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洪渊源 |
| 释义 | § 简历 早在辛亥革命前夕，印尼的华人已开始办报。20世纪50年代为华人报业全盛时期，那时全印尼的华文日报约有20家左右。其中，历史较长而影响最大的，则莫过于《新报》了。 《新报》于1910年10月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办，初为马来文周刊，1911年改为日报，1921年2月又增办华文版，至1960年初停办。在《新报》担任社长达32年之久的，是能熟练地用汉语、马来语、英语和荷兰语写作的华侨老报人洪渊源先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去的印尼华文报刊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1968年创刊的《印度尼西亚日报》，一半为印尼文，一半为华文，这算是目前印尼唯一的华文报纸了。尽管如此，早年华侨报界同仁的业迹，是不会被后人所遗忘的。 § 事迹 难忘故国行 《新报》弘扬中华文化，反对强权和压迫，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色彩，这与洪渊源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1894年5月24日，祖籍中国福建省南安县的洪渊源出生在印尼爪哇岛的万隆市。父亲洪松美，母亲陈翠娘，夫妻两人开了一家杂货店，以此营生。青少年时期，洪渊源曾两次回国，这期间遇到的两件事情，令他终生难忘。 第一次是回国求学。 洪松美夫妇所开的杂货店，从自制果汁、可可豆、木薯干到荷兰雪茄、法国香水、英国饼干，什么都卖，不过获利甚微。那时一罐瑞士炼乳卖25仙（约10美分），卖掉一打炼乳，只能赚到10%的利润和一个空木箱。尽管如此，但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却十分重视。 在不满7岁的时候，洪渊源即被父母送到当地的一所马来文学校读书，继而转到一所华文私塾。在那里，他先后读过《三字经》、《论语》，学习过荷兰语、英语。1909年，在获得雅加达中华学校颁发的小学毕业证书后，他被送回国内，在南京的暨南学堂继续求学。 暨南学堂，即今日广州暨南大学的前身，1906年创办于南京，这是清朝政府为了争取侨心、维系侨情而设立的一所新学校。校内设有高小、初中，毕业后，再升入法政、商业、陆军等高等学堂。初期招收的学生，大多为印尼的华侨子弟。在暨南学堂，洪渊源被编在初中班，他读过植物学、动物学、古代史、《左传》等课程，并自学了初等代数，英文版的《现代欧洲》等。由于刻苦努力，他进步很快。然而还未到毕业，辛亥革命就爆发了。1911年底，暨南学堂停办。这样，洪渊源便乘火车到了上海，他在那里想继续寻找读书的机会。 近代的上海，是亚洲的大都会。然而那里完全是外国人的天下。那时不少中国人还留着辫子，白种人常常把它称作“猪尾巴”。一些穷苦的市民做错了一点事，外国警察往往把他们的辫子系在一起加以侮辱。有一天，天气格外好，洪渊源便和几位朋友出去玩，他们沿着黄浦江畔步行，来到英国租界的一个公园时，看见大门的黄铜牌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大门的看守是一个印度人，他见洪渊源等人衣着入时，以为是外国人，因而未加拦阴，便放他们进了公园。但是，将华人与狗并列，在中国的土地上却没有中国人的地位，这块铜牌深深地刺伤了洪渊源的自尊心。在上海，由于钱花光了，洪渊源不便久留，于是他乘上法国邮船，取道香港、西贡，返回印尼。 第二次回国，是陪友人旅行。 回到印尼后，洪渊源在尖美士镇以及茂物等地的中华学校教书。1918年初夏，茂物中华会馆副主席李明福先生要到上海洽谈生意，由于他身体不好，邀人作陪，于是洪渊源便有了第二次故国之行。 洪渊源陪同李先生从印尼乘船，经新加坡先到香港。他们住在头等舱内，与一位英国的上尉军医交上了朋友，彼此海阔天空地闲聊，混得很熟。船开到香港时，李明福先生由于突发心脏病，死在船上。无奈，洪渊源只得留在香港处理李先生的后事。在香港的殡仪馆里，他又见到了那位英国上尉军医。 当洪渊源来到殡仪馆时，大门开着一条缝，从门缝中，他看到了可怕的情景。一个白人军官正拿着一根长鞭子向左右抽打着站在门边的中国人，连妇女也不能幸免。鞭子的挥舞声夹杂着男男女女的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而这个白人军官，便是洪渊源在船上认识的那位军医。 洪渊源的祖父、父亲以及他本人都是出生在印尼的华侨，祖国这个观念对他们来说，已经渐渐淡漠了，然而这两次故国之行，却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为什么外国人在上海滩挂起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为什么白人军医在光天化日之下，可以用鞭子像打牲口那样抽打自己的同胞？这是因为中国贫穷落后。一个民族要振兴，首先要振兴精神。从此，洪渊源立志办报，要用自己手中的笔去唤醒民众。 不要全薪的社长 洪渊源最初与《新报》发生关系，是他在茂物中华会馆工作时，为了打发日子，为该报翻译一些文章。1920年初，他离开茂物到万隆，任万隆中华会馆的副秘书。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常从雅加达到万隆商讨业务的 《新报》社长朱茂山先生。朱茂山也是一位出生在印尼的华侨，他受荷语教育，但主要靠自学成才，能熟练地运用英文、华文和马来文。这位曾作为《新报》记者在中国工作过的报人对洪渊源十分赏识。 1921年初，他聘请洪渊源到《新报》工作。 洪渊源在《新报》先任编辑。一年后，即被提拔为副总编辑，继而任副社长。1925年底，朱茂山先生病逝后，30岁刚出头的洪渊源便在股东特别会议上被任命为社长。 在海外办报，除了人才之外，资金往往关系到报纸的生死存亡。那时候，印尼的经济在急剧衰退，由于人们的购买力减弱，商品供过于求。店主抱怨销售额减少，旅馆老板叫嚷没有客人。一位旅客刚下火车，他带的四件行李马上被四辆出租汽车分别装上了车，可见竞争的激烈。报界亦如此。《新报》既有马来文版，又有华文版，由于订户锐减，加之客商没有更多的钱刊登广告，因而财政发生了很大困难。为了摆脱困境，洪渊源一方面改进版面，增加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国际事务的译文以及漫画、可读性强的文章，来吸引更多的读者，另一方面以身作则，减薪节流。 《新报》的股东会议决定，社长的月薪为1000盾，但洪渊源就任社长后，开始每月只领取500盾。股东会议多次决定给洪渊源加薪，可他都坚持说，只有增加了全体员工的薪金，才能增加自己的薪金。所以，直至1942年1月日军南侵时，洪渊源在担任社长的16年中，月薪从未超过650盾。 洪渊源严以律己，但他对部属的生活却异常关心。《新报》规定，凡在报社工作五年以上的员工，其薪金均可免税。1925年洪渊源任社长后，第二年即决定，每年都给报社员工提高薪金，而不用他们提出要求。报社还提倡团结互助精神，雇员的亲属如有人病逝，社长及其他同仁就会捐款帮助他支付丧葬费，如果遇到结婚等喜庆的事情，也会得到一份大家赠送的厚礼。此外，30年代中期，《新报》还实行老年福利计划，即报社每年从获得的纯利中按一定比例提出一笔储备金，员工退休时，只要已在报社工作满五年，即可获得一笔养老金。如果员工工作不满五年就去世，则将他应得的钱给他的遗产继承人，但因严重过失而被解职的员工，则不能获得这笔储备金。 正是由于洪渊源这种有效的管理方法，才使得《新报》员工团结、奋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新报》的革新 办报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要争取众多的读者，不能靠投机取巧，必须在报纸的内容和报社的设备上下一番苦功夫。 《新报》的革新，最初是从内容上着手的，即每天至少发表一篇社论或重要文章。为了达到这个要求，洪渊源除了要求副总编辑每周写3至4篇有关中国和印尼的重点文章外，他自己每周至少写两篇有关国际事务的文章。每天发表一篇社论，这是过去印尼的任何一家报纸都没有这样做过的。 此外，《新报》在印尼的报界中还创造了四个第一。 为了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洪渊源聘请了一位自学成才的青年画家，这位青年画家根据编辑部的意图，每周画出两组名叫“浮夸人”的连环漫画。“浮夸人”讲的是一位装腔作势的年轻人及其母亲、两个弟弟和一群笨蛋的滑稽故事，许多人一打开报纸看到它，就会开怀大笑，因而大受欢迎。在长达15年里，洪渊源经常帮助那位青年构思漫画。在报上发表自己绘制的连环漫画，在印尼的报界中，《新报》是第一家。 早在1920年的印尼博览会上，就已经有铸排机展出了，但由于费用高昂，无人问津。1926年，《新报》的财政好转后，为了提高效率和减少排字工人的劳动强度，洪渊源即派人买入了一台铸排机。《新报》是印尼第一家使用铸排机的日报。 《新报》自创刊以来，一直使用旧式的平版机印刷。用这种机器印刷报纸太慢，致使许多读者不能及时看到报纸。洪渊源决定买入半轮转机来代替旧式的平版机。在印尼，荷兰文日报已使用这种新式机器多年，但在华文和印尼文报纸中，《新报》却是头一家。 现代报纸不仅信息量大，而且刊登大量图片，讲求图文并茂。为了改变《新报》在设备方面的落后状况，洪渊源没有花高薪从荷兰请技术行家，而是自己学习制版技术，从伦敦进口制版的全套设备和化学药品，并在当地培养技术人才，建立了制版车间。此后，《新报》两种文版的报纸都能及时刊登新闻图片，星期六还出版画刊附页，并能制作彩色印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报》是印尼唯一拥有自己制版车间的华文报纸。 站在反帝反殖斗争前线 1925年，洪渊源仗义执言，与地方法院打过两场官司。 20年代，世界上一些地方流传“黄祸论”，认为中国人是一股祸水。显然，这是西欧殖民主义者制造出来的一种谬论。《新报》总编辑郭恒节先生前往柏林办事的时候，写了一篇题为“白祸”的文章，批驳“黄祸论”，指出白种人在世界上搞殖民主义，他们奴役和掠夺红种人、黑种人、黄种人，才是真正的祸水。洪渊源把这篇文章登在《新报》上，地方法院指责他违反新闻法，要判处他10个月的监禁。 另外，1925年间，由于雅加达不断发现疯狗，地方当局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如果警察在室外发现没有嘴套的狗，可以就地射杀。一天早晨，一名荷兰人警察发现道旁有一只没有带嘴套的狗，他向狗开枪时没有命中，却把一名印尼小贩打死了，而这名警察只被监禁两个月了事。洪渊源在报上刊登了这条消息并发表评论，认为警察本不该在顾客聚集的地方开枪，并进而指出，两个月的监禁太轻了，假如那位警察是印尼人，而被打死的是荷兰人，那么被告会受到同样的处罚吗？这篇评论也被认为触犯了新闻法，地方法院判处洪渊源9个月的监禁。 洪渊源没有屈服地方法院的压力，他聘请律师据理力争，最后印尼高级法院不得不判他无罪。 印尼曾是荷兰的殖民地，因而在报刊上常常见到“荷属东印度”和“支那”这样带侮辱性的字眼。《新报》不随波逐流，首先使用“印度尼西亚”代替“荷属东印度”，用“中华”代替“支那”，在南洋一带产生很大的反响。《新报》始终站在印尼人民一边，为反对荷兰的殖民统治做了许多宣传工作。 一天下午，一位名叫苏普拉特曼的印尼青年来到了洪渊源的办公室，他把由他作词作曲的《大印度尼西亚》给洪渊源看，并用小提琴演奏曲子，轻声地把歌曲唱了一遍。1928年11月10日，洪渊源以突出的篇幅，把这首歌曲刊登在《新报》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由于《大印度尼西亚》表达了印尼人民的心声，所以印尼独立后，便把这首歌定为国歌。 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外的华侨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1938年10月10日，来自南洋45个商埠的160多位代表聚会新加坡，发起成立了以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洪渊源作为印尼华侨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回印尼之后，洪渊源积极开展募捐活动，支持祖国的抗日斗争。抗战期间，印尼华侨汇寄中国的捐款达400多万盾，其中将近一半是由《新报》募集的。为此，1942年5月，日本宪兵逮捕了洪渊源，把他关押了三年半之久。 1945年秋，当洪渊源从雅加达以西的西冷监狱获释回到首都的家中时，大量的藏书、名画早已不翼而飞。特别令他惋惜的是，放在保险箱里的一块三英寸高的缅甸宝石也不见了。1910年中国东北发生鼠疫，马来西亚的华人医生伍连德先生因消灭鼠疫有功，慈禧太后把这块价值连城的宝石赏赐给了他。1937年，伍连德返回马来西亚行医后，又把这块宝石转送给了洪渊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洪渊源不仅参加《新报》的复刊工作，而且还担任椰城中华侨团总会主席等职。1955年4月27日，亚非会议闭幕后，当周恩来总理从万隆返回雅加达时，椰城中华侨团总会举行盛大的集会欢迎周总理和他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代表华侨致词的就是洪渊源。 1958年底，年近65岁的洪渊源退休，从而结束了他担任《新报》社长长达32年的报人生涯。由于印尼国内的政治原因，1960年《新报》公司改为苏里亚·普拉巴公司，随后不久便停刊了。 1968年12月，洪渊源的妻子一道，离开印尼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定居，因为他的大儿子洪天籁在那里工作。从70年代初开始，年已80多岁的洪渊源花费6年的时间，打坏了两部手提式打字机，用英文完成了一部长达数十万言的长篇回忆录，这就是1989年由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的《洪渊源自传》。1984年，洪渊源病逝于加拿大的多伦多，享年90岁。生前，他唯一的愿望是将他的骨灰存放在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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