐越南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其造字方式﹐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字喃”﹐一直沿用到被拉丁字母所代替。同时﹐朝越两国仍用汉文修撰史书﹐汉文文学依旧为两国文人所喜爱。朝鲜古典文学作品《春香传》中脍炙人口的讥刺朝贵的四句话﹐就来自明人诗句。明代中日禅僧往来频繁﹐有的僧人充任使节团长。雪舟(1420～1506)入明学画﹐遨游山水﹐作品取得极高成就。明末朱舜水(1600～1682)东渡﹐促进了儒学的传播和水户学的形成。中日两国通过频繁贸易而互相交流的具有各自特色的物品﹐极为丰富多彩。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意外地为中朝日三国某些方面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渠道。南海方面﹐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在明代都曾有国王率宫眷朝臣来华﹐而这些地区又移住了大量中国人﹐皆前代所未有。郑和七次率船队下”西洋”﹐直抵非洲东岸﹐更是中外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盛事(见郑和下西洋)。欧洲耶稣会士东来﹐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但同时带来了西方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以及测绘﹑机械等技术。1620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1577～1628)从西欧各国募集的七千余部西文著作﹐为中国提供了新的知识来源。利玛窦在传授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还向西方初步介绍了中国的儒家学说。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也不断进展。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基本上采取锁国政策﹐并未能阻挡交流的势头。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越南三国与清朝的文人学者之间在文字上的往来与友谊﹐留下了不少佳话。清朝的医生﹑画家们东渡日本﹐日本人的汉诗和有关中国古典的研究﹐受到清朝学者称赞。越南著名文学家阮攸(1765～1820)长于汉诗﹐他用字喃所着﹑至今家弦户诵的长诗《金云翘传》渊源于同名的中国小说。大批华侨把中国的种植和手工业技术以及生活习俗等带到东南亚﹐在那里生根开花。《三国演义》等著名古典小说﹐经华侨传入泰国﹐译成泰语﹐至今受到泰国人民的广泛喜爱。东来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受到清廷重视﹐以外国人管理钦天监。他们根据科学测算﹐改订历法﹐传播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继承了明末耶稣会士的交流活动。还有的教士从事绘画﹑园林建筑等﹐圆明园是他们融会了法国﹑意大利及东方园林艺术特征的精心之作﹐其”万园之园”之称﹐象征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最高结晶。在欧洲﹐启蒙运动者们初步接触儒家学说﹐对于孔子伦理道德的主张和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观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统及仁君统治﹐等等﹐都感到巨大吸引力﹐极为推崇﹐并力求为其所用。伏尔泰(1694～1778)曾赞美科举考试制度。早已为朝鲜﹑越南所仿效的以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18世纪末法国开始采用﹐以后英国继之﹐成为沿袭至今的文官考试制度。物质文化方面﹐中国的瓷器﹑漆器﹑壁纸等﹐中国式的园林﹑家具﹐都很流行。画家仿效中国画的风格与题材﹐皇室从中国订购特制图案的瓷器﹐”中国风”蔚为风尚﹐盛极一时。歌德(1749～1832)接触过极其有限的中国文学作品﹐便颇为倾倒﹐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 鸦片战争(1840)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沦落﹐与外国的交往也不如过去之自由﹑平等而广泛。但由于振兴中国的需要﹐近百年来﹐中国学习日本及欧美﹐文化交流不论主动或被动﹐仍然颇为密切﹑广泛而深入﹐超过以往各个时期。日本明治维新后﹐中国曾有学习日本的高潮。康有为变法﹐即以日本为蓝本。1905年废科举后﹐全国各地设立学堂﹐大都聘任日本人任教习﹐而赴日留学的青年更不计其数。他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各种社会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最早就是通过日本刊物得知的。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人物﹐几乎都在日本受过教育﹐回国后在各领域发生很大影响。19世纪中国设立了同文馆教授外文﹐翻译西书。以后严复和林纾(1852～1924)所译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名著风靡一时。西方基督教教士来华﹐布教之外也传播西方文化。19世纪时﹐中国已有少数留学生派往美国﹐但赴欧美国家留学的高潮﹐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留学生学习内容﹐比以前赴日所学远为广泛﹐政治﹑经济﹑法律和理工农医之外﹐不少人去学文学﹑哲学﹑历史﹑教育以及绘画﹑雕刻﹑戏剧﹑音乐等等﹐从欧美各国全面吸取西方文化。中国各级学校制度仿效西方﹐西方教会也在中国创办各类学校﹐文化交流渗透社会的许多方面。五四运动提出”民主””科学”后﹐欧风美雨铺天盖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若以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与百年前鸦片战争前后相比较﹐思想﹑宗教﹑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婚丧礼俗﹐等等﹐几乎社会一切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这些变化有利或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与外国(主要是西方﹐先是通过日本﹐以后则直接)文化交流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对中国的观感虽有变化﹐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则逐渐深入﹐对中国艺术的爱好不减当年。这一百年中外文化交流中占主导的﹐却始终是中国接受西方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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