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陈奇涵 |
| 释义 | 陈奇涵陈奇涵（1897-1981），号圣涯，江西省兴国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 生平概况 年轻时期的陈奇涵江西省兴国县潋江河畔坝南村人。1919年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学习，曾任赣军排长、连长、代营长。1925年入黄埔军校，任队长、连长、政治大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派往江西从事群众运动，1927年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参谋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赣南特委军事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教导团团长，红三军、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教导师参谋长，军委随营学校校长，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教育局局长，绥德警备司令，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军委情报部第三室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东满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 大事年表 年轻时期的陈奇涵陈奇涵，1897年8月24日，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坝南区竹坝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因家境贫穷，少年陈奇涵便告别父母兄妹，南下韶关。1916年6月，考入滇军讲武堂分校。次年3月，转入广州护国第二军讲武堂，在极为艰苦的军事生活中锻炼。后来陈奇涵离校进入赣军，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签订卖国条约的斗争和反对军阀陆荣廷、平息广州商团叛乱、保卫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的广州政权的战斗。1921年升任赣军排长、副营长、代理营长。1924年2月，陈奇涵因厌恶军阀混战，毅然决定脱离赣军，弃官回到广东，先后被聘为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桂军军官学校区队长，半年后，进入黄埔军校担任学生队队长。 1925年春，陈奇涵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黄埔军校第四期结业，受中共的指示，带领一批学员（共产党员）离开军校，回到江西进行群众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 1926年秋，陈奇涵和肖韶、钟赤心、许延潘等组成中共赣县临时县委，成立了工会、农会和学生会，并在南昌、抚州等地捐资开办了书店、印刷公司，主办了《贯彻日报》，向人民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思想，发动群众，开展新文化运动。 1927年初，中共中央派陈奇涵协助朱德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教育团党支部书记和参谋长。4月28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江西各地的反动势力进行“清共”等反革命活动，陈奇涵根据上级的安排，带领部分教育团的干部学员到抚州、南丰一带疏散。陈奇涵率部进驻抚州地区后，积极组织农民自卫军，镇压土匪和土豪劣坤，打击反动商人，使当地斗争迅速发展。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势力受到白色恐怖的包围，为保存和发展革命的力量，1927年冬，陈奇涵乔装打扮成国民党军官身份，雇了一顶轿子，谎称请假回乡埋葬父亲，修建家乡房屋，躲过反动势力的检查，与潜回兴国的革命者取得联系。 1928年3月，陈奇涵被任为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部长。在与上级联系中断的艰难环境下，陈奇涵和特委的其他同志一起，积极恢复和发展了农村党组织，成立小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和武装暴动。6月，陈奇涵派人去井冈山找红军，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由于斗争环境极其险恶，陈奇涵等特委成员白天在一间厕所楼上秘密办公，晚上，为防止靖卫团的袭击，住在村后的山坳或山窝水塘边的鱼棚里，过着“天当房，地当床”的艰苦生活。在特委领导下，赣南各县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起来，攻打县城，杀贪官污吏，分官仓积谷，缴商团枪支。为促进斗争的深入开展，陈奇涵等人还合编了一首《工农暴动歌》。陈奇涵在赣南，特别是在兴国领导革命斗争，触怒了反动当局，国民党军新七师师长刘士毅下手令：“兴国共匪首领陈奇涵密拿务获，毋庸审讯，着即就地枪决。”刘士毅还派出一连兵到兴国捉拿陈奇涵。陈奇涵在群众的掩护下转入地下斗争，使敌人扑了空。接着，敌人又悬赏5000元通缉陈奇涵，并放火烧了陈奇涵家的房屋。但陈奇涵矢志不移，斗志更加坚强。 红军时期的陈奇涵1929年2月，陈奇涵担任省委军事部办事处主任，并兼任兴国、桥头（于都）、宁都3县边界行动委员会书记和兴国县委常委。2月下旬，红五军转战于都、兴国一带，陈奇涵千方百计找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为红五军解决了大批衣服、粮食和武器。4月，红四军回师赣南。陈奇涵积极向毛泽东反映兴国的情况和农民问题，参加毛泽东主办的干部训练班。红军主力转移后，陈奇涵立即领导当地群众武装和赣南红军第二十五纵队，先后攻克宁都、桥头和兴国城，全歼鼎龙区靖卫团。 1930年6月，陈奇涵被任命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南路赤卫军政治委员。1930年10月，陈奇涵调入红三军教导团任团长，不久改任红四军参谋长，后又调任红三军参谋长。此时，蒋介石调集主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在1930年到1931年9月间，陈奇涵参与指挥的红四军、红三军坚决执行毛泽东、朱德正确的作战方针，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1932年3月，中央军委重新成立红一军团，任命陈奇涵为军团参谋长兼任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接着，参加了红军东征作战。协助指挥了龙岩战斗、赣州战役、水口战役以及攻打乐安、宜黄的战斗。 1933年1月，陈奇涵因伤疗养调离红一军团，伤愈后出任江西军区兼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此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左”倾政策，打击、处分不同意他们推行“左”倾政策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正在指挥反“围剿”作战的陈奇涵，被扣以莫须有的罪名，突然被宣布撤职，并受到报纸的点名批判。陈奇涵受到打击后，没有屈服，继续任劳任怨地为革命事业努力工作。红军长征途中，陈奇涵在红一方面军教导队担任参谋工作。他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9月，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陈奇涵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反对张国焘的路线。10月中旬，红军会师陕北，陈奇涵调回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任作战科副科长直罗镇战役后，调任红十五军团副参谋长，同时兼任军团所属七十八师参谋长。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奉命东征，陈奇涵被任命为左路军副参谋长，协助徐海东、程子华部署全军团渡黄河，出奇兵。东征胜利结束后，陈奇涵升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于1937年8月25日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陈奇涵调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下属第四局（教育）局长，负责全军的教育训练工作。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绥德警备区，毛泽东电令陈奇涵出任司令员。绥德地区国共两党斗争极其复杂，陈奇涵到任后立即指挥所属部队深入乡村，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救国纲领和减租减息政策，密切军民关系。接着，在尖锐复杂的反顽和反磨擦斗争中，坚决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在每日举行的“商议”会上，唇枪舌战，以雄辩事实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分子破坏抗日的行为，并深入群众，在群众中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行为，在军事上进行积极配合，随时派出部队包围攻打土匪据点，指挥部队对公然袭击八路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自卫反击。为抵御日军的进犯，陈奇涵指挥警备区部队抢修了黄河两岸的河防工事。1938年4月至1939年6月间，日军曾数十次对河防八路军阵地发动进攻，陈奇涵精于用兵，沉着应战，一方面施以“半渡而击”的战术，待敌人渡到河中心时，突然猛烈开火，歼敌于上岸之前，另一方面坚持积极防御的方针，派出精干的小分队从侧背打击敌人，配合行动，使敌人腹背受击，被迫撤退。在陈奇涵的直接指挥下，绥德警备区的抗日和反顽斗争，取得很大胜利，因此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陈奇涵1939年冬，陈奇涵调回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任部长。1940年春，中央军委调陈奇涵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次年秋，调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三室副主任。到新的岗位不久，陈奇涵参加了延安的整风运动。 1943年，陈奇涵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前后3年的时间里，先是学员，以后担任领导工作，无论干什么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1945年4月，陈奇涵被选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奇涵调离中央党校，担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开始后，陈奇涵指挥所部连挫国民党军队的进攻。1947年冬，陈奇涵调任东满（吉林）军区副司令员后，率部参加了冬季攻势作战。次年初，率领军区部队配合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向沈阳外围进攻。3月率部围攻吉林，吉林市解放后，又转攻长春。1948年夏季，陈奇涵出任辽宁军区司令员。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陈奇涵指挥军区部队积极参加辽沈战役，有力地支援了野战军主力的战斗。其后，调任东北军区参谋长。 1949年3月陈奇涵随第四野战军南下，5月，中共中央任命陈奇涵为江西军区司令员。陈奇涵率领南下干部日夜兼程，向江南挺进。5月22日，南昌解放。6月6日，陈奇涵赶到江西南昌。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奇涵忘我工作，在剿灭残匪、恢复生产、实行土改、整党建党和部队建设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赢得了江西人民的尊敬和拥戴。1952年冬，陈奇涵被选为江西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 1953年后，陈奇涵离开江西军区，调到首都北京，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庭长、军事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当选为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陈奇涵于1981年6月1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 个人荣誉 上将军衔 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章 一级解放勋章 § 将军故事 毛泽东称赞陈奇涵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 1958年在贵州。左起：陈奇涵、萧劲光、林月琴、赖传珠1897年8月24日，陈奇涵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毕业于赣州省立第四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奇涵投笔从戎，考入护国第二军讲武堂学习。此后，他先后参加了反袁斗争和反对军阀陆荣廷、平息广州商团叛乱、保卫孙中山非常大总统的广州政权等战斗。1921年，陈奇涵升任赣军副营长、代理营长。1924年2月，陈奇涵回到广东，担任桂军军官学校区队长。 1925年春，陈奇涵辞去桂军军官学校区队长职务，进入广州黄埔军校，担任学生队上尉队长，后任连长、政治大队长。进入黄埔军校工作，成为陈奇涵人生的转折点。当时，广州成为南方革命的中心。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陈奇涵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彭湃等著名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经过好友陈赓、许继慎的介绍，陈奇涵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5月，在国民党右派的策划下，国民党中央通过所谓的“整理党务案”，规定跨党的党员，只能从中做出一种选择。陈奇涵当时任黄埔军校少校队长，待遇丰厚，但他毅然辞去黄埔军校的职务，宣布脱离国民党。 1926年秋，陈奇涵带领学生肖韶、陈奇洛等共产党员离开广州返回江西，在赣南开展工农革命运动。陈奇涵、肖韶、钟赤心、许延潘等组成中共赣县临时县委，成立了工会、农会和学生会，并在南昌、抚州等地捐资开办了书店、印刷公司，主办了《贯彻日报》，向人民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思想，发动群众，开展新文化运动。 1927年初，朱德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在政治上接受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党组织派陈奇涵担任教育团党支部书记和参谋长，并由他掌握密码和电台，与在武汉的中央军委保持着联系。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西各地的反动势力进行“清共”等反革命活动。陈奇涵根据上级的安排，带领部分教育团的干部学员到江西抚州、南丰一带疏散。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势力受到白色恐怖的包围。为保存和发展革命的力量，1927年冬，陈奇涵乔装打扮成国民党军官，雇了一顶轿子，谎称请假回乡埋葬父亲，才躲过反动势力的检查，与潜回兴国的革命者取得联系。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一个低谷，许多人脱离了革命队伍。这时，蒋介石从南京写信给陈奇涵，邀请他担任自己的侍从室主任。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陈奇涵毫不为之所动，他以身体有病为由，婉言谢绝。 南昌起义失败后，陈奇涵随军由江西临川调往南丰驻防警戒，掩护南撤的起义部队。战斗中，陈奇涵被冲散，同部队失去联系，便率领部分同志返回家乡江西兴国。遵照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陈奇涵联络从各地失散归来的共产党员，恢复了兴国县在大革命后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工会、农会、学生会和党组织，重振旗鼓。在陈奇涵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抗粮、抗债、抗租、抗息、抗税”的五抗斗争在兴国开展开来。 1928年，陈奇涵任中共赣南特委委员和军事部长。在与上级联系中断的艰难环境下，陈奇涵和特委的其他同志一起，积极恢复和发展了农村党组织，成立小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和武装暴动。 陈奇涵在赣南特别是在兴国领导革命斗争，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新七师师长刘士毅下令：“兴国共匪首领陈奇涵密拿务获，毋庸审讯，着即就地枪决。”刘士毅还派人到兴国捉拿陈奇涵。陈奇涵在群众的掩护下转入地下斗争，使敌人扑了空。接着，敌人又悬赏5000元通缉陈奇涵，并放火烧了陈奇涵家里的房屋，杀了他两个胞弟。陈奇涵没有被吓怕，他表示：“敌人愚蠢得像猪猡，烧了我的窝，更会逼我上山为‘匪’。”一天，刘士毅部三百多名士兵突然包围了中共赣南特委驻地。特委委员和警卫加起来不过二十几人，情况非常危急。陈奇涵背着一把大刀，拎着一支驳壳枪沉着应战。他带领六名战士集中火力打掩护，其余的战士掩护特委委员撤退。陈奇涵的子弹打光了，但他毫不畏惧，挥舞大刀连砍两名敌兵。趁着敌兵不敢靠前，陈奇涵就势一个翻滚，滚入附近的水塘，一个猛子钻入水中，赶来的敌兵纷纷向水中开枪。傍晚，在约定地点，特委委员和战士们见陈奇涵迟迟没有归来，以为他牺牲了，都非常悲痛。但是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浑身湿淋淋的陈奇涵拎着大刀踉跄地走来，大家立刻迎上去，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陈奇涵组织了兴国农民暴动，创建了赣南红军第二十五纵队，使北起永丰东固，南到于都桥头，东至宁都青塘，西达万安良口连绵数百里的区域形成了红色割据局面。这就为1929年毛泽东、朱德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建立了一块良好的落脚点，也为赣西南及中央苏区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奇涵在创建赣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多年以后，毛泽东还一直记着他从井冈山下山到兴国与陈奇涵见面的情形。在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审阅“九大”代表的名单时发现没有陈奇涵的名字，立即亲笔批示：“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又在会上介绍陈奇涵，称赞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 1929年2月，陈奇涵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军事部赣南办事处主任，并兼任兴国、于都、宁都三县边界行动委员会书记和兴国县委常委。不久，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出击到达大余时，红四军前委写信给赣南特委，说明红四军准备在赣南适当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建议赣南各地举行暴动响应；同时要求兴国筹集几万斤粮食、几千套棉衣和几万元款项，并准备安置伤病员。赣南特委接到信后，立即派军事部长陈奇涵回兴国布置工作，准备迎接红四军。1929年2月下旬，彭德怀率领红五军转战于都、兴国一带，部队疲惫不堪，急需修整补充。陈奇涵千方百计找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为红五军解决了大批衣服、粮食和武器。4月，毛泽东率红四军回师兴国。在兴国县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传达了中共“六大”的决议，并制定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他还亲自举办了兴国县第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陈奇涵向毛泽东反映了兴国的情况和农民问题，为毛泽东制定兴国土地法提供了重要参考。 红军主力转移后，陈奇涵立即领导当地群众武装和赣南红军第二十五纵队，先后攻克宁都、桥头和兴国城。1930年6月，陈奇涵担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南路赤卫军政治委员。1930年10月，陈奇涵调入红三军教导团任团长，不久改任红四军参谋长，后又调任红三军参谋长。此时，蒋介石调集主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在1930年到1931年9月间，陈奇涵参与指挥的红四军、红三军坚决执行毛泽东、朱德正确的作战方针，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朱德说：“陈奇涵这个老表，有股子顽强劲儿。” 陈奇涵与赖传珠、罗荣桓、萧劲光在昆明1930年，中央苏区的“肃反”严重扩大化。陈奇涵对党内生活不正常直陈己见，明确提出“不能那样没有节制地乱搞”，结果险些被当作“AB团”分子处决，由于朱德出面干预，他才幸免于难。1931年11月，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部，红一军团随之撤销。1932年3月，中央军委重新成立红一军团，任命陈奇涵为军团参谋长兼任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接着，陈奇涵参加了红军东征作战，协助指挥了龙岩战斗、赣州战役、水口战役以及攻打乐安、宜黄的战斗。1933年1月，陈奇涵因伤疗养调离红一军团，伤愈后出任江西军区兼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 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推行“左”倾宗派政策，打击、处分不同意他们推行“左”倾政策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掀起以打击毛泽东为目的的反“罗明路线”斗争和反“邓、毛、谢、古”斗争。在一次江西党政军领导干部大会上，主持批判“罗明路线”的省政治保卫局局长要求陈奇涵表态。陈奇涵环顾左右而言他。省政治保卫局局长指责陈奇涵文不对题，立场不稳。另外，陈奇涵还曾请邓小平、毛泽覃等吃过一顿饭，此事也成为给他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的一个有力“证据”。 1933年冬，正在前线指挥部队同敌薛岳部奋勇作战的陈奇涵，突然被宣布解职，并由江西省政治保卫局派武装人员把他从战场押送回省委机关驻地宁都查办。幸亏得到江西省军区政委李富春的力保，陈奇涵才被释放，从江西军区参谋长降为军区动员部参谋。1934年3月4日，中央苏区《红星报》以《好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贪污分子》为题，报道了陈奇涵被“撤职送法庭”的消息，并称“陈奇涵是大贪污犯”。 陈奇涵受到打击后，没有屈服，继续任劳任怨地为革命事业努力工作。1934年10月，陈奇涵参加了长征，在红一方面军教导师担任参谋工作。1935年1月，在抢渡乌江之后，陈奇涵担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1935年8月21日，陈奇涵从毛儿盖出发，踏上了茫茫草地路。在茫茫草地上，杂草丛生，一望无际，天气阴晴不定，雨雪冰雹来去无常。因部队严重缺粮，陈奇涵每天只吃一点炒面充饥，有时就用脸盆煮些野菜对付。由于草地湿气过重，寒风彻骨，陈奇涵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膝盖肿得像个大馒头。他硬是靠着坚强的毅力，经过五天的艰难跋涉，奇迹般地走出了茫茫水草地，但陈奇涵的高烧仍未退，神智有些恍惚。朱德听说陈奇涵“快不行了”，特地赶来看望他。当医生把陈奇涵肚子里的蛔虫打出来后，他的烧才退了些。朱德笑着说：“陈奇涵这个老表，有股子顽强劲儿。” 1935年9月，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陈奇涵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反对张国焘的路线。到达陕北后，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党中央撤消了对陈奇涵的错误处分决定。10月中旬，陈奇涵调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与科长张经武一起担负作战科的领导工作。直罗镇战役后，陈奇涵调任红十五军团副参谋长，同时兼任军团所属七十八师参谋长。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奉命东征，陈奇涵被任命为左路军副参谋长，协助军团首长徐海东、程子华指挥部队渡河。东征胜利结束后，陈奇涵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 原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上将曾说：“陈奇涵同志最可贵的地方有三点：第一，大革命失败后，坚持做党的工作。正如毛泽东说的，陈奇涵是一个地方领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第二，他自始至终没有犯过方针、原则性的错误，在苏区反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没有搞盲动，没有搞烧杀政策，而是讲斗争艺术，实践证明，陈奇涵的做法是对的。第三，在党内斗争中，陈奇涵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不搞两面派，因此受到大家的尊重。” 饭桌上引出的轶事 陈奇涵民以食为天。陈奇涵怎么也没有料到，在这一日三餐的饭桌上，会引起那么多轶闻佳话，产生意料不到的影响。 1929年4月，毛泽东率红四军纵队来到兴国，陈奇涵按照兴国当地风俗习惯，弄了一道“蒸笼粉菜”，为毛泽东改善伙食。揭开蒸笼盖子，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毛泽东用筷子挟了一块米粉鱼肉，放在嘴里品尝着，觉得鱼肉鲜嫩，又香又辣，味道十分可口，很适合他湖南人的口味，禁不住连声赞道：“好菜！好菜！”并饶有兴趣地问：“这道菜叫什么名字？”陈奇涵笑着说：“民间家常菜，没什么正经名字，老百姓叫‘蒸笼粉菜’。”并请毛泽东为它起个名字。毛泽东的灵机一动，兴致勃勃说道：“就叫它‘四星望月’怎么样？瞧，这中间的蒸笼，像个圆圆的月亮；这周围的四碟菜不就成了星星吗？群星拱月唷！”毛泽东的解释，很有诗情画意，大家一听，齐声叫好，十分钦佩毛泽东的“才气”。此后，“四星望月”的典故在群众中一传十、十传百，至今，这道菜名已列入中国名菜谱。事隔40多年，毛泽东也难以忘怀。1970年，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特地请兴国的厨师专程到庐山做这道菜。 1934年7月，陈奇涵随同毛泽东到长胜县铲田区作社会调查，苏区政府招待他们吃饭。饭后，毛泽东因匆匆赶路，忘了交伙食费。陈奇涵走在后头，代毛泽东交了伙食费。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件事称赞陈奇涵“办了一件好事”；几十年后，珍藏在瑞金革命纪念馆的一本账本中清清楚楚写着：“七月十八日，主席毛泽东一行四人，照章交来食宿费，大洋壹元捌角，经手人陈奇涵。”这本普通的账本，简单的收据，记下了我党清正廉洁的好作风。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和党内宗派斗争，陈奇涵更没有料到，饭桌背后的刀光剑影和残酷斗争。那是1932年，陈奇涵任红一军团参谋长，漳州战役受伤后，他在长汀傅连蟑的“福音”医院养伤。邓小平、李井泉等几位战友去看望他，陈奇涵用自己的营养费请他们喝酒吃狗肉。事后，正好赶上中央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在江西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陈奇涵坚持原则，明确抵制。于是被指控为反“江西罗明路线不力”的陈奇涵，又加上一条“公款吃喝”的罪名。并在报纸上危言耸听，指名道姓地说“陈奇涵是大贪污犯”，大张旗鼓进行无情斗争。1933年冬，正在前线指挥部队同国民党薛岳部队奋勇作战的陈奇涵，突然被宣布撤职，并由江西省保卫局派武装人员，把他从战场押送回省机关驻地宁都查办。幸亏得到李富春的力保，陈奇涵才被释放。他从中央红军西方军参谋长被削职为中央军委一个部门的普通科员，带着极不公正的“处分”，背着沉重的黑锅，历尽千辛万苦，走完万里长征。直到延安整风运动时，中央军委才为他作出平反，结论是：“对于陈奇涵同志的撤职处分是当时干部政策错误，应正式撤销。”高度评价陈奇涵同志：“掌握政策稳，经得起严峻的考验，虽然他遭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但他能够受打击而不屈服，受委屈而不灰心。对党的事业满怀信心……经得起历史的检查。”并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 一生与“左”作斗争 陈奇涵陈奇涵一生经历了北伐、长征，东渡黄河，解放东北，渡江南下，历尽艰难险阻，在党委、政府、军队、政法部门都任过要职。他一生洁身自好，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坚持原则，长时期同党内“左”倾错误作坚决的斗争。 早在1930年赣西南肃反扩大化时，陈奇涵对党内生活不正常就直抒己见，明确提出“不能那样没有节制地乱搞”。结果险些被当作“AB团分子”而人头落地，由于朱德出面干预，他才幸免罹难。 1933年上半年，在一次反“邓毛谢古”的批判会上，陈奇涵先是一言不发，以沉默表示抗议。主持会议的保卫局长点名要陈奇涵发言，陈奇涵避开话题，洋洋洒洒，大谈当前工作。主持人不得不打断他的发言，指责他“文不对题，立场不稳”，为后来扣押陈奇涵种了下祸根。 在延安整风期间和党的“七大”分组讨论会上，陈奇涵旗帜鲜明地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严肃地批判。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甚为恼火。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时，他面对暗中操纵聂元梓抛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康生，以讥讽的口气问道“聂（元梓）是什么派？”毫无防备的康生对这突如其来的发问，吞吞吐吐地答道：“算是革命派吧。”陈奇涵严肃地说：“我看不一定！” 后来，陈奇涵奉命进入某高等军事学院支“左”。他反对以派划线，更反对扩大派性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他把两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召到一起，说：“我不怕你们骂我是骑墙派，你们都是革命派。” 显赫一时的林彪，在黄埔军校时曾是陈奇涵的学生，在红一方面军和四野也曾长期共事。洁身自好，从不趋炎附势的陈奇涵，毫不理会林彪的拉拢。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林彪、江青的反党集团为突出强化他们的“山头”，排挤打倒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把陈奇涵诬蔑为“一贯的老机老右”。由于毛泽东的察觉，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说：“党的军队，原来是由许多个‘山头’汇集在党的统一的旗帜下来的。同志们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党的九大时，毛泽东同志指出：“张云逸是广西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张鼎丞、邓子恢是闽西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陈奇涵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他们不是什么‘老机老右’！”并亲自提议把“八大”候补中央委员的陈奇涵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陈奇涵连续当选为党的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 物寄情，诗言志。陈奇涵和朱德一样喜爱兰花。1962年3月，朱老总重返井冈山回京后，特地给陈奇涵送去竹碗代盆栽种的一颗井冈兰。他精心栽培，每年花开，芳香四溢，沁人心脾。以后虽花谢叶枯，陈奇涵仍十分珍惜，将其制成标本，衬以宣纸，手书“叶落花残叶虽无，心地芝兰有异香。”并用玻璃镜框镶成条屏，一直悬挂在书房，伴随陈奇涵度过十几个春秋，直至1981年6月19日他悄然离开这个世界。 新中国军法工作的奠基人 陈奇涵新中国成立国后，随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开始，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统一管理全军军事审判工作。基于陈奇涵资历深、威望高、廉明公正、懂得军法，毛泽东任命陈奇涵为军事法院院长。军事法院是个机构小、规格高的单位，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他上任以后，一切白手起家，从头做起。他从法院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入手，着重考虑法院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方式等重大问题，并向中央军委写出书面报告。他根据军委在他递交的报告上所作的“制法为主，习法为次”的批示，为开创军法工作新局面殚精竭虑。首先是确立体制，建全系统，在全军设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和一级、二级、三级军事法院（分别设在大军区、军、师级单位）的军事审判机构体系，调1200名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营、团以上干部进军法战线。其次，他主持制定和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事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刑罚暂行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事法院暂行审判程序与审判办法》，这是军队军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为中国军法工作的法制化和正规化奠定了基础。再次，他强调依法办事、照章行事、军法从事，提出合法、及时、准确办案的三原则，切实防止错判，尽量减少偏差，做到全军不出冤案。同时，他十分注意加强部队的法纪教育，主张把法律交给全军官兵，使人人懂法，个个用法。他还派出袁光少将等九名军法官，参加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并给予精心指导。他们在沈阳和太原先后审判了45名日本战犯，贯彻了中国政府对他们宽大为怀的政策，做出了公正的判决，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国内外一致好评。这些日本战犯回到日本，绝大多数成为中日友好的使者。陈奇涵为中国军法工作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是中国有史以来军法战线上惟一的上将。 “文革”中，陈奇涵自称“高级泥瓦匠” 江西兴国县将军园内陈奇涵雕像陈奇涵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事业。他曾以诗言志：“富贵非吾愿，功名我不希，人类齐解放，攘攘与熙熙。”1955年申报军衔时，他填了“中将”。陈奇涵在军衔表上写道：“中国革命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奋斗二十余年，今天已经胜利成功了。对我来说，个人的地位高低和得失是一个非常渺小的问题。”不久，陈奇涵又准备退下来。在1957年60岁的时候，陈奇涵就主动向中央要求退下来，并推荐钟汉华接班。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陈奇涵对“中央文革小组”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极为反感。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面对暗中操纵聂元梓抛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康生，陈奇涵以讥讽的口气问：“聂元梓是什么派？”毫无防备的康生吞吞吐吐：“算革命派吧。”陈奇涵神情严肃地说：“我看不一定。” 后来，陈奇涵奉命进入高等军事学院“支左”，担任军管会主任。他反对以派划线，更反对扩大派性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他旗帜鲜明地宣布：“谁搞派性，搞武斗，我都坚决反对，不管是谁支持的。”有人就贴大字报说“陈奇涵是和稀泥的”。陈奇涵坚定地回答：“说得好，我陈奇涵就是高级泥瓦匠。” 陈奇涵把两派群众负责人召到一起，说：“我不怕你们骂我骑墙派，你们都是革命派。既然你们都是革命派，那就以革命的行动来证明。各派立即停止武斗。”陈奇涵话音未落，只听见下面的人喊道：“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眼看两派又要动手，陈奇涵走到操场中央，大声说道：“我以宣传队的名义宣布，双方停止武斗，谁敢再挑事端，我绝不客气。”这时，一个小头目跳出来叫道：“不客气又怎样，我就不信你们敢对革命小将开枪。”自幼习武的陈奇涵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扫视周围，然后快步来到操场的高台旁，拾起一块方砖，挥掌将其断为两截。此举令在场的红卫兵小将们目瞪口呆。陈奇涵大声说：“老子不用枪也照样打仗！” 在“文革”中，陈奇涵从不落井下石，而是仗义执言。1966年10月的一天，陈奇涵家突然传来敲门声，只见站在门口的是一位裹着破旧军大衣，蓬头垢面的人。陈奇涵吃惊地问：“怎么变成这样子了？陈正人同志！”随即把这位建国后第一位江西省委书记，现任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请进家来。陈正人含泪把自己在八机部受造反派批斗的情景诉说了一遍，陈奇涵听后十分气愤，根本没有考虑个人会不会受到牵连，强烈要求陈正人住在自己的家中。望着这位几十年前就一起共事，风雨同舟的老战友，陈正人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一些和陈奇涵熟悉的战友知道，陈奇涵资历深，又不在第一线工作。而且他为人忠厚，正义感强，对同志是有求必应，因此大家一旦遇到危险情况，就来陈家避难。后来当大家回忆起那段最艰苦的时期，都为陈奇涵的热心肠感动不已。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十几名大学生“红卫兵”忽然闯进陈奇涵的家里，气势汹汹地叫嚷道：“陈奇涵，你和朱德是什么关系？要老实交待！”“我和老总四十年前南昌起义时就在一起，他是我尊重的‘老总’”，陈奇涵说。“什么老总，他是黑司令，是反对毛主席的，难道你不知道吗？”陈奇涵严正地说：“我不知道朱德是什么黑司令。我只知道，毛主席说他‘胆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他是人民军队的红司令！”接着，他不容学生继续讲下去，说，“你们这些娃娃要多读一些历史书，讲历史唯物主义。”这时陈奇涵身边的工作人员怕他说得太多，引发学生闹事，就以陈奇涵身体不好为由，把学生们支走了。 陈奇涵在党内斗争中，一贯采取团结同志，治病救人的立场和态度，一身正气，让想搞破坏分裂党的人不寒而栗。陈奇涵总是谦虚地说：“我对自己几十年来总的评价是，无能事，而能无事。”1962年3月，陈奇涵陪同朱德重返井冈山。回京后，朱德特地给陈奇涵送去以竹碗代盆栽插的一枝井冈兰。春去秋来，花谢叶枯。陈奇涵十分珍惜，将其制成标本，写上“叶落花残叶虽无，心地芝兰有异香”十个字，然后用玻璃镜框镶成条屏，挂在书房。它伴随陈奇涵度过了十几个春秋。后来，陈奇涵又栽种了十几盆兰花。每日清晨，练了一路南拳后，陈奇涵顾不得擦去汗水，便提着喷壶给兰花精心浇水。陈奇涵常对人说：“我是这半辈子都是从枪林弹雨中钻过来的人，到晚年能够打拳养花，已经很知足了。” § 视频 § 参考文献 [1]《陈奇涵传》 [2]作者：陈奇涵传编写组 [3]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 |
| 随便看 |
百科全书收录594082条中文百科知识，基本涵盖了大多数领域的百科知识，是一部内容开放、自由的电子版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