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谈家桢星 |
| 释义 | § 名称 谈家桢星 § 简介 1999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申报，正式批准将该台1964年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第3542的小行星命名为“谈家桢星”。 § 运行 新命名的“谈家桢星”，沿一个偏心率为0.094的椭圆轨道，以平均每天145万公里的高速度绕日运行，其轨道半径为3.166个天文单位，绕太阳一周需5.63年。 § 意义 中科院命名“谈家桢星”，既是对谈家桢在遗传学领域所取得开创性成就的一种肯定，也是对谈先生终身不渝、孜孜不倦于中国科研、教育事业精神的礼赞。[1] § 谈家桢 谈家桢浙江宁波人，出生于1909年9月15日。早年留学美国，师从现代遗传学先驱、诺贝尔奖获得者摩尔根教授。回国后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因在遗传学领域有独特发现以及为锻造“我们自已的遗传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获“杰出科学家奖”，并被誉为“中国的摩尔根”、“生命科学的领头羊”，国际天文组织则将一颗编号为“3542”的行星命名为“谈家桢星”。 谈家桢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遗传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求学路上崭露头角 谈家桢出生于慈城镇。父亲名叫谈振镛，初通文墨，曾在宁波、舟山等地英国人开办的邮政局任邮务员、分局长，自奉节俭。谈家桢兄妹五人，上有兄姐，下有弟妹，家境不裕。但他自幼聪明好学，动手能力又强，所以在慈城道本学堂毕业后即考上了位于当时有“小上海”之称的宁波斐迪学堂（即今之宁波四中）。 斐迪学堂由英国教会创办，教学内容主要是宣传上帝创世纪之类的教义，与谈家桢自小具备的“本源意识”相悖，但好处是因由外籍教师直接授课，使谈家桢从小便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为日后的出国留学作好了准备。 1925年，谈家桢随父入浙江湖州，在东吴三中念高中，并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至苏州的东吴大学深造。四年后，经燕京大学生物系主任胡经甫博士竭力推荐，谈家桢取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顺利进入燕大深造，在中国遗传学先驱李汝祺教授门下开始从事遗传学研究。一年半时间，他无怨无悔地一天连续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共采集作实验用的标本（瓢虫）10193只，经过仔细的培育、观察、分析，逐渐得出科学的结论，完成了《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和《异色瓢虫的生物学纪录》等三篇极有价值的论文。其中的两篇发表于《北平自然历史公报》，另一篇经由李汝祺推荐进入摩尔根实验室，并很快获准在美国的自然学者杂志上发表。 谈家桢才智的蓓蕾就这样烂漫地开始绽放。 正是那一篇有价值的论文引起了摩尔根实验室的注意。1934年夏，经过种种波折，谈家桢搭“胡佛总统号”巨轮横渡太平洋，进入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城的加州理工学院留学，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导师———现代遗传学的先驱，“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派”的代表人物、一年前刚刚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摩尔根教授，并且得以就在摩尔根实验室完成他的博士论文。 在美国两年，谈家桢几乎是足不出户，日夜培育、观察实验标本，查资料画图表写论文，殚精竭虑，宵衣旰食，最终以十余篇论文的优异成绩引起学界的注意，毕业时以一篇《果蝇常染色体遗传图》作为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学业完成之后，他的导师杜布赞斯基教授又执意要谈家桢再延长一年的留美时间，一边在实验室帮他工作，一边完成“博士后”学业。 偏远山城中的重大发现 1937年秋，谈家桢顺利回国，并由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博士礼聘为浙大理学院生物系副教授。然而壮志未酬，芦沟桥的炮声却已经响起。就像“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那样，江浙也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甫上任的谈家桢跟着内迁的浙江大学由杭州至建德，至江西吉安、泰和，至广西宜山，最终到达贵州。尽管是“秋水寒山落日斜，江南江北总无家”，但谈家桢与广大教职工一起，情绪却从未低落过。临离杭州之前，他便将必需的仪器、资料等装入一只大木箱中随身携带。每到一地，他都要打开这一只被人们称之为“谈教授的百宝箱”的大箱子，拿出仪器、资料，随时作观察、研究。到湄潭之后，条件更其艰苦，作为生物系校舍的唐家祠堂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煤油灯也只有在作细微镜观察标本和染色体时为提高分辨率才舍得一用。谈家桢带领师生“土法上马”，以竹管作导管、瓦盆做蒸发皿，以挖地窖来代替冰箱，坚持做他的遗传学实验。就这样，从1940年秋进入湄潭到1946年随着抗战胜利凯旋回归杭州，作为浙大教授的谈家桢在这个边地小城度过了6个春秋。 一切就如同巴斯德所说过的：“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194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屋外下着雨，谈家桢一人照例心无旁骛地在唐家祠堂里仔细地观察着瓢虫的杂交后代。突然，一个奇妙的现象呈现在他的眼前：在瓢虫的鞘翅上，由黄色和黑色所组成的不同斑点类型中，在它们的第二代身上，其父体和母体所显示的黑色部分均能显示出来，而黄色部分却被掩盖住了！这种现象在以前实验中可是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的啊！谈家桢兴奋极了，他立即将这一发现告诉了时任浙江大学生物系主任的贝时璋教授。贝先生也为之高兴，他并且建议将此种现象命名为“嵌镶显性现象”。简直无法以语言来准确描述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它就像一束强光，照透了谈家桢整个的人生，在阴霾的1944年多雨而离乱的傍晚，这应该是科学之神所能给予他的一件最好的礼物。 谈家桢的这一发现很快震动世界。第二年，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谈家桢暂时告别浙大，自冷僻的贵州湄潭启程，赴美担任客座教授。这一去横跨两个年头，在美国除讲学之外，他潜心著述，整理完成了一篇极为重要的学术论文：《异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并且当年就在美国《遗传学》杂志上发表。他的这一论文的公开发表在国际遗传学界所造成的轰动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很多学者、教授加以评论、肯定，认为这一发现“丰富发展了摩尔根遗传学说，是对遗传学的一大贡献”。1948年，他作为中国的惟一代表，出席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在会上，谈家桢宣读了论文《异色瓢虫色斑季节性变异》，并被推选为国际遗传学会常务理事。会后谈家桢继续到欧美各国讲学和考察，受到各国的热烈欢迎。 百折不挠的科学家的脊梁 为让祖国的遗传学事业尽快赶上世界潮流，首当其冲的是要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谈家桢从湄潭送往美国留学的盛祖嘉、沈仁权夫妇学成归国，又回到浙江大学任教。师生相见，自然分外高兴。谈到具体工作，谈家桢建议盛祖嘉在浙大的生物系开一门有关微生物遗传学的课题———可以说，这是国内大学里最早开设的一门系统讲授微生物遗传的课程。 同时，谈家桢在浙大又招收了三名研究生，他们是：高沛之、朱孝颖、周光裕。谈家桢思索着，如果一切顺利，那末不消几年，只要那些学生一个个学有所成，我们自己的遗传学事业马上就可以全面铺开了，这是何等令人欣慰的事啊！ 1952年，根据教育部 “院系调整”的部署，谈家桢奉调至上海复旦大学担任生物系的主任。1960年又接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任命，出任复旦大学的副校长一职。 1956年8月，在周总理关怀下，中科院和高教部在青岛召开历时15天的遗传学座谈会，谈家桢多次发言，直抒己见。青岛回来不久，他即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对遗传学中进行百家争鸣的看法》，后人评价它的意义：“是在遗传学这一禁区放了一枚解放的信号弹。” “文革”开始，谈家桢又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夫人傅曼芸因不堪忍受批斗而自杀，然后是下乡“三同”，遭受种种非人待遇。但不论环境如何险恶，谈家桢坚信良知终将战胜邪恶。他不仅自己咬牙坚持，还劝导与自己一起接受“改造”的同事心放宽，眼看远，等着真理复归的那一天。 呕心沥血推进中国的遗传学事业 在毛主席亲自关怀下，特别是自从党提出“双百”方针之后，国内对于遗传学问题的讨论果真活跃起来。谈家桢喜出望外，不仅自已积极参与，前后写了十余篇争鸣文章公开发表，而且还动员遗传所和教研室里所有的学者都分别以各自的观点写文章参与争鸣。同时，他还主持编辑、出版了多部遗传学问题的论文集，这不仅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遗传学研究的文献，而且也大大推动了当时遗传学事业的发展。 1977年9月，中央召开“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谈家桢参加了生物组的发展规划研讨和制订，并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力主将遗传工程作为生物科学发展项目写入发展纲要。会下又与老同学钱学森促膝长谈，仔细剖析了世界遗传学研究发展动态，并陈述了对我国开展这项工作的意见和设想。紧接着，谈家桢应邀去美国参加母校生物系成立50 周年的纪念会，在那里，他登上讲坛作了《遗传学在新中国》的报告。谈家桢的这一次访美，实际上是中国遗传学界重登国际遗传学舞台的一个信号；他本人，则无疑将成为领头羊。 1978年3月18日，来自全国的5586名代表汇聚北京，出席全国科学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谈家桢所呼吁的的遗传工程也被列入，成为与农业、能源、电子计算机、激光、空间、高能物理等在一起的八大重点发展领域之一。 1979年秋，在谈家桢的努力下，由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举办的“全国遗传工程分子生物学讲授班”开学，来自全国37所高校以及40个科研机构、医疗单位的250余位专业人员参加了听课和培训。这一讲习班的成功举行是谈家桢在晚年对我国遗传学的一大功劳，可以认为这也是我国分子遗传学研究的启动。 1980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遗传学学会正式加入国际遗传学联合会，此后谈家桢即被推选为国际遗传学会的咨询委员。也正是在这一年，谈家桢率团出席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细胞生物学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关于人体基因文库的建立》。四年后，中国遗传学会换届，李汝祺因年事已高，主动引退，谈家桢被选为理事长。 绘制人体科学“登月计划”的“中国卷” 首先，谈家桢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突出强调有关“生命科学”的概念，认为它应该是比一般的“生物学”更高一个层次的概念。 经过两年时间的充分准备，由谈家桢任院长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于1986年正式成立，而且很快取得了成果。其人类基因组经过艰苦奋斗，短期内取得百余条人类全长新基因的克隆和测序的重大成果。 1996年，谈家桢又提出了一个关于成立“摩尔根———谈家桢国际生命科学中心”的报告。他思虑再三，巨大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他披衣而起，决定直接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他在信中说：一方面是我国生物工程产业化的高潮即将来临，另一方面是实现产业化的进程中我们还面临着不少的困难以及某些带有全局性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世界，一个跨世纪的“基因争夺战”已经开始，如果我们不能够利用自己的专利基因，那么下世纪我国生物工程产业，特别是医药行业将犹如北洋水师般“全军覆没”。因此我们必须立即组织攻关，加大投入，加速我国人类基因的研究…… 谈家桢的这封信是1997年7月18日在一次会议期间面交中央办公厅曾庆红主任转呈江泽民总书记的，4天后的7月22日即得到总书记的批复。令人欣喜的是，4年后，当年谈家桢在信中提到的那个“登月计划”便有了一个最好的答卷：新华社2001年8月12日以十分醒目的标题报道———为“生命登月”计划作出独特贡献，人类基因组“中国卷”率先绘制完成。专家认为“中国卷”的绘制完成，标志着作为参与计划的惟一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为破译人类基因组“天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谈家桢就这样开启了中国的生命科学之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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