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多边文化研究》 |
| 释义 | 多边文化研究 内容简介 《多边文化研究》作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学术纪要，它的第一卷恰与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同时来临。这多少为我们的《纪要》增添了时代的色彩。或许，这一契合更预示着在这一新世纪中，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在人文社会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 多边文化研究 本书前言 卷首语 《多边文化研究》作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学术纪要，它的第一卷恰与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同时来临。这多少为我们的《纪要》增添了时代的色彩。或许，这一契合更预示着在这一新世纪中，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在人文社会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 假如我们把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后期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事业复兴的起始，那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作为这一复兴的见证人与参与者，在艰难困苦同时也在充满朝气的学术道路上已经走过了二十年了。 从学术层面上考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事业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的近四分之一的世纪中，可以说出现了三代主峰，以杨周翰、钱钟书、季羡林、贾植芳诸位先生为代表，他们是经历了“文革”之后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第一代学者；以乐黛云、钱中文、饶�M子诸位先生为代表，他们是推进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发展和繁荣的第二代学者；目前，在跨入新世纪之时，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了第三代学者，他们中间已经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学人。在几代主峰之间，也都存在着许多过渡性的桥梁。前一代主峰学者的学术与精神，正是通过这些学术桥梁，转达到了后一代的主峰层面上，承前开后，把学术推向新的巅峰。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建立与发展，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事业发展的轨道相一致。它的前身“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创建于1981年，正是第一代学者们致力于复兴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的产物。它被定着于北京大学，这正体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与新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1985年，依据我国教育部的指示，北京大学把“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改建为具有独立建制的实体性的研究所，任命刚刚从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乐黛云教授出任所长。不久，乐黛云教授当选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会长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副会长。近一系列的文化事态，便成为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主峰层面由第一代学者向第二代学者转移的标志。 自此以来的十五年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的研究，不仅在国内学术界而且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发展。第一，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更比较文化研究所已经建立起了关于培养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完整的学术学位体系，由我所培养的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专家，既在国内的学术界，而且也在欧洲、北美、东亚和澳洲广袤的学术领域内发挥着积极的学术作用；第二，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学者们撰写的学术著作，其研讨的内容涵盖了比较文学多层面的学科，并已经突破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等的藩篱，显示了以中国文化为教养的文化精神、文化观念和方法论特征。该研究所的学者已经开始具备捕捉国际学术新趋势，回应学术文化新挑战的能力，其研究著作，不仅进入了中国大学的殿堂，而且已经在国际上被一些大学指定为“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课程的必读参考书，并且在国际性出版物的有价值的评比中夺得如“学术类金奖”等高层次奖项；第三，北大比较大学研究所的学者积极参与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几乎所有的重大学术活动，并且成为其中重要的组织者。(节选) 多边文化研究 本书目录 卷头语 我的比较文学之路 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两种危险 及文学理论的未来 “原典性的实证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 文学的发生学 翻译中的“相异性”与“相似性”之辩 �D�D对翻译与文化交流关系的 思考与再思考 形象学研究要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 见证与见证人 隐形书写：九十年代大众文化的政治学 谢阁兰的《碑》汉语证源 法国“如是派”对中国的理想化误读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与上海 从“中华”到“中国” �D�D世界的转变与自我认识的形成 失去儒家制衡的“个人主义” �D�D周作人案例研究 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阐释 �D�D以比较文学的阐发研究为例 阐释学与比较文学 酒神精神的东方视域 �D�D现代中国语境中尼采审美主义 思想的内涵与效应 船山思想的知识背景与解释传统 悲剧的冲突显现形式与存在的可能性 青木正儿对中国儒学的思考 �D�D日本中国学读书札记 钱钟书的文学研究形态与诗话的复兴 清末《求是报》中的法国形象�s 鲁迅主张“硬译”的文化意义 《荀子》的诠释理论 想象：游弋于修辞与认知之间 《茶花女》汉译本的历时研究 “大众”关键词的梳理：以十一三十年代 相关文学运动为中心 他，要去攻陷城堡 �D�D试论两种真理观对于个体生命的意义 作为传记的《路德与加尔文》 �D�D在基督教人物书写史的背景下 本卷作者一览 多边文化研究 文章节选 我如何走上比较文学之路 我追随前辈，走上比较文学之路，是偶然，也是必然。七十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招收了一些留学生，我被分配去教一个留学生班的现代文学。我的这个班二十余人，主要是欧美学生，也有从澳大利亚和日本来的。为了给外国学生讲课，我不能不突破当时教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模式，我开始讲一点徐志摩、艾青、李金发等“资产阶级”作家。为了让我的学生较深地理解他们的作品，我不得不进一步去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中国传播的情形。这一在学术界多年未曾被研究的问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开始系统研究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是如何被借鉴和吸收，又是如何被误解和发生变形的。 从对早期鲁迅和早期茅盾的研究中，我惊奇地发现他们不约而同，都受了德国思想家尼采很深的影响。再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位三十年来被视为煽动战争，蔑视平民，鼓吹超人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尼采的学说竟是二十世纪初中国许多启蒙思想家推动社会改革，转变旧思想，提倡新观念的思想之源。无论是王国维、鲁迅、茅盾、郭沫若、田汉、陈独秀、傅斯年等都曾在思想上受到尼采深刻的影响。事实上，尼采学说正是作为一种“最新思潮”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瞩目。尼采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虚伪、罪恶的揭露和批判，对于已经看到并力图避免这些弱点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正是极好的借鉴。他那否定一切旧价值标准，粉碎一切偶像的破坏者的形象(这种形象在中国传统社会从来未曾有过)，他的超越平庸，超越旧我，成为健康强壮的超人的理想都深深鼓舞着正渴望推翻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引起了他们的同感和共鸣。无论从鲁迅塑造的狂人所高喊的“从来如此�D�D便对么？”的抗议，还是郭沫若许多以焚毁旧我，创造新我为主题的诗篇，都可以听到尼采声音的回响。但是尼采学说本身充满了复杂混乱的矛盾，他的著作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个山峰和另一个山峰，通向山峰的路却没有。各种隐晦深奥的比喻和象征都可以被随心所欲地引证和曲解。因此，尼采的学说在不同时期也就被不同的人们进行着不同的解读和利用。 1981年，我根据上述理解，写了一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客观地说，这篇文章，不仅引起了很多人研究尼采的兴趣，而且也开拓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新的空间。1986年，北京大学第一次学术评奖，这篇文章还得了一个优秀论文奖。事隔五六年，还有人记起这篇文章，我很觉高兴。后来，它又被选进好几种论文集，并被译成英文，发表在澳大利亚的《东亚研究》上。 与研究尼采同时，我编译了一本《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由于和留学生接触我看到了许多国外研究鲁迅的论文，我的英语也有所长进。三十年的封闭和禁锢，我们几乎和国外学术界完全隔绝，我在这些论文中真像发现了一个新天地。我感到这些论文在某些方面颇具特色。(摘自6－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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