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黑镜头－空间中国 |
| 释义 | 黑镜头－空间中国—拥挤 围观电视 摄影/王艺忠 云南勐海县 1988年 电视前方一个蹲着的男孩正用手好奇地指着屏幕，旁边吸烟的村民看得竟也忘记了掸烟灰和吸烟，一台电视，在遥远闭塞的山乡，魅力如此迷人的确令人感慨。 在偏远的西双版纳勐海县的布朗族聚居村，许多村民是第一次看到电视，也是第一次从电视中看到香港武侠片，虽然听不懂片中语言，但精彩的打斗场面居然还是吸引着屋外100余人冒雨站立了两个多小时，这两个小时让村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外面的世界如此精彩广阔。 西双版纳勐海县的布朗族村民们聚集在一起观看全村的第一台电视，村民们的眼神都非常的专注，虽然是小小的一台电视，仍然引起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 大热天的热闹 摄影/胡伟鸣 湖北武汉 2003年 说到武汉的热，尽人皆知。武汉是全国著名的三大“火炉”城之一，在七八九月大热期间，武汉一直像是被浸在热水中，酷热的夏夜会把武汉市民从家中“赶”出来，于是夏夜赶到长江边戏水消暑，便成了武汉市民多年来的生活习惯。为了解决市民的亲水要求，汉口江滩在一期和二期修建了两个容纳量分别为700人和800人的游泳池，但仍难以满足市民戏水的需求。 照片中便是当年“长江第一险”的龙王庙江滩，在盛夏时节变成了武汉市民的“亲水”景区，但见江中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尽管江滩边戏水人多得像南极的企鹅群，一片拥挤而混乱的场面，甚至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但不分男女老幼，依然惬意无比。2003年，武汉龙王庙江滩游泳的市民。人们来到江边本来是为了纳凉和获得更多的空间，结果江边仍然是拥挤不堪。 著名小学的“赶考” 摄影/谢海涛 西安 2001年 2001年5月27日，在一所因升学率较高而闻名的小学的招生现场，尽管校方事先已公布 仅录取70名新生，但为了孩子??也要把自家的孩子送进这所小学，为千方百计地送这些6岁的孩子来“赶考”，不少孩子和家长在拥挤中受伤。照片的左下方，一名学生家长正抱着他的孩子，旁边孩子的母亲手落在半空，担心地看着父子俩。孩子们的教育未来与望子成龙的期盼成为这张照片的聚焦点。 在目前的中国，教育正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从这张拥挤的名校招生照片上，我们也可以看见“分数”、“优等生”、“重点班（校）”这些应试教育的模式在现实层面里对素质教育的小小讽刺。 2001年5月27日，西安市数千名家长送这些6岁的孩子来小学的招生现场“赶考”，不少孩子和家长在拥挤中受伤。 密不透风的看台 摄影/萧云集 浙江苍南 1992年 照片上各样式鞋的密集程度，层次各不一样，尤其是女士们的高跟鞋，让人很难想象她们就是昔日耕作的农民。拥挤看台的后面，隐现了“温州模式”的繁荣与成功，而“温州模式”之一便是农民城的创建。 龙港农民城是在当时国家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依靠私人资本兴建起来的，这种民间推进的城市化改变了政府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也使其相互间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契约关系，这在龙港乃至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2年10月3日，全国伞翼滑翔赛在苍南县龙港镇举行。这是“农民城”第一次举办如此大型的活动，开幕式上，四邻八乡拥来看热闹的观众坐满了简陋的看台。 火车站厕所“高峰时间” 摄影/叶健强 广州 1991年 一年一度的春运，急切的生存心理，人口在同一时间大量流动，产生了中国特有的民工潮。如此拥挤的如厕场面，让人可以想见打工者乘火车时的混乱。跑在最前面身着旧方格上衣的（袖口已磨毛了边）女孩尽管满脸欣喜，但严酷的打工现实已不像她们想象的那么浪漫，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沿海省市对劳动者的需求量不断上升，一些不满足原有土地回报的农民开始到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捞世界”，最终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在广东，甚至曾上演过80万民工滞留广州火车站的惊人一幕。1991年，春节刚过，南下的民工就已如同潮水般地涌入广州火车站，女厕为此“爆棚”，为了上趟厕所等上个把小时是常有的事。 正值春运高峰期间，广州火车站的民工连上厕所都造成了拥挤。跑在最前面的女孩子脸上挂着欣慰的笑容，她好像随时都要冲出画面。 10号大院 摄影/文/任锡海 1984-1999年 建于二十世纪初的邱县路10号大院（原名德盛里）位于青岛小港码头附近，老人们用“大窑沟、海关后”为它定位。二十世纪20年代，母亲被父亲从渤海湾畔的掖县接来青岛后没多久，便在这大院三楼租了一间房子，一住就是七十多年。1945年出生的我也在这里度过了五十多个年头。1980年9月，中国著名新闻摄影理论家蒋齐生先生到青岛讲学，顺便到大院来看望我的母亲，他站在楼台上，对这住有五十多户人家的像个村庄一样的大院很感兴趣，并嘱咐我注意把大院的人，大院的生活拍下来。 1980年9月，中国著名新闻摄影理论家蒋齐生先生到青岛讲学，顺便到大院来看望我的母亲，他站在楼台上，对这住有五十多户人家的像个村庄一样的大院很感兴趣，并嘱咐我注意把大院的人，大院的生活拍下来。 五十多年的时光，对于人的一生，算是不短的。大院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记载了我从童年到少年，从青年到中年生命的痕迹，还有相处几十年的邻居婶子、大爷、大娘，兄弟姐妹们，比自己小的侄子、侄女，甚至更小的称我为“爷爷”的孩子们，在大院里，邻里之间就是这样像一家人似的称呼和相待的。妻子初进我家，很有些不习惯，惊奇怎么年轻轻的就被人叫做“五奶奶”了。五十多年，两万多个日日夜夜的纠缠厮磨，使我与“10号大院”难割难舍。新房子分了已有多年，但我仍与老母、长兄、妻、子挤在老院两间旧房里，只在周末才去套房住上一宿，即使这样，第二天一大早，就闹着“要回家去，回10号大院去”，妻子怎么也读不懂我对老院的这份恋情，只好发狠地称呼我为“怪物”。 10号院一带，因位于小港码头附近（当年是主要的码头），在青岛开埠初年，就被划为“劳工区”或“贫民区”，所以院里住户多为“扛大包的”或“拉大车的”从四乡来的移民。记得住在三楼头处在码头上扛大包的“四大爷”、“五大爷”，兄弟两人合租了一间房，用两只木箱一隔，就迎娶了“四大娘”和“五大娘”。即使现在，这“大院”里住的也仍是些最平常不过的普通青岛人。平日里邻居们虽然也会有些碰碰磕磕，但遇事相互照应、相互帮扶使得大院生活显得有滋有味，与在新式套房住了多年还不知对门姓什么名什么相比，大院生活特别富有人情味，特别让人依恋。 在这大院里，母亲是年纪最长，居住时间最久的“元老”，她性情豁达、爽直，爱“管闲事”，因此在院里很有些“权威性”。1950年，大院重修后，有关部门突然想转做他用，母亲约同院几位婶子大娘们据理力争，终于得以返回，而且还提出了仍按各自原先的方位回迁的原则，以避免出现争执。听晚年的母亲述说这些往事，我突发奇想：如有“伯乐”提携，母亲会是一位不错的领导者。住进10号大院的我家，从物质层面上讲，自然可以用“清贫”二字概括，这是事实。但生来即心灵手巧的母亲，通晓许多事理，尤其对艺术有着特殊的感悟能力，因此使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对精神层面要求较高的氛围中，受到母亲以她特有的方式传输给我的艺术启蒙，并在她的关心下，一步一步地走上艺术之路，并有了一定的成就。多年来，母亲总是我作品的第一位观众和评委。有时朋友拿照片让我看，近百岁高龄的母亲也愿看，让她挑选，她挑出的那张肯定是最好的一张，母亲的观念一点也不落俗套，我曾几次对母亲讲，有机会让她当一次年龄最高的评委。多年来，我时常给母亲拍照片，但都是些随意的生活照，没有刻意安排和讲究，偶有她看好的，她会问我能否摆展览、上报纸，但因工作忙，也总觉还有时间，我总推说下次拍，下次拍好一些的，一直也未能如母亲的愿。 1998年10月28日，农历的九月九，“重阳节”上午10时，因病住进医院，已安详地睡了两天，醒来还应答了我与哥哥们问候的母亲永远地“睡”着了。这突然而来的变故，我毫无准备，我—时木然，无泪、无语。在婶子、大娘们的指点下，我沉静、机械地行完了应有的程序之后，我一直在思考，寻找与母亲继续对话的途径。在排除了好多的不妥之后，我选择了这个方式，利用1999年的夏天，完成了这个在青岛开埠后不久即建成、母亲在这里生活了—辈子的老院的拍摄，并选择1999年的“重阳节”举办《五角大楼—10号大院的故事》摄影展，献给即将迈进新世纪的青岛，并作为对母亲，一位平凡的世纪老人的纪念。 风筝带着祖孙俩的愿望飞翔在10号大院的上空。祖孙两人位于画面的正中，小孙子专注而认真地操控着手中的线，风筝通过祖孙俩的手升向空中。孙子稚嫩的脸和奶奶在风中飘动的白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画面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浓浓的亲情。 火车上的中国人 摄影/文/王福春 1982-2002年 我是在铁路上工作的一名自由摄影人，早年毕业于铁路机车司机学校，参加工作后，曾在列车上工作过，对铁路有着特殊的感情。从事摄影工作后，我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关注人们的旅途生活状态。近二十年来，我北上漠河，南下广州，西奔格尔木，东至上海……乘坐列车上千次，行程十几万公里，拍摄近万张底片，留下了人生旅途的印记。 每当我踏上飞驰的列车，就好像漫步在哈尔滨大街、北京胡同、上海里弄一样，令我如醉如痴，流连忘返。 列车是临时大家庭，是流动的社会，它浓缩了人生百态：身着各种流行时装的青年男女；小猫小狗堂而皇之地在卧铺上占有一席之地；风靡全国、充斥东西南北的麻将牌响个不停；虔诚的伊斯兰教徒阿訇跪在车厢门口在祈祷；92岁的老方丈带着象征圣洁的白手套为小姐号脉诊病；母亲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刚刚出生的婴儿；对对情侣旁若无人地嬉戏、调情……令我难忘的镜头太多了，有的令我欲拍不忍，总是在矛盾和困惑中按下快门。在留住美好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遗憾，无法弥补的遗憾。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开往南宁的列车上，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满身汗泥，倚住车门站着睡着了。我望着小女孩足足有五六分钟，我不能给她帮助，心里十分难过和自责，就在快门释放的一瞬间，我的心被刺痛了，忆起了自己的苦难童年…… 在列车上拍片，难度很大，既要克服光线暗、列车晃动的不利因素，又要排除列车工作人员的误解；既要忍受个别旅客的刁难，又要忍饥耐渴抗高温，不怕疲劳。1995年盛夏，列车通过被称为“火炉”的武汉时，车厢温度高达40度，旅客严重超员，人挨人，人挤人，寸步难行。热得我浑身淌汗，头发跟水洗的一样，T恤衫全部湿透。红色的T恤衫干后，结成白花花一层盐碱，真想留做纪念，由于随行衣服少，只好洗掉。那次终因流汗过多，加上一路过度疲劳，而虚脱晕倒在车厢里。 面对这一幅幅照片，我的心起伏难平，酸甜苦辣一齐涌向心头。每幅照片的背后都浸透着我的汗水与心血，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叙不完的情怀。 作为一名自由摄影人，创作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感悟人生、透视人生、印证人生、展示人生。我相信随着时间向后推移，到下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回过头来重新看《火车上的中国人》会另有一番感想，它的历史价值远远大于自身的审美价值。 火车是中国的主要交通工具，列车带着人们奔向四面八方。相对于拥挤的硬座车厢里面的人来说，能坐在靠窗的位置应该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了。 狭窄的车门，攒动的人群，人们都在想尽一切方法尽早地挤上车厢。对于这些乘客来说，能早一点挤上车就意味着能有机会选择或者占据一个好一些的位置。乘警有的在努力地维持着车厢的秩序，有的已经放弃维持，在人群外做观望状。 没有座位的一家人在车厢里找到了一块儿相对舒适的空间。虽然所处位置有些尴尬，但是对于其他只能在拥挤中站着的乘客来说，他们的“地盘”已经算是奢侈的了。 狭窄的过道上，憨厚的小伙子抱着自己的儿子回农村老家。虽然没有座位，不谙世事的孩子在父亲的怀抱里仍然睡得很香。 没有位子的乘客想到了在座椅的靠背上休息，虽然这个姿势看起来很难受，但是比起几个小时的站立来还是要舒服一些。 九十三家房客 摄影/文/张新民 1997年 棚屋区其实在每个大城市都有，北京有“浙江村”，广州有“垃圾村”。部分城市居民，曾经怀着优越感，抱着可怜他们的同情心，保持着一种警觉去看他们：他们是盲流；他们脏乱差，是城市的污染源；他们“村”里杂七杂八，是治安犯罪的渊薮；他们没有生活品味；他们不可接近……甚至有人如同挖到宝一样惊呼发现了损害城市的一大公害，满怀义愤地呼吁有关部门捣毁…… 现在，随着摄影记者的眼光，我们可以走近他们。我们可以发觉：他们艰苦，但不乏拼搏心、上进心乃至希望；他们有人情味，他们有爱，有很好的感情；他们没有城里人自我封闭的怪脾气，居然可以十个平方住十户人家；他们在认认真真地生活…… 俗话讲“关起门来是一家”，指的是原本不是一家人相互把对方看做自家人，不见外。深圳的“团结户”正是如此：三两家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共租一屋，同舟共济，共度难关，虽苦犹甜。 然而，赵云波何素芳夫妻的团结户“府上”却拥有10家人—5对夫妻、1对姐妹、4对朋友，20个人共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棚屋，5张单人木架床叠成上下层，密密匝匝靠墙一圈，中间1平方米空当正好放一张小方桌。上下床两个铺，每铺两人睡觉。倘若20个人正好都同时下床来，棚屋里所剩地面是断然容不下40只脚的。 “这种事不会发生。”赵云波说，“有上夜班的，上白班的，人不会同时都在屋里的。” 1997年2月，记者两次去采访，想给这20个人的大家庭拍张全家福，左等右等，始终没能把人等齐。进到左邻右舍探访，情形都差不多：每间屋少则五六张、多则十几张上下铺木床，每铺住两个人，多为夫妻，也有亲戚、朋友、熟人、老乡搭档共住的。 这个棚屋区在深圳沙井镇万丰村边沿，顺着一条排水沟，一间又一间的棚屋连成了一条街。记者从头数到尾，93间。按平均每间20人计，这93家房客大约一千八百多人。他们全是从内地来深圳的打工者，其中90％来自四川。 赵云波今年26岁，1992年从四川西充县来万丰，在好几家外资工厂打过工，是棚屋的老房客。他说厂里有集体宿舍，但是夫妻不能住在一起，朋友老乡也难住在一起，互相没个照应。还有，不准自己做饭，吃食堂，口味和价钱都不行，房费也太贵。 赵云波的妻子在一家玩具厂做工，每月能挣400-500元。他俩的床费每月60元，水电费另计。小两口每月开支大概需500-600元，如果不失业，一年下来，两口子能攒下5000元左右。赵云波说：“在家乡，人均不到半亩地，没有钱挣。” 棚屋里每张床都挂上塑料布做帘子，男女隐私全在关起的帘子里。“过夫妻生活像贼似的。没办法，大家都一样，见惯不惊。不过比住厂房好，住厂房你想过夫妻生活是要抓的。抓住就罚款，弄不好还‘炒鱿鱼’。” 个人隐私，对于棚屋房客们来说，根本就无从谈起。生存压倒了一切。虽然在隆冬季节走进棚屋感觉还可以，但是完全可以想象，二十来位男女房客挤在这样的空间里，如何熬过南方漫长的酷暑。 93间棚屋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点。赵云波说，附近还有很多，菜市场下边就有一处。 赵云波的连襟杜成东和他床对床，去年，24岁的杜成东在南海市某公司干保安，工资收入和食宿条件都不错，因为妻子何素琼在万丰打工，春节前杜成东放弃了南海的工作来到妻子身边，成了棚屋的房客。杜成东从报刊抄了一大本有关打工者生活的文章和诗歌，他告诉记者，他正在认真考虑要不要返回家乡。 但是绝大多数棚屋房客没有这个打算。他们认为，出来打工，住棚屋，都是自己的选择，“打缩脚锤”会被人认为没出息。棚屋虽然挤，但是有亲情，有乡音。 城市要综合治理，棚屋迟早会拆除。记者问棚屋房客到时怎么办？赵云波想了想，说：“天无绝人之路。” 在布满垃圾的水沟边，人们搭建起了一排“吊脚楼”。从破铁皮、毛毡、纸壳、木板这些随手能得来的“建筑材料”上能想象出居住环境的恶劣。破窝棚和远处的高楼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盛大的宗族宴会 摄影/萧云集 浙江温州 1998年 温州人的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渗透着浓厚的宗族思想。农村古来多聚族而居，宗祠也大多就近建在聚居地附近，岁末时由族人共同致祭。 照片上一张张圆桌和坐在圆桌旁的人呈放射状布满了整个画面，传统宗族力量织就的大网促成了宗族内部成员团结的大轮盘。 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中国，有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其一是大家所熟知的乡村经济转折，它的动力是“农村经济改革”和“草根工业”(乡镇企业)的大量发展；其二是一个悄然兴起的“乡村传统文化复兴”，而温州苍南农村的宗族宴会庆典便是后一个历史过程的一个小小的侧面。 等待开闸 摄影/王彤 上海 2001年 这张铁栅门后人群拥挤的照片，是城市化快速推进导致的拥挤，城市在拼命拉大城市框架的同时，交通基础建设的欠发达，很容易让人面临这种铁丝网后拥挤的尴尬。图中最右边抱膀子的中年人、最左边手揣衣兜的老者和站在前排中间的儿童，他们的表情都很从容而安静，对于这种路途上的拥挤老中青各代均已习以为常，除了无奈与抱怨，他们所做的也许只有忍耐与等待。 在上海，每天挤在江边船闸等待放行的既有上下班的本地居民，也有专程来坐渡轮游览的中外游客，一条小小的渡轮上聚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等。 在上海，每天挤在江边船闸等待放行的上下班的本地居民。 街头婚礼 摄影/吴正中 青岛 1993年 1993年，一对新人从青岛市博山路的农贸市场经过。在那时，着西服、穿婚纱举行婚礼对百姓来说无疑还是件新鲜事，于是路过的人们纷纷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对新人写满幸福的笑脸，他们对近距离看到新娘感到亲切，就连小商贩也停下了手中的生意观看这场婚礼。身穿洁白婚纱的新娘，手捧着一大束象征灿烂爱情的红玫瑰，笑意盈盈地看着右边的新郎，而右边胸佩饰花的男子西装却不革履，竟穿了一双球鞋侍立一旁，此种土洋结合，恰恰是那个时代接受众多舶来品洗刷后的一个小小映射。 一场普普通通的婚礼由于新郎新娘“新潮”的装扮，让新人身后的小巷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小商贩甚至停下了手中的生意观看这场婚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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