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上海一月风暴 |
| 释义 | § 简介 1967年1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到上海伙同王洪文等策划夺权。他们相继夺了《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权，并策划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一月风暴 1月8日建立了由他们控制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权。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夺权之风从此刮遍全国，更加剧了全国混乱的局面。1月8日，毛泽东高度赞扬《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奇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毛泽东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 § 风暴始末 安亭事件 1966年11月4日，王洪文领导的“永忠队”占领了工厂的广播台，宣布《通令》：“从今天起，工作队靠边……” 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大会召开。这天，来自各单位的造反派，乱哄哄地拥向市中心人民广场。会上相互对立的各派代表，你争我夺地辩论发言。万人会上，有人高喊，把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揪出来，勒令他到会上“接受批判”。 晚上9时多，王洪文煽动会场上留下的四五千群众，到市委去，要求曹荻秋接见! 王洪文当即领着扛起“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红旗的群众，喊着口号，走上街头，向延安西路的上海市委进发，冒着阵雨，深夜把市委包围起来，再三要求曹荻秋接见。聚集在马路上的群众一夜未眠，情绪更加激昂。王洪文为进一步扩大事态，鼓动大伙说：“我们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去!” 造反派队伍冲进上海北站，拥上了开往郑州的69次特别快车。 10日黎明，列车得到命令，开动了。 特别快车飞速前进。但是行至嘉定县的安亭车站，上海调度突然通知，69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车，至上午8时17分，列车停在离安亭车站几公里的岔道上。 上海市委得知“工总司”的造反派队伍冲进车站、占据列车北上以后，对扩大的事态十分焦急。为了不使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扰乱首都的秩序，市委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打电话给在安亭的602次列车，劝告造反派回上海，有问题在上海解决。后来，列车还是北上了……王洪文从此投靠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结成“四人帮”做了第一笔交易。 “四人帮”后来大肆吹嘘，称“安亭事件”是“巴黎公社起义”，是“震惊世界”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小小的安亭车站，被封为“革命基地”。 《解放日报》事件 “安亭事件”在上海点了一把火，但是上海并没有大乱起来。 1966年11月19日，靠造反起家的聂元梓等三人窜到上海。在“炮轰上海市委”大会上，他气势汹汹地叫嚷：“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 大会后第三天，1966年11月29日深夜，上海爆发了第二次影响全国的事件，即持续了九天九夜的《解放日报》事件。 这天深夜，简称“红革会”的３００多名年轻人，佩戴袖章，手拿已经出版九期的《红卫兵战报》，冲进了上海市邮电大楼，要求将他们的第九期《红卫兵战报》，同《解放日报》一块发行，并说《解放日报》放了很多毒，《红卫兵战报》要跟着“消毒”。毒放到哪里，就要消到哪里。因此，提出要把两家报纸夹在一起发行。 所谓发行问题，只是一个借口。制造这一事件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从《解放日报》打开缺口，把中共上海市委打垮。聂元梓煽动红卫兵冲进解放日报社。与此同时，王洪文、陈阿大操纵的“工总司”调来大队人马，强行占领报社大楼，停止了《解放日报》的发行。 接着，康平路事件发生。“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据记载：“12月30日6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7点，近两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91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还缴获几百箱饼干。”100多赤卫队员被打得遍体鳞伤。 2月31日，“工总司”发布“特急命令”：把“赤卫队”各级领导干部抓起来。全市各机关企业有240余人被捕，单是上海国棉17厂被捕的赤卫队员就有25人。 一月风暴 “安亭事件”后，上海的煤炭告急，整个城市瘫痪了。 上海影响全国。鉴于上海市委已不能工作，为解决上海问题，中央决定让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上赞扬过的谭震林去主持上海市委工作。 但是，江青却要张春桥、姚文元先走。 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飞抵上海。 张春桥、姚文元一下飞机就到康平路招待所，找“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头头徐景贤、朱永嘉等人，指示他们马上组织一个班子，以联络、控制各造反派组织。张春桥向他们交底说：“我们这次来，是听说上海要进行夺权。我和姚文元听到这个消息都坐不住了，所以特地赶来上海想同你们谈谈。” 1月4日，《文汇报》被造反派夺权。这是安亭事件后的又一个重要事件。 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被夺权。 这天，张春桥对“工总司”造反派头头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1月6日，天空飘着雪花。“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开始了。几万人在刺骨寒风里， 目睹陈丕显站在木箱上，曹荻秋被押上主席台批斗的情景。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也被揪来陪斗。 大会宣布了三个《紧急通告》，不再承认曹荻秋同志为市委书记和市长，对他监督改造，勒令陈丕显“在七天内交代反革命罪行”，“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大乱的上海，一时拥出32个造反派组织，他们把成千上万的老干部、学者、专家，戴上高帽子，揪斗游行，逼迫许多机关企业的“走资派”，在“补充工资”的经济要求上签字，而造反派自己则瓜分国家的动产和不动产，发横财！ 毛泽东对上海的夺权，给予高度评价。1967年1月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了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就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１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转载了《文汇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且发表了编者按语：“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 1967年1月11日，按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贺电。由毛泽东亲自加上“中央文革小组”的这次贺电，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小组”推上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平起平坐的高位。贺电说，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1967年1月12日上午，上海几十万人聚集人民广场，举行“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大会刚刚结束，王洪文就抓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陈丕显，并把上海市长曹荻秋押上一辆卡车，让他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 夺权风暴刮遍全市。从15日起，三天内有49个机关被夺权。1月15日凌晨三时，“工总司”二兵团司令耿金章，闯入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夺了市委的大印! 各机关、团体也都卷入“夺印”的浪潮中来。有的造反派把夺得的一大堆木头印章缠在腰间，边走边喊：“夺权!夺权!” “一月革命万岁”的标语贴遍全上海。1月19日，得意忘形的张春桥在造反骨干会议上狂妄地说，上海的夺权，像法国的“巴黎公社”、苏联的“十月革命”一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张春桥提出，成立“上海革命造反派政治联络总站”，代替上海市委。会上有人说，这个名字不响亮。张春桥经过同陈伯达商量，得知毛泽东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他马上找人商量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 2月5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变成了百万人的海洋。张春桥、姚文元讲话中对“公社”大加赞扬。大会不仅通过了“公社”的宣言——《一月革命万岁》，而且宣布夺旧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一切权力。 大会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一号通令》里，疯狂叫嚣要把一切大权“统统夺回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回来!” 2月12日，王力在电话中向姚、张二人传达了毛泽东不赞成“人民公社”名称的指示，张春桥、姚文元急忙飞往北京。 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策动指使下，上海市有7名市委书记、常委和市长、副市长，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市长曹获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夺权”演变成武斗 张春桥一伙人从“全面夺权”开始，对上海人民实行了“全面专政”。他们排除异己，支一派，压一派，把反对他们的人统统打入深渊! 张春桥为镇压群众，亲自秘密操纵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这个前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后来被张春桥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的游雪涛秘密横行在上海滩。他带领一帮人到处伸手，无孔不入，搜罗大量情报，编成“简报”、“动态”、“动态增刊”共300多期，制造大批诬陷材料，制造冤案、假案26起，其中直接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计有183人，致死5人，因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而被株连的达816人。 继上海“一月革命”之后，全国许多省市响应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号召，向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开展夺权的活动。 夺权斗争进一步加深了两派的矛盾，渐渐由口头的争辩，进一步激化成武斗。 [1] 影响 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影响，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山西（1月14日）、山东（2月3日）、黑龙江（1月31日）、贵州（1月25日）等省纷纷夺权。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的新阶段。夺权引起的震荡，革委会筹备委员会的权力争夺中进一步搞乱了全国，造成派性分裂，迫害了大批干部；同时林彪集团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在各地乘机膨胀，扶植党羽，攫取了相当部分党政大权。 从夺权开始造成全国性的大混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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