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杜重远 |
| 释义 | § 人物简介 杜重远杜重远（1897—1943），辽宁开原人。早年留学日本，1923年回国后在沈阳开设肇庆窑业公司，曾任辽宁商务总会会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曾以记者身份在湘、鄂、川、赣、沪等地活动，鼓动民众抗日救国。曾参与筹办《生活日报》。1939年任新疆学院院长，后创办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光芒》。1943年遭军阀盛世才杀害。 § 生平经历 杜重远 出生于贫苦农家庭。1905年，入当地私塾读书，学习刻苦。1911年，考入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其间，参加学生反帝爱国运动。1917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专业。1922年，组织东京留学生进行反帝示威游行。同年春节，被推选为回国代表辗转沈阳、北平（今北京市）、天津等地开展反帝宣传。1923年春，学成回国，在沈阳北门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1926年，参与组织反对日本增设领事馆的活动。1927年，把砖厂改建为瓷器厂，逐渐发展成中国民族资本经营规模最大的一家窑业工厂。1929年，当选为奉天省（今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成为东北工商界知名人士。同年，兼任张学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襄助处理对日外交问题。与此同时，还与友人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促进了东北各地抗日运动。1930年，参加上海全国国货展览会，倡导发展国货，抵制日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遭日本关东军通缉被迫移居北平。同年9月27日，参加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发起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兼政治部副部长。不久，到上海，结识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爱国人士。同时，在上海主持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提倡并发展“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1931年冬至1932年春，以记者的身份在长江一带和华南、华北等地宣传抗日救亡，讲演60余次，并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发表许多见闻通讯。上海抗战爆发后，积极支援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1932年春，与李公朴、胡愈之等发起筹办《生活日报》。次年初，率领救国会宣传队到热河前沿阵地宣传鼓动抗日。1933年，《生活》周刊被迫停刊后，挺身而出创办《新生》周刊，自任总编辑和总发行人，倡导发动“一场自己的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1935年5月，由于《新生》周刊刊登《闲话皇帝》一文，日本帝国主义借机挑衅，国民党当局竟屈从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勒令《新生》停刊。同年6月，在《新生》周刊行将被反动当局查封的严重时刻，依然撰文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坚定地表示：“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者，到底是属于被压迫人民啊！”同年7月9日，被反动当局判处一年零二个月徒刑，成为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他被关押到上海漕河泾第二监狱后，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探监，鲁迅也为此向当局提出抗议，鼓舞他继续在狱中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入狱不久，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开始懂得一些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道理。1935年10月，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托人带信给杨虎城、张学良，呼吁团结抗日。1936年春，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压力，将他移至虹桥疗养院软禁。同年4月，张学良特到上海探监，两人密谈了促蒋抗日问题。同年8月，杨虎城又借治牙病机会住进虹桥疗养院，与他朝夕相处，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936年9月，获释后，立即前往西安与张、杨晤谈，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事变爆发的第三天，在江西遭到软禁，并被押送到南京，直到蒋介石获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与宋庆龄、沈钧儒等人一起被中国共产党推荐为联合政府负责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冒险奔走于武汉、西北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7年9月，在《抗战》三日刊上撰文第一个介绍了周恩来的生平并刊载了周恩来、徐向前等人的言论。1938年，在武汉、香港等地多次会见周恩来，逐步树立起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 1939年，被邀请去新疆创办新疆学院任院长。他为此竭尽全力，聘请茅盾，萨空了、张仲实等人任教，还延请赵丹、高滔、于村、王为一等人从事文艺宣传活动，并在内地购买了被称为“文化列车”的3卡车书籍。与此同时，他在新疆学院开讲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课，组织“新疆学生暑期工作队”进行抗日宣传，并经常在《反帝战线》上发表宣传进步思想的文章，因此遭到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嫉恨。1940年，被软禁在家。次年5月18日，盛世才先捏造“汉奸”、“托派”的罪名将他逮捕，后又施以30多种酷刑，逼其承认是“苏联间谍”、“秘密共产党员”。但他始终坚贞不屈。1944年6月，盛世才派人在食物中放毒，使他肠肺烂穿，大量呕血便血，然后，又令人给他注射两支烈性毒针，将其运至东花园数丈高墙上，再从墙头推下杀害，并毁尸灭迹。全国解放后，中共中央曾专门派出考察团到新疆寻找其遗骨，没有找到。1986年，其著述结集为《杜重远文集》出版。[1] § 革命事迹 杜重远 “九一八”事变后，杜重远被日本帝国主义通缉流亡关内，在北平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执行委员兼任宣传部副部长。他走遍华北各地、大江南北，到处讲演募捐，鼓动抗日。在上海他结识了很多文化人如邹韬奋、夏衍、胡愈之等。1931年11月底他通过夏衍与周恩来见了面。到周的住处，周恩来已在客厅等候，热情地伸出手表示欢迎。在座的还有潘汉年。落座后，周恩来说：“我们见面就是朋友了！知道你在‘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后，到处讲演，鼓动抗日救国，你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交谈中周恩来表示杜君所说“极是”。我们党中央在９月22日发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决议提出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加紧地组织领导发展群众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要求广大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您所从事的宣传鼓动群众工作，正和我党的方针相符，咱们站在一条战线上了。周恩来又详细地询问了东北人民群众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杜重远告知他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救济东北进关的难民，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等工作情况。 周恩来仔细听取杜重远所讲述的情况，他说：现在我们一起奋斗，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团结起来，为反对和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而斗争。你有什么要求，我们共产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周恩来对东北的关心感动了杜重远，他觉得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国民党那些大官们对东北的态度迥然不同，共产党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6年９月杜重远出狱后，冒着国民党特务监视的危险到了革命形势高涨的西安，坚定推动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决心。11月29日叶剑英和刘鼎给周恩来和洛甫（张闻天）去电，告知杜重远抵西安，对张学良将大力推动。以后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扣蒋介石之后，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西安与张、杨商定采取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12月23日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判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宋子文提出驱除亲日分子名单，推荐孔祥熙任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及各部部长。周、张、杨推荐“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入行政院，要宋负责，杜、沈、章等可为次长”。可见杜重远对革命的重大贡献。蒋被扣后，杜重远在景德镇被国民党软禁，张学良亲送蒋介石以后，对杜重远的软禁也被解除。在张学良被扣后，１月12日至15日周恩来和洛甫多次给上海的潘汉年去电，让速向川桂活动，策动刘湘等发表通电主张和平解决，向宋子文活动，让他继续担负调解责任，同时要杜重远向熊式辉探听何应钦等亲日派目前行动方针。 熊式辉当时是江西省主席，又是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左右手。蒋介石在南昌设行营后，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中心都从南京转移到南昌。熊式辉是一位实力派人物，熊与杜重远关系比较好，重远先生在景德镇办大光陶瓷厂，熊式辉投资300万元帮助杜发展实业，杜重远任江西省陶瓷管理局局长，也是由于熊式辉的关系。所以周恩来发电让杜重远了解何应钦等的动态，杜重远也认真地完成了任务。他也向宋子文做了工作，但终因蒋介石食言而肥，未能扭转张学良的处境。 抗日战争爆发后，杜重远从南京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采访。1937年10月３日在太原见到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林彪、肖克。谈起此次抗日的问题来，他们都是喜形于色，抱着极大的乐观。问他们理由，周说：“这种长期的斗争，若是不把民众组织起来，纵有优良的武器都是无用的；何况我们的武器还不如人家呢。”徐说：“组织民众须要深入民众里边去，不是开出单子来，要老百姓这样，要老百姓那样，如此老百姓是不会来的。必须深入民间，与老百姓同甘苦，替老百姓解决困难问题，把国家民族的利害打在老百姓的利害一块儿，老百姓才肯拿出力量来，为民族国家而奋斗而牺牲，所谓‘效死勿去’。我们要能把老百姓的力量运用起来。我方到处都是营垒，对方到处都是敌人；我们的物质生活低，敌人的物质生活高；长久支持下去，远适异国的敌军，谁无父母，谁无妻子兄弟，不打而自溃了。何况我们还有偌大的抵抗力呢？”其间，杜重远在太原等地报道各地抗战情况时，他满怀豪情地对周恩来和徐向前等同志的言论进行了报道，刊登在《抗战》三日刊上，并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生平。 § 投身实业 出生于贫苦农家庭。1905年，入当地私塾读书，学习刻苦。 1911年，考入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其间，参加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1917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专业。 1922年，组织东京留学生进行反帝示威游行。同年春节，被推选为回国代表辗转沈阳、北平（今北京市）、天津等地开展反帝宣传。 1923年春，学成回国，在沈阳北门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 1926年，参与组织反对日本增设领事馆的活动。 1927年，把砖厂改建为瓷器厂，逐渐发展成中国民族资本经营规模最大的一家窑业工厂。 § 宣传抗日 1929年，当选为奉天省（今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成为东北工商界知名人士。同年，兼任张学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襄助处理对日外交问题。与此同时，还与友人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促进了东北各地抗日运动。 1930年，参加上海全国国货展览会，倡导发展国货，抵制日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遭日本关东军通缉被迫移居北平。同年9月27日，参加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发起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兼政治部副部长。 § 积极抗日 不久，到上海，结识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爱国人士。同时，在上海主持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提倡并发展“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 1931年冬至1932年春，以记者的身份在长江一带和华南、华北等地宣传抗日救亡，讲演60余次，并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发表许多见闻通讯。上海抗战爆发后，积极支援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 1932年春，与李公朴、胡愈之等发起筹办《生活日报》。次年初，率领救国会宣传队到热河前沿阵地宣传鼓动抗日。 1933年，《生活》周刊被迫停刊后，挺身而出创办《新生》周刊，自任总编辑和总发行人，倡导发动“一场自己的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5月，由于《新生》周刊刊登《闲话皇帝》一文，日本帝国主义借机挑衅，国民党当局竟屈从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勒令《新生》停刊。同年6月，在《新生》周刊行将被反动当局查封的严重时刻，依然撰文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坚定地表示：“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者，到底是属于被压迫人民啊！”同年7月9日，江苏高等法院二分院再度开审《新生》周刊案。总编辑杜重远到庭申述刊载《闲话皇帝》一文经过。 法官开庭只问了几句，即退入内室集议宣判;而日本驻沪总领事特派员竟蛮横地闯进内室监视法官集议。在日方压力下，法院当庭宣判杜重远犯"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罪"，判一年又两个月，立即送监执行并不得上诉。 杜重远愤怒地疾呼:"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旁听群众极为忿懑，高呼"打倒卖国贱"并散发拥护《新生》周刊传单，且用各种硬器向法官及日本人掷去。一时秩序大乱，日本人及法官抱头鼠窜而去。 被反动当局判处一年零二个月徒刑，成为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他被关押到上海漕河泾第二监狱后，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探监。 消息传出，舆论界纷纷指责日方小题大作，香港、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地华侨报纸也纷纷表示抗议，痛斥国民政府懦弱妥协。鲁迅也为此向当局提出抗议，鼓舞他继续在狱中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入狱不久，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开始懂得一些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道理律师吴凯声借助国内外的有利声势，与法庭反复争辩。10月，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托人带信给杨虎城、张学良，呼吁团结抗日。 1936年春，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压力，将他移至虹桥疗养院软禁。同年4月，张学良特到上海探监，两人密谈了促蒋抗日问题。同年8月，杨虎城又借治牙病机会住进虹桥疗养院，与他朝夕相处，共商抗日救国大计。9月，获释后，立即前往西安与张、杨晤谈，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事变爆发的第三天，在江西遭到软禁，并被押送到南京，直到蒋介石获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与宋庆龄、沈钧儒等人一起被中国共产党推荐为联合政府负责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冒险奔走于武汉、西北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9月，在《抗战》三日刊上撰文第一个介绍了周恩来的生平并刊载了周恩来、徐向前等人的言论。 1938年，在武汉、香港等地多次会见周恩来，逐步树立起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 1939年，被邀请去新疆创办新疆学院任院长。他为此竭尽全力，聘请茅盾，萨空了、张仲实等人任教，还延请赵丹、高滔、于村、王为一等人从事文艺宣传活动，并在内地购买了被称为“文化列车”的3卡车书籍。与此同时，他在新疆学院开讲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课，组织“新疆学生暑期工作队”进行抗日宣传，并经常在《反帝战线》上发表宣传进步思想的文章，因此遭到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嫉恨。 § 牺牲 1940年，被软禁在家。次年5月18日，盛世才先捏造“汉奸”、“托派”的罪名将他逮捕，后又施以30多种酷刑，逼其承认是“苏联间谍”、“秘密共产党员”。但他始终坚贞不屈。 1944年6月，盛世才派人在食物中放毒，使他肠肺烂穿，大量呕血便血，然后，又令人给他注射两支烈性毒针，将其运至东花园数丈高墙上，再从墙头推下杀害，并毁尸灭迹。全国解放后，中共中央曾专门派出考察团到新疆寻找其遗骨，没有找到。 1986年，其著述结集为《杜重远文集》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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