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朱元璋(1328～1398) |
| 释义 | § 朱元璋(1328～1398) § 正文 即明太祖，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钟离太平乡人，少时穷苦，一度入皇觉寺当和尚。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郭死后统率郭部,任小明王韩林儿的左副元帅。接着以战功连续升迁，龙凤七年(1361)受封吴国公，十年自称吴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在位期间，为了缓和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实行了抗击外侵、革新政治、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大力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与此相适应，在法律思想上鉴于元末法纪纵弛导致的各种弊端,认为“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主张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并以此为指导，采取了下面一些以“猛”和“严”为主要特点的措施： 修订律令，刑用重典 明代法律草创于洪武建元以前的吴王时期。吴元年(1364)，朱元璋就曾指令当时的重要辅佐李善长主持修律，要求作到既简且严，并亲自“酌议”，颁有《律令直解》。建国初年，令刘惟谦等详定《大明律》，经过多次修改删定，颁行全国，奠定了有明一代立法的基础。明律“视唐简覈，而宽厚不如宋”，贯彻了“刑用重典”的方针。特别是洪武十八年由朱元璋亲自采辑吏民犯罪处刑的案例，编纂颁行《明大诰》及其《续编》、《三编》和《大诰武臣》，所列论罪处刑的办法均极严厉。“凡三诰所列凌迟、枭首、种诛（即族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并首创对朝廷大臣使用的“廷杖”制度。所有这些规定，在执行上都不稍宽贷。如大将胡大海奉命在浙东打仗，他儿子在京犯了酒禁，立即处死,声称“宁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渡江旧将赵仲中守安庆，在城陷撤回京都后，朱认为“法不行，无以惩后”，也立即赐弓弦一条令自杀。因为惩罚过多，办事人手不够。曾立有带罪办事的办法,如有的被判死刑后戴着脚镣坐堂问案,有的打了八十大棍仍回原衙门作官之类。这些严厉的作法到后期有所改变，如强调“刑用重典”和“法外用刑”是一时的权宜，“本非常典”，治国不能“纯任刑罚”，并规定后嗣执法只准以“律”和“大诰”作根据，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等残酷的刑罚等等，但峻令实行既久，实际上对社会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朱元璋(1328～1398) 整肃官风，严惩贪吏 洪武初期，即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官吏考课和监督的制度。除颁布《明大诰》外，还陆续颁行了《臣戒录》、《武臣保身录》、《皇明祖训条章》等多种要求诸王和各级官吏遵纪守法的戒律和文告。对犯罪官吏除使用上述凌迟、枭首、种诛等刑罚外，还使用抽肠、剥皮、挑膝盖等各种非刑。特别对于贪官污吏，更是加重惩办。即位之初，便将官吏贪污犯笞罪以上的，一律押到凤阳屯田,一时多达1万多人。后来更是随犯随杀。地方上的守、令贪污，准许老百姓赴京城告状。凡犯赃银六十两以上贪污罪的，都在各该衙门左侧场地上的“皮场庙”前剥皮，然后在皮里填充稻草，置于大堂公案旁，用来警戒继任官吏。又曾多次组织全国范围的对贪官污吏的甄别和清洗，每次逮捕处死的人达数百以至成千上万之多。洪武十五年发生的“空印”案和十八年发生的郭桓贪污案，被株连杀戮的先后达好几万人。由于诛戮范围大、牵涉广、人数多、刑罚重，曾在官僚中长期造成恐怖气氛，人人朝不保夕，不少人凌晨离家上朝时，即和妻子诀别，吩咐后事。所谓“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这种作法，原本出于“革前元姑息之政，治旧俗污染之徒”，但事实上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徒使“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而已。 令行禁止，不避亲贵 洪武初年，文武勋臣居功自傲、骄恣不法的现象迅速发展，有无法禁戢之势，危害到朱明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严肃法纪，加强统治集团内部的约束，特于洪武六年命令工部制造铁榜一种，上铸申诫公侯的命令，列举犯罪情状，逐条规定罚则。凡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和私托门下隐蔽差徭的，都处斩刑。同时鉴于历史上宦官、外戚为祸的教训，建国不久即立下规矩，凡内臣不许读书识字，不许干预政事，不许兼外朝职衔，甚至不许穿外朝官员的服装，内廷官级不许超过四品等等；并规定外朝各衙也不许和内官有公文往来。对外戚干政的预防，则是禁止后妃参预政事。凡违犯这些规定的，大都也要处死。不死的也要受到严厉惩办，令行禁止，无论亲疏贵贱，一律不稍宽贷。如开国勋臣朱亮祖位在公侯，权势很重。出镇广东时收受贿赂，枉法纵囚，并诬告番禺知县道同致死。事发后，朱和他儿子朱暹都被鞭死。又安庆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欧阳伦，在茶禁正严时，派遣家奴贩运私茶，并纵容家奴周保妄作威福，肆意指挥和凌辱地方官。事发后赐欧阳伦死。并未因为他是自己的女婿而予以宽贷。这些作法对加强洪武年间封建法制的威力，有重要的作用。 任用特务，滥肆诛戮 为了镇压不断兴起的人民反抗和进行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洪武年间曾制造许多大案，滥肆诛戮。如设置检校组成的严密的特务网，执行察听、侦伺的任务。胡惟庸谋反案发后，洪武十五年又以护卫皇宫的亲军为基础，设立了名为锦衣卫的特务机构。它由皇帝指挥，专掌侍卫、缉捕和刑狱，被授权审处全国所有重要的政治性案件，直接取旨行事；曾借侦察所谓“不轨、妖言”案件，大兴“诏狱”，拷讯惨烈，在丞相胡惟庸和太子太傅蓝玉谋反两案中，胡案被株连杀戮达三万多人，蓝案被株连杀戮达一万五千多人。这些诛戮加上文字狱和别事肆行诛戮的结果，致“诸功臣宿将殆尽”，“文臣亦多冤死”。这种局面的造成，虽然不能完全归之于他个人的“猜忌好杀”，同时后期他也有所改变，如先后焚毁锦衣卫刑具和规定内外刑狱公事不再经由锦衣卫，仍由朝廷法司处理，又指出他这是“治乱世”所采取的措施，不要后嗣效法之类，但尽管有所改变，也已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深远的影响。 § 配图 § 相关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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