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义勇军进行曲》 |
| 释义 | § 简介 《义勇军进行曲》曲谱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原为1935年发行的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1935年5月16日在《电通》半月画报第一期正式刊出。 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的《义勇军进行曲》，现在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中华民族的坚强斗志和不屈精神永远不会被磨灭。 1940年世界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的一个音乐厅，演唱了这首歌，第二年他还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和世界无产阶级中，《义勇军进行曲》是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由美国国务院批准的一套盟军胜利凯旋之歌的曲目中，不仅包括了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作品，也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而列在其中。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把它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后又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 § 歌词版本 原始版 1949年～1978年，1982年～现在（2011年）是原始版本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其它版 1978年至1982年的歌词如下（现已不用作国歌歌词）：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的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 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前进！前进！进！[1] § 创作 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正式侵略中国的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度的爱国热忱。田汉、聂耳在1932年和1933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满怀爱国激情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聂耳是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民音乐家。中学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上学期间他就高唱革命歌曲来积极唤醒民众，为寻找革命出路他曾拿起武器参加学生军，就业工作后积极从事左翼的音乐、戏剧、电影工作。 《义勇军进行曲》原是聂耳于1935年，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这部影片描写了三十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它在影片中首尾两次出现，给观众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 诞生 很多人对这首歌想追根寻源，报刊上也多次刊登过介绍文章，但说法不一。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是说这首歌的歌词，是田汉同志于1935年在上海被捕以后，在国民党监狱里，用一张包香烟的纸写的。不久，他托人带出了监狱，转给了孙师毅和夏衍同志，另一说法是田汉被捕前写的，在他的“凤凰的再生”文学剧本之后，他为了证实这几种说法哪一种更确切，更真实，有人问过田汉同志，田汉同志说他也记不清了，直到1983年1月27日，夏衍为此专门给《北京晚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这件事才算有了可靠的依据，夏衍同志在信里这样说：“这支曲子是聂耳于1935年在日本谱写后寄回上海的”。 1934年春，在上海地下党“电影小组”的领导下，成立了左翼的电通影片公司，田汉参与主持公司的剧本创作。为了起到鼓舞斗志作用，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这部电影原本是由田汉创意的，但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了。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电影剧本。聂耳知道这件事后，马上找到夏衍，主动要求为这首主题歌词谱曲，当看到歌词：“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时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的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不断地产生，仅用两夜功夫聂耳就完成了曲谱初稿。此时的中国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的逮捕，党组织决定让聂耳出国暂避，同意他去日本深造。行期在即，只得将曲谱初稿带到日本修改。在日本将完成的曲谱定稿寄回祖国，收件人是孙师毅、司徒慧敏。一首表现了中华民族刚强性格，显示了祖国尊严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首曲子每个音符都表现出强烈的战斗气氛，充满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御敌的豪迈气概。这是聂耳短暂一生的最后作品，寄出这支曲子不久，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他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义勇军进行曲》从她诞生后的十几年里，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飞扬。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 国歌 新中国国歌的确定 《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也经历了一段有趣的过程：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西亚华侨抗日游击队将一句歌词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遂成《马来亚义勇军进行曲》；反法西斯同盟国各广播电台，尤其是民间广播电台，都将《义勇军进行曲》视为中国国歌，甚至不知道孙中山作词的中国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已被国民政府定为中华民国国歌。 1949年春，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得知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都要奏、唱本国国歌，代表团有些为难，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代表新中国的国歌，于是，大家在一起研究，决定唱《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最后，郭沫若决定把这句词改成“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代表团回国之后，汇报了这一情况，引起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问题的重视。 1949年6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筹备会正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一些事项，感到需要制定一首新中国国歌已迫在眉睫，于是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另聘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四名音乐家担任顾问，7月15日~26日，政协筹备会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反响十分强烈。 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是画家徐悲鸿。经过反复讨论，没有最后确定。根据徐悲鸿的提议，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居安思危的思想。 国歌歌词的修改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田汉因被诬陷为曾叛变投敌，所以《东方红》变成非官方国歌，也禁止演唱用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但在外交场合仍演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不唱歌词。 1978年修改国歌歌词的建议提到了五届全国人大一次大会，大会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最后确定由李焕之配的词提交大会代表讨论修改。 1978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集体填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的恢复 从1978年年底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1979年，原中央专案组对田汉同志的“结论”被推翻了。田汉终于得到昭雪平反，1979年4月25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为他开了一个迟到的追悼会。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销1978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歌词，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第四章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1] § 创作人 作曲人 田汉 聂耳（公元1912—1935年）原名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云南玉溪人。1918年入昆明师范附属小学，1922年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1927年考入云南第一师范高级部英文组。1928年后，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公开和秘密的革命活动。为逃避搜捕，于1930年7月潜离昆明，经越南转赴上海。 1930年11月，聂耳在上海加入“反帝大同盟”。1931年3月，师从普杜什卡接受严格的小提琴训练。1932年4月，他认识了左翼剧作家兼诗人田汉。1932年8月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随后又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1934年4月，聂耳进入百代唱片公司。1935年1月，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迫使他决定出国拟经日本前往苏联学习。于4月18日抵东京。7月17日，在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逝世，年仅23岁。聂耳一生共创作有37首歌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从事多方面活动的同时所写的，其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 作词人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原名寿昌，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多才多艺。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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