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一号号令 |
| 释义 | § 国庆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２０周年大庆。北京一片节日气氛，但各级军事部门却是在高度戒备的状况下度过的。为了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群众的欢庆活动，他们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做了各种应变准备。边防部队严阵以待，所有远程雷达不间断地进行侦察探测；空军预先将一架直升飞机停在端门与午门之间的空场上，以保证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能够迅速转移到城外预定指挥位置；父亲指定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和几名干练的情报、通信人员携带电台到天安门城楼待命，随时将情报部门提供的敌方动态通报给中央领导人。 国庆节总算平安地过去了，但战备工作丝毫没有放松。国庆节刚过，父亲与空军司令吴法宪、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等，陪同林彪乘“子爵号”专机勘察了张家口一带的地形，检查了驻军的战备工作。 １０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毛泽东关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林彪首先发言，认为历史上沙俄就贪得无厌，是中国的主要威胁。现在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重兵，因此必须立足最严重的情况，做好准备工作。周恩来就几个问题作了重点阐述。 为了落实毛泽东指示和政治局的决议，１０月１７日晚，周恩来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后，分批会见了一些老的中央领导人，其中有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邓子恢、张鼎丞、陈奇涵、王震等，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决定，并宣布了每个人的去处，周恩来对老同志们说，他已分别向有关省的第一把手打了招呼。周总理要求老同志于１０月２０日或稍晚离开北京。此时，毛泽东已去了武昌，林彪到了苏州。周恩来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临走嘱咐周恩来，让他也早点离开中南海，出城进山。 § 一号号令 与此同时，黄永胜责成父亲组织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于１７日随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等进驻既定指挥位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分别按预定方案组成战时工作班子，进驻既定位置。１０月１８日晚２０时左右，黄永胜的秘书通知父亲到办事组开会。父亲赶到时，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都已在座。黄永胜传达了林彪从苏州发出的战备指示，让父亲用电话迅速向部队传达。父亲随即到作战室进行文字整理。父亲考虑，这是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便要值班参谋将拟编为“第一号号令”的文字稿送黄永胜审查。 § 内容 “一号号令”的大体内容是：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１９）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１９日和２０日应特别注意；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不要麻痹大意；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参谋人员在紧张地向各大单位传达林彪指示，父亲又考虑，第一个号令是发给全军的协同号令。黄永胜传达的几条中，有一条是针对二炮（战略导弹部队）的指示，根据二炮的性质，不便向全军传达，便另写了一个指示，编为第二号号令。随后，又向总部机关和情报部门分别发出了第三个、第四个号令。几个号令传达完毕，时间已过午夜。 事后，周恩来对军委办事组，尤其是黄永胜事先没向他报告以及文件的编号提出了批评，但并没有对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本身提出置疑。 １０月１９日，苏联代表团抵京，双方开始举行谈判。由于双方立场差距太大，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僵局。此后许多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暂时缓和，人们对紧急战备的指示似乎淡忘了。而“一号号令”在被全军认认真真地执行了半年多之后，也逐渐作了调整。１９８６年８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较客观地评价了“一号号令”的历史背景和过程，首次明确指出林彪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正式下达。又过了８年，１９９４年夏，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实录》客观介绍了“号令”发布后我军的活动概况，作出了“一号号令”不是阴谋活动的结论。同年８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专文，充分肯定了该书编著者实事求是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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