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通史 |
| 释义 | 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段落。 古代史学史 中国古代史学史﹐包括先秦﹑秦汉至唐初﹑中唐至干嘉三个时期。 先秦时期 在中国原始社会﹐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口耳相授﹐传颂着一些故事﹐可以说是历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可用以记录。商代出现了史官。“史”字原为手执简册之形﹐但史官起初并不是专司记事﹐而首先是负责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沟通神与王的意志。同时讲说故事﹐记录时事﹐编次和保管文献简册。再进而分工﹐有记言之史与记事之史之别。今天保存在《尚书》中的﹐即商周时代的历史文献。 《春秋》是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顺序记录的编年体史书。它原是鲁国的国史﹐全书一万八千余字﹐出自鲁国史官之手﹐经过孔子的整理。以后相继出现了一些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的典籍﹐体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编年体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略具国别断代史性质的《国语》﹑《战国策》﹔最早的谱牒之书《世本》﹔以地理为主兼有神话传说的《山海经》以及发抒哲学思想﹑政见和史观的诸子百家之书。其中《左传》叙事详备﹐文笔生动﹐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也是先秦史学中最高的成就。战国时期诸子争鸣﹐往往运用历史知识﹐针对现实﹐发表政见。如﹐孟子“言必称尧﹑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等观点。商鞅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为变法造舆论。邹衍讲历史﹐驰骋想象﹐大大扩展时空概念﹐并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以投合君主专制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论秦政﹐韩非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以及是今非古论﹐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秦汉至唐初时期 秦汉时期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两部史学巨著。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开创了综合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于一书的纪传体通史体例。《史记》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记事起于传说时期的黄帝﹐迄于汉武帝刘彻﹐跨朝越代首尾三千余年。班固编写了《汉书》一百卷﹐八十万字﹐“文赡而事详”﹐仅记述西汉一代史事﹐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例。《史》﹑《汉》两部著作各有所长﹐思想上倾向不同﹐文风上各有特色﹐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继《史》﹑《汉》之后﹐汉唐之际产生了不少纪传体史书﹐其中有《三国志》﹑《后汉书》等名著。唐初百年内有八史问世(官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从此纪传体史书代代续修﹐其体例也大致定型。编年体和其他体裁史书也有发展。荀悦撰《汉纪》﹐以编年体叙述西汉历史﹐《后汉纪》等编年史继踵产生。还有传记体的国别史《十六国春秋》﹐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以及《佛国记》﹑《高僧传》﹑《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与历史有关的各种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代至隋代的史书达数百部﹐反映了史学发展的盛况。 这时文献整理工作已经展开。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书﹐着有《别录》﹑《七略》﹐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贡献。唐初也重视文献整理工作﹐所修《隋书?经籍志》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作用。 秦汉至唐初的史学﹐与先秦的史学相比﹐有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史学由附属地位而逐渐独立。东汉之前﹐史籍比较少﹐《别录》与《七略》的分类中均无史部。《汉书?艺文志》将史书著录于《六艺略》“春秋家”﹐以史附从于经。自东汉之后﹐史籍大量涌现﹐史书种类增多﹐史学日益受到社会重视﹐朝廷设立史官和史馆﹐目录中也列出了史部﹐这些都标明史学已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时期的历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诏私修等几种情况﹐而趋势则是官修日占上风。 随着士族地主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盛行﹐史学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显著的是谱牒著作与谱学大为发展﹐有家谱﹑宗谱﹑族谱和姓氏谱等。东晋南朝精于谱学者﹐以贾﹑王两氏为巨擘。同时家传和正史纪传中也反映出当时崇尚门第的世风习俗。 各少数族在史学中也占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记载各族史的专传外﹐还出现了记述各族史的专书﹐同时民族问题也在史学中有所反映。 关于史学的评论﹐司马迁曾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采善贬恶”﹐指出史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同时﹐他表明自己志在“继《春秋》”而写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现了他以史学为己任的自觉性。班彪的《前史略论》是评论史学的专篇﹐谈到古来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了司马迁与《史记》﹐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责其“大敝伤道”﹐表明了马﹑班史学思想之分歧。班彪这个思想﹐为其子班固所继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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