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熊毅 |
| 释义 | § 概述 出版的中英文专著熊毅，字其毅，贵州贵阳人，1910年4月13日出生于日本东京。父亲熊继成是早年留学日本的农学家，1911年回国，曾任贵州农业学校校长，农场场长，贵州省垦植局长、蚕桑局长，贵州省农会会长等职。 熊毅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养成用功读书的习惯，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思想。在中学时，对数学和物理很感兴趣，曾想学工。1925年，毕业于贵州省立第一中学，因其父亲病故，年仅15岁的熊毅来到北平当时著名书画家姚茫父（又名姚华）舅舅家。在舅父的鼓励下，他考进北平大学农学院预科，两年后进入本科，在土壤学教授刘和的教导及其影响下，对土壤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认识到当时中国的最大问题是吃饭问题，也就是要多生产粮食，而多生产粮食要靠肥料，所以，他选择了农业化学系。1932年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被推荐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工作。 1985年1月24日，熊毅在南京逝世。 § 生平简介 与崔友文、熊毅、肖前椿在呼和浩特1910年4月13日出生于日本东京。 1932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获学士学位。 1932—1947年在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室工作，历任调查员，技士、研究室主任等职。 1947—1949年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 1949—1951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 1951—1953年任中国科学院地质调查所研究员。 1953-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1956—1959年任中国科学院土壤队研究员，队长。1956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1959—1961年任中国科学院土壤及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1962—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 1979年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院长。当选为中国土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理事长。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1983年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5年1月24日逝世于南京。 § 贡献 《土壤学报》青年时代的熊毅，为中国拥有广阔富饶的沃土而自豪，也为中国存在着大片盐碱地和瘦土而忧虑。因此，参加工作后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碱土命名之商榷》（1935），紧接着又发表了《盐渍土之分类》（1935），《盐渍土之成因及其性质》（1936），《中国盐渍土的分类及其概性》（1938）等。为了深刻认识土壤形成过程及其特性，又进行了《土壤剖面、颜色、质地之研究》（1936、1937），进而研究了《中国各主要土类胶体部之组成》（1938），《中国淋余土代换性盐基之含量及其组成》（1940），《中国南部土壤发生酸性之原因》（1940）等。中国南方水稻土面积很大，他对水稻土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兴趣，其代表作有《水稻土命名之商榷》（1940），《水稻土之化学性质》（1941）。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土壤类型繁多，他又涉足于土壤发生分类的研究，提出了《土壤分层之新建议》（1942），《江西更新统粘土之性质及其生成》（1944），《中国土壤分类制之新建议》（1945）。 40年代中期，熊毅研究农业生产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发表了《江西红壤之性质及其改良》（1946）等论文。 1945—1947年，熊毅担任了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主任，除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外，还撰写了《土壤工作十五年》（1946），全面概述了中国土壤科学研究初创时期的工作概况、学术贡献及事业的推进。这一时期，中国土壤科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中国土壤分布概况，分省土壤图之编制，土壤之垂直分布，土壤分类工作，土壤分层方法，土壤学与新生代地质学间之联系，水稻土性态，盐渍土概性。漠境土壤性质及其分类，土壤粘韧性及其应用，土壤胶体矿质成分在土壤生成学中之应用，土壤指示植物及作物土宜，华南土壤施用磷肥效果，土地分等，土壤肥力等。 熊毅参加工作后，他的研究工作涉及到盐渍土概性、土壤胶体、土壤发生分类、土壤化学性质、水稻土性态等方面，说明他知识面的宽广和对事业的追求，为他以后研究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47年，他获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的资助赴美深造。在国际土壤学权威密苏里大学马歇尔（C.E.Marshall）教授指导下，从事土壤矿物研究，1949年获硕士学位；后转到威斯康星大学，又在杰克逊（M.L.Jackson）教授指导下，从事土壤胶体研究，1951年获博士学位。 熊毅获得博士学位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他思念着故国乡土，怀着赤子之心，绕道日本，于1951年8月回到日夜怀念的祖国。到广州后，看到了新中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心情十分激动，决心报效国家，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工作。 他十分重视办好学术刊物，自美国留学归来后，他一直担任《土壤学报》主编，1958年又创办《土壤》杂志，并且担任主编，晚年还担任《生态学杂志》副主编和《环境科学》主编。他亲自审稿，严格把好刊物质量关，并对编辑人员严格要求，耐心指导，经常鼓励他们做好本职工作。他常说：“学术期刊是整个科研工作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编辑人员是建成桥梁的螺丝钉，你们要把这座桥梁架好。” 在科研组织方面，熊毅也有丰富的经验，他能博采众长，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组织和支持新领域的开拓，促进联合与协作，推动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此外，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他一直是十分重视的。在工作中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有些已成为学科带头人，还亲自培养了研究生10多人，其中有一名博士生。他对年轻人总是谆谆教导，诲人不倦，并要求他们听党的话，服从国家需要，在学术上“一要立志，二要勤奋好学，三要独立思考；四要集思广益。”熊毅主张：“因才施用，对科技干部的考核，不仅考核单学科的成绩，而且要注重于研究的深度，还要考察研究的广度和广泛的适用性”。面对国家建设中有许多大量的综合性任务需要解决，他认为：“需要培养一些横向科学人才，既需要懂得一些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家，也需要懂得一些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家，并加强各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渗透，培养大批基础扎实、知识面广，能向边缘科学和综合科学进军的人才，这是一个迫切任务”。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几十年来，他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土壤学专门人才。 § 土壤化学奠基人 取得的丰硕成果熊毅是中国土壤胶体化学和粘土矿物研究的先驱和奠基者，留学美国时是用X射线分析中国粘土矿物的第一人。中国科学院成立土壤研究所后，他即着手建立土壤胶体实验室，从事并指导科技人员进行土壤胶体化学研究。在探索研究方法的同时，从《土壤胶体膨胀的初步研究》（1956）开始，首先阐明《中国土壤胶体的一般性质》（1956），进而研究了《黄土胶体的矿物组成和性质》（1958），以求阐明土壤保肥供肥、保水供水和团聚的机理，这对探索土壤肥力的实质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他又开创了土壤粘土矿物的研究，根据土壤胶体矿物的组成，探讨了更新世气候环境与黄土形成的关系，撰写了《由更新统沉积物的胶体矿物分析试论第四纪气候》（1952），对东北的黑土、华北的褐土、潮土（草甸土）等进行粘土矿物分析后，发表了《土壤粘土矿物的结构及形成》论文，然后又进行了全国性的土壤粘土矿物分析，依据粘土矿物演变的顺序，总结了《中国土壤中粘粒矿物的分布规律》（1964）。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土壤中粘土矿物分布图》（1965）等。 中国农业素有施用有机肥料和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和经验。熊毅十分重视对群众经验的总结，并善于提高到科学理论高度去认识。他从中国劳模，河南省长葛县的马同义大量施用有机肥料、深耕改土培育高产土壤的成功经验中，研究了有机肥料对粘土矿物的作用，阐明《土肥相融是培育肥沃土壤的基础》（1960），在总结北京郊区群众丰产经验中，论述了《通晓‘骨肉相称’原理，提高水稻产量》（1961）。通过上述群众经验总结，为了进一步研究土壤肥力的实质，探索土壤培肥原理，他在国内又开拓了“土壤有机无机复合体”的研究领域，先后撰写了7篇文章（1974、1975），对“土壤有机无机复合”作了系统阐述与介绍，在其后繁忙的工作中，仍然亲自指导几位科研人员从事专门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在农业生产中得到验证。 由于熊毅对土壤胶体化学研究的兴趣和专长，从1979年起，他多次邀请美籍华人徐拔和教授来所讲学，传授新的学术思想和国际上的新进展，对中国土壤物理化学的研究起了有益的推动作用。在熊毅的晚年，终于挤出时间，组织和指导有关人员并亲自撰稿和审稿，编成《土壤胶体》第一册（物质基础）、第二册（研究方法）和第三册（胶体性质），分别于1983年、1985年和199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实现了他的宿愿和遗志。本书根据国内外60年代以来的成果和资料，对决定土壤性质，构成土壤物质基础的土壤胶体各组分和特性及其研究方法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第一册对层状硅酸盐的概念和混层矿物。氧化物与层状硅酸盐的关系。氧化物的专性吸附、土壤有机质中的碳水化合物以及有机无机复合体类型与特性等方面作了深入系统的论述，反映了土壤粘土矿物与土壤化学的最新发展与水平；第二册分别介绍和讨论有关土壤无机胶体、有机胶体与有机无机复合胶体的提取、分组，X射线与电子显微镜鉴定，土壤胶体的基本特性如表面积、电荷、电动电位、吸附性、亲水性与粘度等的研究方法和具体测试技术。第三册系统介绍和讨论土壤胶体表面性质、电动特性、导水性、吸附性能以及粘土—水分散体系的稳定性和胶体物质的团聚作用，同时也讨论了土壤胶体性质与土壤发生和土壤肥力的关系，反映了土壤胶体表面化学发展的80年代的水平。目前，国内外其他像这样从理论到方法的专著尚未见到，它对中国土壤胶体的研究将起促进作用，同时还为地质矿物学特别是粘土矿物的开发利用、陶瓷工业、土木工程和地球化学探矿以及石油钻井泥浆处理等有关技术提供了重要参考。 § 水稻土研究 水稻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熊毅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他为科学春天的到来而欢欣鼓舞，对四化建设充满信心，尽管已近暮年，但仍壮心不已，废寝忘食地工作，开始了水稻土发生和肥力的研究。 水稻土在中国南方分布面积最广。熊毅对水稻土发生和肥力的研究卓有成效，早在1941年他就发现：具有漂白层的水稻土的形成过程不是灰化作用，而是铁锰还原淋溶的结果。这一正确观点，后来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公认，他担任所长后，又亲自组织了不同土壤分支学科的人员，多次深入实地，对太湖地区的水稻土及其肥力特征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找出土壤渗漏性和土壤内外排水条件，是限制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并指出：如不因地制宜实行稻稻麦三熟制，可能会引起一些地区土壤性质的恶化。通过室内外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科学资料，总结了高产水稻土的水与肥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爽水性是肥沃水稻土的重要标志；良好的水稻土要有排水条件；耕层中的鳝血层和青泥层可以分辨水稻土的肥瘦；水稻土的结构性主要反映在微团聚体的数量和质量；水稻土对营养物质的有效利用依赖于土壤的化学性质和物理特性。并组织编写了《太湖地区水稻土肥力研究论文集》，主编了《中国太湖地区水稻土》专著。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耕作制对土壤肥力的影响》（1980）论文。他对推广双三制中“一刀切”的作法提出了批评，他撰写的《对苏南地区耕作制度的看法和建议》一文在《人民日报》刊载（1979．1．13）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对苏南，而且对南方各省稻区因地制宜改革耕作制度作出了贡献。 在熊毅的推动下，中国土壤学界对水稻土的研究逐渐形成了系统的学术观点，外国一些学者认为，水稻土只是原始土壤的一种利用方式，而中国的科研实践证明，水稻土是一个独立的土壤类型，它经过淹水和脱水过程，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性质都起了一系列的变化，特别是人为的作用，如耕作、施肥、灌溉、排水等也对土壤形态和性质产生影响，形成一个稳定的土体结构。围绕这一论点而开展各方面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已在农业生产实践中获得了可喜的效果，现在这一论点引起许多外国学者注意并开始赞同我们的观点，1980年10月中国科学院在南京召开的“国际水稻土讨论会”上，许多国际知名学者对中国水稻土的系统研究及其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通过太湖地区水稻土发生以及土壤有机无机复合体的研究，熊毅发展了土壤肥力的综合观点，进一步阐明了土壤肥力的实质。他在《土壤科学研究要面向经济建设》一文中明确指出：“土壤肥力是土壤的基本属性和质的特征，是土壤从营养条件和环境条件两个方面供应和协调植物生长发育的能力，是有关农业生产的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的综合反映。由于土壤具有肥力，植物才能在土壤上定居和发育，并利用太阳能合成新的有机物质，”同时指出，“土壤肥力的因素及其指标是因时、因地、因作物而异的，并且还因所要求的产量水平不同而产生变化”（1983）。这种综合观点，强调了土壤营养条件、环境条件与植物生长三者的统一，修正了只以土壤养分为内涵的土壤肥力概念。 § 生态学研究 《土壤生态学》随着中国工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在主持水稻土的发生及其肥力特征的研究时，为了推动太湖流域农业发展，他从保护土壤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出发，提出建立用地和养地相结合的耕作制度的建议。与此同时，还论述了《黄淮海平原的生态系统》（1979）。熊毅晚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新学科的开拓上，潜心致力于土壤生态学的研究。在1978年“全国陆地生态会议”上，熊毅等11位科学家联名建议《认真加强对生态系统的科研工作》（《光明日报》1978．11．28）。他首先论述了《土壤生态系统研究的意义和展望》（1978年在“全国陆地生态会议”上的报告），他认为，“土壤生态系统的研究应以肥力为核心，研究影响肥力的环境条件、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以及物质循环与能量传递的特点”。并阐明“土壤生态系统是一个为能量流和物质流所贯穿的开放系统，是多种组成所构成的网络模式，它不是各组成的简单总和，而是各组成相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要想索取生物产品，就应该给土壤归还或补足从中所取走的成分”。 从土壤生态系统研究入手，熊毅进而研究《生态系统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1981），论述了农业生态系统的涵义和特点，强调要针对具体情况，分别采取保（护）、改（造）、建（设）的对策，这是农业生态系统研究的三大任务。 同时他建议把生态系统的研究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在研究某一地区的土壤生态系统时，首先要研究该地区土壤生态系统在结构、功能与演变上的地区差异，采取调控措施，建立良好的农业生态系统。他认为，“生态系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建设适于人类生存的最佳环境。根据各地生态系统的特点，必须把保护环境、改造环境，建设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良好的人工生态系统，使其具有和谐的结构，高效的物质传输与能量转换，为人类提供优质、高额而稳定的生物产品和洁净、舒适的生存环境”（1982）。 由于熊毅对中国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极端重视，他曾多次强调：“人们总是离不开环境的，但是人们经常在改变和破坏环境，破坏环境主要是破坏自然资源。因此，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一定要与保护生态环境相结合”。同时他指出：“有些人不懂得生态，做了蠢事自己还不知道，自然界是错综复杂的系统，要用系统方法利用它，保护它。人们从事生产活动，不能没有生态系统的观念”。因此，他积极完成了《试论土壤生态系统》的论文（1983）。临终前夕，他正以老骥伏枥的精神，案头堆放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手稿，撰写《土壤生态学》一书，可惜的是，书尚未成，他却与世长辞了。 § 推动土壤学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熊毅被剥夺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但在运动后期，尽管不断有政治运动的冲击，他十分珍惜宝贵的时光，出于爱国心和科学家的责任感，他和近百名同事们一起，集中集体智慧，用了近3年半的时间，和李庆逵共同主编了中国第一部土壤科学专著《中国土壤》。它是全面论述中国土壤科学的综合性专著，是半个世纪来中国土壤科学的重大成果，系统论述了中国土壤类型、发生和分布；深刻阐明了各类土壤的基本性质和肥力特征；科学总结和提高了土壤改良利用及培肥经验。它不仅推动了中国土壤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在农、林、牧业生产的发展、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国土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提供了基础论据；它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实际的应用价值，是中国土壤科学工作者对世界土壤科学发展的贡献。 继主编《中国土壤》之后，为了形象、生动、直观地反映中国主要土壤类型及其分布规律，土壤基本性质的地理特点，土壤分区及利用概貌，展示中国土壤资源和土壤肥力的概况，从1980年起，熊毅又主编了《中国土壤图集》。它总结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土壤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中国第一本大型的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土壤专业图集，对生产和科学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重视和引用。 熊毅对土壤科学的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是一位比较全面的土壤科学家。他认为，“土壤学是研究土壤中物质运动规律及其与外界环境条件、植物生长关系的科学。”土壤学是一门综合而又复杂的自然科学，涉及的面很广，服务对象也多，研究难度也大。从地学角度看，土壤与大气、海洋、岩层一样是一个自然体，土壤应是地学的一个分支；从环境科学角度看，土壤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环境要素之一，工矿企业发展不善，可引起土壤污染，从而影响人类生活与健康，所以土壤学是环境科学的一个方面；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现象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而土壤又是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壤学也可说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农学则把土壤看做是生产资料和劳动产物，从而认为土壤学是“农业科学的基础科学”。“土壤虽是非生命体，但与生物的生息繁衍息息相关。假如说绿色植物是生产生物能源的工厂，那么土壤则是生产生命的能源，为人类提供衣食之源的基地。”熊毅的这些精辟论述，充分说明土壤科学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由于土壤科学的综合性、研究的广泛性和服务的多样性，熊毅认为，土壤学是一门应用科学。为加速中国四个现代化进程，当前土壤科学面临着需要解决的三大重要问题：一是土壤合理利用；二是低产土壤改良；三是土壤肥力的保持和提高。他特别强调加强土壤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基础理论方面有了重大突破，才能推动整个土壤科学技术向前发展。因此，他非常注意现代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发展，关注这些学科向土壤科学的渗透，大力提倡和支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土壤形成过程、属性及分类、土壤有机质的组成和结构、土壤中氧化物的表面性质；土壤电化学性质及其过程；土壤一植物营养机理；土壤水盐运动规律，土壤结构形成；土壤生态系统中物质环循与能量传递等应用基础研究。他十分强调新技术在土壤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引进了色谱、质谱、扫描电镜、电子探针、遥感技术、电子计算技术等现代测试技术和手段，从而推动了土壤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熊毅从事土壤科学研究整整53个春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以科学救国的思想研究土壤科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指导自己的科研工作，并强调学科间的渗透和边缘科学的发展，他认为，“学科渗透可以开拓研究领域，更好的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边缘学科的研究，往往会使自己所研究的学科产生质的飞跃”。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促使他在土壤胶体化学、盐渍土改良利用的基础上，又进行水稻土发生和肥力的研究，在他的晚年又进一步涉足环境与生态学的研究。他试图从宏观上，从各种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制约上，从生态系统这个大范围内，来看待已取得的科研成果，并使之升华，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熊毅是建国以后高级知识分子中加入中国共产党较早的同志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祖国的土壤之中，国家经济建设的实践，给他以丰富的科学营养，国家经济建设的成就，又给他极大的精神鼓舞。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兢兢业业，无私贡献自己的一切。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探索，勇于攀登，把科学研究和推动经济发展正确地结合起来，成效卓著。 熊毅到了暮年，虽感精力有所不及，但他仍珍惜宝贵的有限时间，更紧张地工作和著书立说。有时也回顾一些往事，他曾提到，1951年回国前，美国老师曾嘱咐：“你的著作要多用英文写，以便我能尽早看到你的著作。”这句话他一直记在心里。但是多年来，由于他几乎以全部的精力承担国家任务去解决生产建设中遇到的土壤问题，实在抽不出更多的时间亲自系统地从事自己专业特长的研究。他说：“我算了一笔帐，是我写几本书对国家贡献大，还是培养几十个人，解决几十个问题贡献大呢？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我选择了后者。” 熊毅几十年如一日，把一切都献给了中国的土壤科学事业，土壤就是他生命的图画，融汇了他毕生的心血和灿烂年华。他的心血，肥沃了祖国广袤的土地。 § 黄淮海平原治理 熊毅50年代在华北平原 熊毅回国之时，正值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时期。他不顾个人志趣，以国家任务为己任，按照祖国需要承担了东北粮棉增产的土壤调查任务，以后又参加农业调查，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受到当地党和政府的鼓励和表扬，从而树立了信心，激发了他的科学为生产服务的热情，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愿望。 1952年，党和政府提出了根治黄河的综合开发方案，研究黄河流域的梯级开发问题。为此，中国科学院派他参加水利部组织的西北水土保持考察，以后又参加黄河流域规划。通过这些工作，撰写了《陕甘黄土高原土壤初步考察与分析》，《如何改良西北的土壤》（1953）论文。通过这些工作使他学到了水利知识，并结合国民经济建设开展了科研工作。 熊毅50年代在华北平原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决定开发黄河水利资源，发展灌概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因而需要进行黄河流域土壤调查。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水利部联合主持，成立了土壤调查总队，任熊毅为总队长。他亲自组建600余人的队伍，野外工作经历了3年多的时间，工作地区包括黄河以北的冀、鲁、豫、京、津平原部分，山西的大同、长治、晋中、忻定四个盆地，宁夏的银川平原，内蒙的呼萨平原及河套平原等，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黄淮海平原改良前的盐碱地 通过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的土壤调查，熊毅用发生学的观点系统地研究了华北平原土壤形成条件、过程、特性和分类，改变了过去统称“冲积土”的命名，对各种层状沉积物发育的土壤类型，特别是褐土、浅色草甸土（潮土）和盐碱土的形成过程、发展阶段、分布规律及其特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第四纪河流沉积规律，层状沉积物结构、类型及其对土壤水肥特性、水盐运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开创性地研究了浅层地下水与土壤盐碱化的关系，根据沙、粘相间的沉积层次所形成的岗、坡、洼地形与水盐运动状况，总结出旱、涝、盐碱在发生上的联系，为有效防治土壤盐碱化提供了理论依据；首次明确提出春旱、秋涝和土壤盐碱化是阻碍华北平原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特别是在无排水条件下发展自流灌溉引起土壤次生盐碱化，是限制平原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关键。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和新的学术观点，集中反映在他和席承藩合著的《华北平原土壤》一书和《华北平原土壤图集》中，至今仍不失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的参考意义。 在熊毅指导下封丘打出的第一口梅花井在熊毅指导下封丘打出的第一口梅花井土壤盐碱化是世界上带普遍性的问题，中国的盐渍土主要分布在东部滨海及淮河—秦岭以北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熊毅参加工作之初，就进行了盐渍土的研究，在黄河流域的土壤调查中，他十分重视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土壤盐碱化问题，在大量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盐渍土分区》（1956），进而又撰写了《黄河流域盐渍土的发生及改良途径》（1957），《怎样克服灌区土壤的盐害》（1961），《排水在华北平原防治土壤盐渍化中的重要意义》（1962）等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强调防治土壤盐碱化的关键是搞好排水。但这个意见未能得到重视。50年代末期，为解决北方干旱，华北大平原在无排水条件下，到处大搞引黄自流灌溉，平原蓄水之风也随之兴起，很快发展成“满天星”、“葡萄串”、“鱼刺带瓜”打乱了自然排水流势，引起了灌区土壤次生盐碱化和沼泽化灾害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加重了内涝，粮食大幅度减产，情况十分严重。1962年，国家科委成立全国土壤盐碱化防治专业组，熊毅被推荐为副组长。他亲赴冀、鲁、豫、晋等地进行实地考察，阐明土壤次生盐碱化和沼泽化发生的原因，旱、涝与盐碱、沼泽的关系，同时强调了排水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以治水改土为中心，水利工程与农业生物措施相结合，因地制宜，综合治理旱涝盐碱的原则、方法和措施（《河南日报》1962，8－10）。国家有关部门决定暂停引黄灌溉后，灾情得以制止，沼泽化迅速减轻，土壤次生盐碱化得到了控制，但盐碱地并未得到改良。1965年，他借鉴国外经验，选择当时旱涝盐碱严重的河南省封丘县，在中国首次进行“井灌井排”实验，当年取得综合防治旱涝盐碱的显著效果。“井灌井排”这一新技术，很快在黄淮海平原及中国北方平原地区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应用，使大面积盐碱化和沼泽化的土地迅速得到了改良，促进了中国北方农业的健康发展。 李鹏总理1988年接见在黄淮海平原攻关中受表彰的 科技人员代表 1978年，为解决中国北方缺水问题，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全国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提出“兴建把长江水引到黄河以北的南水北调工程”，这是一项跨流域调水的重大工程，它的实施必将对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熊毅根据多年从事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和农业开发的研究和实践经验，撰写了《南水北调应注意防治黄淮海平原土壤盐碱化》（1979）论文，文中论述了土壤次生盐碱化是南水北调成败的关键，并积极提出《对南水北调的几点意见》（1979），认为要搞好南水北调，必须解决排水出路，完善排水工程配套，同时要采取妥善措施进行调水、蓄水和用水，加强灌溉管理，并做好地下水调控、水盐动态监测和盐碱化的预测预报工作。这些意见得到了科技界的支持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80年代初，国家决定综合开发治理黄淮海平原，并确定为国家“六五”计划期间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年逾七旬因病住院的熊毅，以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执著追求和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在病榻前撰写了《组织起来，联合攻关，加速黄淮海平原治理的研究》的8000字的建议书，为国家献计献策（《光明日报》 1982，10．4第一版）。在这份建议书里，他回顾了以往多年从事黄淮海平原治理的研究工作，论述了加速这个地区综合治理和开发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有利条件，也指出了仍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抓紧抓好的带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并把改造中低产田作为主攻方向，这些建议至今仍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熊毅是50年代最早开展黄淮海平原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之一，曾为这个大平原的开发治理作出了创造性的重大贡献。为此，他曾于1956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1988年被国务院追授“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优秀科技人员”荣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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