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钱浩梁 |
| 释义 | § 简介 《红灯记》剧照 李玉和（钱浩梁饰） 钱浩梁[1]（1934年——），京剧老生、武生。原籍浙江绍兴，生于上海。其父钱麟童，上海新华京剧团麒派主演。 钱浩梁6岁随父学艺，1943年进入上海戏曲学校，正字班学生，取名钱正伦，与关正明、顾正秋、张正芳、孙正阳、程正泰等为同学。由于年龄偏小，尽管进步很快，总也轮不上他担任主演。1945年该校停办。钱浩梁有时在家练功，有时随父演出，1950年，北京原四维戏校改建为中国实验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校前身），钱浩梁进京赶考，以一出《林冲夜奔》得到主考周信芳的赏识，从而带艺进入学校研究班深造。师从尚和玉、迟月亭、沈三玉、茹富兰、傅德威等名师，系统学习长靠武生戏。 § 成就 1956年毕业后加人中国实验京剧团任主演。1962年选调中国京剧院一团。在几年演出实践中，先后跟李少春学《野猪林》，跟李盛斌学《伐子都》，跟李洪春学《截江夺斗》，跟高盛麟学《挑华车》，跟刘砚芳学《连环套》，跟傅德威学《金钱豹》，跟盖叫天学《一箭仇》等。由于博采众长，学贯南北，刻苦磨炼，使得这位栋梁之材演艺精进，武功卓著。不仅能唱杨（小楼）派、尚（和玉）派大武生戏，文武老生戏，而且能演盖（叫天）派武生戏。代表剧目为《伐子都》、《艳阳楼》、《挑华车》、《连环套》、《一箭仇》、《金钱豹》、《长板坡》、《汉津口》、《甘宁百骑劫魏营》等。为了提携后人，李少春主演的《野猪林》等戏让他来演，袁世海、叶盛兰、杜近芳等为他助演。 § 仕途 “文革”中，钱浩梁在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扮演李玉和后受到重用，曾任中国京剧院革委会领导成员，又任院党委副书记，1969年4月出席了党的“九大“。1975年四届人大之后，还当了三个月文化部副部长。“四人帮”被粉碎，钱浩梁被认作“爪牙”投入监狱接受审查，最后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于起诉”。 § 新生 钱浩梁、曲素英夫妇 1982年初才恢复自由。1983年底，钱浩梁“发配”石家庄，与夫人曲素英同到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省领导及学校领导对钱浩梁夫妇很关心，鼓励他“放下包袱，大胆工作”。并给予多方面的照顾。几年里，他对一批批入校不久的“生坯子”学生因材施教，严格训练，使这些学生有很大进步。1989年，钱浩梁被评为“高级讲师”职称。从艺术角度讲，广大观众想念“李玉和”，盼望他出来演戏。1989年10月，《新体育》杂志为庆祝创刊40周年，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晚会，经请示文化部同意，邀请钱浩梁夫妇露演，戏迷们高兴地奔走相告。当晚，钱浩梁夫妇合演了《白毛女》选段，掌声雷动。钱浩梁饰高登演出了《艳阳楼》，唱、念、做、武功不减当年。观众强烈要求他演唱《红灯记》，于是他清唱了“提篮小卖”一段，引起长时间鼓掌。1989年12月下旬，钱浩梁、曲素英夫妇与李世霖、谷春章翁婿到沧州献艺，演了《龙凤呈祥》、《长板坡》、《汉津口》等戏。在《龙凤呈样》中，钱浩梁前饰乔玄，后演赵云，唱表精湛，身段繁重，功底相当深厚。周瑜追兵到来又创造性地加了一段火炽的开打，观众纷纷叫好。《长板坡》、《汉津口》是钱浩梁的拿手戏，表演起来身上很溜，举重若轻，工架大方，稳健凝重。1990年，钱浩梁夫妇与沧州京剧团合作，在河北、山东一些城乡演出，极受欢迎，十分叫座。1991年秋末，钱浩梁夫妇在山东蓬莱演出《龙凤呈祥》，钱浩梁舞台上突发脑溢血晕倒，幸而抢救及时得以脱险。返回北京治疗休养，稍有好转即以惊人的毅力恢复练功，并且慢慢加大练功力度，经过7年的苦练不辍，除头脑有时反应迟钝一点外，完全得到康复。 § 余辉 钱浩梁 （清唱） 1998年，中国戏曲学院组织校友为学校捐资义演，钱浩梁、曲素英夫妇重新登上了长安大戏院的舞台，受到首都观众不同寻常的欢迎。2000年12月16日，省会石家庄在河北艺术中心举办中国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钱浩梁、曲素英作为大轴出场，先是合演了《白毛女》选段，受到八千观众的热烈欢迎。之后，钱浩梁又演唱了《洪羊洞》、《红灯记》选段，特别是唱《红灯记》时的亮相，酷似当年，得到爆彩。唱“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 一段，尽管唱错了两句词，人们不仅原谅他，还报以鼓励的掌声。 2002年12月7日，农历壬午年十一月初四日，晚：袁世海末次演出在沈阳南湖剧场，袁世海演出了《红灯记》1至6场。袁世海时年87岁高龄，同台演出的钱浩梁也已68岁，孙洪勋65岁。此外，钱浩梁的夫人曲素英饰演李铁梅，赵葆秀饰演李奶奶。此为袁世海最后一次登台演出，回京后不久便因病去世。2002年12月22日，农历壬午年十一月十九日，19时10分：纪念京剧电影艺术片《野猪林》拍摄四十周年演出在北京举行。演出前由“纪念京剧电影艺术片《野猪林》拍摄四十周年演出”执行主任万伯翱致词，他简单介绍了李少春和《野猪林》的产生以及《野猪林》电影的拍摄。并提议全场观众起立为袁世海先生的逝世默哀。林冲的扮演者分别为：钱浩梁（上香、菜园、大雪飘）、王立军（东狱庙、买刀、白虎堂、火烧草料场（武打）、于魁智（长亭分别、野猪林）；林娘子的扮演者分别为：曲素英（上香）、黄清新（东狱庙）、李胜素（长亭分别、赶制寒衣）；杨赤的鲁智深，郑岩的高衙内，孙桂元的高俅，陈国森的陆谦。钱浩梁时年69岁，曲素英时年65岁。2003年2月7日，农历癸未年正月初七日，19时15分：中国京剧院“2003年新春演出季”第七天在政协礼堂举行。演出剧目（夜场）《连环套》（魏积军，赵永伟，钱浩梁（特邀），李长春（特邀））。[2] § 评价 《伐子都》钱浩梁钱浩梁不仅在最后的电影定型版中饰演的李玉和，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也是除李少春外，最早扮演李玉和的演员。在京剧界，钱浩梁确实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演员，因为他曾经成为江青搞样板戏的得力助手。如果回顾一下钱浩梁的经历，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年轻成名，文革红人，年老磨砺，重返舞台。 【“李玉和”走红全国】 钱浩梁，原籍浙江绍兴，生于上海。钱浩梁受梨园家庭的影响，6岁起就随父练功学艺,爱上了京剧。10岁那年,钱浩梁进入上海戏剧学校学戏。因为上海戏校不久即停办，钱浩梁考入新成立的中国戏曲学校学习。1956年,钱浩梁成为中国戏曲学校的首届毕业生,并被留在该校的实验京剧团工作。在这个团里,钱浩梁首先排演了《百骑劫魏营》,饰主角甘宁,接着又主演了《挑滑车》的高宠,均获得好评。1959年，不满25岁的钱浩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2年,中国京剧院为补充队伍,决定从中国戏曲学校实验剧团选调40人,由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任院长。李少春、叶盛兰、袁世海、杜近芳等名角荟萃的中国京剧院,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京剧院。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副院长张东川等看了钱浩梁主演的《挑滑车》,深感这位年轻人是株好苗子,就把他选调到了中国京剧院。 在中国京剧院,钱浩梁十分景仰中国京剧院一团的著名演员李少春。李少春在京剧界可谓是一位名驰南北的文武全才,在《战太平》、《长坂坡》、《三岔口》、《闹天宫》等众多传统剧目中光彩四溢。初到中国京剧院,选调去的这些人全都留在四团,等待调整分配。 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有一天,四团在吉祥剧院演出《伐子都》。不巧的是,主要演员在头天演《雁荡山》时把手扎了,不能上场。副团长李殿华急得团团转,忽然想到钱浩梁演过这出戏,急忙找他来了,“小钱,今晚你顶上去吧,救场如救火。”“李团长,我可只是替替啊。”钱浩梁的言外之意是担心演好了让四团给留下。“放心吧!院里早定了,你上一团。”李殿华给他吃了定心丸。 当晚,钱浩梁披挂上阵,粉墨登场。这本来是他的拿手好戏,又是刚到京剧院的“头三脚”,所以演来十分卖力,把这个英武、阴险、狡诈的角色演活了。当晚,江青前来看戏。钱浩梁年轻武生的扮相和演技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她记住了中国京剧院有个钱浩梁。这对江青日后提携钱浩梁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决定了他“文革”结束后曲折的命运。 凭着自己的突出表现,钱浩梁终于如愿以偿地被分到中国京剧院一团。当时43岁的李少春身体不太好,京剧院领导有意安排他带带钱浩梁,培养新生力量。德艺双馨的李少春对钱浩梁很是器重,大力栽培他。钱浩梁不负众望,进步很快。 1964年2月,中国京剧院一团在排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时,选定李少春作为扮演主人公李玉和的A角。按惯例另需配备一名B角,李少春很自然想到钱浩梁。为塑造好李玉和这个英雄人物形象,在领会编导意图和去东北体验生活后,李少春从台步、身架到唱腔,都反复揣摩,精心设计。在排练中,他一如既往,又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地手把手传授钱浩梁。尤其在唱功上,从每段唱腔,乃至咬字吐音如何用嗓,都一丝不苟。钱浩梁也虚心求教,对李少春毕恭毕敬,言必称“老师”。 不过头脑灵活的钱浩梁在向李少春学习的过程中,也捉摸着结合自己高大魁梧的扮相特点,在刻画李玉和的表演中掺入了一些粗放豪爽的个人特点,从而稍稍有别于李少春更见智慧深沉的李玉和形象。但是无论在5月份彩排,还是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出中,大概是名人效应的缘故,人们赞赏备至的还是李少春的“李玉和”。但因李少春身体不好,钱浩梁作为B角在《红灯记》中频频亮相,又在当年第六期《戏剧报》封面上获得了饰演李玉和剧照的刊载机遇,开始在全国走红。 钱浩梁的表现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曾建议:“以后李玉和还是小钱演吧。李少春不像个工人,倒像个站长……”之后在她所插手的《红灯记》修改中,有一次曾提出李铁梅的一段唱腔不行,下令修改。从事唱腔设计的李少春在艺术上自有主见,没理会江青的意见,使江青非常生气,认定李少春眼里没她,于是多次借题发挥指责李少春。 1965年初,《红灯记》剧组到南方演出,钱浩梁担任主演。江青准备栽培钱浩梁,亲自给在广州的钱浩梁去信,勉励他好好努力,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李少春因未随剧组南下,所到之处的新闻媒介宣传的《红灯记》,总是不离钱浩梁的李玉和、高玉倩的李奶奶、刘长瑜的李铁梅、袁世海的鸠山,这几人无形中被人们视为《红灯记》的最佳搭档。钱浩梁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李少春。钱浩梁有点飘飘然了。 【被江青改名】 1966年6月,中国京剧院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声称“中国京剧院的文艺黑线又臭又长”。“文革”爆发后,演出活动不得不停止了。阿甲、张东川、李少春、刘吉典等人都成了“牛鬼蛇神”,关入“牛棚”。钱浩梁作为“黑苗子”,也在贴了大字报后,被责令靠边站。但是江青并没有忘记钱浩梁。1967年4月,江青派戚本禹带人进驻中国京剧院,授意钱浩梁起来“革命造反”。一些善于见风使舵的人,急忙张罗,帮着钱浩梁成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红灯记战斗兵团”。对这个“革命造反”组织,戚本禹立即表示支持。有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支持,“红灯记战斗兵团”顿时威风凛凛。众多造反派立即改换门庭,投到“红灯记战斗兵团”大旗下,钱浩梁也一下成了中国京剧院实际上的负责人。 在江青的“关怀”下,京剧《红灯记》成了首批八部样板戏之一。在《红灯记》修改过程中,阿甲、李少春等人因不屑于江青的指手画脚,已引起江青的不满。钱浩梁对此是一清二楚的。为了自己的前途,钱浩梁将这些人与林默涵等“文艺黑线”挂上钩,当作“破坏样板戏的阶级敌人”开火。钱浩梁的表现让江青非常高兴。1968年底,在一次“革命文艺战士”会议上,江青忽然指着中央乐团的钢琴家殷承宗说:“殷承宗,你的名字太封建,你继承谁的祖宗啊?” 殷承宗赶忙表态:“我改,今后我叫殷诚忠,诚实的诚,忠心耿耿的忠,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江青笑着又指着钱浩梁说:“小钱,咱也不要钱了,钱是资产阶级的。你就叫浩亮吧!”钱浩梁非常激动:“谢谢江青同志,这个名字又响亮又好记!” 江青替钱浩梁改名的消息不胫而走,给钱浩梁很大的“面子”,也让他在文艺界成为响当当的人物。随着京剧《红灯记》被拍摄成电影,字幕上饰李玉和的“浩亮”大名在中国家喻户晓。钱浩梁开始青云直上,他被任命为中国京剧院党委副书记,而实际上他是京剧院的第一把手。1969年4月,在江青的安排下,钱浩梁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1970年5月,钱浩梁开始参与国务院文化组对全国文艺的领导工作。 钱浩梁是个好演员,却并非一块当行政领导的料。但在江青眼中,他是个驯服听话的好干部。1975年四届人大后不久,钱浩梁又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此后,钱浩梁从狭窄的剧院宿舍搬了出来,住进了原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寓所。 当上了副部长,钱浩梁就不能再登台演出了,一开始他还有些惆怅。他曾把《红灯记》剧组的老战友召集到自己宿舍,感伤地说:“今后我怕是再也不能演戏了。唉,大家都是演员,离开舞台是什么滋味,你们都是清楚的,就像鱼儿离了水……” 钱浩梁曾闹过一个笑话。一份关于一位戏剧界老同志的报告,送主管的钱浩梁签批。谁知钱浩梁的批件上把这位老同志的名字中一个很普通的字,写成一个谁也不认识的怪字,弄得办公室的人认又认不得,问又不好问。笑话传出,一些熟人慨叹:“钱浩梁当部长,‘不是这里事儿’(京剧界常用语,贬意,意为外行)。” 在文化部,钱浩梁的地位排在于会泳和刘庆棠之后。三人中,钱浩梁干的坏事最少,民愤也最小。粉碎“四人帮”后,在隔离审查中,钱浩梁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予起诉”。1981年,组织上正式对浩亮作出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调出北京去外地工作。在解除长达5年半的隔离审查之时,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还找他谈了一次话,鼓励他改正错误,重新做人,耐心等待组织上对他的工作安排。 钱浩梁的工作安排很快有了结果,回到了昔日的工作单位——中国京剧院,名字也改回了本名——钱浩梁。但是不再担任副部长,自然不能再住梅兰芳的宅院了,钱浩梁搬到海淀区魏公村一幢筒子楼两间背阴的小屋。虽然回到了中国京剧院,但是却不能再上舞台。 【河北艺校任教】 钱浩梁夫妇1983年,钱浩梁的命运有了转机。河北省委副书记高占祥当时分管文教卫生工作,他很喜欢京剧,也爱惜人才。高占祥很赏识钱浩梁。高占祥后来曾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是一位深受群众爱戴的文化界领导人。他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始终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他主张文艺评论应以“浇花”为主,文艺领导提倡“微调”方法,被称为“浇花论”和“微调论”,为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高占祥认为,对钱浩梁要真正落实党的“治病救人”的政策。他当即找到河北省文化厅厅长安耀光,对他说:“你到北京去一趟吧,想办法把浩亮请到咱河北来。”安耀光感到迷惑不解:“把他请来干什么呢?”高占祥说:“浩亮同志是中国戏曲学校第一届毕业生,文武兼备,演戏甚多。请他到河北艺校任教,培养戏剧人才不好吗?”安耀光还是有些疑虑:“调浩亮到河北来,是不是再和有关部门商量商量?”高占祥断然说:“不用了,你就去吧,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可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啊!”安耀光到北京后,与有关单位商议调钱浩梁的事情。消息很快传开了。有人说:“河北可真够胆大的。”安耀光与钱浩梁商谈后,钱浩梁欣然同意了。 虽然答应来河北艺校工作,但是高占祥却一直没有等到钱浩梁来报到。春节马上要到了,高占祥对安耀光说:“快要过年了,请你派两个同志带上几百元钱,带上些慰问品,到北京去看看浩亮同志,表示咱的一点心意。”安耀光同意了:“好吧,过两天就去。”但是有人提出异议:“浩亮一直没到河北来,怎能主动去看他呢?”高占祥大度地说:“虽然浩亮没来上班,但他已经是咱河北的人了,我们应该主动关心他。” 河北省文化厅的张处长和干事小相带了点钱和慰问品找到了钱浩梁。原来,钱浩梁的妻子曲素英患乳腺癌住院开刀了。做手术时,刀口从腋下直至腰间,身上插着输血管、输液管、氧气管。钱浩梁陪伴侍候着她,一家人日子过得很艰难。正当他们处于困顿之中时,没想到河北文化厅的同志到家里来探望,还送来现金和苹果、香蕉等慰问品。据曲素英后来讲,这是他们夫妻一生中最惨的时期。“那时钱老师刚做完手术,我照顾他的同时,检查身体时,不幸发现我得了乳腺癌,已经是二期。迫在眉睫的是我必须做手术,而钱老师还一瘸一拐地没恢复呢。唯一的女儿也不在身边。那时,钱老师拄着拐杖坐公共汽车到医院去照顾我。手术出院后,我每次去检查,他都先用自行车推着我,让我像小孩儿一样坐在车上,到了公共汽车站锁上车再扶我上车。为了怕人碰我十几针的刀口,他还得用身子挡着我。哎,那段时间就别提了。” 春节刚过,钱浩梁便来到了河北艺校报到。到达后,他受到了艺校领导、师生的热烈欢迎。在职工宿舍紧张的情况下,艺校拨给了他一间20平方米的住房,并从市里特批给了他一套液化气具。多年来第一次被人尊称“钱老师”的钱浩梁感激异常。在欢迎会上,他激动地说:“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组织上既然把我安排在这儿,我要努力工作。我是唱戏的,不懂教学,在教学上没经验,希望大家多帮助。” 对于河北艺校领导的抬爱,钱浩梁投桃报李,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之中。在艺校京剧科,钱浩梁为一批代培的四川学生“开坯子”(启蒙),并编写出了《戏曲基本造型五十功》的教材。在给3个高年级学生教授身段和剧目课中,钱浩梁给他们排了盖(叫天)派剧目《一箭仇》、《雁荡山》。其间,学生有任务回邯郸,他又赶到邯郸继续教学。在和艺校校长赵同兴单独谈话中,钱浩梁吐露过自己的心声:悔恨自己这样一个不懂政治也不热心政治的人却参了政,摔了一个大跟斗,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能回京与妻女团聚的企盼,以及重登舞台的梦想。 在河北艺校工作期间,钱浩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赢得了同事和学生的尊重。1988年河北文艺界评定技术职称,钱浩梁的高级讲师职称在河北艺校得以通过。但报到省里后,却唯独他的没被批下来。有人把此事告诉了高占祥。高占祥明确表示:“钱浩梁的情况我了解,他的职称应该批,他的住房也应调整。他是难得的人才,要用人所长,我们要把党的政策落实到实处。” 这年国庆前夕,钱浩梁的职称解决了。钱浩梁心情非常愉快,他笑容满面,亲自做了几个菜招待前来祝贺的艺校同事。消息传到北京家中,他的女儿钱红南抑制不住激动,给高占祥挂了个电话:“高叔叔,我们全家感激您,我们一辈子忘不了您!” 又过了一段时间,河北艺校员工要涨工资了。要不要给钱浩梁涨工资,有关的同志拿不准。高占祥知道后说:“现在艺校的教师在涨工资,浩亮同志应当在考虑之内。”他还认为,应按照钱浩梁的业务水平和贡献,升到艺校教师最高一档。这样,钱浩梁的涨工资问题又得以解决。 【晚年再返舞台】 钱浩梁晚年再返舞台1988年,《中国戏剧》杂志刊登了一篇吴钢写的《浩亮近况》的文章。一位与钱浩梁23年没见面的老朋友读后,克制不住思念之情,立即前去看望他。交谈中,那位老友萌发了给喜爱京剧的宋任穷同志写信的念头,希望能让钱浩梁重返京剧舞台。这封信经宋任穷批示后,转给了文化部。这一年,中国戏曲学院的历届校友,为母校募集教育资金,准备于12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3天义演,在演出阵容中列上了钱浩梁的名字。 接到通知后,钱浩梁兴奋不已。他登门求见河北省委书记李文珊申请此事。由于宋任穷同志对有关钱浩梁演出之事已有批示,所以在李文珊呈报文化部时,文化部爽快地答应了钱浩梁参加演出的请求。消息传出,寂静的中山公园突然喧闹起来,人们纷纷涌向音乐堂去看京戏。据说,10元一张的戏票(这是建国以来京剧的最高票价),黑市交易高达30元。12月6日,在中山公园礼堂的后台,京剧《艳阳楼》上演。钱浩梁终于又回到梦寐以求的舞台上来了。面对着观众热情的掌声,钱浩梁的眼眶湿润了。他心想,要是没有那些年的折腾,一直好好唱戏该多好啊。高占祥几天后见钱浩梁时说:“看来决定你登台演出是符合民心的。” 1989年元旦,同样喜爱京剧的天津市市长李瑞环,指示天津电视台邀请钱浩梁出演《艳阳楼》。这一录像在天津电视台元旦节目中播出后,全国各地许多文艺团体和电视台纷纷请他前去演出。在不断接到各地演出邀请时,钱浩梁仍是那么小心翼翼。出于慎重,他总向来人要当地最高一级政府的公函邀请信,对仅是团体和单位的邀请他一般都拒绝。每次去外地演出,他都跟艺校打招呼,还严格遵照合同,每演一场就交给艺校100元钱。同时,在每次演出前,钱浩梁手持话筒几乎都要说上这样两句话:“感谢大家还记得我。现在我为大家做汇报演出。”由于怕涉及过去,钱浩梁演出的基本上是传统戏。但几乎每次在观众的强烈呼声中,总是要唱一段《红灯记》才能离开舞台。对此,钱浩梁曾苦笑着私下里对朋友说:“观众有个误会,以为《红灯记》是我的代表作,其实《伐子都》才是,可是大家不认。” 从1989到1991年的3年间,钱浩梁为找回失落多年的舞台生涯,拼命地奔走四方。1989年春,苦于没有像样的戏装,艺术上素来认真的钱浩梁不惜借款一万余元,在上海定做了戏装。为尽快地还上这笔借款,钱浩梁更加辛劳地往返于各地舞台,而且常常在同一出戏中,先后分饰几个角色频繁上场。这种奔波严重损坏了已经年近六十岁的钱浩梁的身体。1990年10月,钱浩梁到上海演出。尽管剧团只在《新民晚报》的中缝登了一条小小的广告,但几天之内,戏票被抢购一空。他当时曾对观众表示,他正在艺术的全面恢复时期。钱浩梁演《群借华》一直是“一赶三”,前鲁肃、中孔明、后关羽。 1992年1月,钱浩梁应邀到济南出演《龙凤呈祥》,也是“一赶三”,前演乔玄,中演鲁肃,后演赵云。由于过度劳累,58岁的钱浩梁突然脑溢血,倒在了舞台上。医生下的结论是:“最好的恢复也就是说不了整话,右手能拿勺(不能拿筷子),走路需别人帮忙。” 1992年底,钱浩梁被批准病退回京,结束了河北省艺术学校的教师生活。当时病情很严重,半身瘫痪,语言能力也失去了。病休一年后,钱浩梁的身体得以恢复。他能绕着居所步行一周,约2公里左右。他每天除遵医嘱休养外,闲时看报看电视。电视节目中他最爱看体育节目,体育节目中他最爱看拳击。京剧节目他是坚决不看,以免引起对旧日的怀念。 钱浩梁是幸运的。他的妻子曲素英和他相濡以沫,陪伴他度过了孤独的晚年。曲素英对人曾说过这样的话:“以前别人老说,岁数大的人不就是搭帮过日子,哪还有什么爱情呀!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我们的经历其实也正是证明了爱情常在,如果没有爱情,我们哪会走过这么多艰难岁月,正是我们俩有忠贞的爱情,才使我们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所以,爱一个人就不要计较什么得失,我爱钱老师,所以肯为他付出一切,愿意与他同甘共苦。每当看到他这几天又进步了,我就特高兴,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委屈。” 曲素英本来是作为全国第一个演《红灯记》中李铁梅的京剧演员,原来与李少春合作。全国汇演进入最后倒计时,有一天走台,李少春忽然发现身高1.64米的曲素英比自己高。这岂不把李玉和的高大形象给压住了?李少春让美工给自己做了一双高跟鞋,将自己的身高骤然升高了几厘米,但视觉效果仍不理想。李少春将曲素英叫到跟前,不无遗憾地说:“小曲,咱爷俩在戏中个子总有点不协调,给你换一个高个子的爹吧,我再找个矮一点的铁梅。” 最后,李少春留下曲素英演B组,挑了花旦刘长瑜饰A组的铁梅,给自己配戏。后来李玉和由钱浩梁担任,而此时钱浩梁正在追求她,曲素英不得不退出《红灯记》剧组。1964年他们结了婚。后来《红灯记》拍电影时,钱浩梁说服了曲素英不出演李铁梅。在以后这二十多年的风雨变迁中,曲素英实现了她对钱浩梁的承诺,从此再未踏上她挚爱的舞台。 经过超乎常人的刻苦锻炼后,钱浩梁终于在1998年开始恢复练功,并重返舞台。2000年12月16日,省会石家庄在河北艺术中心举办中国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钱浩梁、曲素英作为大轴出场,先是合演了《白毛女》选段,受到八千观众的热烈欢迎。之后,钱浩梁又演唱了《洪羊洞》、《红灯记》选段,特别是唱《红灯记》时的亮相,酷似当年,得到爆彩。唱“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一段,尽管唱错了两句词,人们不仅原谅他,还报以鼓励的掌声。 2001年5月26、27日,为迎接建党80周年,袁世海、钱浩梁、高玉倩、刘长瑜、孙洪勋、谷春章等京剧名家,再度联袂复出。他们大部分都多年不登台演出了。一个中风瘫痪年近七旬的人不但站起来了,会说话了,还能重登舞台,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他们不顾高龄,以原班人马的整齐阵容在北京举行的京剧名家演唱会中,再次演出30年前原版《红灯记》中的精彩选段。现代京剧影响了几代人,虽然产生于特定年代,但其本身在今天仍有着不衰的艺术魅力。将其中的优秀剧目和片段重新搬上舞台,是京剧艺术家和广大戏迷的愿望。《红灯记》在所有的现代戏中影响最为巨大,当年的主要演员都年事已高,平均年龄七十多岁。袁世海86岁,钱浩梁67岁,高玉倩75岁,刘长瑜60岁,孙洪勋64岁,谷春章69岁,而且大多身体有病,大家能再次同台演出十分难得。 2004年4月17日,钱浩梁、曲素英夫妇又应“红金赣2004中国景德镇第二届中华京剧票友艺术节”的邀请,来景德镇演出。这次艺术节共举办了15场演出,有一百多位票友登台献艺,观众达八千多人,这届艺术节在全国京剧票友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取得了轰动效应。在闭幕式的演出中,当钱浩梁和曲素英登台时,全场气氛达到高潮。《白毛女》唱段刚落,观众席掌声雷动。应观众要求,他们又演出了京剧《红灯记》唱段,赢得了观众长时间的掌声与喝彩。 如今的钱浩梁夫妇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们除了与知根知底的朋友来往外,基本上闭门谢客。当街坊邻居认出衰老了的“李玉和”时,老伴曲素英会赶快掩饰说:“他只是长得像李玉和而已。”钱浩梁夫妇从不主动与人说话,别人主动搭话,他们避犹不及,恐怕别人受牵连。曲素英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希望30岁以上的人们忘了我们,平安度余生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综观钱浩梁文革前后的坎坷历程,他的遭际,身世沉浮颇有身不由己、无可奈何之叹。文革开始,他在无意中卷入政治的漩流,但大节无亏。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先生本色是演员,离不开京剧舞台。而今,经过几十年的自省自励,钱浩梁变得更加坚韧,也更加达观,艺术上臻于炉火纯青。他集数十年艺术积累,为国家培养艺术人才,晚年更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站在京剧舞台,为人民奉献平生绝学,对于钱浩梁的成绩与贡献,我们应予公正的评价。钱浩梁,仍是我们值得尊敬的京剧艺术家。[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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