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平

晁错（？～公元前154年），颍川（今中国中部河南禹县）人，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前８年）文景时期著名的政论家。他年轻时曾学过法家学说，后来又学今文《尚书》，不久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升任博士。他很得当时的太子刘启（后来的景帝）的赏识，被称为刘启的“智 晁错囊”。

晁错对于匈奴的不断侵扰、土地兼并等问题非常关心，几次上书主张积极备战，迎击匈奴，以及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农业。他还详细地剖析了西汉兵制与匈奴兵制，进而提出迁移百姓充实边境主张，他还建议让商人贡献粮食到边塞，然后用拜爵和免罪的方式给以奖励和补偿，受到汉文帝的赞赏，后来升任中大夫。

然后，他又向文帝提出了削夺诸侯王、修改法令等主张，这都是当时急需解决的国家大事。在景帝即位之后，晁错升为内史，不久任御史大夫，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重臣，很受景帝器重。他依旧主张削夺同姓诸侯王的封地，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在《削藩策》一文中，他提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意思是晚削藩不如早削藩。景帝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要削夺吴王濞的封地。在这时候，晁错的父亲从颍川赶来，劝他小心行事，免得树敌，引火烧身。晁错意志坚决，不愿屈从。到了景帝三年，即公元前154年，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一起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这就是历史上的吴楚七国之乱。

外戚窦婴等人原来就和晁错矛盾很深，此时见有机可乘，于是提议景帝杀晁错来平息叛乱。景帝听信了窦婴之言，将晁错腰斩于长安东市，他的父母、妻子、同族不分老少也都被杀。晁错死后，吴楚七国之乱并没有平息，最后景帝还是派名将周亚夫出征，才很快将叛乱平定。

§ 史书记载

《史记 袁盎晁错列传》节选

原文

晁错者，颖川人也，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以文学为太常掌故。错为人峭直刻深①。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所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数上书孝文时，言测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听，然奇其材，迁为大夫。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卻。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入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遂饮药死。死十余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

晁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军为将。还，上书言军事，谒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如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中，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译文

晁错，颍川郡人。晁错为人严峻刚直，酷烈苛刻。孝文帝的时候，下诏先后任命他做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因他善于论辩，得到太子宠幸，太子家号称他是“智囊”。在孝文帝时多次上书，论述削弱诸侯的事情，以及法令可以改定的地方，上了几十次书，孝文帝虽然没有听取他的建议，但称赞他的才能，提升他做中大夫，当时，太子称许晁错的计策，而袁盎等各个大功臣多不喜欢晁错。

景帝登位，任命晁错为内史，晁错经常请求皇帝个别听取他的进言，皇帝总是听取，宠幸晁错胜过九卿，法令多由他改定。丞相申屠嘉心里不满，却无力加以伤害。内史府处于太上庙内墙外的隙地上，门在东边，出入不大方便，晁错就在太上庙南面的外墙上开了两个门，由南面出入。丞相申屠嘉知道后，非常愤怒，想以这个过错写成奏疏，请求诛杀晁错。晁错听到风声，当夜请求皇帝单独召见，详细地说明情况。丞相奏上这事，陈述晁错擅自凿开庙垣为门，请求交给廷尉杀掉。皇帝说：“这不是庙垣，而是外墙，不算犯法。”丞相谢罪。退朝后愤怒地对长史说：“我本当先斩后奏，却先奏请，被这小于出卖，实在错误。”丞相很快发病而死。晁错因此更加显贵。

晁错升任为御史大夫，请求根据诸侯王的罪过，削弱他们的封地，收回他们的枝郡。奏上之后，皇帝命公卿、列侯、宗室集合议论，谁也不敢反对，只有窦婴争议，因此同晁错有了矛盾。晁错所改定的法令有三十章，诸侯都喧哗疾恨晁错。晁错的父亲听到了消息，从颍川赶来，对晁错说：“皇帝刚刚即位，你当政办事，侵削诸侯势力，疏远人家骨肉，人们纷纷议论而多埋怨你，为什么呢?”晁错说；“本当这样。不这样，皇帝不被尊贵，国家不得安宁。”晁错的父亲说：“这个样子，刘家的天下安定了，而晁家就危险了，我离开你回去了!”随即饮药自杀，临死时说：“我不忍看着大祸临头。”死了十多天，吴楚七国果然以诛晁错为名举兵反叛，等到窦婴和袁盎进宫，皇帝就命令将晁错穿着朝服斩于东市。

晁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做了校尉，讨伐吴楚军时任将军。回朝来，上书报告军事情况，进见皇帝。皇帝问：“你从军事前线回来，听到晁错已死的消息，吴楚罢兵了没有?”邓公说：“吴王谋反已几十年了，因被削封地而恼怒，以诛晁错为名，他的本意并不在晁错。况且我担心天下的人都将闭口不言，不敢再进言了。”皇帝问：“为什么呢?”邓公答：“晁错担忧诸侯强大不能控制，所以建议削弱诸侯的封地，以尊崇京师，这是万世的利益。计划刚刚实行，竟然遭受斩杀，对内杜塞了忠臣之口，对外替诸侯报了仇，我以为陛下不该这样。”景帝默然了好久，说：“你说的对，我也为这事悔恨。”就任命邓公做城阳中尉。

太史公说：晁错做太子家令的时候，屡次进言奏事不被采用；后来掌握大权，进行不少变革。诸侯发动叛乱的时候，不赶紧挽救国家的危局，却企图报个人的私仇，反而送了性命。俗话说：“改变古法，扰乱常理，不是断命也要垮台。”也许是说的晁错这种人吧!

《汉书 晁错传》节选

原文

晁错，颍川人也。以文学为太常掌故。错为人峭直刻深。上善之，于是拜错为太子家令。是时匈奴强，数寇边，上发兵以御之。错上言兵事，文帝嘉之。后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由是迁中大夫。错又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孝文虽不尽听，然奇其材。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爰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法令多所更定。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喧哗。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后十余日，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上问爰盎曰：“今吴、楚反，于公意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今破矣。”上问曰：“计安出？”盎对曰：“吴、楚相遗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上默然良久。后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为将。还，见上。上问曰：“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箝口不敢复言矣。”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节选自《汉书》） 译文

晁错是颍川人，凭着文学才能担任太常掌故，他为人严峻刚直苛刻，皇帝看重他，于是任命他做太子家令。那时候匈奴强大，屡次骚扰边境，皇上派兵抵御。晁错上书就战事发表意见，汉文帝很赏识他。后来命令有关负责官员举荐贤良文学士，晁错在人选之中。由此他升任中大夫。晁错又进言议论应该削弱诸侯的事情，以及法令可以更改修定的地方，一共上书三十篇。汉文帝虽然没有完全听从他的意见，但是认为他是个奇材。当时，太子认为晁错的计策好，爰盎等大功臣大多不喜欢晁错。汉景帝即位，让晁错任内史。许多法令都(按照晁错的意见)更改修定。晁错升任御史大夫(以后)，呈请(查究)诸侯的罪过，削减他们支系亲属的封地。晁错所更改的法令有三十章之多，诸侯一片哗然。晁错的父亲得知此事，从颍川赶来，对晁错说：“皇上刚即位，你当权处理政务，侵害剥夺诸侯利益，疏远人家骨肉之情，招致许多责难怨恨，你为的是什么呢?”晁错说：“本该如此。不这样做，天子不得尊崇，王室不得安宁。”晁错的父亲说：“刘家安宁了，可是晁家就危险了，我离开你回去了。”于是喝毒药自杀了，说“我不忍看到灾祸殃及自身”。后来过了十几天，吴、楚七国全都造反了，名义上是说要诛杀晁错。皇上问是盎：“如今吴、楚谋反，依你的意见怎么办?”爰盎回答说：“这件事不值得忧虑，现在就可以解决。”皇上问道：“怎样定计呢?”爰盎回答说：“吴、楚送来书信，说高祖皇帝的分封子弟为王各有领地，如今贼臣晁错擅权眨谪诸侯，削夺他们的土地，因此才反叛，名义是共同向西来诛讨晁错，恢复原有的封地也就作罢。如今谋划对策，只有斩杀晁错，派出使者赦免吴、楚七国(造反的罪过)，恢复他们原有的封地，那么不必动用武力就完全可以平息叛乱。”皇上沉默许久没有说话。后来就派中尉去叫晁错，骗他乘车在街市上走。晁错穿着朝服在东市就被杀害了。谒者仆射邓公是校尉，攻打吴、楚叛军担任将领。回到京城见皇上。皇上问他：“听到晁错已死的消息，吴、楚叛乱平息了没有?”邓公说：“吴地谋反几十年了，(这次是)发怒于削夺他们的封地，借诛讨晁错为名，他们的本意并不在于晁错。而且我担心天下的士人将要封住嘴巴不敢再进言了。”皇上问：“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忧虑的是诸侯强大了无法控制，所以请求削弱他们的势力，借以提高朝廷的尊严，这是千秋万代的利益啊。计划才实施，突然遭受杀身之祸，(这样一来)在朝廷之内堵住了忠臣的嘴，在朝廷之外替诸侯报了仇，我私下认为陛下不该这样做。”于是景帝长长叹息，说：“你说得对。我也感到遗憾了！”

§ 太子智囊深受宠信

晁错晁错年轻时，曾在轵这个地方向一个名叫张恢的先生学习先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因此司马迁曾说：“贾谊和晁错明申商”，就是说他们都是法家。但是，应该补充说，他们并不是纯粹的法家，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晁错，曾以文学，(指一般的学问)为太常掌故(负责祭祀的太常的一种属官)，在此期间，被派到济南伏生那里，去学习儒家经典《尚书》。学习回来以后，就向文帝讲述《尚书》的内容和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很得文帝的赏识。文帝便任命晁错为太子舍人，后又改为门大夫(这两种都是太子的属官)，再升为博士。

大约在任博士期间，他写了《言太子宜知术数疏》，文章指出：一个君主所以能够建立留传后世的功业，关键就在于通晓“术数”，即治国的方法和策略。他认为，君主必须懂得怎样统驭臣下，使得群臣“畏服”，懂得怎样听取下面的奏报，而不受欺骗和蒙蔽；懂得怎样使万民生活得安定并且得利，那么海内就一定服从。懂得怎样使臣、子以忠孝事上，那末臣下和子女的品行就完美了。这四项，是我为皇太子考虑的当务之急。晁错驳斥了一些朝臣认为皇太子不必知道治理国家的事的意见，认为以前的君主有的不能保持政权而被臣下杀害，就是由于不懂得治国的“术数”的缘故。现在太子书读得很多，但是如果不通晓治国的方法，只知背诵书本，那是劳而无功的。他建议文帝选择圣人之术中在当今切实可用的，赐给皇太子学习，经常让太子在你面前陈述自己的看法。文帝采纳了晁错的意见，认为说得很对，于是就拜他为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太子府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属官，职责是主管庶务。由于晁错善于分析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被太子家誉为“智囊”。他的言行，对刘启有了重要的影响。

§ 出谋划策真知灼见

在文帝朝，晁错除了辅佐太子外，还对当时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大都切合实际，见 晁错识深刻，不但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以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等，都是当时杰出的政论文。

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匈奴侵扰狄道，陇西军民以少击众，打败了匈奴军队。晁错乘机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对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当时的事实进行总结，论述了抗击匈奴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他论述了战争中激励士气和选择良将的重要性，着重分析了战争中地形、士卒训练有素、武器锋利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举例说，水沟沼泽、山地丘陵，宜于步兵作战，战车、骑兵二不当一；平原广野，宜于战车、骑兵作战，步兵十不当一；河流山谷地区，高下相临，宜用弓箭，短武器百不当一；两军逼近，平地交战，宜用长戟，剑盾三不当一；道路曲折隐蔽，狭隘、险要之地，宜用剑盾，弓弩三不当一。这是讲的地形与兵器使用的关系。士兵不经过挑选和训练，作风拖拉，行动不齐，战机有利时不能及时赶到，不利时不能迅速转移，不能听从指挥，这样的军队百不当十。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武器装备不精良，等于把士兵断送给敌人；士兵不会作战，等于把将领断送给敌人；将领不懂用兵，等于把君主断送给敌人，君主不善于选择良将，等于把国家断送给敌人。这四项，是军事上的要领。晁错还具体分析了汉军和匈奴军双方的长处和短处。指出匈奴军有三长，汉军有五长，提出应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同时指出，汉朝地广人众，可兴数十万之师，以十击一。晁错还建议争取少数民族共同抗击匈奴。如义渠等族来归附的有几千人，生活习俗与长处和匈奴相同，可以发给他们精良的武器装备，并派熟悉他们习惯并能团结他们的良将去统帅他们，让他们把守险阻的地方；而平地要道则派汉军守卫。这样可以使两者相互配合，发挥各自长处，这就是万全之术。

文帝对《言兵事疏》很赞赏，赐给晁错诏书，以示嘉奖。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来代替轮番戍边的办法，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创新的建议。晁错首先总结了秦朝戍边政策的历史教训。那时，从远地戍边士兵不服水土，运粮困难，病死不少；加上秦法严酷，误期要判死罪，终于激起陈胜起义，秦朝灭亡。他又分析匈奴军时来时去、经常骚扰的特点，汉军轮番戍边的办法无法对付，缺点很明显。因此，他提出了移民实边的新政策，其要点是：一、招募内地百姓到边塞地区，长期安家落户，先由政府供给衣食、住房、耕作器具，规划耕地，直到能够自给为止；二、按军事组织编制移民，并实行军事训练，平时耕种，战时出击；三、建筑防御工事，高筑城墙，深挖壕沟，并设滚木、蒺藜。这些措施，切实可行，足以巩固边防。同时，晁错又在《论贵粟疏》中建议，全国百姓向边塞输纳粮食，以换取一定爵位或用以赎罪，这叫纳粟授爵。对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寓兵于农的政策，文帝立即付诸实施。这个政策不仅在当时起到防御匈奴的作用，而且开子历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错移民实边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晁错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在太子家令任内被推举为贤良。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重要问题，提出征询(这叫“策问”)。当时贾谊已死，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晁错的《举贤良对策》成了西汉一篇著名的政论文。

在回答“明于国家大体”的问题时，晁错以古时五帝的事迹来阐明。听说五帝十分贤明，臣子都比不上他，所以他们亲理政事，每天在正殿处理政务，在明堂颁布政令；各项措施上符天意，下顺地利，深得民众拥护。众生万物没有不受其好处的。因此，气候调和，四季分明，日月光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无灾无疫，百姓安康。这就是符合天地之意，明了治理国家的要领所收到的功效。

在回答“通于人事终始”的问题时，晁错以历史上三王之事来阐明。听说三王之时，君主与臣子都很贤明，所以共同商议政事，决定天下安定的大计，都以人情为根据。晁错列举了人情所希望的长寿、富裕、安定、闲逸，三王都不加伤害、阻止、妨碍，而是加以保护、扶持、爱惜。制订法令，要合乎民情才实行；动用民力，要根据民众的情况，然后才去做。要求别人象要求自己一样，宽恕别人象宽恕自己一样。人情所憎恶的，不要强加于人；人情所向往的，不要强令禁止。这样做的结果，是百姓和睦相亲，国家太平安宁，君王地位巩固，恩德延传到后代。这就是明了一切根据人情来办事的功效啊。

在回答“直言极谏”的问题时，晁错以五霸之事来阐明。听说五霸不如他们的大臣，所以把国家大事托付给大臣，让他们去处理。辅佐五霸的大臣，他们经常检点自己而不敢欺骗君主，奉法令而不徇私，遭患难而不避死，见有才能的人而不压制，受俸禄不过量，不让无能之人居高位。有这样的品行，可算是方正之士了。大臣们制订法令，以“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为目的，而不“苦民伤众”。他们实行奖赏，是表彰人们忠君孝亲的功绩，而不是无故把民财随便给人，百姓就不会怨恨；他们施行刑罚，不是放纵自己残暴之心去乱杀人，而是禁戒那些不忠不孝而危害国家的人，定罪量刑得当，犯罪者知道罪有应得而不抱怨。如此法治，可以说是平正之吏了。法令不合理，提请君主更正，不使害民；对君主的暴虐行为，不应顺从，而要帮助纠正，不使国家受害。纠正和补救君主的过失，显扬君主的功德，使君主内无邪恶的行为，外无污浊的坏名声。这样来辅佐君主，可以说是直言极谏之士了。晁错在回答“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的问题时，晁错以秦朝的教训来说明。听说秦开始统一天下时，君主的贤明不及三王，他们的大臣的才能也不及三王的助手，然而秦的统一事业完成得很迅速，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地形有利，山川富饶，财用充足，百姓善战；再加上六国的君臣都不贤能，意见分歧，百姓不肯出力。相比之下，秦最富强。本国富强而邻国混乱，正是统一天下的有利条件，因此秦始皇能兼并六国。在那时，三王的功绩都不能超过秦始皇。但是后来衰弱下来了，那是因为任用了不肖之徒和听信了谗言之贼；大造宫殿，贪得无厌，民力疲尽，征收赋税没有节制；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群臣恐惧，谄媚求存，骄横放纵，不顾祸患；凭着高兴而随便赏赐，发泄怒气而胡乱杀人；法令烦多残酷，刑罚严厉残暴，草菅人命，秦二世甚至亲自射杀百姓取乐；贪官污吏乘法令混乱之际，擅作威势，独断专行，各自为政。秦末开始乱的时候，官吏首先侵害的是贫民百姓，到了中期，富人也受到官吏的损害；最后，连皇族和朝廷大臣们也受侵害。因此，闹得人人自危，个个怨恨，离散逃亡，人心涣散。陈胜带头造反，天下大乱，秦朝灭亡。晁错这个分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比较中肯而切实的。

最后，晁错指出，陛下即位十六年了，但百姓还没有十分富裕，盗贼还未减少，边境尚未安宁。所以会这样，想来是陛下没有亲自管理国事，而一味依靠臣下的缘故。而那些大臣才能不及陛下，恐怕会把有的大事耽误了。我虽愚昧无知不自量力，但也深深为陛下惋惜。晁错的对策，深得文帝的嘉许，因此，文帝就把他由太子家令提升为掌管议论政事的中大夫。

§ 加强集权力主削藩

晁错对地方诸侯王危害西汉王朝的问题，晁错与贾谊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提出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文帝虽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当时，太子刘启很赞成晁错的建议，而袁盎和不少大臣、功臣则持反对态度。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去世，太子刘启即位，这就是景帝。景帝立即提升晁错为内史(京师长安的行政长官)。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其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许多法令是经他的手修改订立的。丞相申屠嘉对此心中十分不满，但无法伤害晁错，只好寻找机会。正巧，内史府坐落在太上庙(刘邦父亲的庙)外面的空地上，门朝东开，进出不方便；晁错就另开一个从南面进出的门，凿通了太上庙外空地的围墙。申屠嘉知道后大怒，想借此过失，报请皇帝杀掉晁错。晁错得到消息后，立即单独向皇帝说明情况。等到申屠嘉到景帝面前告状，说晁错擅自凿开庙墙开门，请把他送交廷尉处死时，景帝对申屠嘉说：“晁错凿开的不是庙墙，只是庙内空地上的围墙，没有犯法。”申屠嘉只得谢罪而退，一气之下，发病不起，不久就死了。这样一来，晁错就更加显贵了。

申屠嘉死后，景帝提升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提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从此晁错位列三公，这是景帝二年(前155年)的事。晁错位高权重，就向景帝再提削藩的建议，这就是有名的《削藩策》。

晁错指出，高祖封同姓王，仅齐、楚、吴三个王的封地就分去了天下的一半。他主张对犯罪有过错的诸侯王，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辖。晁错特别指出危险性最大的吴王刘濞，先前因为吴太子和文帝的皇太子(即后来的景帝)下棋时被打死，吴王就心怀怨恨，假说有病，不来朝见，按法律本应处死；文帝不忍治罪，赐给几杖，恩德极厚。但吴王不改过自新，反而更加骄横放肆，公然开铜山铸钱，煮海水熬盐，招诱亡命之徒，蓄谋反叛作乱。晁错认为，对于吴王刘濞，削他的封地会反，不削他的封地也要反。削他的封地，反得快，祸害小；不削他的封地，反得迟，祸害就大。晁错认定刘濞等诸侯王必定反叛，确实很正确；但 晁错他所提出的削地的办法，却有人为地激化矛盾的因素在里面，与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逐渐削弱的办法相比，不免性急了一些，效果也是不同的。

这个《削藩策》一提出来，立即在朝廷内引起极大震动。景帝下令，让公卿、列侯和宗室共同议论，大多数人知道景帝是完全支持晁错的，因此没有敢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窦婴(皇太后的亲戚)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同晁错争论起来，从此他们之间就结下了怨仇。最后，景帝决定：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晁错更改了法令三十条。这样一来，诸侯王们都起来强烈反对。

晁错强行削藩，冒着极大的风险，把自己放到了非常危险的地位上，这一点他的父亲也感受到了。于是这位老人就急急忙忙地从颍川老家赶到长安去找晁错，对他说：“皇上刚刚即位，你在朝廷当政，侵削诸侯王，使皇室骨肉之亲疏远，引起大家的怨恨，你这是为什么呢？”晁错对父亲说：“必须这样做呀!不这样做，天子就没有尊严，国家就不得安宁。”父亲感叹地说：“刘氏王朝当然是安宁了，但是我们晁家却危险了，我还是离开你回去吧!”于是，这位老人就回家服毒自杀了。临死前，他说：“我不忍眼睁睁看着大祸临头!”其实，晁错本人何尝没有感到危险呢？不过，他已经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了。

§ 替罪羔羊腰斩东市

晁错朝廷讨论削吴国封地的消息传到吴国，刘濞就策划发动叛乱。他先派中大夫应高到胶西王刘印那里去密谋，约好以声讨晁错为名，共同起兵，并夺天下，“两主分割”。刘濞听了应高的回报，怕刘印翻悔，自己又乔装打扮，秘密到胶西，亲自与刘印订立了叛乱的盟约，刘印又发使串连齐地诸国，刘濞发使串连楚、赵诸国，相约一起反叛。

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首先在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起兵叛乱，并向各诸侯王国发出了宣言书，以“清君侧”为名，攻击晁错“侵夺诸侯封地，专以劾治污辱诸侯为事，不以诸侯人君之礼对待刘氏骨肉，所以要举兵诛之”等等。同月，胶西王刘印带头杀了朝廷派到王国的官吏；接着胶东王刘雄渠、苗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也都先后起兵，共同向西进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

七国叛乱的消息传到朝廷，景帝立即在军事上作了部署：太尉烃侯周亚夫率领三十六将军为主力，进攻吴楚军；曲周侯郦寄攻赵军；将军栾布攻齐诸军；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兵荥阳，监视齐赵方向，作为后援。景帝召见窦婴时，窦婴以有病为由加以推辞。景帝对他说：“现在国家有危急，王孙(窦婴的字)难道可以推辞吗？”窦婴这才接受了任命。

吴楚等七国联兵反叛，以诛晁错为名，使晁错的处境十分危险。当此之时，晁错本人又有两件事处置失当，更增加了这种危险。一件是他向景帝提出建议，让景帝御驾亲征，而自己留守京城长安，使景帝产生了对他的怀疑，也给其他大臣提供了攻击他的借口。一件是追究袁盎预知吴王刘濞阴谋反叛之罪。本来，袁盎同晁错两人的成见就很深，每当晁错在坐时，袁盎就走；袁盎在坐，晁错也走：两人从来没有一起说过话。袁盎曾任过吴国相，接受过吴王刘濞的贿赂。晁错当了御史大夫以后，派人审查过袁盎受贿案件，要判他的罪，景帝从宽发落，削职为民。吴楚七国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晁错还要进一步治袁盎的罪，对他的属官说：“袁盎受过吴王的贿赂，包庇吴王，说他不会反，现在吴王造反了，应该审问袁盎预知吴王反叛之罪。”御史府的一个属官说：“现在这么办恐怕没有好处，而且估计袁盎还不至于会预先知道谋反。”由于证据不足，晁错犹豫不决。但是，却有人给袁盎通风报信，把晁错的话告诉袁盎。袁盎惊恐万分，连夜去见窦婴，商量对策。他们都是晁错的对头，决定以谋害晁错的办法，来保护袁盎。晁错于是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当时，景帝正与晁错商议调拨军粮的事。景帝召见袁盎时，晁错也在坐。景帝问袁盎：“你曾经当过吴相，现在吴楚反叛了，你的看法如何？”袁盎说：“不用担扰，一定可以破吴。”景帝说：“吴王近山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招引天下豪杰，头发都白了，还起兵反叛，如果不是策划得十分周密，他会这么做吗？你有什么根据说他无能为力呢？”袁盎说：“吴王铸钱、煮盐取利是有的，但哪里有豪杰可引诱呢？假如吴王真的得到豪杰，那也只会帮助他做正当的事，而不会反叛了。吴王所招引的，都是些无赖子弟和私铸钱币的亡命之徒，所以他们互相勾结作乱。”这时，晁错插话了：“袁盎你策划个好办法出来!”景帝也问袁盎：“你有什么对策？”袁盎趁机说：“请陛下命令左右的人退出。”景帝叫左右都退下，独留晁错在场。袁盎说：“我所讲的话，臣下都不该知道。”景帝只好让晁错也退下。晁错退到东厢，心中十分愤恨。袁盎对景帝说：“吴楚所发书信，说是晁错擅自抓住诸侯过错，削夺封地，因此以反为名，要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就罢兵。当今之计，只有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吴楚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不流血而统统罢兵。”袁盎这番话，完全重复了吴王刘濞叛乱宣言中的“清君侧”的策略。景帝没有识破它，同时也因为吴楚兵势大，心中害怕，就听信了袁盎的这番话。景帝沉默了好久，然后说：“且看真实情况如何，假如真象你所说的那样，为了对得起天下，我不会爱惜某一个人。”这实际上是同意袁盎的主张，准备以牺牲晁错的性命来乞求吴楚等国退兵了。于是，景帝就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过了十多天，丞相陶青、廷尉张欧、中尉(主管京城治安的武官)嘉联名上了一分弹劾晁错的奏章，指责晁错提出由景帝亲征、自己留守长安以及作战初期可以放弃一些地方的主张，是“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应该把晁错腰斩，并杀他全家。景帝为了求得一时苟安，不顾多年对晁错的宠信，昧着良心，批准了这道奏章。这时，晁错本人还完全蒙在鼓里呢!

诛杀晁错完全是一种突然袭击：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传达皇帝命令，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晁错穿上朝服，跟中尉上车走了。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忽然拿出诏书，向晁错宣读，这个忠心耿耿为汉家天下操劳的晁错，就这样被腰斩了。忠臣无罪，惨遭杀害，这真是一个悲剧啊!

景帝杀了晁错以后，就派袁盎以太常官职出使吴国，告知已杀晁错，并恢复被削封地，要求吴王退兵。这时刘濞已打了几个胜仗，夺得了不少地盘。和袁盎同去的宗正先见刘濞，要他拜受诏书。刘濞狂妄地大笑说：“我已为 晁错东帝，还拜什么诏书？”于是不肯见袁盎，却把他留在军中，想让袁盎参加叛军，任命他为将领，袁盎不肯。吴王刘濞就派一名都尉带五百兵把袁盎围守在军中，还想把他杀了。袁盎得到消息后，连夜逃出吴军营地，最后回到长安。这样，吴王刘濞就自己揭穿了所谓“清君侧”是一个骗局。

这时，从前线回长安来汇报军情的校尉邓公来见景帝。景帝问他：“你从前线回采，听说晁错已死，吴楚退兵了吗？”邓公说：“吴王谋反，已经准备几十年了，为削他的封地而发怒，要求诛晁错，不过是个借口，本意并不在反对晁错一个人。现在杀了晁错，我恐怕天下之士从此闭口，再也不敢说话了。”景帝问：“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王国越来越强大，朝廷不能控制，所以建议削夺他们的封地，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地位，这是对万世都有利的打算啊。计划刚刚开始施行，竟全家被杀，这样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我认为陛下这样做是不可取的。”听了邓公的一番精辟的分析，杀了晁错吴楚仍不退兵的事实，使景帝如梦初醒，他叹了一口气，对邓公说：“你说得很对，我也悔恨了。”但后悔已经晚了。邓公这番话，显示了他的见识高深，得到了景帝的赏识。于是，就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用牺牲晁错和恢复被削封地的妥协办法不能使吴楚七国退兵，景帝就只有坚决使用军事手段，来平定叛乱。二月中，景帝下了一道诏书，号召将士奋力杀敌，同时下令严惩参加叛乱的官吏，从而鼓舞了汉军的士气。在周亚夫等路军队的攻击下，吴王刘濞兵败被杀，其他六个叛王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处死。刘濞经过长期准备发动的叛乱，不到三个月就被彻底粉碎了。

晁错虽然牺牲了，但晁错为之奋斗的事业还是被继续下去。景帝在平息吴楚七国叛乱之后，趁机在政治上作了一番改革。他下令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给他们派去官吏；他又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这就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仅得租税而已。这样一来，中央政权的权力就大大加强，而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晁错在历史上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晁错当然不是完人，他的缺点很明显，但是，在那个时代，他确是一个进步的杰出的人物，是一个政治家。明代李贽曾说：“晁错可以说他不善谋身，不可说他不善谋国”，热情赞扬了晁错为了国家利益而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应该说，这种精神是很可宝贵的。

§ 后世评价

晁错首先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晁错最早是学“刑名之学”的，什么叫“刑名之学”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政治法律的。也就是说晁错是政法学院或者政法系毕业的。因为学习成绩还不错，而且主要是文字工夫好，就当上了太常掌故。我们要知道，古人判案子很讲究判决书的起草，要求判决书写得很有文采，晁错很有文采，所以选他做太常掌故。晁错时来运转是什么时候呢？是被太常选拔去读《尚书》。我们知道，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古代的典籍失传，很多典籍流散在民间，传人一代一代地没有了。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懂得《尚书》的只剩下一个人，叫做济南伏生，但是等汉文帝找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不可能把他请到朝廷来，怎么办？所以只好下命令说：太常寺不是教育部吗？选拔一个可造之材，到济南伏生家里去学。苍天有眼，太常寺选中的就是晁错。晁错在济南伏生家，跟着济南伏生学了《尚书》，这就是儒家的学说，他原来学的是法家的东西，现在又学了儒家的东西，这叫做学贯儒法，学问大长，名声也大长，回到朝廷以后，说起话来是头头是道。汉文帝说这是个人才啊，这个人才不能浪费了啊，那就去辅佐太子吧，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于是就任命晁错做了太子舍人，后来又做了太子门大夫，后来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个什么级别呢？算是一个中层干部。

晁错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口才特别好，能言善辩，他进了太子府以后，太子嘛，他是储君，就是他等着做皇帝，他平时不管事儿，他没什么事儿做，晁错又一肚子学问，就天天跟太子谈学问，谈得太子对他有点崇拜，经常和他坐而论道。太子的家人也对他有点崇拜，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智囊”。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虽然在太子府里面做一个家令，或者还只是做一个门大夫等等，官职不大，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时常研究国家大事，向汉文帝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他给汉景帝上了好几道疏文，其中最有名的是谈两件事情的：一件事情是守边，一件事情是劝农，这篇疏文后来被收入《汉书》的时候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收入晁错的本传，一部分收入《食货志》，收入《食货志》的后来被命名为《论贵粟疏》。《论贵粟疏》是一篇有名的文章。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晁错，他又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办法的人，还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有思想的、有能力的、还不甘寂寞的人，就命中注定了他会来趟朝政这汪“浑水”，他一定会来管这个国家的事情。

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中的大臣关系就不好，我们看《史记。晁错列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袁盎及诸大功臣都不喜欢晁错，很不喜欢他，你想想，他在太子府里面不过做个舍人，门大夫，家令，并不是什么职权很大的，很重要的官员，只不过喜欢发发议论而已，大家都不喜欢他，一旦他进入中枢，担任重要职务的时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果然汉文帝驾崩，汉景帝继位以后就重用晁错。因为汉景帝觉得晁错是一个“智囊”，所以汉景帝一上台，第一件事情就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是个什么官呢？内史负责的是京城地区所有的行政工作，相当于现在一个首都市的市长，所以晁错是越过了副部级，直升正部级。这样一来，晁错恐怕是有点得意忘形，至少是有点趾高气扬，仗着汉景帝信任他，不停地提意见，不停地提建议，今天要改革这个，明天要改革那个，汉景帝还言听计从，都采纳他的建议，这一下子弄得朝中的大臣就不太高兴了。晁错第二个特点，汉初的那些高级官员基本上是贵族，或者功臣，有的是当年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虽然能力不一定强，但是熬熬年头也就慢慢地熬上来了，所以大家对于像晁错这样一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就青云直上的家伙，看不上眼。所以晁错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夹起尾巴做人。他不，今天改革，明天变法，像根“搅屎棍子”，搅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宁，大家对他就忍无可忍。

第三个问题，就是他那个一往无前，一往无前我们以前也认为是一个很高尚的品德，当然我们某些时候是需要一往无前，需要奋不顾身的，也需要执着，需要认死理，但要看什么人，什么事儿，什么情况，比方说你做学问，执着是好的，为什么呢？追求真理，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一定要执着，一定要认死理，我认准了这个，我就这条道走到黑了，我不碰到南墙，我绝不回头，也许就在我探索过程中，我还没有碰到南墙的时候就找到真理了。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该坚持的时候坚持，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该迂回的时候迂回。而且政治家要考虑的问题，一件事情不仅仅是该不该做，而且还要考虑能不能做，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质，他得看三步。而晁错是执着，坚持，认死理，只看一步，削藩就是对的，就是要做，能不能做，他不考虑，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也不考虑。

宋代的苏轼，也就是苏东坡，有一篇文章叫《晁错论》，《晁错论》一开始，苏东坡就提出一个观点来，他说一个国家最困难的事情，最难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看起来天下太平，实际上埋藏着隐患，这个事情是最难办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要怎么办呢？只有那些特别的、杰出的、优秀的那样一些人才可以担当这样一个重任，而晁错不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是说削藩其事是其事，晁错其人非其人，削藩这件事情做是该做的，让晁错来做是不对的。因为按照苏东坡的观点，做这件事情要有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第一个条件，知其当然，就是事先把这个事情想得清清楚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厉害关系，我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我如果要做的话应该怎么样，全部都把它想清楚了。晁错想清楚了没有呢？没有想清楚。我们看到他提出的就是一个口号：“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只有这八个字，没有看到他做什么可行性研究，有没有看见他提出可操作方案，他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没有了，所以不具备第一个条件。

§ 参考资料

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gk/2004-06/28/content_55298.htm

http://book.sina.com.cn/nzt/his/diguodechouchang/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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