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纽约书评论文选》 |
| 释义 |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纽约书评论文选 内容简介 《纽约书评》是美国一本质量很高的杂志，它虽没有华丽的外表，却囊括了几乎所有世界级的知识人物成为其作者，可见它在西方知识圈中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地位。同时它所持有的独立思考、尖锐、富于创见性、社会批判责任、前沿思潮、美文和恰当的幽默等特点，则更是引起越来越多读者地注意。 本书所收入的作品便其中较为杰出的一部分，希望借此可以为中国读者多提供一些国外的学术动态及其思想流变。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纽约书评论文选 本书前言 严肃而有趣：喧闹时代的独特声音 这是一个媒体泛滥的年代。虽然电视正以压倒优势席卷人们的媒体视野，但还是有很多人喜爱杂志，因为前者太快，转瞬即逝，而杂志则能在你的手中逗留数天，尽管它无法像书一样在你的生活里逗留数周、数月、乃至终生。但如果有人告诉你，世界上居然存在可以像书一样被人珍视的"好"杂志，你立刻会露出玩世不恭的表情：好杂志？ 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样的杂志算是好杂志？你的回答可能很难，因为在你看来，能够称之为"好"的刊物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或者从来不曾出现过。这里的关键词是"好"，而"好"的标准太难以界定了。不过，就我此生读过的无数刊物中，确实有一本可以当之无愧地用"好"字来形容，那就是《纽约书评》。 它的译名很容易使人把它同《纽约时报书评》混淆。不光是在中国，即使是在它的出版地美国，也一样会遭遇到这种混淆。当这种情形发生时，《纽约书评》的读者会感到莫名的伤心；毕竟，商业时代的读者只青睐大发行量的报刊。当然，将两者混淆的人肯定是《纽约时报书评》的读者，他们不光没有读过《纽约书评》，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份杂志。 这是一份杂志，却没能杂志的外观。《纽约书评》朴实的外表看上去更像一份报纸，比四开略小，但比八开大，新闻纸印刷，没有装订，像报纸一样对折叠在一起，每两个星期出一份，除了订阅，你只能在书店或比较有规模的报刊店才有买到。当然，此刊真正的读者群几乎都是订户，因为怕来不及去买而错过了某一期。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谁会在乎一期杂志呢？事实上的确有人在乎，他们就是《纽约书评》的读者。如果有一天他或她不再订阅《纽约书评》，那定是由于他们或者穷得快没饭吃了，或者失去了获得的渠道，比如我的情况。 第一次读《纽约书评》大约是在1991年，那时我刚刚从学校毕业，搬到纽约住下来。在此之前我也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只知道《纽约时报书评》的存在，并且是它的读者。在美国，只要是关心图书出版的人，谁会不读它呢？之后有一天，有个朋友告诉我，《纽约书评》上刊登了一篇昆德拉的文章。我于是找来《纽约时报书评》，发现没有昆德拉的文章。我打电话问这个朋友，他听后笑着告诉我不是《纽约时报书评》，而是《纽约书评》。于是我的生活里第一次出现了《纽约书评》，于是我成为它的踏实订户，直到我离开美国。 如果要我指出这本杂志的最重要的特点，我想我会用这样两个词：严肃和有趣。作为一份专给读书人看的以文字为主的杂志，兼具这两个特点是极为不易的事情。一份杂志严肃而无趣，令人觉得沉闷、厌倦，但如果有趣而不严肃，又会让人觉得无聊和浅薄。如果《纽约时报书评》的评论对象主要是商业畅销书的话。那么《纽约书评》的评论对象大体可以说是知识阶层的"热读书"。所谓"热读"指的是文化阅读意义上的广受关注，而不是商业销售上的辉煌业绩。这一分野，使《纽约书评》与《纽约时报书评》成为风格截然不同的刊物。从某种向度上，它也许和英国泰晤士报的周日文学增刊存在亲缘关系，尽管后者的商业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浓厚。 虽说是以书评为主，但每期都会有一两篇重头文章，由名家撰写，对社会文化和时事政治进行批评。这么一份朴实无华纸张粗糙的杂志，什么样的名家会为它撰稿呢？从我开始阅读《纽约书评》的时候起，出现在作者名单上的人包括：昆德拉、米沃什、哈维尔、布罗茨基、苏珊・桑塔格、萨义德、亨廷顿、阿兰・布卢姆、奈波尔、索尔仁尼琴、富恩特斯、帕斯、纳丁・戈迪默、费正清、史景迁、托多罗夫、布尔迪厄、索尔・贝娄、戈尔・维达、以塞亚・伯林……几乎所有世界级的知识人物都是这绵作者。可想而知，它在西方知识圈里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与其说是因为它的作者群让人刮目相看，不如说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思想立场吸引着读者。简言之，就是我们称之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独立思考、尖锐、富于创见性、社会批判责任、前沿思潮、美文和恰当的幽默（这最后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它的专职漫画家大卫・列文的插图上）。对好书的关注和钟爱，不但成为《纽约书评》的宗旨和知识阶层阅读的航标，也从思想著述的角度为这个动荡的世界作了独特的见证。记得1994年初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从信报箱里取出了信件、邮寄广告、《纽约书评》和一个用硬纸板包装的结结实实的邮件。我先浏览了一遍《纽约书评》的目录，然后打开邮件。我原以为里边是我邮购的音乐CD，但滑落到我手上的是一本书，封面上的标题是：ANTHOLOGY：Selected Essays from Thirty Years of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文集：纽约书评三十年文选）。《纽约书评》杂志社为自己三十年的成长画了一幅肖像。读过之后，这本书我一直珍藏在身边。六年后的今天，我把它奉献给中国读者。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纽约书评论文选 本书目录 译者序言 政治与社会 汉娜・阿伦特 关于暴力的思考 安德列・萨哈罗夫 我为什么不屈服于权力 以塞亚・伯林 爱因斯坦和以色列 W・H・奥登 偏头痛 伊丽莎白・哈德维克 瓦兹事件之后 琼・迪迪安 在萨尔瓦多 文学与艺术 苏珊・桑塔格 论摄影 罗伯特・洛威尔 两个诗人 约瑟夫・布罗茨基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 布鲁斯・查特温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 斯特拉文斯基 生命之泉�D�D关于贝多芬的一次访谈 罗伯特・休斯 安迪・沃荷的崛起 戈尔・维达 热爱飞翔 彼埃尔・布莱兹 马勒的重现 加布里埃尔・安南 来自德国的女孩 Thich Nhat Hanh 一个僧侣诗人在越南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纽约书评论文选 文章节选 我为什么不屈服于权力 安德列・萨哈罗夫 我在这里自传性地介绍一下我的个人情况，希望借此澄清，新闻界由于不熟悉事实的原因和制造轰动效应的目的对有关我的一些事实进行错误报导。 我于1921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亲密和睦的知识分子家庭里。我的父亲是一个物理教师，他写过几本广为人知的教科书和大众科学书籍。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优雅的家庭氛围中。我的家人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出谋划策。我们热爱工作并敬佩每个人对自己选择的职业的精通与熟练。1938年，我从高中毕业，考进莫斯科国立大学；1942年，我从这所大学毕业。1942年至1945年，我在一爱军工厂担任工程师，在此期间研究出几项有关质量管理方法的发明。 1945年至1947年期间，我在一位著名的苏联科学家�D�D理论物理学家伊戈尔・叶夫根耶维奇・塔姆的指导下进行研究生课业。1948年春，我完成了论文答辩。几个月后，我被编入一个致力于热核武器问题的研究小组。我毫不怀疑制造自己的超级武器的至关重要性�D�D这既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也是为了全球力量的平衡。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使我激动不已，我埋头苦干，单独或与人合作提出了几项关键性建议。西方新闻界经常把我称作"氢弹之父"，这种说法是对真实（而且复杂）的集体创造情况的极不准确的描述。对于当时的情况，我将不在这里赘述。 1950年夏，几乎就在我开始参予研制热核武器的同时，我和塔姆也开始了对可控的热核反应的攻关�D�D也就是利用种种轻元素中的核能为工业服务，使之成为工业能量。1950年，我们构想出对高温等离子进行磁性隔离的方法，并且完成了对热核合成装置的参量的估计。库尔恰托夫1956年在哈韦尔宣读的一份论文和首届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大会上的资料，把这项研究传播到了国外，国际上认为这项研究在该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1961年，同时为了达到制造工业能量的目的，我提议用脉冲激光的光束加热重氢。我之所以提到这些事情，就是要解释一下我的贡献并不局限在军事问题方面。 1950年，我们的研究小组成为一个特殊机构的一部分。接下来的十八年，我发现自己被围困在一个特殊的旋转的世界当中，一个由军事设计家和发明家、特殊机构、各种委员会和学术会议、小规模试验性工厂和新武器试验场组成的世界。每天我都目睹那庞大的材料�D�D几千人的智力资源和紧张之源�D�D汇集成堆，制造全面毁灭的手段。这种力量潜在着将整个人类文明灭绝的可能。我注意到操纵杆掌握在那些尽管在某些方面富有才华、却冷酷乖戾的人手里。到1953年夏天为止，原子能工程的最高指挥者一直是贝利亚，他统管着上百万名劳役犯。几乎所有的建筑工作都是由这些劳役犯完成的。从五十年代开始，军工综合体强大的集体力量越来越明显，人们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那些除"工作"外对一切都不予理睬的领导者们是多么精力旺盛而又肆无忌惮。 我那时处于一种相当特殊的境地。作为一个理论科学家和发明者，我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况且）又不是党员，因此我没有参予行政管理事务，也不受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纪律约束。我的职位允许我知道和看到很多东西，这使我感到自身必须拥有某种责任；与此同时，我又能够以一个组织以外的人的身份来看待这整个错乱反常的系统。所以这一切都使我对人类问题与和平问题、特别是对热核战争及其恶果进行总体的思考（在斯大林逝世和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大会之后形成的那种意识形态气氛尤其促进了我的思考）。1957年，我开始觉得自己对由核爆炸造成的放射性污染问题负有责任（这与阿尔伯特・施韦策、莱纳斯・泡令等人和其他人在全世界范围内就这一问题发表的声明对我产生的影响不无关系）。事实表明，核爆炸时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如果被地球上生存的上亿人所吸收将会导致几种疾病的发病率增长和更多的婴儿出生时带有缺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所谓的阈下生物效果，例如对遗传的负荷者�D�DDNA分子的破坏。核爆炸时产生的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时，每一百万吨级的爆炸力就意味着上千人成为未知受害者。而每一系列核武器试验（无论是在美国、苏联、英国、中国还是法国进行的）都会产生几百万吨级的爆炸力，也就是说，将会使十几万人成为受害者。 我在尝试解释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且没人愿意理解我。我写了许多份备忘录（其中的一份致使I・V・库尔恰托夫前往雅尔塔与赫鲁晓夫见面。他试图阻止1958年的系列核试验，结果失败了），还在各种会议上发表看法。我记得1961年夏天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召集原子能科学家们开了一个会。这次会议的目的原来是让我们为一系列支持苏联对德问题（柏林墙）新政策的核试验做准备。我写了一张便条给赫鲁晓夫，在便条中我这样写道："在核试验中止三年之后又重新开始将会削弱关于禁止核试验和裁军问题谈判的力量，而且还会导致新一轮的军备竞赛�D�D尤其是在陆对陆导弹和反弹道导弹防御领域。"我把这张条子向前传去。赫鲁晓夫把条子放进胸前的口袋里，然后邀请所有与会者进餐。 在餐桌旁，他发表了一次即席演说。这说演说因其直白而使我牢记在心，而且它表明的不仅仅是赫鲁晓夫的个人立场。他说的基本上是下面这些话：萨哈罗夫是个优秀的科学家，但是制定外交政策却要靠我们这些善于应付这种微妙局势的专家。只有武力能让敌人迷失方向。我们不能大声说我们是在执行军事力量竞赛的政策，但是事情必须是这个样子。假如我听从萨哈罗夫这类人的话，我就是个冒失鬼，而不是现在的部长会议主席了。1960年我们运用自己的政策帮助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但是现在我们可不在乎他是否陷入窘境�D�D是否随时都可能被颠覆下台。 另一同样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62年。原子工业部基于官僚利益的考虑，发布了继续进行常规核爆炸试验的指令，可是从技术角度来看，这种试验实际上是毫无用处的。这次爆炸必须力量强大，以便能使预期的受害者数目惊人之多。我意识到这个计划的无理和犯罪的本质，便使出浑身解数、不顾一切地想阻止它。我的努力持续几个星期�D�D这几个星期对我来说充满了紧张与不安。在试验前夜我打电话给部长，以辞职来威胁他放弃这个计划。部长回答说："我们又没掐着你的喉咙让你来干这件事情。"我又把电话拨到阿什哈巴德，赫鲁晓夫的一个亲密的顾问谈了一次话，可是那时核试验时间已经提前了一小时，航空母舰已经把装载物运送到了指定的爆炸地点。那一天，无能与恐惧的感觉攫住了我，并从此存留在我的记忆中。这使我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我一步步地形成今天这样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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