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沈其益 |
| 释义 | § 个人简介 1909年12月17日 出生于湖南长沙。 沈其益 1929—1933年 南京中央大学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同时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做研究工作。 1933—1934年 任中央大学助教。 1934—1937年 任中央棉产改进所技正，负责棉病室工作。 1937—1939年 在英国伦敦大学及洛桑斯特实验站研究学习。１９３９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 1939—1940年 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名誉研究员。 1941—1948年 任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 1949—1956年 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教务长。 1956年 由国务院任命为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 1957年 兼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所所长和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1972年 兼任北京农业大学研究院院长。 1981年 兼任国家科委发明奖总评审委员会委员和农业生物学组组长。中国科协农函大名誉校长。 § 个人经历 沈其益，1909年12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沈其益为沈其震之三弟沈其益，字谦叔 ，幼年就学于革命先驱何叔衡任教的长沙楚怡小学，1923年就读于 湖南长沙革命烈士柳直荀任教的长沙雅礼中学，1926年考入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铁道和汽车专业。蒋介石将该校并入中央军校时，他即退学，而到茅以升教授办的汽车修理工厂当汽车修理工。1929年经过自学，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从师于邓叔群等著名教授，学习植物病理和真菌学课程。这为他终生从事植物病理学打下了深厚的业务和思想基础。 大学时代，适逢日寇入侵。当时东北沦陷，继之日寇又进攻淞沪，全国危在旦夕。1932年，十九路军奋起在淞沪抗战，学生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沈其益满怀救国热情参加了中央大学义勇军，毅然奔赶淞沪前线营救伤病员，直到战争结束，因而获得十九路军的奖章和奖状。他在青少年时期和大学时期的经历，以及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使他深感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拯救中国，从而决心走“科学救国”之路。 1933年，沈其益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获理学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讲授植物病理学课程。受到邓叔群教授热情而悉心指导，他在大学时期，即进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参与研究真菌学，并先后发表了《中国两属半知菌》及《中国黑粉菌志》论文。这是我国早期真菌研究的重要文献。 1934年，因国内棉纺工业发展的需要成立了中央棉产改进所，由冯泽芳教授主持，沈其益则受聘负责棉病研究室工作。他深入全国棉区，调查研究，发表了《中国棉作病害》和《中国棉病调查报告》 ，对我国以后棉病的研究和防治工作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当时，棉“叶切病”严重为害棉花生产，而对其病原虽有多种猜测，但无科学论证。后经他精心观察和周密研究，终于发现棉叶切病是由盲蝽象隐潜为害所致，并提出了防治措施。青年时代的沈其益以惊人的毅力，一面坚持教学科研工作，一面刻苦学习，并克服了疾病的困扰，终于在193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英庚款第五届公费，被选送赴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皇家学院和洛桑斯特农业研究试验场，从师于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布朗·格纳特教授。两年后，他完成小麦根腐病研究的博士论文（1939），经答辩认为研究具有创见，并获得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赴美国入明尼苏达大学，任名誉研究员。1940年正值中国处于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他深感国难深重，毅然束装回国。虽然当时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十分艰苦，但他以满腔热情投入工作，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后又任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先后教授植物生理学、真菌学和植物生态学等课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宣传部长，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副秘书长，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及该会英文刊物《科学世界》编委，第九届国际植物保护会议常务委员、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国际植物保护大会名誉副会长，同时还兼任过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所所长和中国农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农业组组员，国家科委植物保护农药、机械组组长，中国农学会副会长，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沈其益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五届代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六届委员。曾多次率我国科学家代表团出国访问，同外国签订合作协定。 § 献身科学事业 沈其益在从事教学科研同时，还热心组织团结我国科学界致力于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数十年如一日。他认为 科学事业“个人能力有限，而科学救国任务艰巨。只有科学界组织起来，齐心协力，才能有所作为”。从事科学界的团结组织工作，必须以无私奉献的自我牺牲精神致力于共同奋斗的目标，才能形成科学社团的凝聚力。 在学生时代他就参加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进行科学研究，发表论文。在中央大学三年级时参加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并担任该社常务理事和总干事多年。他还团结同志、节衣缩食、艰苦奋斗，长期致力于《科学世界》 、 《科学文汇》 （英文刊）、《中国科学建设通讯》（英文刊）等多种期刊，及《国防科学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举办科学展览；并与各专门学会联合召开年会，扩大理、工、农、医多学科的团结合作。当时，中华自然科学社是一个朝气蓬勃，人才荟集，团结进步的科学团体。参加者达四千余人，全国各省市建立了分社，并在英、德、法、美成立了分社。其间，他要多方筹集经费、出版期刊、进行组织联络，工作极为繁重，但他以满腔热情，出色地完成任务。1946年他加入了由梁希、金善宝等发起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并任常务理事。此时，他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在重庆参加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加入了民主救国运动的行列。 1948年，他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我国东北开始解放。党中央决定在大连筹办大连大学，为解放区培养建设人才。当时，沈其益接受了动员关内专家、教授赴东北参加革命的艰巨任务，秘密赴香港、南京、上海、广州等地。以他的学术声望和组织才能，曾动员著名专家教授王大珩等40余人经香港、朝鲜奔赴解放区。这是科技界自愿赴解放区参与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对我国科技界投身革命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受到了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欢迎和亲切接见。后来由统战部决定沈其益留北京参与筹备由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解放区东北自然科学社等发起的全国第一届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0年在抗美援朝反对美帝细菌战中，他担任反对美帝细菌战调查团副秘书长，奔赴朝鲜和东北前线做实地调查研究，揭露美帝细菌战罪行，提供了展览材料，并向国际科学委员会作了报告，提供美帝进行细菌战的佐证。他因此获得我国卫生部的荣誉奖状。 § 培养科技人才 沈其益热心致力于教育事业，为培养农业科技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４９年９月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 教育事业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三校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沈其益被任命为教务长。他深感责任重大，必须兢兢业业培养大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真才实学的人才。他认为三校合并应发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科学水平高的优势，又要把老区华北大学密切联系生产实际的教育传统融为一体，贯彻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以达到中央所要求的进行教育改革的目的。当时所招收的学生多来自城市，缺乏农业生产实践和热爱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学农的专业思想也不牢固。因此，他向校方建议把华北大学学生在春耕、秋收季节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改为从种到收去农场参加农耕学习。教师按农时讲授相应的课程，使学生同时从事生产实践和学习理论基础，并参加农村工作，从中建立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这个建议得到领导和多数教师的支持，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沈其益认为，农场和实验站是农业院校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基地。为此他曾多次向领导陈述意见，争得上级领导对农场、实验站人员的编制、土地和资金等各方面的支持，终于促使北京农业大学农场初具规模。 沈其益认为，我国华北黄淮海大平原是全国十分珍贵的土地资源，但由于受到旱、涝、盐、碱为害，产量很低，粮食不能自给，人民生活贫困。如能进行综合治理，即可做到华北粮食自给有余。此外，内蒙、河北广漠草原的改良，对发展畜牧业潜力很大。这都是北京农业大学需研究解决的重大科研课题。1972年他即着手组织这些重大科研课题，他亲赴邯郸考察，并委派教师解决邯郸、曲周县的旱、涝、盐、碱灾害。1978年他们和地委研究作出全面治理曲周北部23万亩低产区的规划，共需投入1300万元，5—6年后即可收回，从而改变该地区二三千年来贫困落后的面貌。沈其益随即向国家科委汇报并在中国科协常委会上，提出“综合治理旱、涝、盐、碱地，把黄淮海变为大粮仓”的建议。为此当年中国科协把此方案编为“中国科协科学工作者建议”第一号文件，分送中央和各部、委、省市领导参考。受到农业部、河北省的重视，有关领导前往现场考察，认为建议切实可行。由农业部与河北省分担所需经费和物资，支持这项综合治理工作。经过四年的综合治理，成效显著。 沈其益坚持教学科研为生产服务的方向，同时也认识到加强基础学科，引进先进技术，培养高级人才的重要意义。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农业大学率先成立了研究院，他多年任该院院长、学位评委主任，培养了一大批高级科技人才。他为北京农业大学创建了动植物生理、生化，微生物，农业气象等专业，建立了农业遥感研究室；组织开展了赤霉素、抗菌素、遗传工程的研究工作。 § 发展植物保护事业 我国农业病虫灾害发生普遍，为害严重。沈其益兼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时，在１９６３年得知 植物保护事业小麦条锈病越冬菌量大，而次年气候条件可能使锈病流行成灾。他向科委反映，并受到中央的重视。周恩来总理批示对小麦锈病的发生为害，要长期坚持调查研究，力求减少损失。他遵照批示精神，组织小麦锈病综合防治协作组，长期坚持实地考察研究，查明了条锈病菌在西北、华北的越冬越夏基地，传播流行规律及病原菌生理小种产生变异的地区和原因与小麦品种抗性丧失的关系。近十年来终于控制了小麦条锈病的流行为害。 六七十年代，在全国普遍发生棉花枯、黄萎病，尤其以陕西关中棉区损失严重。1972年，沈其益从延安返回北京后，农业部请他主持这一重大科研课题。当时他已年逾花甲，但深感研究解决棉花重大病害问题是自己的专业和责任，因而勇挑重担，重整旧业。他深入棉区了解情况，查阅了大量文献，提出成立全国棉花枯、黄萎病防治研究协作组，由省负责就地调查发病情况；对从不同棉区分离到的76个枯萎病菌菌株，统一进行生理型鉴定的联合试验。他亲自制定计划，进行严格的科学实验，确定了以抗病品种为主的防治策略措施。棉病协作组十余年间一直坚持大力协作，总结经验不断创新，在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都获得良好成果，并促进了植病和育种学家的密切配合，培育出不少抗病、丰产、优质的新品种。 § 促进国际交流 沈其益早年留学英国时就为中华自然科学社成立欧、美分社，促进了学术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三 国际交流次到苏联、东欧各国参加国际植保植检会议，并任该会秘书长，组织在我国召开的会议。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他又任我国植保学会代表团团长先后三次分赴美、英、菲等国参加国际植物保护大会，介绍我国植保科学发展情况。在国际植物保护科学界，他享有很高的声望，当选为国际植保大会的常务委员和名誉副会长。为提高我国植物保护科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作出了贡献。 在中国科协的国际学术交流中，他于1956年与李四光、周培源、华罗庚等同志筹备了世界科协在我国召开的世界科协十周年纪念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召开的第一次科学盛会，国际著名科学家数十人参加，他当选为世界科协区域理事和该会机关刊物《科学世界》的中国编委。1959年他赴莫斯科和波兰筹备召开世界科协华沙学术讨论会，翌年与周培源等代表中国科协参加了大会。1963年他任中国科协代表团团长，出访加纳、几内亚、马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邀请各国派科学代表团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在访问摩洛哥期间，他得知周总理访摩时曾提出摩柑桔品种较我国为优，希望使馆引进摩柑桔品种，他当即拜访了在摩的法国专家，经商定后，摩方同意无偿为我国嫁接良种苗木1000株，次年苗木如数运到。这次访问为发展亚非拉国际科学事业，增进国际友谊，作出了贡献。此外，他还带领中国科协代表团访问了西澳大利亚大学，签订了对干旱地区土壤改良及发展草原和畜牧业合作协议，并接受日中农交、日本农业协同组织的邀请赴日本考察，推动了中日两国农业科技界的交往和合作事业的发展。 1979年我国与美国建交伊始，他借率我国植物保护代表团访美之便，邀请十余位美国学者访华，建立了中美两国学术界的友好协作关系，并为北京农业大学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的学者互访签订了合作协定。他在推动北京农业大学与联邦德国霍恩海姆大学两校合作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他与该校校长莱施教授的友好关系，双方实现了从两校协作，发展为与巴登州际合作，直到促成联邦德国政府与我国政府间合作的重大项目；从学者互访讲学、合作研究，发展为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并建立了中德农业发展中心。沈其益为推动国际科学技术交流，提高我国科技水平，培养高科技人才作了大量工作，其功绩为广大科学工作者所称颂。 § 维护科教事业发展 农业是基础，科教事业对发展农业生产关系极大。1963年农业部门因忽视农业教育科研，大量裁减科研机 科教事业先行者蒋英关，下放科技人员，压缩经费，以至已经得到控制的水稻螟虫，又暴发成灾，当年损失稻谷50亿公斤。沈其益和有关专家、教授联名提出“加强植物保护，防治病虫灾害”的报告。这一报告受到中央的重视，经批发作为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文件。后来，周恩来总理召开会议，接见沈其益、丁颖等著名农学家，阐述了中央对农业科学的政策，加强了我国农业教育科研事业。 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农业大学和许多其他著名大学被下放到不适于办校的边远地区，教育科研事业损失惨重。北京农业大学面临崩溃。沈其益多次请求中央予以关照。中央了解到农大的危机，周总理批示农大迁回，从而挽救了农业大学这支优秀的农业教学科研队伍。 § 致力科学普及事业 建国初期，沈其益曾任“全国科普协会”秘书长，与梁希、竺可桢、夏康农、袁翰青等组织科学家大力开展科学 科教普及事业普及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他任“中国科联”宣传部长时，还主编数理化及生物学四个学科通报，提高了中学教师的水平。此后，他任中国科协书记，仍为发展科普教育事业作出不懈的努力。 沈其益深感教育为立国之本，要提高全民科技文化素质，必须首先普及义务教育，加强中等职业教育，使初高中毕业生有就业能力，因而他对发展多层次的教育事业十分重视。在我国财力、师资缺乏情况下，他积极倡导以中国科协的省、地、市、乡基层组织为依托，创办和发展中国农村技术致富的函授大学。农业函授大学以实际、实用、实效作为社会办学的方针，把大学所授的生产技术课程，融会贯通，编为通用和乡土教材，形成函授、辅导、咨询、服务的网络体系，在全国各省市兴办了200多所分校。沈其益不顾年迈体弱担任该校名誉校长，经常到各地基层考察，尽心为培养农民技术员、促进广大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农业函授大学的茁壮成长努力工作，为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沈其益始终把教书育人看作是人民教师的天职。他一生艰苦朴素，治学严谨，平易近人，无私奉献，深得广大师生和同事的爱戴。在他80寿辰之际，棉病界亲切称他为棉病科学的一代宗师，北京农业大学领导和同事们集会庆贺，传颂他为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作出的重大贡献。[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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