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翁同龢 |
| 释义 | § 生平 翁同龢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和后来的蒋介石一样，主张寻求国际调停，尽力避战。而翁同龢则极力主战。七月十四日李鸿章电请从朝鲜撤兵，清廷不准。翁同龢力主添兵，“调东三省及旅顺兵速赴朝鲜。” 八月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十七日，翁同龢在军机处阅李鸿章“电谓俄人有兴兵逐倭之意”后，“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九月十六日，平壤失守。次日翁同龢抨击：“合肥（李鸿章）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促使光绪帝颁谕“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十七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损失惨重。翁同龢感到“鸭绿江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二十一日，建议“宜调东三省兵，而急设大粮台，派大员经理，又于鸭绿江岸筑土炮台等数事。”十月十四日，翁同龢得知英使欧格讷提出由列强联合行动促成中日和议，但日本须索兵费的主张后，极为愤慨，当着慈禧太后的面“指陈欧使可恶”，力主继续战斗。二十四日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次日第一军强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凰城等地。三十一日，翁同龢拜见光绪帝时即“力陈京师阽危情形，请勿再迟一刻。”十一月三日，翁同龢被补授军机大臣。 八日，翁同龢知金州已失，旅顺告急，即请派唐仁廉赴旅顺增援，允之。二十二日旅顺失陷，翁同龢“愤虑填膺”。当清廷派使赴日议和时，翁同龢等仍主张征集湘军，用刘坤一为统帅，以挽危局。清廷采其议，命刘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 光绪二十一年初，日军加紧进犯，一月十日盖平失陷。十四日，翁同龢对议和发表意见：“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使臣已遣而逗留，恐彼得藉口，且我之议和，正欲得其贪吻之所出，先作准备耳。幸少留意。”为翁同龢鼓励官兵奋勇作战，翁同龢提出“悬破格之赏，不次之迁，以作将士之气”的建议。荣成与威海南帮炮台失陷后，翁同龢和感到“大局糜烂矣，焦灼愤懑 ，如入汤火。”二月二日威海卫城与北帮炮台尽失，翁同龢发出“愤极愧极！寇深矣，若之何”的叹息。此时，他又得知清政府派赴日本谈判代表，竟被日本政府无理驱往长崎的消息，又发出“近于辱矣”的慨叹。十三日，清廷改派李鸿章为赴日议和全权大臣。二十二日，光绪接见李鸿章时，军机大臣中，孙毓汶认为“必欲以割地为了局”，翁同龢则力“持不可”。三月二日，李鸿章又谈及割地事，翁同龢坚决反对，申明“台湾万无议及之理”。 四月三日，翁同龢悉李鸿章来电中的和约十条，愈感“胸中磊块，未易平矣”。次日，翁得知光绪帝希望议和速成，再“力陈台不可失”，指出，如割台“恐从此失天下人心”。《马关条约》签订后，翁同龢又“极言批准之不可速”。十九日，翁同龢收到丘逢甲等自台湾来电，“字字血泪”，翁痛感内疚，发出有“无面目立于人世”之感。再次“力陈批准宜缓”，以求救急之法。此时上奏者甚多，其中“大率谓和约当毁”，翁同龢虽不赞成，仍认为“公论不可诬，人心不可失”。五月二日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八日，中日代表在烟台换约。清廷决定限期割台。十七日，翁同龢“见台民公电，为之流涕”。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翁同龢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力主变法图存。六月十六日光绪下谕将翁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十二月四日，又奉朱谕，将翁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三十年（一九○四年）卒于家。宣统元年诏复原官，追谥“文恭”。 § 平步青云 翁同龢自隋朝开科考试至晚清的1200 年间，状元难计其数。然而， 中国的历史却不是在学术考试中获取最高功名的状元们书写的。在状元们纷纷被历史的烟尘掩埋的时候，有限的几位状元，却为后代留下了显赫的历史功绩。作出千古传颂“正气歌” 的文天祥，在宋理宗宝四年(公元1256年)考中状元时年仅21岁。其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而另一个彪炳史册的状元则要数翁同龢了。 翁同龢之崛起， 自然得益于其父翁心存。心存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后为同治帝师。自此，翁氏家族进入鼎盛时期，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 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 。既然4 1 ％ 的清朝状元都来自江苏等吴地，翁家的兴盛，自是情理之中。在道、咸、同、光四朝， 翁氏两代累任高官。当咸丰六年（ 1 85 6 年） 翁同龢以27 岁中一甲一名进士后，便擢任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又接替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继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 从教授光绪启蒙识字到被撤职回乡，翁同龢与皇帝之间以师生关系相处长达24年。仅凭这层关系，翁同龢定能在晚清内政外交中发挥重大作用。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时期，翁同龢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官僚士绅形成了与后党抗衡的帝党集团，进一步加强了在政坛中的地位。 事实也是如此。举凡翁同龢为官六十年所做大事，有：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卷入甲午战争洪流；支持盛宣怀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户部拨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中国通商银行，实际上也成为开办伊始的中国通商银行的最初营运资金；再就是举荐康梁等维新人才，亲自草拟《明定国是诏》。 杨乃武小白菜一案是晚清四大冤假错案之首（四大冤案为：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杨三姐告状案、张文祥刺马案、淮安奇案）。此案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浙江余杭县杨乃武案发生，懦弱无知的葛毕氏（死者葛品连之妻，即小白菜）被百般威逼欺哄，诬杨乃武（与小白菜相识的举人）为奸夫，杨乃武“被屈打成招”定为“谋夫夺妇”之罪。此案经杭州知府、浙江巡抚、刑部侍郎三审具结，草率奏报，使杨乃武、葛毕氏枉坐重罪。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本案第五审开始（晚清死刑案审判是五审终审制）。这时，杨乃武的姐姐叶杨氏到刑部和都察院上访申冤。于是此案发回浙江再审。审讯中，杨乃武、小白菜均推翻原有供词，所以没能审结。 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浙江绅士汪树屏等以“复审疑狱有官员间相袒护的事实”联名向都察院控诉。于是皇帝和太后开始关注此案。此时，恰值翁同龢擢升刑部右侍郎，直接负责重大案件的审办，他细阅全部案卷，发现供词与诉状的疑点和漏洞甚多。在询阅了杨乃武姐姐的呈词和浙江绅士的联名控诉，走访了浙江籍的京官，听取了刑部经办人员的各种意见之后，经过认真研究，讯问犯人，调查证人，重新检验尸骨，终于查清葛品连系病死而非中毒死亡。至此，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得以平反。办理此案的大小官员以及做伪证的证人全部受到惩治。《清史稿》记载此事时说：“刑部平反浙江民人葛品连狱，巡抚杨昌浚、侍郎胡瑞澜褫职，知府以下论罪有差。申谕各省理刑，期情真罪当，毋轻率。” 此案可谓晚清中国狱讼、法制体系自我完善的典型。而翁同龢忠于职责、为平民平反的职业精神，也可谓一代帝师应有的风范。 § 甲午疑云 翁同龢然而，翁同龢在一重大问题上，处理是否得当，至今仍然受到颇多争议。这就是甲午之战北洋水师的失败，被很多论者认为是因为他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曾长期克扣甚至拒绝给李鸿章拨款而导致的。并且认为，这种关系又来自于翁同龢和李鸿章的“公报私仇”。一时间，在晚清政坛，当时就有攻击他们二人关系的流言蜚语。比如，“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李鸿章生于合肥，官至大学士；翁氏则生于常熟，时任户部尚书）的讽刺对联，就是其中之一。 诚然，作为帝党主谋的翁同龢和作为后党核心的李鸿章，在政见上确实不合，而且在另一种划分中，翁氏是作为与洋务派对着干的清流党出现的。但是，把翁李二人的政见不同，归结为私人恩怨，则是把民族大义庸俗化的一派意见。而把军费问题当成战败的理由，并进而把罪责推至翁同龢身上，则是转移视线的片面见解。 翁同龢和李鸿章在私人恩怨上，的确存在一段故事。但是，晚清政坛互相的攻击或者参劾并没有现在想象的那么严重，甚至到了睚眦必报的地步。只要是按照大清律例，查有实据，自己的亲属被人搞下了台，甚至砍了头，这是经常发生的官场恩怨。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仅仅是推测翁同龢因为其兄被李鸿章参劾，所以就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那么就是以当今小人之心，而度当年状元之腹了。 咸丰九年（1859年），安徽巡抚翁同书（翁同龢大哥）任安徽巡抚时，于定远被捻军和太平军围困之际，弃城逃跑。此事未平，第二年，寿州的团练首领苗沛霖因与其他团练仇杀而叛变朝廷，反攻寿州。 翁同书为招抚苗沛霖，答应了他的一切条件，宽恕了他的作乱行为，将苗沛霖的仇人团练孙开泰、蒙时中的首级交给苗祭灵雪仇。但苗沛霖的目的达到后，并不投诚。 尽管翁同书处理苗氏案子，说“ 其中难处，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但因其先是丢失疆土（弃城），继则被贼寇玩弄，依据律例，同治元年（ 1 8 6 2 年） 曾国藩具折严劾。写此折的正是时在曾国藩幕中任事的李鸿章。其中“ 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的话语，矛头实际对准了翁氏家族（翁心存此时朝中担任小皇帝同治师傅）。初，翁同书被定“大辟”（斩首）。翁心存为此竟然病急而逝。后翁同书实判流放西北，三年后也病死。 有了父兄这一段恩怨，于是，人们把后来翁同龢在李鸿章兴办北洋用钱之时，而翁借故财政支出困难为由，处处予以限制，归结为翁同龢“徇私报复，倾陷排挤，无所不用其极”。事实上，翁氏的确因为财政困难为由，限制了北洋水师的经费支出， 并且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二年。但是，翁同龢身为户部尚书，经费支出需要为全盘考虑，这也是事实。奏请停止购船械是1887 年，为了堵住黄河郑州段决口， 而改《海防事例》为《郑工事例》。当时，曾规定各省嗣后两年内暂停向外国购买船舰。工程结束后，鉴于总理海军衙门和李鸿章并未及时提出购买新式船舰，所以户部也就没有拨款。及至甲午战争前和甲午战争中，翁同龢曾代表户部拨银650多万两支持总理海军衙门购买新式船舰。而李鸿章的淮军所存银钱800多万两，后来事实证明并没有用于甲午战争。 现在有论者认为， 翁同龢当年急欲挫败李鸿章， 所以拼命主战，相信清末另一位状元张謇“日本蕞尔小国，何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的高调，以攻击李鸿章避战求和。甲午开战后，中方屡战不胜。慈禧恐慌之中命翁同龢“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光绪年间先后做过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御史的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记载：当翁问及北洋舰队接战情况时，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良久，问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对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愤然答曰：“ 政府疑我跋扈，台谏（ 纪检官员） 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氏为之“语塞”。 此段记载，也无旁证。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翁同龢并非军事战略专家，对于北洋被吹嘘成什么样子，自己并不知晓。从他离津前，请其儿女亲家、长芦盐运使季邦桢嘱将北洋“将士之贤否，军报之虚实，器械之良窳”相告的情况来看，不能断定翁氏故意为了报私仇而整李鸿章。最合理的解释是翁氏相信中国海军的力量，而这是和他一贯的清流派思想一脉相承的。 光绪三十年（19 0 4 年） 五月，翁同龢去世，消息传到北京，庆王请示丧葬典礼规格。被内政外交搞得焦头烂额的光绪帝竟至大怒，“历数翁误国之罪， 首举甲午主战， 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直到1909年(宣统元年)又诏复原官，追谥文恭。 看来， 很多论者也和光绪一样， 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了翁师傅那里。其实，这和把战败责任推到李鸿章那里一样，都是片面的。大厦之将倾，岂是几个裱糊匠（李鸿章用语）所能够扶持得住的？ § 戊戌风云 翁同龢翁同龢死后，流亡在瑞典的康有为异常悲痛， 作诗十四章缅怀他的知音。其中一章为：“中国维新业，谁为第一人？王明资旧学，变法出元臣。密勿谋帷幄，艰难救国民。” 是什么原因致使翁同龢被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和先驱直接奉为“ 中国维新第一人”呢？翁同龢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和军机处大臣，是连结维新派与朝廷的重要枢纽。尚在1 8 8 8 年， 康有为赴京时，即曾上书潘祖荫、翁同龢、徐桐三巨头，并呈递上清帝万言书。 1898 年，翁同龢参与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维新变法，是其一生之最亮点。其维新举措，体现在对维新派最直接的鼓励和支持上。其一，他从户部拨银1 5 0 0 两作为强学会活动经费， 并密奏皇上“ 教育为自强之本，未可遏阻，使天下寒心”，通过改强学会为官书局而免除了别人的弹劾。其二， 亲自起草成立京师大学堂的奏章； 其三， 主张废除科举，开经济特科；其四，采纳康有为等人的汰冗员、停捐纳、修则例、裁绿营、练新军、办学堂、荐人才、修铁路、开银行等十二道新政；其五，与康有为结下友谊，亲自拜访并挽留康在京城商议改良；其六，亲自草拟定国是诏。 然而，维新变法刚刚开始几天，刚毅、荣禄、怀塔布等，以“ 祖宗成法不可变”为由，接连上书慈禧，弹劾翁师傅“结党私政”“揽权误国”，遂导致慈禧下令撤去翁毓庆宫授读；后来翁被地方官长期监视居住。这样的结局是他和康有为等都没有预料到的。康梁变法失败之由，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们天真的幻象—— 认为抬出一个忧郁而胆小怕事的年轻皇帝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士志于道。作为两朝帝师，翁同龢期望通过自己与皇帝的私交，推动其理想的实现。可是，这个皇帝，从小就胆小怯懦。这是翁师傅自己教出来的弟子，居然他也会认识不足。时人谓光绪帝“性情急躁，喜怒无常，雷霆雨露， 均无一定” 。此人是注定办不成大事的。不过，光绪帝曾经非常看重翁同龢。1898年5月末，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病重，慈禧携光绪帝去恭王府探视。光绪帝与恭亲王单独交谈时，谈到了即将实施的新政。恭亲王问及主持新政的人选，光绪帝答是翁同龢。恭亲王却说：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大错。就是说皇帝如果任用翁同龢主持新政，是把全中国的铁聚到一起也不能铸成的大错。 恭亲王之所以对翁同龢有如此大的成见，源于此前我们回顾的翁同龢在朝中与李鸿章在太平天国时就已经结下的恩怨，以及后来甲午战争二人的纠葛。恭亲王对翁是不放心的。有这么一位皇帝，看来，不仅翁师傅下台下得冤， 而六君子的头，掉得更冤。 § 选拔人才 翁同龢书法屡次充任考官为国选拔人才 翁同龢中状元后，被授为修撰，在翰林院供职，参加庶吉士学习。 咸丰八年（1858）六月，正在参加庶吉士学习的翁同街被咸丰皇帝破格任命为副考官，奉命典试陕西，正考官则是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荫。这对翁同龢来说，是一种殊荣。可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热情，因不久前他的爱妻汤孟淑不幸病逝，此时的翁同龢仍沉浸在悲痛之中。但圣命不可违，且按规定考官必须准时到达考点，容不得半点推延。 七月底，翁同龢极力克制自己，打点行装，辞别亲友，同潘祖荫一同踏上了西去陕西的旅途。 翁、潘二人由直隶出发，取道山西，经近一个月的车马劳顿，到达陕西省城西安。 八月中旬考试开始，翁、潘二人坐堂主考，巡察整个考场，要求极为严格。 由于气候不适、水土不服，翁同龢主考的当天就病倒了，寒热发作，彻夜难眠。但他为报皇恩，强忍病痛，坚持支撑着批阅荐卷，直到三场试作阅毕。 发榜时有人告发，获第三名的考生张批绩所答试卷为抄袭他人之文。翁、潘二人同监临核准后奏请，将张除名。对张之所为，翁同龢极为愤慨，本想严加训斥，后得知张已60有余，大自己两旬还多，只好作罢。事后，翁同龢曾大发感慨，认为八股取士有其不足之处，同时对名落孙山者寄予一定的同情。 八月底，陕西典试结束，即将回任的考官们欣赏翁同龢的书法，纷纷请他题字留念。此时虽翁同龢病体尚未痊愈，但他不负众望，挥毫泼墨，来者不拒，一写就是几日，致使病情加重，经多方调养，直到九月底方能下床走步。正值此时，一道圣旨飞传西安，翁同龢被任命为陕西学政，视察陕西全省各府、县考试童生及生员事宜。 十月初，翁同龢带病上任，足迹遍布800里川，经过两个多月的劳累，至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视学完毕。鉴于病魔缠身，他便上书奏请开缺。 咸丰九年（1859）一月，皇上恩准翁同龢开缺，返京调养。二月，翁同龢从陕西起程回京。三月底，回到了北京。 回京后的第三年，同治元年（1862）翁同龢被任命为乡试正考官，典试山西。这以后，他曾多次涉及文衡，屡次充任考官，所以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为清王朝选拔了大批人才。 § 备受信赖 翁同龢同治四年（1865）十月十四日，"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两太后谕令翁同龢为弘德殿行走，同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实录馆协修徐桐负责教育年仅10岁的同治皇帝。充任帝师，这是朝廷对翁同龢的器重和信赖，翁同龢非常高兴，向两太后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辅导皇上，报答皇恩。 十月十七日，翁同龢、倭仁和徐桐第一次进宫授读。天刚刚廉亮，翁同龢就来到弘德殿候驾，倭仁、徐桐也随后来到。待同治帝驾到，翁同龢等立即向前行君臣大礼，同治帝喊了一声"师傅"，随后君臣趋步进入书房。同治帝坐两面东，师傅们坐东面西，一天的授读正式开始。 这一天首先授读的是倭仁和徐桐，讲授的是《尚书》和《孟子》的有关章节。膳后，翁同龢接着讲授，他讲的是《帝鉴图说》。此书内容更深，但图文并茂。翁同龢针对同治帝年幼的特点，深入浅出，使同治帝听得津津有味，深深佩服翁同龢的学问，翁同龢第一次授读成功。 翁同龢讲完《帝鉴图说》后，又给同治帝讲授了《圣祖廷训格言》、《清朝开国方》、《经史语录》、《毛诗》、《孝经》等课程，并指导同治帝学诗作论。 翁同龢深知自己所教的学生并非凡夫俗子，而是一代天子，典学成否，直接关系到清朝的兴亡，非同小可，因此他授读格外认真。每天寅时（早晨四点左右）入值，申时（下午五点左右）回家，一年四季，除生病外，几乎日日如此，有时甚至带病进讲。有时为弄清一个问题，查找一本书，跑遍北京大小书铺。为使皇帝能学会作诗，他专门编辑了《唐诗选读》，亲自抄呈，交同治帝带回宫中阅读。同治帝阅读古文有困难，他便将常用文言虚词集录成册，附上例文注释，供同治帝阅读。因笔不合手同治帝书法不佳，翁同龢亲自到笔店买了两支上等笔送给同治帝。在教育方法上，他也极为讲究。当他看到皇帝精神疲倦时，就停止授课，让皇帝到庭中散步，借以解除疲劳；当同治帝表示作论太难、提议不妨先由师傅作几段时，翁同龢便如此照办。翁同龢不但在授读上下功夫，而且对妨碍同治帝学习的一切作法，那怕是太后所为，他也敢直言劝阻。所以，翁同龢的讲授，深得同治帝和太后的好评，称赞他"讲授有方"、"入值甚勤"。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的有关章节。对翁同龢来讲，给垂帘听政、掌握实权的两官皇太后进讲比给年幼无知的同治帝进讲更为荣耀，但一旦出错，不但贻笑士林，而且有可能被革职为民，身败名裂。因此，在第一次给两宫皇太后进讲的前夜，他将要进讲的内容温习再三，几乎一夜没睡。他第一次进讲的题目是《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在进讲中，翁同龢反复阐述了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讲得不仅仪节规矩大方，而且思路清晰、语言流利、剖析精当，两宫皇太后及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感到满意。此后，他还给两宫皇太后进讲了关于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15个专题。在进讲这些专题时，他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并借两太后的提问，根据个人所见所闻，如实陈述，大胆批评当朝弊政，并相应提出改正意见，其中许多意见后来被采纳。他如此敢于直言进谏，这在当朝上大夫中是极少见的。 同治十年（1871），正当翁同龢为进讲再作努力之时，其母许氏病逝，翁同龢上奏获准回籍治丧，离开弘德殿上书房，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治丧期满才回京复职，再次入值弘德殿，担任同治帝师傅，直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皇帝病逝。 翁同龢入值弘德殷期间，由于他聪明能干、备受皇帝和太后信赖，所以屡受殊荣。同治四年（1865），他奉旨阅看文宗实录，按例只有亲王、大学士才有资格阅看前朝皇帝实录。在仕途上，由誉事府右中允特接侍讲，再擢为国子监祭酒，进而提为太仆寺正卿、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皇帝亲政后，推恩赏给他一品顶戴，真可谓一帆风顺，步步登高。 § 相关事迹 担任毓庆宫行走循循善诱光绪帝 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一日，两宫皇太后降旨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担任毓庆宫行走，充任刚刚即位、年仅四岁的光绪皇帝的师傅。 翁同龢接旨后，喜忧并举。喜的是两宫皇太后一再重用自己，再为帝师。忧的是要将一个年仅仅四岁的孩童塑造成一代圣主，责任重大。他考虑再三，一再推辞，但终未获准，且西太后慈禧温谕再三，要他"尽心竭力，济此艰难"，翁同龢只好勉力从之。 光绪二年（1876）三月二十一日，是翁同龢向光绪帝进讲的第一天。翁同龢首先教光绪帝写了"天下太平"、"光明正大"八个字。接着，又教光绪帝朗诵了"帝"、"德"二字。最后，进讲了《帝鉴图说》的首篇《三皇五帝》。从这一天起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毓庆宫书房被撤，翁同龢担任光绪帝师傅达20多年之久。20多年中，翁同龢尽心尽力，循循善诱光绪帝，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翁同龢授读的前两年，主要是教光绪帝认字、读生书、背熟书。翁同龢规定生书每天读20遍，熟书每天读50遍。当时课文虽短，但由于光绪帝年幼不谙世事，且体弱多病，常常读到一半就不再读了。师傅催促，权作耳旁之风。每每见此情景，翁同龢便心急如焚，有时不免和风细雨申斥几句，光绪帝则嚎陶大哭，索性多日不开口读书。翁同龢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慢慢左劝右劝，但光绪帝软硬不吃，翁同龢只好面奏两宫皇太后，西太后听后极为不满，决定用不准多吃食物来严加惩罚。翁同龢则于心不忍，又生一计，何不去求助于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环。奕环来到书房，先是厉声训斥，接着良言相劝。对父亲的一威一震，光绪帝多少有所顾忌，但久而久之此法也失去了效力。 翁同龢认为长此以往总不是个办法，遂与其他师傅商定，相对减少读书遍数，每读完一遍由师傅当着光绪帝的面记下，读完为止。采用此法后光绪帝好了一阵，但时间一长，旧病复发，且与师傅们辩论，认为读书不在遍数多少，应以是否熟练为标准。但对于"熟练"的标准，师生认识不一，彼此争论不休。师傅们一计不成又使一计，规定：如光绪帝不读完规定的遍数，便请他在位子上久坐不准动。可一个四、五岁的孩童哪能坐得住，为此光绪帝常常大哭不休。翁同龢本不同意此计，见光绪如此闹腾，便宣布取消，事情才归平息。 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四年（1878）毓庆宫书房是半天上课，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长，自光绪四年（1878）改为全天上课，要读的书越来越多，本来畏惧的光绪帝越来越畏难。翁同龢见光绪帝年已渐大，不督促他读好书会贻误光绪帝终生，祸及整个大清王朝，便与其他师傅商定采用罚读法，少读一遍罚加两遍。此法采用之初，光绪帝以闭口不读相对抗，接着便大声哭叫，对此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全然不顾，并将光绪帝所作所为记录下来，上奏西太后。有一次，光绪帝一怒之下离开书房，罢学回宫而去。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不得不上奏，求助于西太后慈禧。后经西太后慈禧良言相劝，再加上师傅们承认自己的行为偏激，光绪帝才答应回书房。这样，一场轰动皇宫的里学风波才归平息。 经过光绪帝罢学这场风波，翁同龢和师傅们得出教训，认为罚读法也并非一个劝学的好办法。于是，经翁同龢提议，师傅们决定改用表扬法，每读完一遍表扬一番，从正面进行教育。表扬法采用后，光绪帝感到心情非常舒畅，学习的积极性大增，一改往日不良学风，学业不断长进。 翁同龢不但在学业上是光绪帝的良师，而且在生活上也是光绪帝的益友。光绪帝从小体弱多病，胆子小，每逢雨天电闪雷鸣之时特别害怕。每当此时，翁同龢总是将光绪帝抱在怀中，安慰他不必惧怕；光绪帝从小离开父母进宫，由太监服侍，太监们知道皇帝乃一孩童，常常敲诈，当得不到满足时，便怠慢光绪帝。翁同龢得知后，有时当面训斥不规太监，有时上奏两太后责罚。为此，光绪帝视翁同龢为知己，有什么喜悦都愿意与翁同龢述谈。 年复一年，至光绪七年（1881）光绪帝已是11岁的英俊少年，开始明事知礼。此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已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国内地深入，中国面临着危机。因此，翁同龢决定加强对光绪帝的教育，在保留《四书》、《五经》等20多门有关封建伦理道德课程的同时，又增设了有关中外史地、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方面的课程。 翁同龢在给光绪帝讲授新增设的课程时，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积极引导光绪帝思考现实问题，从而将毓庆宫书房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光绪帝听了这些新增设的课程后，感到受益非浅。这对他在政治上成熟较早，特别是后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翁同龢除在学业上教授光绪帝外，还注意对光绪帝加强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翁同龢第一次给光绪帝进讲时，就给光绪帝讲授了"帝德如天"的道理。在以后长达22年之久的授读过程中，翁同龢时常规劝光绪帝在言行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应庄重大方，不要迂腐。 经翁同龢等人精心教诲，光绪帝随着年龄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懂事，立志要作一位象康熙那样的一代圣主，因此读书非常勤奋，每天黎明前就进书房读书，一年四季，几乎天天如此。每到春节放假时，他仍坚持到书房读书。为满足自己的学习欲望，他常常向师傅们索取新书，所读书的范围越来越大，在光绪十五年（1889）亲政前总共读了八、九十种书。这些知识为他亲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帝亲政后，翁同龢同往常一样仍到毓庆宫书房给光绪帝授课。为满足光绪帝对西学的探求，他还继续不断向光绪帝呈送有关西学的著作，并且常在书房同光绪帝讨论时政。这一切引起了西太后慈禧和帝党官僚的疑忌。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西太后慈禧下令裁撤光绪帝的毓庆宫书房。至此，翁同龢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毓庆宫教授生涯。 首次出任军机大臣遭受革职留任处分 光绪八年（1882）十月，廷命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翁同龢第一次出任军机大臣。 翁同龢此次出任军机大臣，主要参与了两项重大政治活动。一是参与处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二是参与中法越南交涉事宜。 光绪五年（1879），云南巡抚杜瑞联就云南非法军费报销一事，派崔尊彝和潘英章二人携巨款赴京打通关节。崔、潘二人进京后在军机处、户部四处活动，最后以向军机大臣周瑞清、王文韶、景廉和户部经办司员、书吏行贿8万两为条件，了结此项报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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