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静江府修筑城池图》 |
| 释义 | 《静江府修筑城池图》 § 简介 世界现存最大的古代军事石刻地图，刻在广西桂林市鹦鹉山崖壁上的宋代桂林的城市平面图，高2.82米，宽2.93米，阴刻单线，详于城防设施，略于街道坊市。图四周有单线边栏，上加横栏，记宋末四次修筑城池的简况和工料费用，共镌楷书113行，但无图题，也没有修建和刻石的纪年。桂林市在宋代称“静江府”，据位于该图西侧的另一摩崖石刻：宋章时发《静江府修筑城池记》所载，参证史籍，可知此图应称《静江府修筑城池图》，是宋代胡颖修筑城池时主持刻绘的，刻成于咸淳八年(1272)，所绘为自宝祐六年(1258)至咸淳八年这14年中，为防御蒙古军队进攻，静江府前后四任官员主持修筑城防工事的情况。 该图比例尺：南北方向约1:1000、东西方向约1:750。地图纵向321cm，横向298cm。图上街坊只绘主要大街11条。而城壕建筑、军营、官署和桥梁津渡却绘得比较详细，是一幅带有军事性质的城市地图。城内各军事地物与地方官民建筑物之间有街道相互沟通。城门、城墙、城楼、官署、桥梁、山峰用写景法表示，形象逼真。军营用方框加注名称表示，街道用细直线表示。是研究桂林城市发展和城防建设发展史的重要史料。 这样一幅富有特色、时代较早、保存又较为完整的大型城市地图，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对研究宋代城市建设、地方历史和军事布防以及中国地图学史具有重要价值。2001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静江府修筑城池图》 如今，人们把这幅地图视为研究我国古代城池史、城防规划、建筑工程的重要范本；图中采用了三十六种不同的符号标识山形、水文、建筑植物，具有开创用符号绘制地图的先河意义，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地图中被广泛使用的混合比例尺方法，在这幅图中已开始应用；以及当时在紧靠漓江的城墙上，利用硬楼的平顶建设了逍遥楼、癸水亭等游观建筑，使军用与民用合二为一，充分地体现了宋人喜爱优游的文化习尚。 § 修建背景 桂林市是历史悠久的古城。梁天监六年（507年）设桂州。隋开皇十年(590年)，始安郡被废，桂林遂成为广西北部的统治中心。到了唐代，桂林已成为“遥制海疆，南控溪峒’’的西南会府、军事重镇，从此，为历代王朝所重视。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通过灵渠，顺湘江而下，可达湖广，东下可达江浙，北上可达中原，使得桂林“带江襟山”，如“江山锁钥”，扼住了粤西的咽喉，成为历代王朝调兵遣将的中心。因此，作为保证国家安全的军事防御体系城墙的修建，成为历代地方官员的首要大事。绍兴三年（1133年）桂州升为静江府。《静江府修筑城池图》 对桂林城池的修建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始于唐代。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靖任桂州总管(见《加封李靖碑》文)，他在桂林修建了一座子城。这座唐代的子城大概在今解放桥西岸一带。唐大中年间(公元847～859年)和光启年间(公元885～887年)，蔡袭和陈可环各修筑外城和夹城一座，城墙周长达数十里。城内分政府区、居民区和商业区等。这时的桂林城已初具规模。到了宋以后，城池的修建也随之频繁。 在宋代的三百多年间，桂林城有过五次大规模的修建。最早的一次是北宋皇}右年问(公元1049～1053年)，广西经略使余靖为抵抗壮族首领侬智高的军队而进行的一次修建，神宗时的宰相王安石曾作文记载了这件事。1253年蒙军占领云南，广西成为南宋的西南前线，宋理宗下令由李曾伯、朱祀孙、赵汝霖、胡颖四任广西经略使，从公兀1257～1270年间十四年的静江府城池修建。 依山靠水，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建城原则，静江府城的山和水都能成为重要的城防设施。桂林城西北因广连陆地，城北又是无水的干壕，山就成了天然的屏障。所以北城的城墙有的已建在了山间或山顶，构成了山上城和平地城的结合形式，城内的山作为制高点，可以纵观城内外；宝积山上还修建了烽火台，可以加强防御。当时的大军就重点屯驻在这一带。东城和南城因为有了漓江和阳江，河流湍急，水深难攻，而且江河上并没有固定的桥梁，只有浮桥、吊桥、拓板桥这样的临时性桥梁，如遇敌军进犯，它们可架、可拆、可攻、可守。即使敌军攻破城门，进入城内，守军也能从丁头路两侧进行火力交叉，迷路的敌军也就不能及时占领全城，由于城防设置合理、兵力部署得当，驻守桂林的官兵得以多次击溃蒙军，使这座山水间的孤城在抗蒙斗争中维持了二十年之久。 § 修建经过 南宋末年，广西制置使李曾伯开始修建静江府新城池。据《静江府城池图》碑文记载，李制使任内创筑的新城：“自雪观起至马王山转过桂岭至宝积山下北城堂脚止...... ”李曾伯在原来旧城的基础上，从现在解放桥西岸北面的雪观起修建城墙，延伸至伏波山、叠彩山、宝积山，然后南折回接旧城西北端，共筑新城墙七百二十丈(古丈略小于今丈)；修浚新、旧护城河——壕河一千八百八十九丈；并在城墙上修起用于御敌的高台——楼橹五十四座，对抵御元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久，李曾伯遭到贾似道的弹劾落职离任。 宝积山 李曾伯离任后，继任的经略使朱祀孙又“自南阳江起至西北临桂县背接旧城暗门过道止……”这段城墙即是从现在的榕湖小学所在地起，向西至现榕湖桂林图书馆再向北至现桂林医学院北端与旧城相接，总长五百六十丈。并开浚壕河若干(石刻此处文字缺损)丈、楼橹十六座、万人敌(类似瓮城的一种建筑)一座、城门两座、女墙(城墙上雉堞)三百九十一个。此后的第三任经略使赵汝霖没有继续拓城，而是‘‘创筑沿江泊岸石城，自南门青带桥(今阳桥)东起至马王山(叠彩山)脚共长七百五十八丈四尺”。最后，第四任经略使胡颖又把城墙和护城河向北拓展，并利用鹦鹉山与铁封山之间的狭窄通道作北门，修了一座城门关，关里有一座不大的瓮城；还在鹦鹉山上修了一座三面亭。这里山势险要，通道狭窄，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守住这里，大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时的桂林城，其城防系统工程的宏大规模和坚固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胡颖筑城完毕后，将这前后由四任经略使历时十四年修筑成功的御敌城池绘制成《静江府城池图》，镌刻于鹦鹉山三面亭后的崖壁之上。 据《静江府城池图》中记载，桂林大兴土木修筑御敌城池的这十四年中，共动用军夫工匠二百九十九万四千九百二十四个工，消耗石块五十三万五千五百七十九块、木头四十八万五千一百六十三根、砖二千一百〇八万五千二百八十二片、石灰二千四百九十一万四千八百四十四斤、米一万零九十六余石、盐一万二千六百八十斤、钱五十四万一千一百八十九贯、银二百六十八两一钱。朝廷给予了一些拨款，但主要还是由地方财政和百姓负担。 § 城池布局 据图所示，城分内外两圈。内城即传为唐李靖创建的桂州城，平面矩形，东、西、南三面各开一门，干道呈丁字形。府治在东西横街之北，正门已按宋时州城制度建成下开二门道的双门。外城为宋至和二年(1055)余靖创建的静江府城，其东墙即为内城东墙的延伸，南、北、西三面向外拓展，包内城于内。外城平面也是矩形，南北各一门，东西各二门。外城东临漓江，其他三面有城壕。布局 从图上看，南宋桂林城有具规模的大小城门13座，团楼、望火楼、万人敌、马面楼等大型城上屯兵设施15处，硬楼等防御设施37处，堪称壁垒森严。而在城池北半部分，标明有“戍将衙”、“戍军寨”、“南定寨”、“武台”等字样的排列整齐的军寨，是为军事重地，颇为引人瞩目。 在城池南部，独秀峰南以府治为核心的官署区，构成南宋桂林城的政治中心。图中“府治”周围与政治和权力有关的标示，还有“转运司”、“提刑司”、“静江军”、“桂林驿”等。不过仅是文字提示而已，并无写景符号。 桂林城的文化、礼教区域，则位于西南的夹城内。其主体建筑包括文庙、府学、宣城书院等。附郭县临桂县治也位于夹城内北部。或许由于制图背景或目的的局限，《静江图》除了简单画出的21条纵横交错的道路外，未能提供有关城市庶民生活的痕迹。但从城门规模以及街道数量也可以看出，府治周边、尤其是以青带桥和东江桥左近为节点，桂林城南部偏东一带应是最具活力的区域。 南宋末年的四次拓展是军事性的，随河而建，平面不规则。李曾伯任广南置制使时，在外城依山北接建新城。北至叠彩山、桂岭一线。包独秀峰于城内；城内建营寨，城外建羊马墙和城壕。以后，朱禩孙、赵与霖先后任广西经略安抚使时，在西城外拓建新城，并沿漓江和南城壕建石墙。最后，在胡颖任经略使时，于新筑的北城外连接宝华山、莫家山、粟家山等制高点拓筑新城，开挖城壕，城内建营房驻军；又在西面新城桥头建月城。经这数次修筑,建成北倚诸峰，东临漓江，重城列堑,楼橹栉比的纵深城防体系，共用工近300万。 § 城防设施 图中所绘城防设施类型颇多，大都标出名称。城墙都是块石基墙，砖包城身，上有垛口、女墙。城身隔一定距离建外突的马面，转角处建弧形墩台，上建开有射孔的平顶建筑。马面上标名“硬楼”，弧形墩台上标名“团楼”。除府治双门沿用前代传统梯形木构架门道外，各城门都是砖石拱券门道。瓮城为方形，一侧开门,正面建开有射孔的单层平顶房,标名“万人敌”。无瓮城的城门外建有影壁，即护门墙。城外壕边建开有射孔的羊马墙。城门外壕上建桥，桥分两段，中间在水中建一小堡，用吊桥连接两岸，标名“拖板桥”。桥对岸有半圆形桥头堡，《城池记》中称为“月城”。月城正中和两旁都有门，旁门标名“暗门”。沿江泊岸上的矮墙，《城池记》称之为“护险墙”，墙上的门称“虎蹲门”。 图中之所以特别对军寨部分醒目标示，章时发《静江府修筑城池记》中的记述有助于了解此事：“初，公（指胡颖）之未至，戍卒率寄民家，客主杂袭，公既展城，而戍营首建，军民接堵，各以其业，遂万口歌呼，过于襦袴”。有关桂林城内驻军情况，黄震《黄氏日钞》卷67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节文称：南宋淳熙（1174～1189年）初，“经司驻静江，是时见兵亦不满二千人。石湖搜强壮一千人，并驻泊下。”至南宋末年，桂林地处西南战场前线，军容之盛当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颖扩建城池，其主旨之一是重新规范、安置这些戍卒，使其不与民众相杂，“戍营首建”遂被视作其“德政”的主要内容。突出今任胡经略的这一政绩，自然也是城图所欲宣示的主要内容。 § 史料价值 1.地图学价值 宋代是中国地图发展史上一个较为发达的时期，著名的《华夷图》、《禹迹图》、《平江图》、《历代地理指掌图》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但包括《静江府城池图》在内的这一时期的地图绘制，尚未摆脱以景观勾画为主的修饰性技法的窠臼，掺杂有较多的意志观念。 从宏观上纵览该图，给人一种结构严谨、平正坚实的感觉。但是如果把它转绘到现代地图上、对照现存古代城垣遗迹，就会发现两者在形态上的明显差异。根据“图记”和实际勘察得知，府治所在的南半部分城池在方向上明显偏向西南，而伏波山以北部分则位于北偏西方向，整个城郭的实际轮廓略呈并不规则的马鞍状；而且，城郭北半部分面积明显小于南半部分。地图所示与实际状况的差异，恐怕不能简单地以绘图水准的制约来予以解释，而应有其深层的原因。 首先，地图的绘制者受到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平正方直的宇宙观的影响。可是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河道交通发达、地形起伏复杂总是使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不得不因地而就，缘势而行，不得不由此修正或突破传统的规范。宋代桂林城虽是在唐城基础上扩建而来的，但周边的漓江、古阳江、伏波山，铁封山、鹦鹉山等自然地貌在发挥着天然防御功能的同时，无疑也局限规制着它的肆意拓展，城池形状也就自然而然地随山川之走向而蜿蜒曲折。这样，城峻后的制图者在向后人展现宋代桂林城的风貌时，很可能一方面竭力使得城图能够符合传统的平正方直的建筑理念和审美观念，另一方面又希望保持桂林城独特的山川地貌和城市形象。 鹦鹉山 其次，突出“今任胡经略”的筑城政绩，应是刻制城图的另一目的所在。“胡经略”名胡颖，在至桂林出任广西经略使之前，曾有知平江府兼浙西提点刑狱的仕历，对绍定二年（1229年）重建街坊后刻于平江府孔庙的《平江图》应是十分熟悉的。《静江图》极有可能是他在主持增筑城池竣工之后，效平江府事令人凿图于石壁，其目的应在彰显其功。但如文前所指出的那样，在胡颖之前增广桂林城的还分别有李曾伯、朱禩孙、赵与霖三人。胡颖主持的仅局限于叠彩山、宝积山以北的部分城区，范围不大；而且从“图记”中所示砖、石等工程材料的用量上来看，胡颖大大逊于李曾伯、朱禩孙而略多于赵与霖主持修筑部分。但从《静江图》来看，胡颖主持修建的城池区域明显大于实际面积。曾有学者从比例尺的角度做过测算，推定图中比例尺由南到北大致分别是1/1401：1/1196：1/723，呈现出一种并非等量的递增关系。 最后，从地图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还是应该对《静江图》在中国古代地图史上的地位予以适当评价。在绘制手法上它最早采用了写景式符号，改变了以往地图绘制中山川统一画法，堪称创新。《静江图》娴熟地活用裴秀依分率制图的理论，以混和比例尺的手法解决了城池形状和山川、建筑不合比例的矛盾，使图形表示既简洁明了又轻重得当，形象地反映出桂林城“郭外青山山外城，山城如画画难评”的独特景致。至今，仍有许多旅游图或其他示意图还在沿用这种混和比例尺的绘制方法。 箭楼 2.军事史价值 宋代战事连绵，防守战术和城防工事较前代有较大发展，这在一些兵书和战史著作中记述颇详。此图所示可为诸书提供形象注释。如城北展筑新城，纳制高点于城内，免为敌据的经验见于北宋曾公亮《武经总要》。羊马墙虽始见于唐杜佑《通典》,但与大城上下配合，阻敌近城并伏兵出击的经验始见于南宋陈规《守城机要》。城防设施中,团楼又称“敌团”，与瓮城、吊桥、暗门同载于《武经总要》。护门墙、护险墙始见于《守城机要》，在此图中始见其形象和用法。“万人敌”之名始见于绍熙三年(1192)修六合城的记载，见此图始知是箭楼的初型。砖砌券洞城门道过去认为始建于元代，据此图则南宋已在使用。这些都为研究城防建设发展史提供了极重要的史料。 § 文物保护 因历史、人为及自然因素影响残损严重，石刻上的书画字迹班驳模糊，图形、符号和文字难以辩识，《静江府城池图》及其所附的《静江府修筑城池记》地图受损达三分之二。石刻遭受破坏的原因如下：《静江府修筑城池图》 （1）自然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自然降水和岩溶水的溶蚀、冲刷 A及盐类结晶、溶解过程造成的风化侵蚀，盐类在石刻表面的沉积，岩石的裂隙发育等。风化侵蚀是目前桂林石刻面临的主要危害，其病变形态包括：石质浅层表面粉化、鳞状起甲、层状剥落等。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空气、雨水中的酸含量不断增加，也加快了对石刻的侵蚀程度。 桂林地区碳酸岩的平均溶蚀速度达87.88毫米/千年，如果不加以有效保护，再过100年，石刻将在自然剥蚀中消失很大一部分。 （2）石刻所依附山体的结构性破坏。桂林石刻大多开凿于山崖、岩体之上，而石刻周围岩体均有裂隙发育现象，易造成石刻围岩的脱落、崩塌，载体的稳定性成为直接影响文物安全的重要隐患。 （3）生物危害。湿热的桂林气候，非常容易促使石刻表面滋生各种生物或微生物，如苔藓、藻类、地衣、霉菌等。生物侵蚀不仅影响石刻文物的外观，还会深入石刻内部对其结构造成破坏。 （4）人为因素的影响。如历史上的战乱导致大量摩崖石刻和碑碣被烧毁或炸毁，现代旅游者的触摸、刻划行为、烧香拜祭活动等造成的影响等等。 § 参考资料 1.周长山：《从看宋代桂林城的空间形态》，《城市史研究》第24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2.桂林探索网http://www.guilinline.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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