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陕甘回民起义 |
| 释义 | § 简介 杨岳斌 清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太平军陈得才部入陕，团练中的回勇不愿与太平军作战，杀带队汉族恶霸地主，散归家乡，官府及汉族团练乘机残杀回民，致使回民奋起反抗。任武、赫明堂领导渭南、华州回民率先起义，各地回民纷纷响应，起义遍及陕西全省，并迅速扩大到甘肃。 钦差大臣胜保率军攻剿，连战连败，被解京问罪。新任钦差大臣多隆阿率军入陕，由东而西，剿抚兼施，回民起义军连连受挫，被迫从陕西转入甘肃董志原地区，据为基地。四年春，甘肃回民起义形成了四个反清中心，即金积堡(今宁夏吴忠西南)的马化龙；河州(今甘肃临夏)的马占鳌；西宁(今属青海)的马桂源、马本源；肃州(今甘肃酒泉)的马文禄。他们相互配合，固守堡寨与游击相结合，不断向清军进攻，断敌粮运及文报传递，迫使陕甘总督杨岳斌困守省城兰州。 七年冬，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在镇压西捻军后回到西安，经充分准备，于八年春向甘肃进军，采取各个击破方针，先攻退往甘肃的陕西回民军。回民军接战失利，从董志原退往金积堡。左宗棠督军兵分三路继攻影响最大的金积堡，两路进行策应，一路主力直指金积堡。马化龙率回民军与清军反复争夺堡寨。苦战 16个月，终被击败降清。 十年六月，40营清军进攻河州。河州回民军为收缩兵力，在洮河东岸稍作阻击后，退至西岸，多次击败清军抢渡。十月，清军渡过洮河，回民军为诱敌深入，退至太子寺(今广河)掘壕筑堡坚守。十一年正月，乘夜出击，一夜间在清军阵地中间筑堡垒 3座，并重创清军多次进攻，毙敌提督多人，迫其撤退30里。河州回民军首领马占鳌知无法与清军相抗，遂乘胜请降。 八月，刘锦棠奉命率湘军18营进攻西宁，回民军在大、小峡之间 80里地段据点坚守，激战两月有余，阻敌无法前进。左宗棠一面增兵，一面策反西宁守军。回民军抽兵回攻西宁，分散了兵力，终被敌击退。十二年春，大通(今大通北)、巴燕戎格(今化隆)等地失守，马桂源、马本源兄弟被俘，西宁回民军起义失败。 在此之前，总兵徐占彪即奉左宗棠命率川军 12营进至肃州城郊攻夺堡寨。西宁之战结束后，左宗棠不断调兵增援肃州，清军增至 40营，将肃州合围。三月，白彦虎率陕西回民军从西宁救援肃州，见清军防守严密，遂走新疆。马文禄率军多次突围未成。九月，左宗棠抵肃州前线，指挥 60营兵力攻城。马文禄见外援无望，清军又利用西宁投降的回民军首领在城外喊话诱降，遂于九月十五日开城门投降，千余名起义军被左宗棠杀害。坚持斗争 12年的陕甘回民起义失败。[1] § 爆发与发展 陕西回民起义 继云南回民起义之后，在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影响下，1862年（同治元年）在我国西北的陕甘等地爆发了以回族人民为主的各族人民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的烽火遍及陕西、甘肃的大部地区，时间长达十二年之久，成为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标志的全国轰轰烈烈的反清革命洪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长江中下游各省大部为太平军所控制。清王朝为筹集浩繁的军费，镇压太平天国及其影响下的各族人民起义，加紧了对包括西北地区在内的尚未遭受战争破坏的所谓“完善之区”的搜括。陕西除每月向京师解饷银数万两外，还要协济用兵各省的大量军饷。这些负担全部落到了陕西各族人民的头上。随着协饷的加重，正税不够供给，苛捐杂税相继繁兴。贪官污吏乘机敲榨勒索，草菅人命。在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人民群众无以为生，被迫“聚众抗官”。1861年，靠近省城西安的临潼就发生过杨生华“聚众抗粮”的斗争。 回族人民不但遭受沉重的封建剥削，而且还遭受残酷的民族压迫。陕西是回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主要分布在泾水和渭水流域），全省回族人口约百万。在历史上，回汉等族劳动人民杂居，虽然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但都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因而在共同劳动和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中，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可是，清朝统治阶级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实行反动的民族政策，极力破坏回汉人民的团结。他们一方面笼络回汉地主阶级和其他民族的上层分子，另方面极力挑拨各民族间的关系，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由于采取所谓“护汉抑回”、“以汉制回”的政策，回族人民政治地位低下，备受歧视和侮辱。在经济上，不但回族劳动人民要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回族地主、工商业者也因与汉族地主、工商业者争夺土地和市场而受到排挤打击，彼此矛盾很大。统治者有意制造和扩大矛盾，诱使汉人中的地主豪绅分子欺压回人。回民告之于官，官府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这样，在回民中逐渐形成一种仇视汉人的心理。回人积怨既久，起而仇杀汉人，清朝统治者便借口保护汉人，动兵杀戮回人。其结果，回汉两族人民往往认识不到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清朝统治者，而在两个兄弟民族之间埋下了不和的种子，“日积月长，仇恨滋深”，以致演成回汉械斗和仇杀事件。 由于原驻陕西的清军多调赴外省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陕西当局命令各州县大力兴办团练。这些地方武装一般都掌握在汉族地主阶级手里，成为他们镇压人民的反动工具。督办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就是泾阳的大地主，做过江西巡抚，因在九江镇压太平军失败被革职留任，1861年回省守制。他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极力主张镇压回民，这时便用团练来杀害回民群众。1862年5月，进入陕西的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联合捻军直逼西安，蓝朝柱起义军也已由四川进入汉中，全陕震动。陕西巡抚瑛棨和团练大臣张芾慌忙调集各地团练往南山堵御太平军；同时，加紧了对回民的迫害。 太平军入陕，给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回民群众带来了希望。当年5月，训导赵权中所属团练中的数百名回勇，不愿和太平军作战，杀死带队的恶霸地主赵炳堃，散归家乡渭南。途中，部分回勇因砍购竹竿与汉人发生争执，被当地团练打死二人。回勇赴华州（今华县）控诉。知州濮垚竟然说：“尔回子与长毛（按：指太平军）勾通谋反，打死一回，即少一贼。”回勇无奈，避居城外秦家村。不久，华州、华阴团练近万人突然将秦家村及附近回民村庄抢劫一空，又四处散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的传帖。渭南、大荔、耀州（今耀县）、富平、同官（今铜川市西北）、高陵等地团练亦纷纷效尤，大杀回民。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华州回民首先起义，渭河两岸的回民争相响应，未经旬日，各处回民俱行激变。从此，声势浩大的陕西回民起义迅速发展起来。 任武、赫明堂是领导渭南、华州、同州（今大荔）一带回民起义的著名人物。他们曾参加过云南回民起义，事败后逃匿渭南仓头镇，秘造武器，待机再起。在这次起义中，他们发动回民群众，杀死训导赵权中等。渭南胥吏洪兴还派人到西安东南太平军驻地尹家卫联系，引导太平军先后攻下渭南城和华州城。后太平军因回救庐州，很快离陕东征，回民军继续坚持斗争，打击地主武装。 面对迅速发展的回民起义，以巡抚瑛棨为首的陕西文武官员惊恐万状，不知所措，“筹剿无兵”，“不能不暂行抚慰”，派遣官绅分赴各地“安抚”。6月4日，张芾等在临潼油坊街和回民谈判时，无理要求交出任武。回民甚为气愤，将他押往仓头镇，于6月9日处死。这一行动，沉重打击了陕省当局的“招抚”阴谋，显示出回民群众与清统治者斗争到底的决心。 同州府地区回民起义军主要以大荔的王阁村、羌白镇和渭南的仓头镇为据点，向清军展开进攻。6月17日至25日，起义军围攻同州城九昼夜不克，遂撤围西进。29日，各地回民军联合逼攻西安，次日即攻占城西金胜寺，歼灭大批团练。7月21日，起义军又攻占团练的根据地、距西安仅二十里的六村堡。从此，西安附近的团练武装精税皆尽，守城清军（陕西提督孔广顺所部三千余人）更形孤立。 回民起义的烽火迅速遍及八百里秦川，起义队伍扩大至二十余万。当时陕西回军主要首领除任武、洪兴、赫明堂外，还有马正和、马四元、白彦虎、马生彦、禹得彦、余彦禄、孙玉宝、二河州等。其中有的是富甲一方的地主、商人和阿訇等上层分子。起义军的领导权掌握在他们手中，虽然对发动和组织群众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起义军的武器很原始，主要是菜刀、镰刀、铡刀等家具和农具，再就是用竹竿削制的竹竿枪。象抬枪、火炮之类的火器，开始时为数极少，而且是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 陕西回民起义的迅速发展，严重威胁到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清廷急令荆州将军多隆阿率军入陕，可是他正被太平军牵制在江淮之间，只得又命直隶提督成明率所谓精锐京兵，从山西驰援。1862年8月25日，成明率京兵和豫勇共五千人由朝邑“进剿”，在洛水南岸为回民起义军所败。成明退至朝邑，豫勇逃往大荔。清廷催钦差大臣胜保率军入陕。9月上旬，胜保率军由潼关西进时，就不断遭到回民起义军的袭击。临潼一战，伤兵勇千余人，接着又于斜口镇（临潼西南）遭到起义军的堵截，只得缩回临潼，后绕道进入西安。当时，西安附近的回民军集中于咸阳渭河沿岸，以苏家沟、渭城为根据地，屡败清军。11月上旬，胜保“派兵勇及百姓马步兵共四万余人，大战于苏家沟，……及与回民战，望风逃窜，兵马自相践踏，死者数万”。与此同时，回民军乘胜保军集中于西安，东部兵力空虚之机，于同州一带发动进攻，在敷水镇（华阴西）生擒署潼关协副将哈连升，夺取其营垒军械，并进逼澄城、郃阳（今合阳）、朝邑等地。胜保奉命赶回潼关，与新授西安将军穆腾阿等督军镇压同州一带起义军。由于粮道被起义军切断，军食不足，清军不敢出战。胜保不得不奏称：“陕回族类繁多，贼马过众，此剿彼窜，东突西驰。臣所部兵勇只有一万数千人，……非再添兵万余不能早就荡平。” 清廷以胜保连战皆败，将其革职，解京问罪，改授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1863年1月中，多隆阿率部由河南入陕。当时，回民起义军正围攻同州城，突遭多隆阿军进攻，腹背受敌，被迫撤围。多隆阿于同州接受关防，连同胜保诸部，共有兵二万余人。接着，清军集中力量进攻回民起义军的重要据点王阁村和羌白镇。起义军采取游击战法，不断袭击敌军，并用骑兵截击清军运输线，使其饷械皆缺，进攻受阻。多隆阿一面筹备军火粮食，一面派人至王阁村“招抚”。起义军内部组织本来就很松散，领导人之间彼此争权，遇敌“招抚”，矛盾激化，以致相互攻杀，对敌人的进攻却缺乏应有的准备。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清军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了羌白镇和王阁村。5月19日，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另一重要据点仓头镇也被清军攻占，回军遭到巨大挫折。 仓头镇失守后，陕西东部地区的回民军向西转移，集中于泾阳、高陵、咸阳一带。他们与西安地区回民起义军互相配合，共同战斗。当时，陈得才领导的太平军已由湖北竹山县一带再度攻入陕西，占领汉中；蓝朝柱起义军也在川陕边境活动。在这两支革命力量遥相呼应下，陕西回民军加紧围攻西安。甘肃提督马德昭和陕西提督孔广顺等率兵七千余人，困守西安，不敢出战。8月15日，清廷以陕西巡抚瑛棨“但知株守省垣，一筹莫展”，下令将其革职，由四川布政使刘蓉接任（刘蓉未到任前，由按察使张集馨代理）。9月初，多隆阿到达西安，再次施展“招抚”伎俩，派人到回民起义军中诱降。瑛棨也利用西安城中的回绅频繁地在回民军首领中进行“招抚”活动。孙玉宝等经不起利诱，向敌投降。1863年10月初，多隆阿部向回民军发动进攻，13日攻占高陵县城。接着，多隆阿令新任陕西提督雷正绾部由泾阳渡泾而南，总兵曹克忠部渡渭而北，共同扼守咸阳，阻截回民军西退；多隆阿自率主力从高陵渡泾，逼近苏家沟。回民起义军“自渭达泾，纵横十余里，排列旌戟若林，严阵以待”。22日，清军分两路发起进攻。起义军拚死抵御，终因伤亡甚众，从苏家沟和渭城撤退。白彦虎、马生彦、禹得彦、余彦禄率部向西北经醴泉（今礼泉）、乾州（今乾县）退至邠州（今彬县）。其后，一部南下凤翔，与崔伟领导的当地回民起义军联合作战。未几，凤翔、邠州分别为新任甘肃提督陶茂林和总兵曹克忠所部攻占，回民起义军大部退至陇东的董志原。其他回民军也在赫明堂等率领下，经武功、郿县、凤翔、陇州（今陇县）进入甘肃东部地区。从此，陕甘回民起义的中心由陕西转到甘肃，陕西回民起义斗争转入低潮。 甘肃回民起义 陕西回民起义前后，曾派人前往甘肃，联络各地回民，共谋起事。待陕西回民起义发展到陕甘边境时，甘肃各地回民即纷纷起而响应。在很短时间内，起义就扩展到甘肃全境。1864年初，陕西回民军陆续进入甘肃，甘肃回民起义的声势更加壮大。清统治者惊呼：“现在甘肃之平凉、静宁、隆德、安定（今定西），省南之巩昌（今陇西）、秦州（今天水市）、伏羌（今甘谷）、清水，省北之宁夏（今宁夏银川市）、平罗、灵州（今宁夏灵武）、固原，莫不揭竿而起，蜂屯蚁聚，滋蔓难图，绵延地方数千里”。 多隆阿准备由秦度陇，镇压甘肃回民起义。他为了解除西征时的后顾之忧，企图迅速攻下由蓝朝柱起义军固守的陕西盩厔。3月30日，多隆阿在亲自指挥攻城时为起义军击伤头部，不久死去。清军丧失了主帅，不能锐意西进，减轻了对甘肃回民军和已经进入甘肃的陕西回民军的压力。 1864年5月、6月间，清王朝调福建水师提督杨岳斌充任陕甘总督，刘蓉督办陕西军务，都兴阿督办甘肃军务。陕西提督雷正绾帮办甘肃军务，率同甘肃提督陶茂林及总兵曹克忠等“专讨”甘肃回民军。同年7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后，清王朝得以把镇压太平军的清军抽调到西北来镇压回民起义军，以致“甘省一隅之地，而统兵大员专折言事者，已至八员之多”，兵勇则达七八万人。但这些统兵将领派系不一，各自为政，意见分歧，且他们深恐与回民军硬拚，胜败难保，“不如击之使走，捷报频闻，可为幸功邀赏之地”。所以，清军虽曾攻陷回民起义军占领的固原、盐茶厅（今宁夏海原）、平凉等地，而起义军的实力却未受到大的损失。陕西、甘肃回民军互相配合，采用避实趋虚、飘忽靡常的游动战法，仍打了不少胜仗。 9月中旬，雷正绾正率三十营清军进攻甘肃莲花城（秦安东北），闻知回民军再次攻下固原，便“欲急克莲花城以向固原”。起义军利用莲花城附近山路崎岖、沟壑纵横的有利地形，在山沟内埋伏重兵，另以小队诱敌。待清军进至包围圈时，伏兵齐出。清军乱作一团，千余人被歼，雷正绾脸部也被刺伤。直至11月上旬，雷部才攻下莲花城。其后，雷正绾回军平凉，向固原前进；曹克忠部由莲花城南下，迫使正在围攻秦州的回民起义军撤围南走；陶茂林部则向西进军，于12月中旬玫下金县（今榆中），进入兰州。 1865年1月中旬，回民军计取灵台，雷正绾急忙由开城（固原南）回军东向，夺回灵台。其后，雷部仍北攻固原，直至2月26日方得手。6月，雷部由下马关（今宁夏同心东）经惠安堡、石沟驿北进，曹克忠部由同心城经宁安堡（今宁夏中宁）折向东北，会攻吴忠堡（今宁夏吴忠）西南的金积堡。回民起义军在马化龙领导下，不断袭扰敌军。他们阻截清军运道，并将沿途井泉水窖填塞。清军在金积堡南面十五里的强家沙窝等地被阻将及半月，吃喝艰难，为摆脱困境，乃于7月24日发起进攻；在攻占了回民起义军的几座堡垒以后，因所获无几，士气更加低落。29日，曹、雷两部从东西两面进攻，回民军以一部兵力从正面阻击敌人，另以万余马队从十里外绕至敌后。清军腹背受敌，军心动摇，狼狈逃窜。回民军乘胜追击，毙敌三四千人，并缴获大批军需器械。雷正绾腿中炮弹，曹克忠坐骑受伤，分别率残部退至预望城（今宁夏同心东南）和盐茶厅。 除了回民起义军外，当时在陕甘两省还有两种反清力量：一是饥民武装，如董福祥、高万镒、李双良等领导数十万饥民武装活动于甘肃庆阳府和陕西延安府、鄜州等地，张贵领导的饥民武装也众达二十八营之多，在甘肃东部的会宁、静宁、通渭、秦安一带同清军作战。一是哗变的清兵，如陶茂林部、雷正绾部以及兰州的督标兵等都曾发生哗变。饥民武装和哗变的清兵队伍，不仅间接地配合和支援了回民军的反清斗争，有的还和起义军有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打击清军。 甘肃回民起义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四个反清斗争中心：一个是马化龙领导的以金积堡为中心，包括宁夏府和陇东在内的起义地区；一个是马占鳌领导的以河州为中心的回、撒拉、东乡族起义地区；一个是先后由马文义、马桂源和马本源领导的以西宁为中心的起义地区；一个是马文禄领导的以肃州（今酒泉）为中心的起义地区。陇东的董志原，则是陕西回民军的根据地。回民起义军不断向清军进攻，使其文报梗塞，粮饷奇绌，省城兰州处于孤立地位。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力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以致陕甘总督杨岳斌在奏折中哀叹：“现在河狄之贼扰于南，平固之贼扰于东，宁灵之贼扰于北，凉肃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臣若株守省垣，则饥军终虞坐困；若出省剿办，则根本时虞动摇。外察赋势，内度兵力，实属不敷分拨。” 联合捻军 同年11月，捻军首领张宗禹按照赖文光“前进甘陕，连结回众”，以成犄角之势的战略思想，率西捻军三万余众自河南进入陕西华阴、渭南境内。清廷害怕回民军与西捻军联合，急令湘军援陕。曾国藩派提督刘松山统老湘军十八营由河南前往。留陕帮办军务的前陕西巡抚刘蓉（时乔松年为巡抚），一面奏调防守中卫（今宁夏中卫）的穆图善部移驻甘陕交界的泾州（今甘肃泾川），防止回捻合势，一面率三十营清军从陕西西部的陇州、邠州一带东下，专力攻捻。1867年1月23日，西捻军在西安灞桥大败刘蓉部清军，取得灞桥大捷后，乘胜包围西安。在甘肃境内的陕甘回民起义军为西捻军入陕及其胜利所鼓舞，也在甘肃发动进攻，六七万回民军在庆阳将清军围困达一月之久，雷正绾部只得杀骡马为食。回民军在甘肃拖住大量清军，并乘刘蓉率部东下之机，由陇东分数路向陕西进军。其中张家川回民李得仓领导的一支回民军，从甘肃华亭进入陕西凤翔府；另一支回民军从甘肃宁州（今宁县）官河镇进至陕西三水（今旬邑）、淳化、宜君一带；马长顺等率万余回民军由董志原、庆阳经洛川进到澄城、韩城、郃阳、朝邑一带。陕北也有回民军和董福祥等领导的饥民武装在活动。 回民起义军由甘肃进入陕西以后，与西捻军协同作战，共同打击清军。他们为西捻军作向导，并为其购买新式枪炮，从物质上给予帮助。 1867年5月初，回、捻两军在同州许庄将尾追其后的刘松山所部老湘军包围，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即挥师西向，进逼西安。5月27日，刘松山等率军赶到，西捻军与清军接战十余次，终于失利。此后，回民军与西捻军虽然各自为战，但仍时离时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战略上相互配合的作用。 § 左宗棠入陕及作战部署 左宗棠由于杨岳斌对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束手无策，清王朝不得不另调闽浙总督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1867年1月，左宗棠从福州取道江西到达汉口，随即进行各项准备工作。2月，清廷又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催其迅速北上，督办陕甘军务。 左宗棠深知回民军和捻军联合后更加难以对付，因此，他向清廷进陈方略说：“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又说：“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一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陇”，关键则是“不令捻回合势”。 7月，左宗棠所部楚军近二万人由湖北樊城分三路到达陕西。按照其“先捻后回”的既定方针，以先期入陕的刘松山所部老湘军、郭宝昌所部皖军、刘厚基所部湘军和新到的高连升部楚军共二万一千余人进攻捻军，以帮办刘典所部楚军和黄鼎所部川军共八千余人驻陕甘边界，对付回民起义军。其余楚军万余人，分驻凤翔、宜君、华州、华阴、渭南、临潼等地，策应各军，为“兼讨回捻之师”。西捻军识破了左宗棠的阴谋，迅速跳出包围圈，在回民军配合下，向陕北挺进。与此同时，陕甘回民起义军仍不断从甘肃进入陕西，与西捻军共同抗清。 10月至11月间，西捻军和回民军取得了连克陕西安塞（今安塞南）、延川、绥德等城的胜利。左宗棠智穷力竭，不得不上奏“自请严议”。可是，由于民族和宗教信仰不同等原因，回民起义军和西捻军的联合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直处于“时离时合”的松散状态，既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集中领导，也没有共同作战的长远计划。更由于统治阶级施行分化离间政策，回民起义军的领导权又掌握在上层分子手里，个别回民军首领利用一部分群众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有意挑起回民军与西捻军之间的互相攻杀事件，严重地破坏了这两支起义队伍的联合，致使左宗棠“不令捻回合势”的方略得以逐步实现。同年12月中旬，西捻军为救援东捻军，由宜川东面的壶口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回民起义军在陕西处于孤军作战的不利地位。虽然这时左宗棠率清军主力入晋追击西捻军，陕西清军大大减少，但由于回民军股数众多，互不统属，未能对清军实行有效的打击。在清军节节进逼下，起义军转取守势，十分被动，以致鄜州、宜君、三水、绥德等地相继失陷。 1868年11月，左宗棠参加镇压西捻军以后回到西安。他以陕西大局已定，遂加紧进行进军甘肃的各项准备。 第一，整顿部队。驻陕清军，除左宗棠所部楚军外，还有刘松山的老湘军、郭宝昌的皖军、黄鼎的川军等；驻甘清军更为庞杂。这些部队不但待遇差别很大，而且编制很不统一，有的名为一营，实际只有二三百人，有的则多至数倍。为了整齐划一，左宗棠下令淘汰疲弱，一律按楚军的编制加以整顿，统归其指挥。同时，在陕甘就地招募新兵。到1869年时，左宗棠和刘典直接统辖的楚军就有步队五十五营、马队十五营，共三万人左右。 第二，诱降饥民武装。在西捻军退出陕西、回民起义军大部转入甘肃以后，董福祥领导的饥民武装仍在陕北一带活动，对清军威胁很大。董福祥与金积堡和董志原的回民起义军都有联系，是左宗棠进攻甘肃的一大障碍。于是，左宗棠在榆林、绥德、延长各驻一军，截断董福祥东渡黄河之路；又派刘松山率部从山西渡过黄河，由绥德西行，直逼董福祥的根据地镇靖堡（今陕西靖边南）。刘松山通过收买董福祥的父亲董世有，诱使董福祥投降。刘松山收其众十多万人，从中挑选精壮，按楚军编制，编为“董字三营”，由董福祥、张俊和李双梁各带一营。董福祥的投降，不仅使回民起义军失去了一支同盟军，并直接威胁到金积堡和董志原的安全。以后左宗棠正是利用董福祥的“董字三营”为前驱，进攻金积堡、西宁和肃州等地的回民起义军。 董福祥第三，占据董志原。董志原在甘肃宁州境内的马莲河西岸，纵约一百五十里，横约二百八十里。这里自然条件优越，“地平旷饶沃，可耕可牧”，且“北通灵州，南达陕疆”，扼陕甘两省关键。1864年以后，陕西回民起义军主要以董志原为根据地，其活动范围延袤三四百里。他们按原来的村寨或教坊关系择地而居，一个大的居住区叫做一营。营既是生产单位，又是作战组织。每营人数不等，多至数万，少则几千。营的领导者主要是阿訇和回族上层人物，也有一些是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得到群众拥护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陕西回民军在董志原共有十八大营，与金积堡回民起义军、陕北董福祥领导的饥民武装都有联系，曾攻陷庆阳、宁州、镇原、平凉等城和五百余个堡寨，并不时进入陕西活动。1869年3月，左宗棠派兵向正活动于正宁（今正宁西南）、邠州的回民起义军进击，回民军作战失利，退回董志原。由于重兵压境，加上伤亡很大，回民起义军决定进行改编，将原来的十八大营合并为四大营，并退出董志原根据地，撤往金积堡。4月3日，回民起义军一部护送家属辎重，分两路向驿马关、北汊河北撤，崔伟、马正和等率领万余人埋伏在董志原，阻击清军，掩护撤退。清军事先得到了情报，待起义军刚刚开始撤退时，即分路猛扑。回民军损失三四万人，由环县、固原两路经下马关退往金积堡地区。清军占据了董志原一带，打通了尔后进军金积堡的通道。 第四，兴办屯田，安定后方。左宗棠认为：“陕甘之事，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胜保、多隆阿、杨岳斌等人未认识用兵西北的这个特点，一味增兵猛进，结果后方不稳，兵多饷绌，粮运不继，屡遭失败。鉴于他们失败的教训，左宗棠决定实行稳打稳扎的方针。他首先把既占地区巩固起来，就地兴办屯田（分兵屯、民屯两种）。这是左宗棠解决军粮困难，稳定后方的一个重要措施。 第五，拟定“三路进兵之策”。左宗棠决定分三路向甘肃进军：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名义上进攻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实际上指向金积堡，是为北路；李耀南、吴士迈率部由陇州、宝鸡趋秦州，是为南路；左宗棠和刘典率军自乾州经邠州、长武赴泾州，是为中路。三路之中，北路是重点进攻方向；南路暂取守势，目的是牵制河州（今临夏）、狄道（今临洮）的回民起义军，切断其与金积堡之间的联系，并作进攻河州的准备；中路则以协助北路为主，照顾南路为辅。[2] § 结果及影响 在满汉地主阶级地残酷屠杀下，陕西回民“十不存一”，绝大多数都死与战乱，除了西安城内被禁锢起来的上千回民外，有些回民躲进了秦岭深山和边远地区，有些回民被迫反教，艰难存活下来的上万人后来被清廷“安插”在了西北贫瘠荒蛮之地。对于这场空前的大屠杀，以至于连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以陕西人数计之……其死于兵疾疫饥饿者盖十之九，实回民千数百年来末有之浩劫。” 直到1878年初，所剩的两千陕甘回民才被迫进入俄境，成为今天中亚的东干族。陕西回民起义历时16年之久，这是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后，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使西北近百万无辜回民死在了屠刀之下。清政府的屠杀政策，极大的改变了陕西民族成分的原有面貌，使陕西全境几乎没有回族人生存。 回族学者感叹到：“庄田庐庙俱为他教人所有，八百礼拜寺俱焚于火”“秦岭以南，凡三辅及陕北一带，茫茫大地皆无吾教人之足迹”。 在所谓的“善后”政策中，清政府又采取了不准复归故土，强行迁徒的政策，实现了地主豪绅“秦不留回”的企图，使劫后余生的上万回民由原来富庶的关中平原被强行安插再了自然条件极差的甘肃平凉，会宁，静宁，泾源，定西和宁夏西海固等贫瘠的山区，这一反动的民族歧视性质的安置策略，严重地阻碍了回族社会的发展，甚至直接影响到今天这些地区回族的温饱和脱贫。[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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