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杨树达 |
| 释义 | § 简介 1885年6月1日生于湖南长沙，卒杨树达于1956年2月14日。1897年考入时务学堂。1905年，官费赴日本留学。1924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教授。1926年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等职。杨树达初治经书。留学日本时，参考日语和英语语法著《中国语法纲要》。后又成《高等国文法》一书，着重虚词和句读，揭示了文言语法的一些规律，是30年代的一部重要语法著作。其后又加以改编，打破语法体系，以词为纲，以注音符号为次序，另成《词诠》一书，集《马氏文通》以来虚词研究之大成，至今还是检查古汉语虚词的工具书。晚年治甲骨金文。 § 主要成就 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早期研究，即古汉语语法方面，兼及修辞和其他。二是他的后期研究，即文字学研究方面，兼及训诂、音韵和方言等。 在汉语语法方面，他著有《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两卷，家刻本，1924年）、《中国语法纲要》（商务印书馆，1928年）、《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词诠》（商务印书馆，1928年）、《马氏文通刊误》（商务印书馆，1931年）及《中国修辞学》（世界书局，1933年，增订后更名为《汉文言修辞学》科学出版社，1954年）等。其中《中国语法纲要》是仿英语语法而写的一本白话文语法书，目的是为教学的需要而分析白话文的语法结构。 《高等国文法》是作者积多年教学与研究的经验于30年代写成的一部博采众家之长的古汉语语法著作。该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订正了《马氏文通》的一些错误，树立了以划分词类为中心的语法体系，揭示了文言语法的一些规律。《词诠》是《高等国文法》的姊妹篇，是其另一部代表作。该书仿《经传释词》的体例，解释了472个虚词，是当时同类著作中收词最多的一部。克服了清代人讲虚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弊病，结合文法来讲解，从而使文言虚词的研究从清代的训诂学提高到科学的文法研究的高度。该书集《马氏文通》以来虚词研究之大成，多有精辟见解，颇具学术价值。在文字学等方面，他著有《积微居文录》（商务印书馆，1931年）、《古声韵讨论集》（好望书局，1934年）、《古书句读释例》（商务印书馆，1934年）、《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商务印书馆，1937年）、《积微居金文说》（科学出版社，1952年）、《积微居小学述林》（科学出版社，1954年）、《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科学出版社，1954年）、《耐林庼甲骨文说·卜辞求义》（群联书店，1954年）等。他研究文字学是起源于对章炳麟的“形声字声不含义”观点表示极大的怀疑。认为“形声声类有假借，同义字往往同源。”其研究方法是“循声类以探语源，因语源而得条贯。”在方法上受到了欧洲语源学的影响，因而研究独具特色且成果超过了前人。他的文字学研究中富有创意的基本论点是：形声字中声旁往往有意义；造字之初已有彼此通假的现象；意义相同的字，其构造往往相同或相类；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书的字往往有后起的加旁字；象形、指事和会意三书往往有后起的形声字。晚年从事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 生平年表 1897年，进入长沙实学会学习。 1898年，进入长沙时务学堂学习。 1900年，转入长沙求实书院学习。 1905年，留学日本，先入东京宏文学院大冢分校，后转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进修外国语言学，肄业。 1911年，回到中国，就职于湖南省教育司，兼任湖南省图书馆编译，楚怡工业学校教员。 1913年，任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第一女子师范国文法教师。 1919年，发起健学会。 1920年，参加“驱张运动”，与毛泽东有所接触。后至北京，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辞典编辑，先后兼任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教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教育部主编审员等职。 1925年，任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系教授，后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教授，讲授中国文字学概要、国学要籍、修辞学等课程。 1928年到1930年，任教于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 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回到长沙，任湖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1941年，受聘为教育部部聘教授。 1945年，参与组织发起九三学社。 1947年，受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与吴玉章、马叙伦等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任理事会副主席。 1952年，因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转入湖南师范学院任教授，后兼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 与郭沫若 郭沫若在专业上和杨树达有相同之处，但在过去公认杨的学术地位要高于郭。40年代初，杨树达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就说过：“觉可商榷处颇多。”而郭对杨却是极尊敬的。1940年12月25日，郭沫若致杨树达的信中说：，“就整个言之，我兄于文字方法体会既深，涉历复博，故所论列均证据确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分，至佩至佩。”此后郭杨之间时有信函往返、从论学的内容和行文的谦恭，能看出郭沫若对杨树达的学问是很钦佩的。但令人沉思的是随着两个学者地位的转移，郭沫若对杨树达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以杨树达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学术成果的问世，已经很少有什么阻碍。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杨树达的学术成果问世，却需要由科学院来审查。先是李亚农审查他的《金文说》，评价不高，还有唐兰，颇有微词。不管怎么说，李亚农、唐兰总还是学者。使杨树达不能容忍的是当时的科学院竟让根本不懂学术的人来审查他的著作。对此，杨树达在回忆录中说：“科学院对于审查稿件轻视之，信任诸少年不学者妄为评涉，余吁请再审《小学述林》时，曾予以讽戒。院中不省，前感于《金文炼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复云，已将余缄交院，请其注意。明知此事将开罪于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当力图改进，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人，则余虽为人疾视，为学术计，仍所甚愿也。”杨树达当时还只是就事论事，没往别处想，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使学术环境很快成为这样的。 杨树达的学术地位，公平地说，在新环境里并未被漠视，当时有关的专业学术权威机构，均给杨树达留有位置，郭沫若也曾请杨树达回北京做研究工作，杨树达以年龄为由婉辞了。但读郭沫若1950年以后给杨树达的信，明显不同于以前。1953年8月郭沫若在一封信中说：“今世著书立说，当对读者负责。出版发行尤当对读者负责。此乃国家事业，故不能轻率从事。往复磋商，应是好事，望勿为此怅惘。”当时杨树达每有论著寄郭，几乎都不顺利，总要被删去许多。对此，杨树达曾说：“得郭沫若复书，告已读余《甲文说》，嘱余汰去若干首再寄去，当嘱编译局出版云。”虽然这样，杨树达对郭沫若的文字学水平仍有极高评价，认为“非一般浅学后生所能及也”。而且杨树达曾将郭沫若和王国维相提并论，可见其学者的风度。但他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有批评。他在回忆录中说：“此又可证郭沫若之粗心轻信也，盖心有成见，必欲推翻余说，遇有可为之助者，乃急不暇择也。余往言：做学问必须诚意正心，信也。”。可以说，从50年代以来，杨树达即对郭沫若有看法，先是感觉他太热心政治，“郭鼎堂忙于政务，匆匆不能审思耳”。在回忆录中，还有对郭沫若更严厉的批评：“前以《金文馀说》寄请郭沫若审定，渠只读书序退还，云事忙未能全读，乞谅云云。既不延请学较裕之人置院中审查稿件，己又藉口事忙不审，虚负院长之名矣。” 另外，杨树达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很不以为然。因为郭沫若曾就一学术问题在给杨树达的信中说过：“董某妄人耳，其说未可尽信也。”这是郭沫若批评董作宾的。而杨树达却说：“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从杨树达的回忆录中，大体可以看出一代学者的无所适从，而当时，杨树达还未能采取像他的好友陈寅恪那样的处世态度。他在回忆录中说：“且谓寅老不满意于科院，谓解放数年，绝不重视史学，至此老成凋谢之际，乃临时抱佛脚，已有接气不上之象云云。” § 评价 杨树达在湖南名人中算是异数了。他的文字训诂、金石考据，是从高邮二王、金坛段玉裁脱胎来的，平实、细密、无征不信。师承上，王、段又追随休宁戴东原，因此以风格论，杨树达实疏于湘而近于皖。 章太炎尝云：“湖南前辈于小学多麤觕，遇夫(树达字)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 § 主要著作 《古书疑义举例续补》 1924年 家刻 《中国语法纲要》 1928年 商务印书馆 《词诠》 1928年 商务印书馆 《高等国文法》 1930年 商务印书馆 《马氏文通刊误》 1931年 商务印书馆 《积微居文录》 1931年 商务印书馆 《中国修辞学》 1933年 世界书局 （1954年科学出版社增订再版改名《汉文言修辞学》） 《周易古义》 《老子古义》 《论语古义》 1934年 商务印书馆 《古声韵讨论集》 1934年 好望书局 《古书句读示例》 1934年 商务印书馆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 1937年 商务印书馆 《春秋大义述》 《积微居金文说》 1952年 科学出版社 《积微居小学述林》 1954年 科学出版社 《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 1954年 科学出版社 《积微居金文余说》 《耐林庼甲骨文说·卜辞求义》 1954年 群联书店 《论语疏证》 《汉书窥管》 《中国文字学概要》 《长沙方言考》 《汉书补注补正》 《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 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杨树达文集》 1983年~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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