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文艺月刊》 |
| 释义 | § 《文艺月刊》 § 正文 现代文艺刊物。中国文艺社主办，正中书局出版。1930年8月15日创刊于南京，1937年8月 1日出版第11卷第2期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改为《文艺月刊·战时特刊》，卷期号另起，同年11月21日出版新1卷第4期后迁往武汉出版，1938年6月1日出版新 1卷第12期后又迁往重庆出版，1941年11月终刊，连一期“号外”在内，共出版125期。前7卷主要由王平陵负责，从第 8卷起成立编委会，名义上由徐仲年任主编，汪辟疆、宗白华、商章孙、王平陵任编委，实际由王平陵、徐仲年负责。 《文艺月刊》 1929年国民党当局为对抗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实施其“党治文化”，颁布了所谓“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宣扬民族主义是“新文艺演进过程中底中心意识”。在1930年夏出现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中国文艺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于这年 7月在南京成立的。主要成员有王平陵、钟天心、左恭等，办《文艺月刊》外,还在《中央日报》上办过《文艺周刊》,在南京《新民报》上办过《文艺俱乐部》。 《文艺月刊》是打着“站在革命文艺的立场，发扬民族精神,介绍世界思潮,创造新中国文艺为宗旨”（前三期《征稿简章》）的旗号出现的。创刊号上以“本社同人”名义发表的《达赖满Dynamo的声音》，宣扬“从来没有看见历史上的，现代的一切古今往来的文艺创作家，是为着某一时代而创造文艺、为着某一阶级而写作文艺”,“文艺是人性自发的天真的冲动”,“文艺家的责任，就在如何可以把这真实的人性用纯粹的艺术形式表示出来”；攻击左翼文艺运动把文艺引向了邪路，号召文艺家创造“民族主义文艺”。 《文艺月刊》以“月刊”和“战时特刊”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月刊”，利用中外一些文艺中所表现的民族特色，把各民族文艺的发展史说成是民族主义文艺的历史，断章取义地摘引和歪曲苏联、日本等国进步文艺理论家的文艺主张和语句，来为“民族主义文艺”寻求事实和理论的“根据”,王平陵、吴漱予、韩侍桁的有关文章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同时借左翼文艺家总结初期革命文学的不足,宣扬左翼文艺运动“失败了”,诬蔑左翼文艺家“把金卢布掩盖了天真洁白的人格，不惜挖掘自己的坟墓,把几千年来，一大段民族的光荣史,轻轻地撕去,反而崇奉宰杀自己兄弟姊妹的毒蛇猛兽”,“讴歌赤色帝国主义的功德”（《达赖满Dynamo的声音》）。后期的“月刊”一方面减少了宣传“民族主义文艺”与攻击左翼文艺的文字，除了借“两个口号”的论争诬蔑左翼文艺运动“失败”而转向“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外，一般只是借反对“口号文学”来反对左翼文艺，同时取消了原征稿简章中的稿件“内容须与本刊宗旨相符”的要求，发表了诸如臧克家的诗《老哥哥》、巴金的小说《雨》等一些进步作品；另一方面，增聘几位教授做编委，扩大了专任与特约撰述员。除了“民族主义文艺”作家外，沈从文、梁实秋、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何其芳、臧克家、戴望舒、老舍、巴金、欧阳予倩、洪为法、段可情、穆时英、韩侍桁、杜衡、徐等均在此刊上发表过作品。 《文艺月刊》创刊号 到了“战时特刊”时期，因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内政治形势起了变化，它不再刊登明确反共与攻击进步作家的作品。先后发表了有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些文字，对抗战中的一些文学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抗战四周年时出版了“抗战四年来的文艺特辑”，此外还刊登了大量反映日寇侵略罪行与中国人民抗战斗争的通讯报告。这一时期，除原有作者之外，又增加了郭沫若、茅盾、田汉、楼适夷、贺绿汀、沈起予、任钧、华林、覃子豪、魏猛克、孔罗荪等人。1941年，随着国民党政策与国统区政治形势的逆转，它渐渐失去了进步作家的支持，最后难以维持而终刊。 《文艺月刊》注意介绍外国文艺，“月刊”时期对外国文艺的介绍较多。它为给“民族主义文艺”寻找“根据”,评述了东欧等一些弱小民族的文艺,对莫泊桑、雨果、罗曼·罗兰、莫里哀、济慈、莎士比亚、哈代、屠格涅夫以及高尔基等著名外国作家及其作品，也有所介绍。 《文艺月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前十多年间的文艺政策及其变化，是基本上经历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始终的刊物，同时又注意介绍和探讨抗战中所出现的一些文艺问题，因而使它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 配图 § 相关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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