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无锡国学专科学校 |
| 释义 | § 历史 1949年，无锡国专改名中国文学院，1950年和江苏教育学院合并为苏南文化教育学院；1952年，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和东吴大学、江南大学数理学院合并，在东吴大学旧址建立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改名苏州大学。 § 从无锡国专到清华国学研究院 同心出版社 作者： 文/谢泳 有一年苏州朋友黄恽送我一册《国专校友会集刊》第一集，1931年6月出版。是校友会自印的刊物，封面刊名是董康楷书题字，大32开本，前有唐文治和钱基博序言各一篇。 无锡国专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学校，虽然是私立，但名气极大。我随便翻看了一下这册校刊，感觉很特殊。无锡国专是民国九年年底由施省之捐款创办的，当时名为国学专修馆，馆长是唐文治。《集刊》是30年代初出版，但文字还是文言，内容全部都是国学方面的。国专建立在“五四运动”后第二年，它的出现可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学的激进态度有关。“五四”以后，在振兴国学方面，国专的努力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它的努力有一个特殊意义，那就是在新学术潮流对传统学术形成冲击时，传统学术如何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国专的选择是教育，是人才。 从这本集刊上看不出国专的教学课程设置，只从书中的大事记中找到一点点痕迹。1928年，钱基博到国专作了教务主任以后，学校的课程发生了一点变化，“本院原定学程与国立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大致相等”。可见它的教学也有与时代相适应的一面。同年中央大学派员到国专调查教学情况答复：“极称办理完善。”同时大学院还派柳诒征来国专调查并认为：“呈报条例符合成绩优良即于9月20日批准立案。”以后国专得到教育部经费“每学年洋3000元”。国专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要开设党义课、三民主义试验和军事教育训练。 在现代社会里，要想保持完全的传统教育方式，有相当的难度，但国专相对调整好了这个关系。以学员人数说，第一班招了30人，以后每班也就在30—40人之间，最多一次招了50人。人数虽然不多，但却出了很多国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如唐兰、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王蘧常、陈钟凡等，这些学者最后都落脚在了中国的现代大学里。这本集刊出版时，国专已毕业（含修业和函授）学生9届，从他们的籍贯上看，除了少量四川、福建、安徽和广西人外，其余都是江浙人，我从它的这几届校友录上看，没有发现一个北方人。 无锡国专学生的最后去向，特别是到了1949年以后，基本上是在中国各大学里的中文和历史系，这个经历成了他们一生的骄傲。也可以这样说，单就学校的总人数说，国专的学生不算多，但就专业人数来说，却不算少。当时中国大学里中文和历史系的学生人数多则十人，少则三两人是常见的事。国专从时间上说，比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要早五六年时间，所以它的学生中的优秀者又到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如吴其昌和蒋天枢，这其实是一个系统。几十年以后再看，中国文史哲的天下，大体可以说就是由这两班人来支撑的，这只要看看从1926年以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的名单就可以了。这两个国学教育机构一为国立、一为私立，而且都没有长期维持下来，它们的中断也预示了国学研究的最后命运。这两个国学教育机构，前后兴起的时间恰好有一段学术上的连续性，正是这种连续性，延续了国学研究的生命。在他们以后，这一领域里再出现像他们那样的大学问家就很难了，这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和无锡国专特别为人看重的原因，因为是他们在国学面临冲击的时候，挽狂澜于即倒。历史在事后看有时候很让人害怕，如果没有这两个机构，中国后来的国学研究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真不可以设想。附带说一句，钱穆和钱锺书虽然不是无锡国专出来的，但实际上他们和那里有更深的关系。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是无锡国专的教务主任，钱穆早年的学术生涯也是在无锡开始的。想不到中国传统学术的生命，最后与一个江南水乡连在了一起。 作者简介： 谢泳，1961年生，现居太原。著有《旧人旧事》、《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学人今昔》、《书生私见》、《教育在清华》、《逝去的年代》、《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等等。 § 无锡国专杂忆 -------------------------------------------------------------------------------- 作者：杨廷福 一 我们的队伍青黄不接，文史领域尤为突出，办好文科大学是刻不容缓的。在这“才难”之叹和如何培养的时刻，就不能不回忆起唐文治先生主持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为什么招生不多，却人才辈出? 一九二○年(民国九年)十二月，施肇曾(省之)和陆起(勤之)于湖光潋滟，岚色秀丽的惠山之麓，赁屋数幢，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敦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唐文治先生为馆长。当时在南京、上海、无锡三处招生，据说应试的达一千多人，结果只录取了正额二十四名，附额(备取)六名。一九二七年更名为国学专门学院，到一九三○年一月，才改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参照当时国立大学中国文学系各项规章办理，实行学分制，修学期三年。十年来，唐先生在教学上的惨淡经营和苦心擘划，已培育出像唐兰、王蘧常、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蒋庭曜、夏君虞等学有专长学者。一九三五年，拟于太湖之滨，宝界桥畔，勘地五十余亩，粗具黉舍规模。记得唐先生在奠基时，当场朗诵四句祝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蔚起，天下太平。”这一年全校有三百多学生，七个班，正科三年，分甲乙六班。另设一个补习班，凡学生程度较差的，先读补习班，再升入正科。这时可算是国专的“全盛”时代了。 抗战军兴，无锡沦陷，年已七十六，双目失明的唐先生率领学生数十人，含辛茹苦，转道至长沙、湘乡，沿途租民屋上课。一九三八年初，终于迁校桂林，先后借正阳街、环湖路民房，继续开学。入冬后，桂林屡遭空袭，便暂徙北流山围。 次年二月，唐先生以水土不服，年迈多病，返沪治疗。鉴于江浙学生纷请复课，遂改名“私立国学专修馆”，沿用私塾形式，避免向敌伪登记，校舍先暂借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通州中学，后在北京西路嵇山中学，敦聘王蘧常先生任教务长，而桂校则由冯振心先生负责。沪校三年制专科，自第二年起，分设文学、哲学、史地三组，直至解放后，改名“无锡中国文学院”，唐先生为院长，王先生任副院长，随着全国大专院校的院系调整，遂于一九五一年，并入江苏师范学院。 二 无锡国专与唐先生相始终，不能不概略提及其经历。先生名文治，字蔚芝，江苏太仓人，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生，父亲唐受祺是个以穷秀才终其身的候选教谕，教书为生。唐先生从小用功勤读，十六岁入州学，十八岁中举人，二十八岁进士及第，以主事分发户部，一八九八年，补总理衙门章京，一九○一年，随那桐到日本，后又随载振赴英，祝贺英王爱惠的加冕典礼。英国和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就，对他思想上的启迪和影响颇大。三十九岁出任商部左丞及右丞，四十二岁升左侍郎，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后，署理尚书。清末国势危殆，经济极为窘迫，他在步履维艰的情况下，通商惠工，颇具苦心。四十三岁那年，以忤权贵，调任上海实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监督。辛亥革命后，他是不以“遗老”自居的，学校改称南洋大学，任校长，直到一九二七年创办无锡国专才离职，为祖国造就了第一批的理工科建设人才。交通大学的师生缅怀唐先生，筹建了“文治堂”，作为永久的纪念（十年浩劫中被破坏，现已重新恢复）。唐先生毕生治古代散文及宋学，尤推崇紫阳学案，颇有发明，著有《茹经堂全集》。解放后卧病上海，陈毅同志关怀耆宿，照顾备至。一九五五年逝世，年九十一。① 唐先生系桐城吴汝纶（挚甫）的高足，创办南洋大学，即取法挚甫先生出长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时一套办学经验：名师荟萃，学风浓厚。唐先生心摹力追，科研则兼收并蓄，对学生要求严格，拔植隽才，坚持学生首须过好古文、外语两关，教授须是第一流学者。辜鸿铭（汤生）虽然有些怪癖，但奄贯中西，就是唐先生亲自礼聘的教授之一。唐先生为什么移居无锡要创办国专呢？是他愤慨北洋军阀的祸国殃民、国将不国。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唐先生当然不可能成为共产党人的，但毕竟是爱国爱民的，一个旧式学者文人在当时要救国培养人才，那只有私人办学了。他说：“吾国情势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为学，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唯一主旨。务望诸生勉力为圣贤、为豪杰，其次亦当为乡党自好之士，预储地方自治之才。”“他日救吾国，救吾民，是区区平日之志愿也”（见自订《茹经年谱》）。这就是他创办无锡国专的目的和动机。因此，在饭厅里悬挂明代抗志不屈的杨椒山（继盛）的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希望学生在用膳时思忖着。同时他即以创建南洋大学的务实精神，用之于国专。 首先，唐先生认为学生的质量，系于教师的水平，故培育人才，端赖名师。早期几届除亲自授教全部经学课外，所聘教授不多，但均系著名学者文人。像清末民初鼎鼎大名的陈石遗（衍）先生长期主讲《通鉴》和诗学等课。他莅校之前，已撰有《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诗话》、《元诗纪事》等，一时远播扶桑，为日本著名文学家神田喜一郎等击节赞赏。莅校后，他讲《通鉴》，熟到胡三省的注能背出，分析颇有条理；同时以渊博深湛的知识，阐发历代诗歌的真髓，一经启迪点拨，如坐春风化雨之中。那时陈衍住在苏州，每星期五来无锡讲课，星期一返苏州。每课时的代价是大洋二十元（约合白米三百斤），这样高昂的钟点费，超过全国任何一个名教授。可是区区的私立无锡国专却是不惜工本的。当时名师，还有金松岑、李详（审言，文选专家）、孙德谦、钱基博、顾实、陈柱、朱文熊（叔子，著《庄子新义》），等等。 同时敦请学者专家作专题讲座。当时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经常来国专讲学。章先生一口余杭土话，又是烟卷不离口，讲时详征博引，很不易懂。幸有随从弟子作快速板书和记录（记录即印发），才解决了一些听众的困难。不少专家的讲座，开拓了同学的视野。 四十年代，唐先生已屈耄耋，实际上的校务是由王蘧常先生一人仔肩，面对经费支绌，困难丛集，始终是殚精竭思地考虑如何办好学校。先后延请了许多热心教育，而又是卓然成家的学者，如周谷城（中国通史）、王蘧常（诸子概论）、周予同（经学通论）、蔡尚思（中国思想史）、钱萼孙（诗学研究）、胡士莹（词学研究）、王佩琤（曲学研究和版本目录）、朱东润（历代文选）、唐庆诒（中西文艺批评）、郝昺衡（中国文学史）、胡曲园（中国通史、逻辑学）、徐震（三礼研究）、鲍鼎（甲金文研究）、张世禄（音韵学）、朱大可（基本文选，经学概论）以及赵泉澄、蒋祖诒、吴丕绩、葛绥成、许国璋、金德建等在学术上均有成就。而年近八旬的唐先生仍然亲临第一线，执教论孟研究、周易研究等课。学生们惊讶他的记忆力，四书五经的注疏都背诵如流，分析义理，头头是道，由陆景周板书。 为了开拓学生的学习园地，举办课外讲座，除唐先生讲授传统古文读法外，还请了吕思勉、郭绍虞等教授作文史方面的专题讲演，一时听者如归，座无虚席。 无锡国专对学生的要求是颇为严格的，招生“少而精”，学习则“由博返约”“循序渐进”。因此，学生的入学必须择优录取，唐先生认为笔试固然能衡量学业水平，但还有偶而的侥幸，而口试随问答而变异，不受试题的局限，学生的程度也就昭彰了。他任南洋大学校长时，每届招新生，都要经他亲身口试，以定去取。国专招生时，口试尤为严格，这是重要的一关，往往化了很长时间，唐先生是不肯苟且的（学校迁沪后就不举行了）。口试问题很广泛，一般先问考生读过哪些文史哲类的专著，回答后就要问内容了，回答内容后，就要你论述对某书的心得体会及其优劣，往往“打破砂锅问到底”，直至考生词穷而止。 唐先生在五十五岁那年眼瞎，只能依靠听觉来了解一切，每天有专人替他口诵典籍、书报，作为程课，但他听觉特别敏锐，任何冗长的文章，一经读出，便能完全领会。晚年以卖文为生，江南的士宦名流的“寿序”、“行状”、“墓志”等多出其手，就是由他朗诵腹稿，而旁人录出的。对学生，他认为读和写的训练很重要。学生的作文必经其耳，细心聆听后，即指出某句应如何改易、整个谋篇如何，由旁人记录，批在作文卷上，并叫学生仔细体会怎样写好文章。为什么国专出来的学生，一般还能写写文章，这和唐先生的熏陶有关。年高身残，行履维艰，但是他每天上午七时必临校办公，风雨无间，经常由人搀扶着到教室、饭厅、宿舍了解学生情况。据金易占的回忆：“国专的饭厅秩序是比较突出的，几百人在一个饭厅里进膳，从来没有人小声讲过话。”每星期一的“纪念周会”，校长是必对全体学生讲话的，内容不外勉励学生如何进德修业，但他很懂得学生心理，讲话扼要中肯，为时最多不超过二十分钟，学生也就不感到厌烦了。国专在学业上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在生活上却不甚干涉，可说管理颇松，出入自在。在唐先生言教身教下，有些学生不免迂阔，但放荡胡闹的行径，似乎很少。 无锡国专有办学十六字诀：“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咏，切己体察。”因此它的课程设置，除必修课和当时一般大学的中国文学系一样外，在抗战前选修课，分义理、词章、考据三大类，读的都是专著。其中又分经、史、子、集，至于什么概要、通论、概论之类是摒弃的。学生必须贯通经、史、子、集中的某一专著，熟读深思作为基础。并重视毕业论文，学生修业的最后一学期，由教师指导撰写毕业论文，以论文的优劣，品定毕业的名次。 在读的双基训练方面，每一国专学生至少能背诵长篇古文五六百篇。唐先生为此传授了吴挚甫“古文四象”（太阴、太阳、少阴、少阳）的传统朗读法，特别指出通过朗读可提高沉浸词章的乐趣，收到融会贯通、消化吸收的效果；还循循善诱地引导，反复熟读顺诵像贾谊《过秦论》、晁错《论贵粟疏》、诸葛亮《前出师表》等气势磅礴、纵横捭阖的文章，对今后写论文是有所裨益的。因此，同学大都懂得在抑扬顿挫、缓急轻重的声调节奏中，玩味文章的起承转合、措辞构思之妙。不论早晚，国专教室内外，总是一片琅琅书声。其次，除要求能背能写各种体裁文章外，还要吟诵历代诗词名篇，辨清四声及阴阳清浊，从而能赋诗填词。这样的“书塾式”的读书方法，无视于“死记硬背”的讥诮，形成国专自己的学风，环顾当时文科大学，确是罕见的。 “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毕业前，很多学生懂得写毕业论文，搞学术研究，不能依赖第二手材料，不能沿袭别人的研究成果，不能拾人牙慧。而要立志探索学林，有所创见，虽不能“戛戛独造”，但是至少运用第一手资料，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国专藏书不多，约五万册，其中有元、明善本三千册左右，每天课余时间，图书馆总是人满为患的。约计从一九二五年学生会创刊《国专月刊》至抗战后停刊。每学期一卷（五册），全年两卷（十册），共出版了八卷左右，刊载的都是师生学术性的文章。国专在经费支绌的情况下，截至抗战军兴，我们回忆凡出版了《通鉴纪事本末书后》、《孟子概述》、《史汉文章研究法》、《礼记大义》、《十三经提纲》、《周易消息》、《庄子新义》、《老子通证》、《名家五种校读记》、《文心雕龙校读记》、《文史通义注》、《尚书大义》、《性理学大义》、《石遗室论文》等专著。 唐文治、王蘧常两先生指导学习，提倡的是厚植基础，“由博返约”，即扎扎实实打基础，博览专精拓津途。相反，决不趋时髦，不尚空谈，不抄捷径，不怕异议。无锡国专在当时是属于文科大专性质的学校，但在全国范围内看，却是有些不同于众之处。一九三一年冬，国际联合会教育科（相当于今国际科教文组织）的唐克尔•培根到我国考察教育情况，考察了无锡国专后说：“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并希望这所继承中国文化的学校能够发扬光大。”以我国文化之悠久，幅员之广大，人口之众多，有这么一所少数人啃古书，从事研讨传承“绝学”的学校，也是无可厚非的。何况它对学生厚植基础、因材施教等措施，也还是多少年来从实践中获得证明，行之有效的治学途径啊！ 国专在沪复校后，王先生更善谋远虑，除因袭唐先生教学方针外，还增添了一些课程，不受当时教育部颁布设置的束缚，订出一套设置方案，除必须通读一些经史子集的重要原著外，还要求学生掌握文字、训诂、声韵、版本、目录、古书校雠学的知识和技能，为将来能独立研究，探讨学术积聚基本条件。 这些要求于学生的若干措施，在培养文史领域方面人才来看，至今是否还有借鉴的意义，值得深思。 三 国专开办至结束，为时仅三十年，校友约一千七八百人左右，人数不为多，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囿于所知，略举数例：早期的校友不多，但探讨学术、驰名中外的，如王瑗仲（蘧常）的诸子、群经研究，钱仲联（萼孙）的诗词骈文研究，兼工赋诗，有“江南二仲”之称。瑗仲先生所撰《严几道年谱》和诗集《抗兵集》，曾为学林转相称引。最近法国卡里诺夫斯基博士来中国，执贽于王先生之门，学阴阳五行之说。唐兰的古文字研究论著，为世界各国普遍译印。吴其昌的考古学撰述，亦远播海外，推为一代巨擘。毕寿颐邃于经学、段氏说文，有《度帆楼文集》，识者推为乾嘉学者，允无多让。余如两汉书专家蒋庭曜、楚辞专家蒋天枢、《星预诗钞》作者朱星预、史学家魏建猷，等等，都是早期校友，他们学术造诣，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四十年代前后，同样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至今当教授、研究员、编审、特级教师的更仆难数，略举数例以明之。 马茂元的唐诗研究，卓有成绩。周振甫的诗文评述和古籍整理，腾誉士林。鲍正鹄致力于文史和图书馆学，成绩斐然。冯其庸的红学研究，著述宏富，独到之见，为国际学者所推崇。汤志钧的近代史和经学史的探索，赢得学林的佳评。徐兴业娴熟宋史，近撰《金瓯缺》一百二十万言，推为历史小说中的翘首。陈祥耀致力于古典文学，颇具灼见。朱星的《金瓶梅考证》，蹊径独辟。江辛眉于修辞、校雠之学，造诣颇深。他和沈熙泉、李孟矞、严古津的诗学研究与创作以及吴雯的词作，具见才思。再如杨康年、王绍曾的擅长版本目录、兼精史学，陆成侯的潜研辛弃疾和明史，陆以鸿的科学译著，翁闿运的金石、书学，周坚白的书画，周慧■的书法，均见称于世。在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上，作出优异成绩，并有著述传世的如唐尧夫、沈蘅仲、张■之、何以聪、姜烈、许威汉等等，不再赘述。至于中学特级教师中，国专校友也占了一定比例。 国专历届校友散在大江南北，大多是献身于文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并有所成就。笔者知见有限，只能聊举数例，目的想提出一个问题：即这些人才的出现，是否与国专办学方法有关？ 四 际兹四害荡涤，海字廓清，为进一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繁荣学术，必须办好文科大学，举国上下，已形成同一呼声。党中央重视百年大计，寓意深远。我们认为如何切实办好，除集思广益，擘划新路外，对类似国专那样旧学校办学的点滴经验，不无借鉴之处。诸如从低年级起，狠抓朗读背诵，倡导读原著，广涉猎。从高年级开始，重在引导学生根据平时爱好和专攻，进而向文史领域中的一个方面，集中探索，有所突破。这无疑是一条国专培育人才的途径，是耶非耶，有待大家畅抒己见。不妨把当前办文科的设想和课程设置，与之较论得失，权衡轻重，有助于切实解决文科多出快出人才的问题，全面有效地订出办好文科的具体措施。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深信今天专攻文科的同学们，在此呼吁改革文科体制声中，瞻望不远的将来，一定能为祖国辉煌灿烂的文史园地，盛放出万紫千红的奇卉异葩，开拓出前所未有的风光旖旎的百花园！ （原载钟叔河 编《过去的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转自往复） 文脉无锡：从东林书院到无锡国专 yuanj 2005-06-17 12:14 -------------------------------------------------------------------------------- 4、古代无锡文脉之路：从学塾到书院 人才辈出绝不是偶然没有崇尚文化的共识没有重视教育的实践人才就不会辈出也就形不成文脉。 无锡历来重视文化教育。北宋嘉佑三年(1058)，无锡县学宫建成，位于今天的学前街。自宋至清，无锡先后有13所书院。 公办的教育如县学以外，无锡还有许多家塾、教馆、族塾和义塾，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有史可考无锡最早的学塾是元代的强氏义塾，其后私人办学渐渐增加。私塾以外，还有地方人士集资或财政出资的义塾。同治年间知县吴政祥还在四乡办了四所义塾，诸成绩在城中南门、西门各建一所义塾，光绪年间倪咸生建养正义塾，无锡、金匮县学各办了一所义塾，施行免费教育。光绪二十四年(1898)，无锡兴起办新学，在旧式经史子集的学业中又增加了英文和算术。到了清末，无锡的私塾数量达到866所。 古代无锡对教育的重视，使得无锡人才辈出。科举制度、文官政治为普遍的尊重学问提供了平台也为国家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自隋代开创科举以来，无锡出了五名状元，宜兴出了两名状元。学宫旁的状元坊上还悬有“六科三解元”、“一榜九进士”的匾额，在无锡传为佳话，为人津津乐道。今天的东林书院道南祠前，恢复了这些匾额。 从孩童启蒙到研究学术，梳理无锡的文脉，就不得不提到东林书院。书院是文脉中的精英学术团体。宋代程朱理学的承前启后人物、二程的得意弟子、朱熹的老师——杨时(号龟山)是东林书院的创始人，杨时在东林书院长期讲学，使无锡成为当时东南地区理学的传播中心。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一支，也是封建社会以儒学作为立国思想的显学。有一块《锡山儒学先贤祠记碑》记录了宋代杨时起理学在无锡的流传情况，至今保存在无锡碑刻博物馆的县学牌刻中。 文化精英推广了文化教育，文化教育又孕育了文化精英。无锡人文荟萃的局面，自此分外好看。同时，从唐代名相李绅、宋代名相李纲为代表的无锡籍官员的治国理念中，我们不难发现，孟子的民本思想在无锡文脉中渊源有自。读书明理做学问与关爱民生，实践社会密不可分成为无锡文脉能够继往开来的缘由，也为后世无锡文化开辟了务实之路。 5、文脉重镇：东林书院与无锡国专 有耕耘就有硕果，说到无锡的文脉，不得不提到这两个名字：“东林书院”和“无锡国专”。 南宋开创的东林书院是无锡文化的重镇，也是中国书院文化的重镇。元代东林书院荒废已久，直到明万历年间，吏部无锡籍官员顾宪成罢官回锡，与指责皇帝失职被贬的无锡官员高攀龙等人开始重修东林书院。 明代的东林书院一时成为天下学子、正直士大夫的众望所归。他们在此讲学论道，而且积极议论朝政，抨击阉党，一改空谈心性与世无涉的学问志趣。当时的讲学强调德性修养，提倡兼听博采，反对空疏，关心民生、国事。顾宪成说：“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道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由于在东林书院讲学的学者学问精深，东林书院逐渐成为东南地区的学术中心：“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己悚神，执经以听，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 东林书院将学术与政治、道德与实践一以贯之，形成了东林学派的特点。顾宪成主张“实学”、“实用”、“实益”，可以说，作为文化重镇，明代东林书院是宋代东林书院儒家理学传统的继承恢复，也是继承中的创新。无锡文脉至此开始了转折，那就是从务虚逐渐走向了务实的道路，从中我们还能听到清代中国学术文化转向实学的先声。 三百多年后，无锡的文脉出现了一个今天已鲜为人知、与东林书院堪称伯仲的学府，那就是“无锡国学专修馆”。 清末，传统书院式的文化教育渐渐被新式学堂为代表的现代教育所取代，这时期，既有传统书院的特点，又能与现代教育体制接轨的，就是唐文治创办的无锡国专。 唐文治，经学家，太仓人，曾任职于清廷外务部、商部，担任过交通部上海工业学校(今上海交大)校长，还担任过私立无锡中学(今三中)校长。唐文治深谙国故，主张实业与保存国粹并重，而无锡恰恰是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又是一个洋务官员办实业起家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发源地。无锡读书人的文化底子和无锡士绅的经济底子满足了唐文治保存国粹、实业救国的思想。可以说，无锡国专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注定要成为无锡文脉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20年冬，唐文治回到无锡。当时，钱塘人施肇曾发起开办无锡国学专修馆，特邀唐文治为馆长。馆址最早位于锡山下，后由无锡士绅捐资在学前街学宫东侧建新址。 五四运动之后，传统的国学遭到了怀疑与否定，这是研究国学的无锡国专的文化背景。同时，无锡国专又不同于东林书院这样的传统书院，它继承了清代实学的优秀传统，又有着现代大学的特点。1928年，当国学家无锡人钱基博担任无锡国专教务主任以后，国专课程发生了变化：“本院原定学程与国立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大致相等”。有人这样评价国专，“正是这所学校，担负起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及教育精神的延续与转型重任”。 三十年间，无锡国专共培养了1700多人，其中不少成为文史专家，为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这份出自国专的名单，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份量：王蘧常、唐兰、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魏建猷、马茂元、周振甫、冯其庸、汤志钧、朱星、王绍曾……这些人之后都成为国内各大学中文、历史等各学系的栋梁之材，无锡国专的经历成为他们一生的骄傲。 1931年11月，国际联合会教育科派遣唐克尔•培根来我国考察教育情况，他考察国专后说：“这所学校是纯粹中国化的学校，中国固有文化仅赖此校一线维持。” 1949年8月，无锡国专改名为中国文学院，1950年因经费困难被合并。无锡国专消逝了，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当代学者谢泳写到：“国专从时间上说，比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要早五六年时间，所以它的学生中的优秀者又到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几十年以后再看，中国文史哲的天下，大体可以说就是由这两班人来支撑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和无锡国专特别为人看重的原因，因为是他们在国学面临冲击的时候，挽狂澜于即倒。如果没有这两个机构，中国后来的国学研究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真不可以设想。钱穆和钱锺书虽然不是无锡国专出来的，但实际上他们和那里有更深的关系。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是无锡国专的教务主任，钱穆早年的学术生涯也是在无锡开始的。想不到中国传统学术的生命，最后与一个江南水乡连在了一起。 ” 比较东林书院和无锡国专，我们发现无锡的文脉竟与中国的学术文化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它们都曾担当过振兴时局，力挽狂澜的重任，这是否无锡文化特点的呈现？ 6、近现代文脉转型之路 民风淳则学风正。无锡国专之成功，既得力无锡士绅经济上的支持，也得力于近代无锡的教育水平。国专的成功，是历史的水到渠成。 近代教育是无锡文脉一段辉煌的历史。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无锡就有了民间私立的新式学校。1898年连元街上的“立矣实学堂”是无锡最早的新式学堂，顾毓王秀就曾在此就学。其后，曾编辑出版全国第一套小学教科书的“三等公学堂”和“东林学堂”、“胡氏公立蒙学堂”、“竞志女学”等一大批以启迪民智教育救国为宗旨的新式学堂相继建立。编辑1910年初等小学国文课本和1912年民国第一版全国高等小学课本的同样也是无锡人。 上世纪二十年代，无锡的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由于早期的无锡民族工商业家如杨、薛、唐等姓，均有晚清官绅背景，既深受传统中国文化的浸淫，又是洋务派实业救国的专家，他们“重名犹过于重利”，热心于教育事业。国学大师、史学家无锡人钱穆曾这样描述：“凡属无锡人，在上海设厂，经营获利，必在其本乡设立一私立学校，以助地方教育之发展。”无锡工商界巨子荣德生就曾创办了江南大学等学校，更多的无锡工商界士绅则在创办各类学校之余，资助着无锡国学专修馆。 无锡还是国内较早有公共图书馆的城市，位于崇安寺的无锡县立图书馆是继北平成立京师图书馆后国内较早成立的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县立图书馆建立后，还组织图书到乡镇巡回阅览。其后还有荣德生兄弟创办的大公图书馆等等。无锡有识之士的见解之深，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之强，堪称进步。 二三十年代这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教育运动，江苏省领先于全国，而“江苏乃至全国社会教育的策源地”正是无锡。无锡先后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教育家，如唐文治、侯鸿鉴、俞庆棠、高阳、顾倬等等，成为无锡文脉的掌舵人。 不同于古代教育，由于实学、实业思想的深刻影响，近现代的无锡文脉产生了质的转变，从早期文理并重，到后期科学称雄，此消彼长，文脉渐渐衰落，对城市的定位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由于近现代无锡教育在各个层面提升了人的文化素质，又为几十年以来无锡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有作为学术重镇的无锡国专，才有了传承中国文化的一大批精英；有源自洋务运动的无锡民族工商业家的实业思想，才有了无锡近现代的理工教育，因此从国学到理工经济各科，无锡一地会产生如此之多的专家学者、院士名流，为国家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这是无锡文脉最为辉煌的百年。 回味近现代无锡文脉与实学、实业之间种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比较无锡国专在中国文脉中的地位和无锡民族工商业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地位，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巧合，我们在赞叹之余，也有慨叹与启发。文脉何以为继的问题，不只是无锡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 7、现代无锡文脉之星 当无锡文脉的历史渐演渐近，我们的眼光自然会落到几颗特别耀眼的明星上，那就是谢泳文中提到的并不出自无锡国专的钱钟书与钱穆，这两位无锡人引以自豪的大师。 文化泰斗钱钟书是国学家钱基博之子，从小博闻强志。1933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翌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1938年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钱钟书对中国文化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主要著作有《管锥编》、《谈艺录》等。钱钟书以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深刻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在文学研究中，以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多种方法相互经纬，把文学现象分析纳入完整的文化系统，将文史哲各学科融会贯通。钱钟书被誉为“文化昆仑”。 国学大师钱穆，字宾四，1930年起先后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江南大学等院校教授。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迁居台湾，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班主任，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著作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国史新论》、《朱子新学案》等。钱穆治史的终极目标是用中国学术的传统和眼光，为中国文化找一个方向和归宿。钱穆被人尊为章太炎之后唯一的国学大师，是“中国最后一位士人”。 诚然，无锡的文脉，从来未能跳出中国文化的历史大势。所谓文脉，也只能留给历史，而今天，当“没有大师的时代”一说被普遍承认时，我们却不能将责任推给过去。文化是一条河流，我们希望能看到无锡的文脉能够蕴育潜流，重现激流。 从东林书院到无锡国专，无锡的文脉，又何尝只是文脉而已。 本文引用参考文献颇多，恕不一一注明，特向原作者致谢。 策划：新闻策划部 到底是谁愚昧了当今大学生？ [ 2006-8-8 11:44:46 | By: p417810016 ] 惊闻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交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7所大学取消了“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论文”这个硬指标的消息，学生即使没能发表论文，也能毕业了。这真是一个好消息，看来研究生们的肩膀上不用长着自己的脑袋用于思考了，只需按装一个记忆芯片就万事大吉了。 现行教育制度的制订者们，不知是无知者无畏呢，还是出于对教育的深刻理解而标新立异，似乎总是与先哲前贤们的教育观反其道而行之。《礼记》中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而我们的师者不仅大多是“记问之学”，也要求学生求“记问之学”，善思者即视为另类；孔子说：“有教无类”，而我们却把学生人为地分类教之，什么“优生班”、“差生班”等等；伊索说：“教育的基础，在于认识个性；教育的宗旨，在于确立人格”，而我们却在教育中磨灭学生的个性和人格；斯宾诺莎说：“教育的目的应当教人如何思考，而非思考些什么。应当增进我们的心智，使我们能自行思考，而不是将别人思考的东西来作为我们记忆的负担”，而我们却用毫无人性的应试教育制造出强大的升学压力，从而逼迫学生丧失自行思考的能力；世界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是“宽进严出”，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是“严进宽出”，使大学生们走向社会后大多是学非所用，就业困难。这种教育制度，也许是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思想指导下订立的，谁让这些先哲前贤们都属“封、资、修”的“敌人”行列呢！ 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主张，是要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整合得兼容并包，把学生培养成既有完美人格，又能独立思考，而且学识丰富的民族栋梁之材，并非培养只会死记硬背适应考试的庸才。现在的应试教育体系，其最大特色便是扼杀人性，禁止思想自由，学生们学习是为了考试，而且所谓的标准答案如沉重的桎梏，使学生们难以在学海中自由地荡漾。在这种教育制度下，迫使一些学生“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大学应是独立自主、圣洁超俗的学问殿堂，不应有过多的世俗干预，更不应把它变成一种统治机构，要让学生们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陈寅恪先生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还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们不能为了眼前的某种需要，置民族的千秋大业而不顾，以一种学说，一种思潮，一种教育模式来约束学生，把学生变成考试机器。大学不仅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也更应该通过教育而造就无数的天下英才，禁止思想自由的应试教育，是得天下英才而愚昧之。 学生们毕业时撰写与发表论文，是对其学业是否学有所思，是否有独立见解的一种检验，放弃这种检验，就意味着要学生放弃对学问甚至是对真理的追求。唐文治先生在民国九年创办的无锡国立专科学校，十余年间，总共只有千余名学生，却培养出二百多位国家级的专家学者来。无锡国专的学生，平时从不用考试，每个学期只需交一篇论文。学期之初，学生自定题材，老师开出参考书目，期末以论文评定优劣。因此，无锡国专的学生思考能力强，有独立见解，成才比例也高。无锡国专的经验，说明撰写与发表论文对培养学生研究学问能力的重要性，这是不是对当今的教育界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呢？ 也许提出取消“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论文”这个要求，是鉴于当今学校中不仅学生们研究能力差，而且导师们研究能力也差，君不见一些导师们在大肆剽窃他人的文章吗？要求“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论文”，岂不是缘木求鱼？悲夫！ http://www.einhand.com/player.swf?user=p417810016 § 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 陈平原 在晚清学制改革大潮中，朝野间对于“开学堂，育人才”很快形成共识；分歧在于如何看待源远流长的书院。“时局多艰，需材尤急”，无法生产坚船利炮的书院，其教学宗旨及培养方案，非改不可。于是，出现了三种颇有差异的选择：一、整顿书院，增加西学课程（胡聘之等）；二、保留书院，另外创设讲求实学的新式书院或学堂（廖寿丰等）；三、请皇上发布诏书，“将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康有为等）。取消书院，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新教育，这一“兴学至速之法”，从郑观应最早提出， 迭经胡燏棻、李端棻、康有为等的一再奏请，终于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谕令，通行全国。其间虽有反复，但秋风日紧，大树飘零已成定局（注：参见胡聘之等《请变通书院章程折》、廖寿丰《请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折》、张汝梅等《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折》、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郑观应《盛世 危言•考试》、胡燏棻《变法自强疏》、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及 《清帝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校》，分别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和朱有＠(原字王加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家宁愿纵论飘渺含糊的“三代之学”，而不想涉及近在眼前的书院之利弊得失，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比如，不愿意“穿新鞋走老路”，或者担心旧体制因而“ 藕断丝连”等。可这么一来，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被高悬云端，无法介入20世纪初极富激情与想象力的制度创新。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完全确立，书院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教育家们方才回过神来，对书院的黯然退场表示极大的遗憾。比如，以提倡新文化著称的胡适便大发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注：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第21卷3期，1924年2月。）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擅长“以史为鉴”的中国学人，在追怀日益远逝的书院的同时，开始“补偏救弊”。于是，为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一道不太耀眼但也无法完全漠视的“风景线”。那便是：或借书院精神改造现代大学（如蔡元培、胡适），或尝试重建已经失落的书院（如章太炎、马一浮）（注：参见陈平原：《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岭南学报》新第 一期，1999年10月。）。在这其中，对传统书院大有好感，可又能顺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与现代教育体制接轨的，当推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1865—1954）创办的无锡国专。 这所“书院式的学校”（注：参阅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见《文教资料》1985年2期。钱氏乃无锡国专早期毕业生，1934年回母校任教，其追忆与总结相当精彩。），创建于1920年，初名无锡国学专修馆，1927年改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励精图治十年，终于在1928年通过考核调查，被批准立案；1930年得教育部令，更名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抗战中，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无锡国专以不同形式分别在桂林、上海两地办学。1946年初春在无锡复校，1950年因经费支绌被合并，取消建制。三十年间，曾在无锡国专就读的校友约一千七八百，其中不乏文史研究方面的杰出人才，如早期学生王蘧常、唐兰、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魏建猷，后期学生马茂元、周振甫、冯其庸 、汤志钧、朱星、王绍曾等。更重要的是，这所学校的课程设置及讲课方式，不同于一般大学的中文或历史系；其筹建及运营，更富有传奇色彩。而这背后，牵涉到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及教育精神的延续与转型，值得认真研究。 一、从“救民命”到“正人心” 国年间的大学校长，颇有一言九鼎，决定整所大学的风格与走向的，如国立大学的蔡元培、梅贻琦、私立大学的张伯苓、教会大学的司徒雷登等。但所有这些校长，就其与所主持的学校的亲密程度而言，均不若唐文治之于无锡国专。称唐校长乃无锡国专的灵魂，一点也不过分。不只是规划与创办，更包括日常的管理与讲授，唐先生几乎事必躬亲，尽管其眼睛已经基本失明。可以这么说，无锡国专的一举一动，都带着明显的唐文治个人色彩。这自然是因为学校规模小（顶峰时期学生人数也不过三百人），加上是私立，校长有权“说了算”。但更重要的是，如此兼及传统书院的山长与现代学堂的校长，正是唐文治的自我定位。故必须将唐先生本人的社会阅历、政治倾向、文化理念与学术追求考虑进来，方才可能解读这所风格独特的学校。 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作为大名鼎鼎的交通部上海工业学校（即1896年由盛宣怀奏请筹设的南洋公学，1921年起改名交通大学）的校长，为何辞去现职，跑到无锡创办小小的国学专修馆？这一点，论者大都依据唐文治本人的自述：因目疾日深而辞职，因宗旨相近而办学。可这里有几个小问题，牵涉到日后无锡国专的发展方向，不能不详加辨析。 依《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庚申（1920年）五十六岁”则，不顾交通部以及学校同人的再三挽留，十月初三日“余遂决计解职回锡”，同年十二月间方才应施肇曾邀请开办无锡国学专修馆。也就是说，辞职与开馆，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此前半年，唐先生已经答应出任私立无锡中学的校长，并为其制定章程（注：据无锡市三中《深切怀念老校长唐文治先生》（《唐文治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油印本，江苏无锡，1994）称，唐日后还专门为无锡中学撰写校歌：“力拯水火济生民，即为邦国兴太平。”）。此前八年，原籍江苏太仓的唐文治，已经在无锡购地建屋，奉父徙居。回过头来，不难发现，五十六岁的唐文治之所以退隐无锡，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已将无锡作为终老之乡，这才能理解其宣布讲学宗旨时，突出“预储地方自治之才”。而所谓“惟冀有如罗忠节、曾文正、胡文忠其人者出于其间，他日救吾国救吾民， 是区区平日之志愿也”（注：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85页，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会校印，1935年。），除豪杰崛起于乡间的传统想象外，还凸显了清末民初变革的新思路：权力下移，地方自治。 而这，正好对应了精研易经、洞明世事的唐文治一生的运动轨迹：京城为官(1892—1907) ，上海办学(1907—1920)，无锡讲道(1920—1950)（注：抗战爆发后，年过七旬的唐文治主要活动在上海，但因仍在从事无锡国专未竟事业，故不加分别。至于同是一校之长，何来“办学”与“讲道”的区别？这涉及对于二校性质及宗旨之理解。）。对于唐先生来说，真正的“节骨眼” ，不在大清王朝的解体，而是自家的文化根基。抗战中坚持民族气节，拒绝出任伪职，这对于理学家来说，自在预料之中。曾任商部左侍郎、后又曾署理农工商部尚书的唐文治，辛亥革命后不只没有成为遗老，甚至在关键时刻，与伍廷芳等联名通电，要求清帝逊位。这显然得益于其尽早离开了污浊的京城，远走上海办学。 1907年的远走上海，并不像自订年谱上说的，只是为了照顾“父亲年迈，思乡日切”；在 我看来，主要还是官场失意：一直提携他的农工商部尚书载振被参劾辞职，唐因而前途渺茫。而同样是弃政从教，选择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而不是北京实业学堂或北京贵胄学校，这倒是很能显示唐文治的见识。四年后，唐因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改南洋大学事上京，年谱里留下这么一句：“京师气象，腐败已极，余小住数日即回上海。”（注：参见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71页。）十几年的京官，不能说对红顶子毫无留恋——自订年谱里再三出现蒙皇太后召见垂询云云，可见一斑。陈衍批评唐文治 “学问文章，皆有纱帽气”（注：参见钱钟书：《石语》，第4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不无道理。可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告别无可作为的京城与官场，远走上海的唐文治，又投身于晚清另一热门事业：“教育救国”。 到任不久，唐文治上条陈，订章程，立宗旨。除了要求增加经费、扩充专科人数，更强调 “严定章程，以道德端其模范，以规律束其身心，庶几教授管理有可措手，学生乃能有志上进，蔚为通才”。作为“实业学堂”，自是“大要在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全国实业为主”。可监督（校长）唐文治，却还有培养通才以及整顿士风的愿望，于是在《咨呈重订章程和宗旨》中，不忘添上一句“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注：参阅《条陈本学堂办法》和《咨呈重订章程和宗旨》，均见刘露茜等编注《唐文治教育文选》，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年。）。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官样文章，讲求实业与保存国粹并重，正是唐先生一辈子奋斗的目标，也是其区别于一般的洋务官员或理学名臣之处。 曾两度跟随载振亲王出访英、法、美、日等国，再加上任职外务部和商部，唐文治对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略有了解，当然明白“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二者交叉的分量。出长上海实业学堂后，强调“学堂异于科举，要以崇实为宗旨，使人人重于实学”。正是由于这种“尚实”的办学宗旨，加上上海的特殊地位，学校水平迅速提升，博得国外教育界的好评，毕业生甚至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院深造。以至唐先生不无得意地称：“余私心窃计，以为中国东南各省无大学，于此，盖始基之矣。”（注：参见刘露茜等《唐文治对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贡献》，《唐文治教育文选》，第320～34 2 页。） 作为东南各省大学之翘楚的上海交通大学，1930年举行第三十届毕业典礼，特邀请老校长前来训词。唐文治先是表白当初办学之“区区宏愿，尝欲兴办实业”，很快地话锋一转，引述诸多孔孟语录，论证“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当先砥砺第一等品行”（注：参见《上海交通大学第三十届毕业典礼训词》，《唐文治教育文选》，第231～234页。）。确是理学家本色，时刻不忘教导学生如何做人。如此才性，出长“工业专门学堂”，其对于创办铁路或电机专科，改革土木及机械课程，到底能投入多大的热情，实在值得怀疑。不妨看看唐校长上海十四年间的著述：《国文大义》、《古人论文大义》、《人格》、《国文阴阳刚柔大 义》、《论语大义》、《孟子大义》、《大学大义》、《中庸大义》、《工业专门学校国文课本》等。除了理学，就是文学，作为人文学者的唐文治，无可挑剔；可作为专门学堂的校长，唐先生明显对电机之类缺乏兴趣。 身为一校之长，唐文治更关心学生的“人格”，而不是具体的“学业”，这完全可以理解 。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惊讶唐校长著述时之精力充沛。1912年，“因胸中欲言者甚多”，唐校长将制定校训的计划，改成撰写《人格》一书：“是书宗旨，专在发明人道，示以当然之格。”（注：参见《人格》之“绪言”以及《茹经先生自订年谱》1912年则。）第二年，在致交通部的公函中，唐校长又强调：“居今世而言教育，惟有先以注重道德为要点。……道德并非空谈，唯以人格核之，而后事事乃归于实。”（注：《致交通部公函商讨教育宗旨》，《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09页。）同年，又将自编 《高等国文讲义》八册函请交通部转送教育部审查，希望“以之饷大学生徒”。大概是意识到可能遭遇“不务正业”之讥，唐文治预先摆明“本校国文一课特加注意”的理由：“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注：参见《函交通部致送高等国文讲义》，《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17～119页。教育部的复函非常得体：因其只负责审查中学以下教材，“本书不在审定范围之内，应由编者自由出版，听各学校自由采用”。） 作为“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本该是引进“科学”的先驱，可唐文治却关心起汹涌澎湃的西学大潮对于本国文化的无情冲刷。这种思考，显然超越了具体校长的职权范围，更像个深谋远虑的教育家兼思想家。假如世道平静，唐校长一边推崇实学，一边讲求人格，二者互为补充，未尝不是好主意。可迅速崛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唐校长以“人格”调节“实学”的计划，是个致命打击。原先赖以安身立命的孔孟学说，如今被北大的新秀们扫进了垃圾堆，这可是唐文治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问题在于，由“文学革命”而“政治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如飓风般迅速推进。上海自然也不例外，校园里，除了“科学进步”与“本国文化”之此起彼伏，如今又添上“新文化”与“旧文化”的猛烈碰撞。而这，对于唐校长之“决计解职回锡”，我相信有直接的影响。 《茹经先生自订年谱》1920年则在述及因目疾日深而自行解职时，还有这么一句：“自上 年学潮后，学风愈觉不靖。”虽是寥寥十二字，却不可轻易放过，在我看来，这与唐之由大学 校长转为“讲学家居”颇有关系。对于举世瞩目的五四运动，唐文治的态度值得玩味：既公 开发表通电，要求政府谅解学生的“爱国热忱”，“勿加苛责”（注：《请顾教育大局电》，《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45页。）；同时又对此后校园里难得平静不无忧虑——这其实也是蔡元培等大学校长以及社会名流的想法（注：参见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之“余论”以及有关 蔡元培、章太炎、康有为、胡适等章节，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年。）。对于一个希望“ 严定章程”加强管理的校长来说，这绝对不是好兆头。 辞职之前，感叹“学风愈觉不靖”；辞职之后，当即开办国学专修馆，并宣布讲学宗旨： “吾国情势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为学，必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惟一主旨。”（注：参见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84～85页。）二者如此配合默契，不会是纯粹的巧合。考虑到此后唐文治越来越公开地批评新文化运动，有理由相信唐氏此举乃寄托遥深，是人生关口的一大转折。其重要性，一点不亚于1907年的 弃官从教。 在参照朱熹《白鹿书院揭示》、高攀龙《东林会约》等而制订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 中，唐文治强调“吾馆为振起国学，修道立教而设”，故特别看重的是“检束身心，砥砺品行”。甩开“振兴实业”的口号，专注“维持人道”与“挽救世风”（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47～155页。），对于理学家唐文治 来说，显然更为得心应手。从筹办洋务，到讲求实学，再到“修道立教”，唐文治的道路，在晚清新派学人中，很有代表性。 经过生光电化、坚船利炮的洗礼，清末民初的士大夫，已很难再只讲仁义、礼仪，而无视 制度、物质的强大力量。只是有感于西学大潮使得传统中国风雅凋零，有违自己的良知与教养，方才挺身而出，救弊补阙。对此，有必要给予“同情之了解”。从早年的提倡洋务（“ 忠臣孝子断不可不谈洋务”），呼唤西学（“西学堂之不容不设”）（注：在戊戌政变后一年的《与友人书》中，唐文治专门论证“西学堂之不容不设”，以及“ 忠臣孝子断不可不谈洋务”，参见《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5页。），到晚年的“振起国学 ，修道立教”，这一转折，有个人安身立命的考虑，但更多的是时世推移，而不得不做出的自我调整。对于积弱贫困的中国来说，“振兴实业”与“挽救世风”何者为重，很可难见仁 见智。但若套用唐文治的讲学宗旨，无锡国专无疑着眼的是“正人心”，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救民命”。 作为一名别有幽怀的理学家，由“振兴实业”转为“修道立教”，或者说由“救民命”转 向“正人心”，自是本色当行，也自有其独立价值。问题是，晚清以降，有此情怀的不只唐文治一家，为何无锡国专能取得骄人的成绩，而康有为、章太炎、马一浮、梁漱溟等人之创 办书院，便显得举步维艰？ 二、另有渊源的“东南学术” 在教育史家眼中，晚清之书院改学堂，目的是使中国教育走上“与国际接轨”的康庄大道 。故论及书院教育，基本上截止于“清末书院改革”，或者“书院制度的近代化进程”，偶尔顾及“近现代对书院精神的发扬”（注：参见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第二十二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陈谷 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六编，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也都未能给予认真的清理与公正的评判。反而是思想史家，会对章太炎、马一浮等人的书院讲学感兴趣，因为这是一种有理想、有信念，象征 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的可贵尝试。 二十年代初，有感于“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所向披靡，对“忠信笃行”等传统伦理 道德造成极大冲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教授们借《学衡》杂志奋起反击，与新文化分庭抗礼，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注：胡先＠（原字马加肃）：《朴学之精神》（《国风》8卷1期，1936年10月）称：“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 风，至近年乃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此乃个中人的自我表彰，不足为凭。但《学衡》诸君之力主“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确与五四新文化人态度迥异。 进入九十年代，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得到不少“了解之同情”。）。撇开当初论战时的激愤之辞，大致而言，北方学者锐意革新，自是容易流于空疏；南方学者功力深厚，可又未免过于守旧。张其昀关于“世人多称南高学 风偏于保守，这是一误解，与其称为保守，不如称为谨严，较近事实”的辩解（注：张其昀：《南高的学风》，《国风》7卷2期，1935年9月。），在我看来，实属多余。因文化理念的“激进”/“保守”与治学态度之“空疏”/“谨严”，不是一个 层面上的问题。而胡适所说的“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注：《胡适的日记》，第4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虽是持平之论，却忘了南北学 者治学态度的差异，其实隐含着政治立场与文化理想的冲突，很难靠学养或方法来调适。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界，与《学衡》杂志(1922—1933)文化理念相近的，除散落各地的 专家学者，还包括若干很有特色的私人讲学机构。1918年筹备、1922年正式成立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虽由沈曾植、陈散原、章太炎代为撰写“缘起”与“简章”，主持人欧阳竟无也 有“须复宋明讲学精神之教育”的说法，但毕竟近于居士道场而不是传统书院（注：参见徐清祥、王国炎：《欧阳竟无传》，第七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倒是唐文治1920年创办于无锡的国学专修馆、康有为1926年创办于上海的天游学院、章太炎1935年创 办于苏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都以“国学”相号召，对抗其时已经如日中天的“新文化”。有趣的是，这些有影响的私人讲学，均集中在江苏一省（上海旧属江苏，二三十年代江苏省 的教育、文化组织多仍在上海活动）。真应了那句名言：“东南学术，另有渊源。” 据张耀翔在《清代进士之地理的分布》一文所做的统计，清代一甲状元、榜眼、探花共342 人，其中江苏就有119人，占34.8%，浙江81人，占23.7%，安徽18人，占5.2%。（注：转引自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第27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三者加起来，共218人，占63.7%。虽然科考功名并非人才的唯一指标，但据此可约略看出一地之教育 及文化水准。故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所下的判断：“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注：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上海：中华书 局，1936年。），还是大致可信的。 正因为文化积累深厚，在社会/学术转型中，东南士子自然不甘只是充当配角；更何况旧学 根基深厚者，必定反感新学之“浮躁”，也有能力与之争锋。考虑到民初浙江学人大举进京，占据北大等重要位置，甚至有盘踞把持学界之嫌（注：桑兵的《五四前后的北大新文化派》（打印稿）收集了不少被排斥者的怨言，值得参考。）；而早在晚清，“徽籍学者大量涌入江浙地区，造成了安徽书院的学术真空状态”，难以产生学术大师（注：参见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第478页。）。好不容易涌现出若干新 锐（如陈独秀、胡适），又都跑到北京兴风作浪去了。这样，二十年代中国，有资格也有能力代表传统文化与学术的，确实非江苏学人莫属。这就难怪南京学界自觉扮演主流之外“另一 种声音”的代表。当然，考虑到晚清以降学者们大都四处求学，转益多师，原籍不再是决定性因素，故这里更看重讲学者的居住地。 一地学风与一地民风相勾连，无锡国专之得以成功，与当地士绅的财政支持，以及民间的 文化需求大有关系。有意讲学的“当世大儒”，非只唐文治一家；借私人讲学弘扬国粹的，也非只无锡国专一处。但只有无锡国专能够获得足够的本地生源，以及相对充裕的办学经费 。 1926年，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研究天地人物之理，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天游学院，原本准 备办成正规大学，因经费无着，只好改在上海愚园路自家住宅设教。登报招生后，应者寥寥。好在“康圣人”豪气不减当年，做了非常精彩的自我辩解：“上海各大学人数动辄千百， 我院只有二三十人并不为少。耶苏有门徒十二人，尚有一匪徒在内。今其教遍于天下，岂在多乎。”（注：参见蒋贵麟《追忆天游学院》和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夏晓虹编 ：《追忆康有为》，第459～477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可此一时彼一时，康有为晚年处境，不要说无法比拟耶稣传教，与早年万木草堂讲学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 与康有为上海讲学之凄清截然相反，章太炎的苏州讲学则显得十分热闹。1935年9月，太炎 先生创办“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的章氏国学讲习会（注：参见《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章太炎年谱长编》，第9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因有众多政界闻 人与学界名流捧场（注：学会的发起人朱希祖、钱玄同、黄侃、汪东、吴承仕、马裕藻、潘承弼等，以及赞助人 段祺瑞、宋哲元、马相伯、吴佩孚、李根源、冯玉祥、陈陶遗、黄炎培、蒋维乔等，均为政界闻人与学界名流，有很大的号召力。），加上诸门人充任讲师协助教学（注：如朱希祖、汪东、孙世扬、诸祖耿、潘承弼、沈延国、徐复等。），创办之初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可称得上“盛况空前”（注：参见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和汤炳正《忆太炎先生》，二文均载陈平原等编《追 忆章太炎》，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可有一点不应该忘记，这笔数目不小的办学经费，乃蒋介石的“私人馈赠”。此“都下故人之情，有异官禄”，故不妨用以办学的万金（注：章太炎《与王宏先书》有云：“前月杪，丁君鼎丞又来致中央问疾之意，且以医药见惠 ，此既都下故人之情，有异官禄，故亦不复强辞；然无功受贶，终有不安。因去腊已在此间发起讲习会，即以此款移用，庶几人己两适。”），一直支持学校的运转 与《制言》杂志的出版，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停办，方才“全部用罄”（注：参见《制言》63期所载收支账目。）。 其实，在二十世纪中国，所有“大儒讲学”，都无法回避不太“优雅”的经费问题。独立 于现代教育体制之外的“讲习会”或“专修馆”，没有功名引诱，也不教谋生手艺，可想而知，愿意付费问学者，数量不可能很多；因而，单靠学费，无法维持正常运转。既不像康有 为那样捉襟见肘，也并非如章太炎依靠当局馈赠，唐文治的无锡讲学，靠的是民间赞助。自施肇曾投入第一笔经费（开办费八千，常年经费每年一万）起，无锡国专主要依靠地方士绅的 捐赠，非但弦歌不辍，且日渐扩大规模，完善设施。关于无锡国专的经济状况，《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中颇多记载，总的来说运作良好，没有出现大的危机（注：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84～85页、88页、108页等分别记载了大笔的捐赠。而10 2页、118页提及因学校扩充或校董捐款停滞而造成的困难，笔锋一转，又大谈学校如何发展。1933年新校舍落成，同时完工的还有忠义孝悌祠的改建，后者的费用由唐文治和钱基博承 担，见《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120页。）。 古富庶的江南，在晚清开始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化浪潮中，“近水楼台先得月”。二 十年代的无锡，虽也同样遭受战火蹂躏，毕竟工商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士绅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热心于赞助教育事业。远在戊戌变法之前，无锡就开始创办 新式学校，而且均为民间私立。钱穆对其家乡人“重名犹过于重利”的习性，有相当精彩的描述：“凡属无锡人，在上海设厂，经营获利，必在其本乡设立一私立学校，以助地方教育 之发展。”（注：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3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师友杂忆》举的例子，还包括无锡巨商荣德生之创办江南大学，以及“无锡巨商唐家，请太仓唐蔚芝来无锡创办一国学专修馆”。后说不准确：最早动议并出资兴办国 学专修馆的，是钱塘人施肇曾；只是后来跟进的，确以无锡士绅为主（注：据1991年刊行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友录》所收《无锡国专校董名录》，28名董事中，浙江3名，上海2名，余者均为江苏人士。而江苏籍董事中，无锡又独占16席。）。正因有此传统，无 锡一县，在教育方面，往往开风气之先。二三十年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教育运动，江苏是领头羊，而无锡又是“江苏社会教育的策源地”，这也可见当地民众及政府对普及教育的重视（注：《无锡教育周刊•社会教育专号》（1934年8月）对其时无锡的人口、职业、识字率(66%) 、社会教育设施及经费等，有认真的统计。若此统计材料属实，则臧佛根为此专号所作《序 言》以及华晋吉《无锡社会教育史略》所说的无锡为江苏乃至全国社会教育的策源地，大致可信。另据同专号转载的《全国民教馆统计》，其时全国共有 民众教育馆728处，而江苏一 省占了225处，将近三分之一。）。 除了无锡地方乡绅的教育理念，还必须考虑唐文治的文化理想与个人魅力。应该说是二者 一拍即合，天衣无缝，否则，无锡人何必恭请原籍太仓的唐文治？曾为京官的唐文治，自190 7年激流勇退，赴上海办学以后，便十分热心江苏的地方事业。先后出任江苏教育总会会长( 1908)、江苏地方自治总理(1910)以及各种同乡会、赈灾会的会长。当会长不只是满足虚荣心，还要出钱出力——尤其是赈灾的时候。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及各种回忆文章，不难 发现唐文治对于地方教育及慈善事业的投入。这与早年之坚信“天下惟能爱其乡土者，然后能爱其国家”，故“欲上下数千年”、“纵横亿万里”者，“当自乡土始”（注：《汇刻太仓旧志五种序》，《唐文治教育文选》，第23～25页。），可说是一脉 相传。而这，其实正是传统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从来名宦大臣，退老居乡，多知恭敬桑梓，敬宗恤族，于地方有贡献。”（注：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35页。）只是由于现代都市的兴起，使得城乡之间的物质、文化 水平以及医疗条件迅速拉开距离，以后的“名宦大臣”，“退老”但不“居乡”，更别说服务桑梓，于地方有所贡献了。 三、“东林”抑或“南菁” 虽曾随使出访日本及英、法、比、美诸国，参观过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协助撰写“欧美 风教，沿途景物，详载靡遗”的《英轺日记》（注：1903年上海文明书局刊行的载振《英轺日记》，唐文治到底起多大作用，是代笔，还是编纂，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尽管有载振儿子溥铨关于其父只是粗通文墨不擅写作的回忆（参 见《无锡国专在广西》第46页），我还是倾向于维持《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的说法：“公务之暇为载大臣编《英轺日记》成”，而不为唐争“著作权”。），再加上执掌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达十四年之 久，唐文治对西学其实没有多少了解，也缺乏起码的兴趣。故其主持无锡国专，所倚赖的，只能是本土的学术资源。 早年就读清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南菁书院，先后受业于黄以周、王先谦等经学大师；独立办 学时，选择的又是有东林书院“光荣传统”的无锡。依常理推测，唐文治办学的主要灵感，应来自这两所同样声名显赫但风格迥异的书院。既然是风格迥异，就很难简单叠加，而必须 有所选择。对于东林、南菁的褒贬，涉及无锡国专的发展方向，不可掉以轻心。 主张“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南菁书院，“其自修与研究之精神，实在令人佩服”；至 于“明朝太监专政，乃有无锡东林书院学者出而干涉，鼓吹建议，声势极张……前者死后者继，其制造舆论，干涉朝政”（注：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第21卷3期，1924年2月。），更是令胡适等后世学人感慨不已。顾宪成、高攀龙诸君之 讲学，本来自有主张，可后人大都只记得其关心国事，无意中遗忘了其理学方面的思考与著述。从黄宗羲之赞叹“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注：《明儒学案》卷五八《东林学案》，《黄宗羲全集》第八册，第727页，杭州：浙江古籍 出版社，1992年。），到张君劢之表彰其“不但讲学，而且论政”（注：张君劢：《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设立》，《新民月刊》1卷7～8期，1935年12月 。），虽然时世迁移，读书人对东林书院的想象没有改变。 既然在无锡讲学，很自然地，人们会以历史上曾名满天下且至今仍有流风余韵的东林书院 作 为尺度，对之比照衡量。1933年3月14日，章太炎在无锡国专作题为《国学之统宗》的演讲，称“今欲改良社会，不宜单讲理学，坐而言，要在起而能行”，具体的榜样就是“无锡乡 贤，首推顾、高”。同年10月22日，章又再次莅临演讲，这回更是直截了当地强调“无锡本东林学派发源之地”，并叹惜“东林之学，至清中叶而阒焉无闻”（注：参见章太炎的《国学之统宗》和《适宜于今日之理学》，载《制言》54期、57期。）。推崇顾、高二君之气节，这与唐文治没有差异；可要说无锡国专的当务之急是恢复东林书院传统，则非唐先 生所能认同。 1920年作《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提及高攀龙的《东林会约》，注重的是“检束身心， 砥砺品行”（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47页。）；1930撰《国专学生自治会季刊题辞》，称“惟相与考德问业，砥砺修名，如高景逸之《东林会约》”（注：唐文治：《国专学生自治会季刊题辞》，《国专学生自治会季刊》，1930年12月。）。再加上1926年出资刻印《高忠宪公别集》，1933年新校舍落成，“布置膳堂，悬王文成、高忠宪、顾亭林、陆桴亭四先生遗像”，应该说唐文治对高攀龙 是推崇备至的。可到具体评论时，或称赏“论学精粹处极多”，或表彰高风亮节，就是从不直接提及“东林党人”的政治抗争（注：参见《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100页、第120页以及第26页。）。 为《国学专修馆十五周年纪念刊》作序，应该说是建立自家学术传统的最佳时机，唐先生 还是小心翼翼地回避近在咫尺的东林书院：“则夫开鹿洞、表鹅湖、绍龙场之心传，与夫正人心、救民命之事业，当吾校三十周年纪念，必有发扬光大之者。”（注：《国学专修馆十五周年纪念刊序》，《唐文治教育文选》，第271页。）为什么？不妨先看看 他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中对孟子“自任以天下之重”和顾亭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解说：“谓学者当任天下之重，研究天下之务，非谓干涉天下之事。人人能各安其本分 ，各勤其职业，斯天下治。”（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55页。）如此立说，与唐先生曾立朝为官有关，即深知此中厉害，不愿引起当局的猜忌。这很容易招来“巴结权贵”、“奴颜媚骨”之类的讥讽。可批评新文化 ，提倡儒家学说，不见得就是有意附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抵制党化教育，代之以儒家伦理，讲气节，求忠义，也不见得一无是处。 无锡国专的校友津津乐道于唐先生处理危机时之灵活机动（注：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关于“验印风波”的描述，最为精彩，见《无锡国专在广西》，第76～77页，苏州大学（原无锡国专）广西校友会主编，非卖品，1993年。），这一点，显然不同于章太炎 、 马一浮的名士派头：一言不合，指袖而去。章、马保持了学者的尊严，值得称道；可真要办教育，无法不跟官僚打交道，也不能不有所妥协。“识时务”的唐先生，极力表彰高攀龙的 气节，但却不愿意给人追摹东林书院的印象。因为，执政者永远不希望书院成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场所——无论过去，还是未来。 当然，还必须考虑南菁书院的传统。世人之称道“清代四大书院”，注重的是其学术上的 成就，而不是政治上的抗争。甚至可以这么说，清代办得好的书院，都在抵制科考制艺的同时 ，刻意回避东林书院的议政传统。作为南菁书院的主讲，黄以周强调“专肄经史辞赋，一洗 旧习”，选编课艺时，看重的是“深训诂、精考据、明义理之作”（注：黄以周：《南菁讲舍文集序》，《南菁讲舍文集》，光绪十五年刊本。）。而弟子缪荃孙为黄以周撰墓志铭，更是如此着墨：“先生教以博文约礼，实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门户，常语门弟 子曰：前代之党祸可鉴也。”（注：缪荃孙：《中书衔处州府学教授黄先生墓志铭》，《续碑传集》卷七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这里所说的“前代之党祸”，指的正是东林党人之“讲学兼议政”。办教育不同于立学说 ，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不但无法意气用事，有时还不免委曲求全。作为前朝高官，唐文治深知世道艰难；为保存学校而小心翼翼，其实无可厚非。可这么一来，出现一有趣的局面： 饭厅里悬挂杨继盛的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但落实到具体的办学方向，无锡国专追摹的，其实是唐先生早年就读的南菁书院。 四、“国学”作为专科 传统中国推崇的是“通人之学”。历代书院中，也有侧重专科训练的（如医学、术数、军事 、 工艺等），但此乃“边缘性知识”，不是读书人心目中的正途。读书人钻研的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其目的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国家管理机器的一部分，实现“治国平天 下”的理想。 晚清开始出现专攻西学的书院（从“方言”到“格致”）。而废除科举考试后，西式学堂成 为大势所趋。张之洞之创建“存古学堂”（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收有一辑关于各地“存古学堂”的文章，其中包括《学部修订存古学堂章程》，可见当年清政府及士大夫为 “保存国粹”所做的努力。），将“国学”作为“专门”来修习，预示着世人 政治立场及文化心态的大转移。已经从“半部《论语》治天下”，大踏步后退为“保国粹，存书种”。即张之洞《奏设存古学堂折》(1907)所说的：“列朝子史，事理博赅，各体词章 ，军国资用，亦皆文化之辅翼，宇宙之精华，岂可听其衰微，渐归泯灭！”（注：张之洞：《奏设存古学堂折》，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第503页。） 曾经是读书人命脉的孔门学说，如今成了专修课程。强调“客观研究”的同时，实际上已 经将其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新文化人之从“文学革命”迅速转为“整理国故”，并没有使“国粹”摆脱日渐边缘化的窘迫境地。1918年北京大学筹设研究所（1922年研究所国学门 方才有效运作）（注：参见拙著《老北大的故事》，第85～9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925年清华学校创建研究院国学门，再加上从二十年代中期起，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等）也都先后设立了研究国学的 专门机构（注：参见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第六章“三十年代教会大学的国学热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一时间，谈论国学成为风尚，大有将其作为评判大学研究水准的意味。实际上 ，只要在中国办学，就必须贴近本土的文化学术与社会生活；而且，比起根基尚浅的“西学 ”来，二十年代的中国学界，“国学”明显容易出成绩。 就学校规模、研究经费、社会知名度而言，在二十年代的“国学热”中，无锡国专毫无优 势可言。但有一点，师生们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即依旧生活在“传统”之中，这是其它大学的师生所不具备的。接受教育部考察并改名“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后，办学宗旨略有改变 ，不再提“正人心，救民命”，而是：“研究本国历代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即便如此，无锡国专的师生依旧是“别有幽怀”，不希望只是从事卓有 成效的“客观研究”。 唐文治特别喜欢引证1931年国联教育科代表唐克尔•培根参观无锡国专后所发的感慨：“ 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文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注：参见《文教资料》1982年7～8期上“唐文治与无锡国专资料”所收金易占、杨廷福等二 文。另外，黄汉文《缅怀唐文治先生》（《文教资料》1985年2期）提到一趣事：“学校检查听讲笔记，我因‘横行、用钢笔写，不记分’（陆先生的批语如此）。”所谓“不记分”，即 “作零分计”。如此规定，可见主事者眼中“毛笔”之地位。）在1933年出版的《国专季刊》上，对此事有比较详细的报道。培根除谈及国学之重要性，更宣称：“贵校为研究‘国学’之最高学府，负有保 存固有文化之责，与普通学校之使命不同。”（注：健实：《国联教育考察团莅锡来校演讲志略》，《国专季刊》，1933年5月。）这话肯定说到了无锡国专师生的心坎上—— 尽管北大等名校的学者们不见得认可。 在无锡国专，无论讲学的“大儒”，还是莘莘学子，都有一共识：以“继绝学”自命。这 种精神状态，相当感人。老师“痛旧道德之沦丧，新文化之似是而非”，“深愿以淑人心扶世道救中国”（注：唐文治：《广思辨录序》，《国专月刊》1卷4号，1935年6月。）；学生则谴责新学之士“见异思迁，抛荒古训”，接下来就是：“于戏！学 之不讲，先圣有忧，继绝振微，当仁不让！”（注：《发刊词》，《国专学生自治会季刊》，1930年12月。）而所有这些论说，都直接针对北大为代表的新文化。 魏建猷之推崇王国维，批评疑古派乃“过渡时期一种破坏工作，未足以语建设”，还主要 是学术方法之争（注：魏建猷：《中国古史研究之将来》，《无锡国专年刊》，1931年上册。）；高君仁引申发挥钱基博的《今日之国学论》，着力驳斥胡适“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这国学研究三大主张，认定此乃 文献之路，不解决根本问题。因为，“研究国学者，所负之使命，在恢复中华民族创造文化的能力与精神”，而这种德性之路，需要体贴与领悟，更需要同情与信仰。结论是：“当此 时也，奋臂一呼，振起绝学，岂非吾辈之责乎！”（注：高君仁：《研究国学者所负之使命》，《无锡国专年刊》，1931年上册。） 值得注意的是，无锡国专师生的这种文化追求，得到了东南诸多学界名流的大力支持。《 无锡国专第十届毕业刊》上，刊有章太炎、蒋维乔、陈三立、柳诒徵、李根源、陈衍、吴梅、姚永朴、胡朴安、陈钟凡、陈柱等人的贺词（注：《无锡国专第十届毕业刊》（非卖品），1933年5月。）。至于具体内容，不外乎“含英咀华”、“ 温故知新”、“修己治人”等，虽说不出更高明的理论，可这毕竟表明了一种情绪与倾向：即对抗新文化，反对割裂传统，强调“国学”研究还包含“检束身心，砥砺品行”，以及“ 正人心，救民命”的特殊功能。 五、以“文章”为中心 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虽然著述甚多，且曾经声名显赫，其实缺乏独立的理论思考，只能 说是“躬行君子”；因而，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远不及章太炎、马一浮重要。所谓“其治经 汉、宋兼采，合考据、义理而一之”（注：陈衍：《茹经室文集三编序》，《茹经室文集三编》，1938年刊本。），基本上是客套话；倒是晚年的讲学实践，更值得称 道。 没有多少精彩理论表述的唐文治，极为关注学生的人格培养与道德熏陶，因“学问之道， 首重品行”。据唐先生称，其以“检束身心，砥砺品行”为讲学宗旨，并非始于无锡国专；出长上海工业专门学堂时，便“每于星期日集诸生讲经并修身立品大要”（注：《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堂行奠基礼记》，《唐文治教育文选》，第297～299页。）。如此以孔门学说为根基，以宋明大儒为榜样，几十年“传道授业解惑”，本来应该大有成效，可令人困惑 的是：千余学生中，“文史方面有成就的固然不少，但竟举不出一位研究宋学而有成就的校友”（注：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无锡国专在广西》。）。跟这直接相关的，还有另外一段话：“为什么国专出来的学生，一般还能写写文章 ，这和唐先生的熏陶有关。”（注：杨廷福、陈左高：《无锡国专杂忆》，《文教资料》，1982年7～8期。）换句话说，一个修养很深的理学家，竟教出一批能文章的文史专才。 如此局面，除了时世迁移，理学之接受与传播大受限制，还与唐文治的教学宗旨与方法大 有关联。《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有云：“余向主道德教育，迨阅历世变，始悟性情教育为尤急。”如何实现“性情教育”？唐先生的思路颇为奇特，即借助于文章的阅读与写作，完成 学生的人格塑造：“居今之世，教授国学，必须选择文章之可歌可泣足以感发人之性情者，方有益于世道也。”（注：《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98页。） 几乎所有的老校友，回忆起无锡国专来，都会集中在如下四点：修心养性；专书教学；书 声朗朗；作文比赛。以“文章”（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学”）为中心，借助“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咏，切己体察”的“十六字诀”，既实现“性情教育”，又完成学业训练。 这与现代大学分门别类的课堂讲授，自是大有差异。 所谓“学者欲穷理以究万事，必读文以求万法”（注：《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自叙》，《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88页。）；或者“读文一事，虽属小道，实可以涵养性情，激励气节”（注：《无锡国专校友会春季大会训词》，《唐文治教育文选》，第313页。），单是追究其与程朱理学的离合，在我看来，还远远不够。因唐文 治如此立说的深层原因，乃直接针对五四新文化人之排斥文言写作。无锡国专要求学生在抑扬顿挫、缓急轻重的诵读中，玩味文章的起承转合，以及文气的阴阳清浊，长久地沉浸于诗 文的境界中，而后豁然开朗，一通百通。如此教学，从内容到方式，都与桐城文派大有关联。实际上，唐文治的诵读与作文，受晚期桐城大家吴汝纶的影响很深，这一点，《茹经先生 自订年谱》中有明确的表述。 无锡国专的教授，颇有以能文著称的（如陈衍）；至于唐文治本人的文章，倒不见得十分精 彩。钱基博为唐文治《茹经堂外集》作序，称自从参加无锡国专事业，“乃得时时亲接其言论，然后知先生躬行君子，不徒沾沾词章记诵之末”（注：钱基博：《茹经堂外集序》，《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930页，石家庄：河 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以“躬行君子”相许，自然是极高的评价；可其中似乎还蕴涵着另一层意思，即对唐文评价不高。1932年无锡国专学生集资铅 印钱基博的讲稿《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增订本时“材料增十之四，改窜及十之五”（注：参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0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可二书均只字未提唐文治的文章。这与同在无锡国专任教的陈柱撰 写《中国散文史》时，专门表彰“吾师唐蔚芝先生”之“以古文为天下倡，性情文章，均近欧阳修”（注：陈柱：《中国散文史》，第31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 与钱基博态度相近的，还可举出被唐文治奉为上宾、高价聘请的陈衍。在《茹经室文集三 编 序》中，陈衍大力称许唐文治“晚讲学乡邦，于举世不悦学之日，独以通经致用为根本要图 ”，并提及“其作为文章，于平日读书见事所得力，遇题而左右逢源”。不说才情与学识 ，而突出“益以数十年宦海世途之阅历”（注：陈衍：《茹经室文集三编序》。），其实也是对唐的文章不太以为然。钱钟书《石语》中记录下陈衍这么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时人的真实想法：“唐蔚芝学问文章，皆 有纱帽气，须人为之打锣喝道。余作《茹经堂》三集序驳姚惜抱考订义理词章三分之说，而别出事功一类，即不以文学归之也。”（注：钱钟书：《石语》，第4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理学不如马一浮，朴学不如章太炎，就连文章也都不被陈衍等文坛宿将看好的唐文治，其 主要贡献在教育。作为教育家，唐文治有眼光，有胆识，有恒心，其独力支撑很不时尚的无锡国专，为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留下另一种可能性，值得尊敬与同情。 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来说，1950年是个关键的年头，不只无锡国专消逝了，无数个性鲜 明的私人学校都不复存在。这一年，梁漱溟曾上书中央，建议设立民间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注：《一九五○年向领导党建议研究中国文化，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之草案》，《梁漱溟全 集》第六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熊十力则曾希望恢复三个私人讲学机关：欧阳竟无创设的支那内学院、马一浮主持的智林图书馆，以及梁漱溟执掌的勉仁书院，目的是“存旧学一线之延”（注：参见熊十力《论六经》之“结语”，上海：大众书局，1951年。）。如此低调的申辩， 仍未能获得谅解。 此后的很长时间里，私学被彻底取缔，思想大一统的局面日益僵硬。 进入八十年代后，私人办学逐渐放开，可步履十分艰难。比如，中国文化书院至今未能正 规办学，筹划已久的无锡国专复校，看来也希望渺茫。表面上各种民办高校迅速发展，学生数量激增，但缺了唐文治当年孜孜以求的“正人心，救民命”，毕竟是一种很大的遗憾。 退一步说，即便做不到“正人心”，也无法“救民命”，若能在“继绝学”方面有所贡献 ，也都值得尝试与鼓励。 2000年6月27日于北京西三旗 （资料来源：《现代中国》2001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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