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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陈曾寿
释义

陈曾寿 (1877-1949)字仁先,湖北蕲水人。沆曾孙。光绪二十九年(一九0三)进士,官御史。工画松,兼山水,诗传家学。著苍虬阁集。

§ 生平简介

陈曾寿,其家累世为儒,曾祖陈沆(1785~1825),於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以廷试第一入翰林,著有《简学斋诗集》、《诗比兴笺》。祖父陈廷经,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任内阁侍读学士。父陈恩浦,以不得意於科举,未仕,仅获属虚衔之中书科中书。曾寿十八岁补县学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选拔贡於朝。辛丑年(1901)清廷与八国联军订立和议後,湖广总督张之洞广揽人才,曾寿亦被招入幕,拟选派往日本留学,但次年(1902)即与二弟曾则、三弟曾矩,同中式乡举。再次年成进士,任刑部主事。後又应试经济特科,列高等。累迁学部员外郎、郎中,广东道监察御史,最後官至学部右侍郎。

1911年升广东监察御史。辛亥革命后,于杭州西湖买地购屋,奉母以居。宦囊告罄,出售所藏宋徽宗《睛麓横云》山水画、元吴镇《苍虬图》及自作字画维持生活。平日与一众遗老诗人、词人,包括冯煦、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朱祖谋、况周颐等交往。但他仍抱复辟之望,张勋於1917年拥逊帝溥仪复位,曾寿亦在上海帮助策划。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逐出北京紫禁城,逃入天津日本租界,设立“清室驻天津办事处”,任曾寿为顾问,却未到任。至1930年,因陈宝琛的推荐,曾寿终於赴天津任溥仪妻婉容的教师。1932年,在日本人的扶植下,溥仪在长春成立“满州国”,曾寿虽洞悉日人阴谋,不愿在傀儡政府中任官,却始终对溥仪难舍难弃,遂在管理内廷事务的“内廷局”中任局长。最後仍因反对日人的干预而辞职,移居北京。抗战胜利後,曾寿於1947年返回上海,依二弟曾则而居,两年后于马斯南路寓所辞世,享年72岁。

§ 文学创作

陈曾寿一生,尤爱吟诗填词,平生所见所闻所感,均记之于诗,著有《苍虬阁诗集》10卷及续集2卷,《旧月簃词》一卷。其诗效法李商隐、杜甫,其词多用佛典、禅语,所刻画的意境丰富而又空灵,色彩特异,词风独到,自成一家。在清末民初,与江西陈三立、福建陈衍并称“海内三陈”。陈三立对他甚为推崇,说“比世有仁先,遂使余与太夷之诗或皆不免为伧父。”

陈曾寿是中国近代诗坛的一位重要作家,其诗“沉哀入骨,而出以深微澹远”,“深醇悱恻,辄移人情”,有较多艺术价值。诗学宋人,是当时“同光体”派的重要一员。陈衍说他“初为汉魏六朝,笔力瘦远”,後来则有“韩之豪、李之婉、王之遒、黄之严。”陈祖壬亦称其“出入玉溪、冬郎、荆公、山谷、后山诸家以上,窥陶杜,志深味隐,怨而不怒。” 晚年诗风“则渐归於淡远”。钱仲联认为其“集中咏松、 咏菊以及游览山水之作,最称杰出。南湖诸作,足与觚庵争胜。”

陈曾寿自少虽好读词,却直到四十岁才开始稍用力创作。作品数量亦不多,身后所印《旧月簃词》,收词不过一卷,共九十七阕,其中几乎一半都作于他奉母退居杭州南湖定香桥的十年之间。数量和他十二卷的诗作相比,相差甚远。其五弟曾任就说他“于诗致力至深,词则伫兴而作,不自存稿。”陈曾寿的词虽少,成就却一点不比诗逊色,甚至在性情的抒发方面,可能更佳,叶恭绰说:“仁先四十为词,门庑甚大,写情寓感,骨采骞腾,并世殆罕俦匹,所谓文外独绝也。”朱祖谋评道:“他人费尽气力所不能到者,苍虬以一语道尽。”龙榆生也忆述道:“强邨先生(朱祖谋)晚岁居沪,于并世词流中最为推挹者,厥惟述叔(陈洵)、仁先(即陈曾寿)两先生。”可见同代词人对他称誉之隆。但也有持不同看法者。例如张尔田说:“苍虬诗人之思,泽而为词,似欠本色。”又说:“苍虬颇能用思,不尚浮藻,然是诗意,非曲意。”这种看法与李清照讥评苏轼等人以诗入词,不算正宗的言论相近。陈曾则在《旧月簃词序》中称曾寿方冠之年“喜诵苏长公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及辛弃疾千古江山、更能消几番风雨之词,亢声高歌,跌宕而激壮,闻之令人气长;又喜吟李易安萧条庭院诸阕,如泣如诉,哀怨凄楚,闻之又不胜回肠荡气,低徊而惆怅也。从这段描述看来,陈氏本身好尚苏、辛慷慨疏放一路的风格,又以诗人笔法填词,故其词作被评为有欠本色,也就不足为奇了。平心而论,陈曾寿的词因为数量较少,面目不多,加上他又不是专攻词学,所以质量虽高,却始终和清季大家如朱祖谋等有一段距离。钱仲联便指出:“遐庵(叶恭绰)以为门庑甚大、并世殆罕俦匹,则不知置强村、大鹤(郑文焯)于何地”,他并且认同张尔田的看法,认为其评语实属持平之论。

不过,陈曾寿在民初尊体派或遗老词人中,确是别树一帜,不像陈洵等人那样,专主一家,而是伫兴而作,故颇见性情,无矫挠造作之态。他曾经编过一本《旧月簃词选》,并约于1923年春写了一篇序。这篇序或多或少阐述了陈氏的词学观,例如该文开首便指出了词体的特点:

“花间春琖,俄照绿阴;虫畔秋床,骤闻凉雨。荡羁魂于别馆,回幽绪于闲悰。缥渺千生,温凉一念。于斯时也,欲拈韵语,苦诗律之拘严;欲叙长言,奈柔情之断续。求其追摄神光,低徊本事,微传掩抑之声,曲赴坠抗之节,其惟词乎。”

在他看来,词最适合传达深微隐曲之情,因为其格律比律诗自由,又比古体长篇委婉曲折,这和王国维所说的“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的看法相近。另外他对于选词也没有门户之见,主张取径多方,但又不同意浅尝辄止、细大不捐的做法。《旧月簃词选序》中便指出前人选词有四种趣向,各有各的弊病:

古今选本,微涉异同。酸咸之品,嗜好攸殊。丹素之分,是非在我。一也。区派别者,多门户之见;矜位置者,严升降之殊。兹则悦异暖姝,迹混爱薄。二也。义取别裁者,必审矜式之篇;志发幽潜者,每劳罔象之索。兹则染指不嫌乎异味,适口惟餍乎常羞。三也。网罗期乎备盛,燕雀贵乎均平;则江海只尝其一勺,涓滴或重乎千流。兹则或录多篇,或从盖阙;无事兼收,从吾所好。四也。具兹四异,趣向自殊。

陈氏又注意到同一个选家的标准与好恶,会随时代与个人阅历的变迁而产生变化,所谓情以境迁,境以时易。故他主张因应一己的心境际遇,披读前人之作,不必囿于一家,所谓“如我意所欲云,宛精魂之犹识。凡在此伦,尤为独赏。”但同时又强调必须具备超凡的识力,即使对于大家,也应该辨识其精华与糟粕所在,不能照单全收:

又若《乐章》(柳永词集名)谐婉,强半枕席之言;《片玉》(周邦彦词集名)宗工,阑入猥亵之语。后人震于其名,阴触所好,遂谓其字字珠玑,篇篇琼玖。择焉不精,斯为大惑。

最后他总结道:“苟或描摩为工,鄙俚为雅,即托例《闲情》,亦属下乘。”所谓《闲情》,是指陶潜所作的一篇赋,内容与男女之情有关。此类作品,即使文字如何细腻动人,他都认为不宜推广。他所欣赏的,是像“空江烟浪,寄怨梅花;残月晓风,销魂柳岸”一类的作品。以此观之,陈曾寿虽主张博采诸家,好像没有特殊的偏好,但到底还是以雅为依归,与传统词学观只是大同小异。

陈曾寿的词学观也反映到其本身的创作上,在他现存的词集(甚至包括其诗集)里,就几乎没有一首谈及爱情的作品。最常见的是有关个人的感怀和对清室的眷恋,这类词作每每借助山水记游、咏物(特别是花卉),抒发一种幽微的、若有所失的情绪,但有时又掺入一些佛理,彷佛参透了人世的无常。遣辞造语,则大要以雅为主。色调偏冷,无剑拔弩张之态,又没有陈洵稍嫌过份的颓唐与伤感。虽说他年青时喜读苏辛词,却甚少豪放之作,顶多只是疏旷而已。有时则有点姜夔幽寂清峭的味道。他描写的景物,偏向微观世界,这和姜夔也颇相近。特别钟爱梅与菊(其诗也如是),往往不厌其烦反复吟咏,因为对清室念念不忘,陈曾寿的诗词中,常表达出一种执迷不悔、一往情深且甘于穷独的情绪。如<蹋莎行>(石迭蛮云)的结句云:“一生长伴月昏黄,不知门外泠泠碧。”以梅花伴月始终不弃,隐寓对清室的忠诚以及不问外事的态度。但即使陈曾寿对清室是如何的竭尽忠诚,亦毕竟大势已去,举国上下对帝制已弃之如蔽屣。所以其词一方面虽表达了个人的执着,一方面(尤其在后期的作品中)亦常流露出无可奈何之感。

陈曾寿词值得注意的另一个特点是喜用佛典、禅语,有佛教色彩或词汇的篇章大抵占了一半或以上。曾寿自幼即好佛,及长尤甚。其弟曾则称其“少时即喜吟咏,绘佛像于莲瓣,见者赞其工妙。日诵金刚经普贤行愿品数十年不辍,其诗与画乃定慧光中流出,故有其敻绝之异境。”陈祖壬亦称其于清亡后“引归不复,饮水茹蔬,自诡佞佛。”可见其好佛,除了天性使然外,后来还与清亡有关,大抵是想借佛以遁世,这种意识于是亦反映到其诗词的创作中。

民初的遗老词人,大都讲求效法前修,特别是婉约派的代表吴文英。陈曾寿或由于以诗人的身份与学养参与填词,而且只是随兴之所至才偶尔填几首,并没倾全力为之,故其面目颇与诸家有别。其性情之真,兴象之华妙,气度之疏朗,亦非诸家可拟。不过他后来的词(特别是长篇之作),因为与词坛名宿唱酬日多,亦渐渐变得越来越像词人之词。在庚寅本的《旧月簃词》自序中,他便称其所作得力于朱祖谋甚多:“余自与强村侍郎定交,始知所为词有涉于纤巧轻倩者,既极力改正,嗣后有作,辄请侍郎定之,得益不少。”总体来说,陈曾寿的词虽没有扭转一代的风气,对后世影响亦不明显,但因为风格独特,实足以在二十世纪词坛占一重要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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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22 4:2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