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我向总理说实话》 |
| 释义 | § 编辑推荐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震动中央，七常委动情批复，高票当选《南方周未》年度十大人物，累计销量百万，了解当代农村改革史必读。 § 特色及评论 农村债务――一颗定时炸弹，农村税费改革面临五大挑战，上书是我向农民忏悔的开始，给农民休耕的权利吧！农民负担与愚公移山，解放农民――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我的困惑――研究三农问题的问题，厉以宁先生应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谁剥夺了孩子义务教育的权利，步云“乡长直选”――农民又一次伟大的创举，我为三农找出路，是先立后破，还是先破后立。 § 内容简介 2000年3月8日，李昌平怀着对中国农民的深切同情、对中国经济的深切忧虑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向朱�F基总理如实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情况。朱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两次动情批复，引发了湖北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也改革了李昌平的人生轨迹。中央领导人动情批复，引发了湖北监利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由此掀起“三农”问题关注热潮。 本书完整记录事件始末。作为深入了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典型案例，折射出基层农村改革的真实情况。 § 作者简介 李昌平，先后就读于湖北省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农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1983年1月-2000年9月，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经历了人民公社以来的农村改革全过程。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12月，高票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度十大人物。2000年9月辞去乡党委书记职务，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记者、编辑等。现居北京，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香港乐施会中国部顾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 本书目录 写在前面 第一章 重返乡党委书记岗位 第二章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第三章 末雨绸缪 第四章 中央领导情系棋盘 第五章 中央与地方的对话 第六章 一样的事实，不一样的态度 第七章 朱容基第二次批示 第八章 真领导、假领导 第九章 提前引爆定时炸弹 第十章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第十一章 监利经验 第十二章 生死之间 第十三章 正义与良心的声援 第十四章 赶不走的记者与提心吊胆的y书记 第十五章 在棋盘的最后十天 第十六章 “女儿何时回到您身边” 第十七章 前车之鉴：安徽利辛县委书记夏一松 第十八章 做客《有话好说》：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 第十九章 “茶卜事件”真相与李昌平撤职内幕 第二十章 巧遇桂晓奇：一本奇书，一桩奇事 第二十一章 我爱深圳 第二十二章 反思监利改革 第二十三章 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度人物 第二十四章 离开故乡的监利人 第二十五章 李昌平不能“死” 第二十六章 假如我是“钦差” 第二十七章 回首灾难深重的家园 附录 § 媒体评论 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他告诉我们：除了在走向繁荣文明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中国是乡土中国。 ——杜润生 李昌平的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对”三农”问题最经典的概括。 ——陆学艺 《我向总理说实话》描绘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体系，并且揭示了这个体系产生和演化的根源。……李昌平遭遇的内心矛盾，并不是他个人的矛盾。而他解决这种矛盾的方式，如同海瑞和彭德怀一样，都是不改变自己却企图借助最高层的力量改变现实的方式。[1] ——吴思 § 文章节选 第一章 重返乡党委书记岗位 强烈的反差 1997年6月，一农妇含愤服毒自杀身亡，（称为“茶卜事件”），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朽木乡党委书记的我，被追究领导责任，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一夜之间，在武汉学习。离开岗位一个月的我，由乡镇干部的楷模、全省优秀党员。减轻农民负担的“英雄”，变成了因“农民负担”过重而撤职的“反面教员”。若不是有人在网上发表言论，诬陷我1997年亲自逼死农民，阻止我当选《甫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也许我的这段“代人受过”的历史永远不会再被人提起。此事后文将有详细交代。且说两年半后的1999年12月6日，中共监利县委报请荆州市委同意，任命我为中共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这是我第四次担任乡党委书记的职务，对此我理解为是对我在“茶卜事件”中代人受过的不平反的平反。 此前两年多的平民生活，使得我更加了解和理解了农民。当我重新返回乡党委书记岗位的时候，更加感受到农村的破落、农民的痛苦和官场的腐败。所有这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让我几乎天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我痛苦地发现，当年震动全省的“茶卜事件”，并没有使人们变得清醒大的政绩。然而，抗灾成了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边装。1996年，是灾情最大的一年，桐湖管理区的桐湖村，全年农民负担高达120万元，实际用于抗灾的不足10万元（老百姓为抗灾付出的代价，还不在120万元之中）。然而问题在于，1996年棋盘乡的农民都是颗粒无收啊！ &n一问全是监利拓木乡的小孩。该领导得出结论是：“监利不重视教育。”那位领导不知道，其实并不是不重视教育，也不是家长不让孩子读书，而是读不起，是没有办法啊！ 更让我深感震惊的是另外一些事实。 每当我回到县里开会时，会上传达的精神和下面汇报的情况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 1999年，全县农民实际人均收入下降了800元，上报的数据却是增加了200元。 1999年，上报全县农民负担比上年减少4000多万元，而实际上是增加负担2亿元之巨。 1999年，全县80％的农民种田亏本，甚至难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而县里开会时却反覆宣称：“监利农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99年，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8亿元，上报的材料却说达到了2．2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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