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戴世光 |
| 释义 | § 概述 戴世光（1908.12.1~ 1999.8.1 ） 中国统计学家。湖北武昌人，1908年12月1日出生。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学系。1936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数理统计学硕士学位。193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研究经济统计学，写出《美国人口预测》论文。1937~1938年，去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印度等国国情普查局（或中央统计局）调查、实习，从事国情普查统计研究工作。1938~1952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经济学系任统计学教授。1952~1953年任中央财经学院统计系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并任中国统计学会顾问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编辑委员会委员。1981年被推选为国际统计学会会员，1982年被吸收为人口科学研究国际协会会员。逝世于1999年8月1日，享年91岁。 § 个人概况 戴世光教授有着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经历，1908年12月1日出生于天津市一个湖北籍的知识分子家庭。十四岁，他进入当时得风气之先的南开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又考入清华大学经济学系，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与经济学的难解之缘。这个时候，清华大学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学习非常努力，大学一毕业，就因为成绩优异，依据清华大学“大学四年，学习成绩平均分数在八十分以上，得以升入经济研究院研究”的规定，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研究院研究“社会、经济统计方法应用问题”。研究院里几年的研究生涯奠定了他此后专攻统计学的基石。三年后，他又考取清华公费留美生，到美国学习“国情普查统计”门，也就是“人口、农业、工业、商业等普查资料的统计整理方法、技术研究”。 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同年入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院、专门从事研究经济统计学。1936年在美国密其干大学数学研究院获数理统计硕士学位。193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研究院研究，作《美国人口统计预测》英文论文后，离美到英、法、德、印度等国调查实习。1938年回国后，在昆明西南联大、清华国情普查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和在经济系任统计学教学工作。 1952年由清华大学调中央财经学院，1953年又调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历任教授、人口科学研究国际协会会员、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学术活动和著述有：40年代在统计调查的基础上，曾发表过几十篇统计调查报告和论文。40年代末，提出在中国实行“社会革命、工业革命和人口革命”的呼吁。1956－1966年，按照苏联统计理论观点写过一些论文。70年代著有：《世界各国人口政策》（1976年）、《战后美国人口问题》、《世界人口统计简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指标基本知识》、《战后法国人口问题》、《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人口问题的分析》。80年代又著有《国民收入统计方法论》、《外国政府统计工作若干经验》等。 § 提出节制生育论 戴世光先生的《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一文，从人本的高度来思考人口问题，是这篇文章的主线。戴世光先生在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世界的主人是人”。他写这篇文章目的是“为我们的人民的幸福”而“建议可能的控制（人口）”，他提出的人口政策是“一种为人类幸福对人口的数量与品质，加以控制约束的基本原则”。这是超越了短期社会革命目标从根本目的的角度来思考人口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因此，在戴世光先生的解决方案里，他提出“三管齐下”的方针，即“工业化、社会改革、减少人口”三者并举，并且把人口控制列为第一重要的措施，他从最基本的经济学角度加以分析后说，“所以我们认为，仅主张工业化和社会改革是不够的，何况工业化本身不受人口过剩的压力，成为恶性的循环。我们必须‘釜底抽薪’减少人口，我们的经济发展才有出路，人民生法程度才能真正的提高”。可以看到，虽然戴世光先生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问题，但他实际上是从人的根本需要出发、真正把人作为社会的主体来看待的。正如他在文中所说，经济活动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幸福才是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 § 重树国内统计科学理论基石 1979年,《中国统计》刊发戴世光的论文《积极发展科学统计学为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立即在统计学界产生震动,并由此引起统计学界长达十年的争鸣。 回忆起当年的情况,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倪加勋说,当时统计学分为两派:一派受前苏联影响,认为统计学是研究实质性的科学,是有阶级性和党性的科学;另一派以戴世光为代表,认为统计是一门方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可以用。这一思想在当时遭到了批判,但“戴老不畏强权,坚持真理,这是十分难得的,很值得佩服”。 在这篇论文中,戴世光批判了统计学界长期以来受“苏联统计学”的禁锢而忽视作为“通用方法论科学”——数理统计学的状况,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乃是统计科学应用(即数理统计方法在经济、社会、生物、医学等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的理论基础。 “国际上只有一门统计学”,基于长期从事统计科学研究工作的实践,戴世光在论文中指出,“苏联统计理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还强调了统计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应用的必要性,肯定了现代统计科学(即数理统计学)的发展和联合国制定的国民核算体系(sna)的科学性。这篇论文被认为是冲破了长期以来无人敢涉足的禁区,重新肯定了数理统计的地位,对我国数理统计学乃至整个统计学的发展,对中国探索建立大统计学学科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戴世光的学术眼光是广阔而长远的,他在海外留学期间就敏锐地观察到:20世纪的统计学在国际上取得了长足发展,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统计学有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是美国经济中的社会调查;另一方面是解决现实问题,包括美国人口普查、劳工调查和贸易调查等。统计学与实质性学科的结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譬如将统计学与生物、经济等相结合。但在我国,虽然在数学领域与国际水平相差不大,但统计学却远落后于国际水平,有许多现实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由此,如何运用统计学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便进入了戴世光的研究视野之中,他把这一问题归结为统计与数学如何正确对位的问题,并着重研究统计学在人口等实际问题中的应用,尤其是对经济统计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精力。在他看来,统计学不完全等同于数学,搞统计工作一定要有扎实的数学基础,但因为统计学涉及生活常识、经济理论、统计知识等多个领域,所以统计学家又不能只关注数学知识,更要心系民生、关注现实,特别是应该注意把统计学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 20世纪80年代,戴世光又陆续写作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和专业著述,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最初理论基础。特别是1980年《国民收入统计方法论》和《国民收入经济核算理论的发展——综合性生产抑或限制性生产》两篇文章,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与国际接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3年,85岁高龄的戴世光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本著作《应用统计学——控制偶然性,探索必然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解释了统计理论及其应用的原理,为统计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作出了贡献。这也是他一生对统计方法的理解、概括和总结。 § 教书育人 他对博士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但制定了详细的培养计划,还常常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要重视基础课。他对学生们说:“我虽然在美国学习过数理统计和经济学,但带博士生还不够格。为了你们打好这些基础,我想了一个办法弥补我自己的不足,就是带你们去拜师。”抛弃“文人相轻”的旧观念,他在76岁高龄时还骑自行车带学生们去探访名师,先后让自己的博士生到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所向王寿仁教授学习数理统计,在中国人民大学向高鸿业教授学习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向贺菊煌研究员学习计量经济学。 戴世光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调查和分析能力。他要求博士生在校学习期间一定要实地做一次统计调查和研究分析工作,还亲自指导学生设计调查方案。1985年,他带领博士生在北京市房山县城关镇马各庄开展调查,对中国北方一个农村进行深入细致的统计分析。他当时已经77岁,先后几次坐长途公共汽车去到镇里和村里,不厌其烦地手把手传授调查研究方法,甚至连如何入户访问、怎样抽样、怎样提问等细节都提前想到了。在他的指导下,同学们最终都完成了质量较高的调查报告。 从1953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直至1999年逝世,戴世光在这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大学里辛勤耕耘了近半个世纪。即使是“文革”时期学校被迫停办,他也没有放弃统计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戴世光再次回到统计系从事统计学教学工作,培养了众多优秀的统计学人才。 § 笑对人生 恬静淡然意自悠 1938年,由于华北沦陷,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内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大批著名学者、学生纷纷来到这里继续工作和学业。 此时的昆明虽是大后方,同样笼罩着战火的阴云。随着抗战局势愈见严峻,日军加紧对中国后方的侵扰,昆明也频频遭到轰炸,越来越不安全。市民纷纷扶老携幼,到郊区躲避空难,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学者也相继离开昆明城区,疏散到呈贡、蒙自一带。冰心一家也搬到了呈贡的文庙,住在西面一排廊房靠南的一间小平房中。 当时,西南联大的国情研究所就设在文庙里,戴世光正在此地主持农业与人口普查工作。为了欢迎冰心,他特意书写了一副大红对联,右联是“半间东倒西歪屋”,左联是“一个千锤百炼人”,贴在大成殿一侧的厢房门上。闲暇之余,他和朋友都爱聚在冰心先生那充满花香的家里,谈抗战,谈故乡,谈贫穷,也谈明天的中国,明天的昆明…… 回首那段过往,冰心先生曾很有感情地说:“……昆明还有些朋友,大半是些穷教授,北平各大学来的,见过世面,穷而不酸。几两花生米,一杯白酒,抵掌论天下事,对于抗战有信念,对于战后的回到北平,也有相当的把握。他们早晨起来是豆腐浆烧饼,中饭有个肉丝炒什么的,就算是荤菜。一件破蓝布大褂,昂然上课,一点不损教授的尊严。他们也谈穷,谈轰炸谈的却很幽默,而不悲惨……他们是抗战建国期中最结实最沉默最中坚的分子……”(摘自冰心《摆龙门阵》) 戴世光就是这中间的一分子。直爽、豁达、乐观,是他始终未变的性格。 [1] § 参考资料 [1] 辅仁校友网 http://www.fujen.com.cn/News/ShowInfo.aspx?ID=152 § 统计学方面的成就 1979年,《中国统计》刊发戴世光的论文《积极发展科学统计学为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立即在统计学界产生震动,并由此引起统计学界长达十年的争鸣。 在这篇论文中,戴世光批判了统计学界长期以来受“苏联统计学”的禁锢而忽视作为“通用方法论科学”——数理统计学的状况,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乃是统计科学应用(即数理统计方法在经济、社会、生物、医学等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的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戴世光又陆续写作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和专业著述,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最初理论基础。特别是1980年《国民收入统计方法论》和《国民收入经济核算理论的发展——综合性生产抑或限制性生产》两篇文章,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与国际接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3年,85岁高龄的戴世光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本著作《应用统计学——控制偶然性,探索必然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解释了统计理论及其应用的原理,为统计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作出了贡献。这也是他一生对统计方法的理解、概括和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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