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张闻天 |
| 释义 | 中文名： 张闻天 逝世时间： 逝世时间： 1976年7月1日 别名： 应皋 职业：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国籍： 中国 毕业学校： 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名族： 汉族 信仰： 共产主义 出生地： 江苏省南汇（今属上海市） 主要成就： 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领导人 出生日期： 1900年8月30日 主要作品： 《张闻天选集》 § 简介： 张闻天（1900—1976），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张闻天曾在短期内当过党的总负责人（亦称总书记），遵义会议后三年多存在着“洛（张闻天当时笔名为洛甫）毛合作”的领导体制。不过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一向愿意钻研理论而不长于具体事务，曾三次主动“让贤”，被传为佳话。张闻天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今上海市南汇区）的殷实农户家庭，曾就读于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小学，17岁时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河海大学)。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随后在报刊上公开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同年，他在上海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翌年7月去日本东京学习，1922年夏又自费留美勤工俭学，一年多后回国。1925年6月初，张闻天在上海入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他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从此即用译音“洛夫”、“洛甫”为笔名。因他在理论研究上高于留苏的其他人，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大力拉他，而张闻天因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一时也对他们的主张表示赞同。1931年初，他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部长，后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1] § 生平纪实 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殷实农户家庭。张闻天 少年时期，他先后在族侗私塾、康家宅小学和汇南小学读书。1914年，张闻天考入浦东中学，1916年，进人吴瓶水产学校，1917年，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攻读，受《新青年》影响倾向革命。 五四运动爆发后，投身于学生运动，并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评介外国文学名著，后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1920年至1923年，先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工作。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并任助教、翻译，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 1931年2月回到上海，不久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夏，共产国际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他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 1933年初，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遵义会议前夕，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遵义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为会议的成功召开作出了贡献。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5月，兼任延安马列学院院长。 1942年，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作了一年多的农村调查。曾长期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作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 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工作，1946年春任合江省(今在黑龙江省内)省委书记；1948年春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并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次年调任辽东省(今在辽宁省和吉林省内)省委书记，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到外交战线工作。1951年4月出任驻苏联大使。1954年底回国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因为支持彭德怀的正确意见，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彭、张、黄、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此后离开外交部门，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持原则，坚决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进行斗争，并遭到迫害。 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病逝 § 精彩人生 “红色教授”张闻天 1928年9月，张闻天由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选送，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同时被选送到该学院学习与研究的有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等人。位于莫斯科克雷姆河畔的红色教授学院是苏联的最高学府。张闻天等入学在旅莫中国学生中反响很大。大家都戏称张、王、沈、郭为“四大教授”。就在张闻天进红色教授学院前后，他用“刘云”的笔名同吴亮平合译的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李敬永翻译、经他校订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当时译的书名如此），都在莫斯科出了中文版。 虽然被选送到红色教授学院当研究生的这几位学习基础较好，但学院还是进行了极其严格的入学考试。张闻天有一门课程（俄国史）不合格，被录取为旁听生。他读的是历史系东方史专业。在完成第一学年规定的学业时，东方史专业研讨组于1929年5月23日对张闻天的学年成绩作出如下评定：张闻天“提出了两个报告并对他人的报告作了三次发言。对报告完全胜任。表现了工作能力和善于理解问题。张闻天同志的发言是有内容的”。评语肯定张闻天“完全胜任”在劳动大学的教学工作，说他在劳大研究所和中文出版社“作为编辑进行工作，对此有好的反应”。评语还说，“在党性方面张闻天同志是坚强的和守纪律的”。结论是“认为应该列为正式学员，升至二年级，但需通过必要的考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可予免试”。1929年6月1日经历史系系务会议讨论通过，并经6月6日红色教授学院院务委员会决定，同意张闻天升为东方史专业二年级的正式生，但必须在9月1日前通过俄国史的口试。张闻天按时补考合格，9月9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他为红色教授学院的正式学员。 张闻天进入红色教授学院以后，原来很感兴趣但“苦无时间”加以特别研究的“中国革命问题”，成了学习、研究的重点。 三次主动“让贤”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戴着眼睛，不苟言笑，常在沉思问题，从外表看完全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自己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表示团结，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 1938年秋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当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又你担任吧。”会后，张闻天却“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过去的窑洞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让贤”之后的张闻天，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张闻天 他一向敬重毛泽东，却又从不盲目，有独立见解并愿意不断探索。脱离负责岗位后，他自感缺少实际经验，于是去搞农村调查，随后提出一个将来如何使农民富裕的生产方式设想。当时的环境使这一设想不能实现，不过几十年后再看这一见解，人们却不能不佩服张闻天的远见。 相爱在长征路上 1929年，刘英在苏联学习，就见到过有“红色教授”之称的张闻天。那时，刘英把张闻天看作老师。1932年刘英回国，1933年6月进入江西苏区，担任少共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张闻天也来到了苏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领导核心。当他得知刘英也来到了苏区，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尤克娜（刘英的俄文名字），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 原来，对于刚进入苏区的领导干部，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费用，用于置办生活必需品，一般都可以余下一些，就要拿出来请客吃饭了，算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天傍晚，刘英带上钱就到张闻天那里去了，约上张闻天、博古、潘汉年，再加上少共中央的年轻干部，走了10来里路到县城吃了一顿熬豆腐、红烧肉之类的饭菜。 从那时起，张闻天和刘英渐渐熟悉了。刘英的感觉是，那时的张闻天就对自己有了好感。他有时会到少共中央来坐一坐，活泼的刘英会向他请教些问题。有时候，刘英带着部下胡耀邦等人到张闻天那里“打土豪”，看看他那里有没有一点好吃的东西。碰巧了，真会在他那里发现像巧克力那样的好东西。张闻天喜欢打乒乓球，有时主动招呼刘英挥拍打上一盘。这时候，刘英觉得张闻天是一位可敬的领导。相比起来，刘英和毛泽东就熟悉多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刘英的老师周以栗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的要好同学。也许是这层关系，毛泽东很喜欢和娇小的刘英聊天，有些好吃的，也愿意给刘英留着。 有一天傍晚，她走上楼，看到张闻天坐在床边写东西。赣南的蚊子很多，张闻天好像没有感觉似的。刘英奇怪地问：“你怎么不挂蚊帐”一边说，一边帮他把蚊帐放下了。张闻天回答：“我没有老婆嘛。”刘英马上顶了他一句：“放帐子还要老婆？”话虽这么说，刘英的心里却是一跳。此后不久就开始长征了。刘英编入由机关、后勤等人员组成的“红章纵队”，跟随司令员李维汉行军。 离开苏区后，张闻天、王稼祥和毛泽东组成小小的“三人团”，一路走一路谈。经历了严酷战争实践的陶冶，又有毛泽东的引导，张闻天和他过去在中央工作中犯过的“左”倾错误一步步地决裂了。他和王稼祥、毛泽东决心纠正李德、博古错误的领导，将红军引向正确的方向。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在会议上作了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反报告”，随后为中央政治局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并获得通过。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红军。 刘英的回忆在这时分外细密起来：1935年2月10日，红军一部分指挥员在扎西听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就在５天前，红军来到一个叫“鸡鸣三时的村子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上称为“总书记”。张闻天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 台下的刘英听得非常仔细。她回忆说：“通过遵义会议，张闻天在红军中的威望迅速提高了。我本来只知道闻天理论强，没有想到他对战略方针还有那么深刻的认识，我对他的印象一下子就好起来了，觉得洛甫同志还真行。” 刘英和张闻天的美满婚姻是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一手促成的。 就在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已经有了意思，开始逗刘英。有一回刘英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突然对她说：“你那个秘密跟我讲一讲，你喜欢哪一个呀” 刘英说：“哪个也不喜欢。”毛泽东马上追问：“那你已经有人了”刘英连声说没有。毛泽东马上接过话题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刘英对毛泽东说：“我不要结婚，我怕生孩子。你看贺子珍，怀孕了还在行军，生孩子也放在老乡家里，这个样子怎么行呢？” 毛泽东笑道，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嘛。他扭头念起前些日子行军时写给张闻天的打油诗：“洛甫洛甫真英豪，不会骑马会摔跤……”刘英听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毕竟有些难为情，赶紧走了。该轮到张闻天自己向刘英射出丘比特之箭了。 不久，红军二占遵义，红军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那天，有了片刻闲暇，刘英和邓小平、陆定一一起逛街，迎面遇到了张闻天。张闻天说：“刘英，到我那里去聊聊，好吗”刘英以为毛泽东也和他住在一起，说，好呀，跟着就去了。 张闻天住的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平房，相当宽敞。到了那里，张闻天才以实相告，毛泽东到前方去了。说了几句，不知怎么地，从来口齿伶俐的刘英话少了。早春季节，天气还相当阴冷，屋子里有一盆碳火，温文尔雅的张闻天动手在碳火上煮醪糟给刘英吃。 “吃着吃着，我已经觉得张闻天有话要对我说。他一向说话比较随便，这时候却变得羞羞答答了。等啊等啊，他终于鼓起勇气，仍然是婉转地说：刘英，我们都已经比较了解了，希望我们不仅仅是做一般的同志，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进一步呀” “我一听就明白了。但是我当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我对闻天向来怀有敬爱的感情，但是从来没有往“恋爱”上想。因为从‘敬爱’到‘恋爱’，中间还有一大段距离呢。何况长征开始，每天行军累得要死，有时候累得连绑腿也不松，倒下来就睡，连‘恋爱”也没有工夫去想了。”张闻天 当时刘英挺生硬地对张闻天说：“不行，我早有打算，５年不结婚。”话题扭开了，张闻天还是凝神地看着刘英。刘英感觉异样，心头跳动不已，有些不能把握，又说了几句话，即匆匆离去。她的内心已被张闻天卷起了汹涌的波涛，再也不能平静。 她一桩桩地回忆起与张闻天的交往，打球、吃饭、治箔…当时一丁点儿也不曾在意的事情，一下子历历在目。她猛然觉得，张闻天可亲可爱。毫无疑问，她的心，被张闻天的爱情之箭准确地射中了，过去的那个“敬爱”之舵被拨向了“恋爱”。可是她又在内心告诉自己：“现在恋爱和结婚，还远不是时候。要不然，婚后怀孕生孩子，怎么行军呢” 心头百转，越是矛盾，张闻天的形象越是在心头挥之不去。用她自己的说法是：“从此以后，我们的关系被捅破了。”很快，李富春夫人蔡畅大姐也和刘英开起了玩笑。有一回宿营，蔡畅有意对刘英说：“快，煮一点醪糟给洛甫同志吃。”鬼使神差，刘英乖乖地听她的话，居然找到一些醪糟，煮来送给张闻天吃了。这自然是一个微妙的，只有情侣才明白的变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红军的最高领导层，部队轻装，打仗也变得灵活机动了。４月，原中央队秘书长邓小平调往作战部队。 红军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给刘英写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接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刘英一惊，骑马来到总政治部，对李富春说，邓小平同志多能干呀，我是做群众工作的，我干不了邓小平的事情。李富春打趣说：“刘英现在怎么谦虚起来了。”他还说：“不要紧，那里自然有人会帮助你嘛。”原来李富春话里有话。刘英转身去找毛泽东。毛泽东问：“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刘英说：“是李富春呀。” 毛泽东摇摇头，说：“是我提议你来的。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刘英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在一边的王稼祥也说：“刘英，你干得了。”正说着，张闻天回来了，一听是这么回事，他说：“刘英，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作个记录。”张闻天一言九鼎，这件事就定了。刘英从此来到张闻天的身边，抬头不见低头见，再也没有离开过他。刘英到中央队以后，她的警卫员也上了前线。张闻天从自己的警卫员中调了一个给刘英。 这下子，行军中的毛泽东就有打趣的事可做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对张闻天和刘英说两句打趣的话。不久后有一天宿营，安排房子的管理员把陈云住的屋子安排在张闻天和刘英的屋子之间。陈云还没有意识到什么，毛泽东就发言了，对管理员说，你怎么让陈云同志当大灯泡呀意思是监视自己的两边。 陈云马上回过味来，连声说，这个不行，我可不当这个灯泡，他马上退出了屋子。张闻天一遇到这种事就不善于言谈，只是笑。 长征播下了爱情种子，它的生命力自然比平常岁月的爱情要丰满和扎实得多。待到红军来到陕北，于当年11月10日进驻瓦窑堡，有了稳固的后方，这颗种子就成熟了。张闻天对刘英说，这下子有了家，“可以了吧。” 那还说什么呀，张闻天分得了一孔窑洞，刘英就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对于自己在陕北的第一个家，刘英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她回忆说，她和张闻天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情投意合，环境许可，两个行李合在一起就是了。倒是毛主席随后赶来瓦窑堡，来到窑洞里闹了一闹，算是补上了“闹新房”的一课。 那天，毛泽东指挥直罗镇战役已经大获全胜，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他兴致很高，兴冲冲闯进了张闻天和刘英的窑洞，大声对刘英说：“刘英，你结婚不请客我可不承认呀。”接下来，毛泽东信口念出一段打油诗：“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当今洛甫作皇帝，又爱江山又爱美人。”张闻天 共产党员不言后悔 张闻天笔名“洛甫”，是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俄文名字“伊斯美洛夫”的谐音。他还曾留学日本和美国，能用英语和俄语演讲。所以在建党初期马列翻译著作不多的情况下，张闻天便成为党内为数极少的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建国后虽然转入外交领域，但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始终非常重视，在调查研究中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使得风声日紧。此间张闻天曾就自己的发言提纲征求过田家英、胡乔木等人的意见，因此他们7月20日曾分别打电话给张闻天，婉转地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劝他“有些问题就别讲了”，张闻天的秘书也劝他还是不讲为好。但张闻天声称不能退缩，仍然坚持要讲，并在7月21日的华东组讲了3个多小时。他指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的错误等13个问题，并明确表示赞成彭德怀信中的意见。张闻天由此换来了两顶帽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百思不解，独自来到牯岭山中，默默坐了很久。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夫人刘英已经在家等待。刘英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兼监委书记，她已然获悉庐山风暴。所以张闻天一进家门，她就急切地问他犯了什么错误，埋怨他捅了马蜂窝，“你做外交工作，经济问题何必去多讲呢！”张闻天开始有些激动，说自己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后悔就不对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共产党员不言后悔。”他又平静地说，“庐山那篇讲话，谈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的一些话可能尖锐一些，但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不然难免要犯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类似的话他还与别人讲过，成为“里通外国”的把柄）。刘英听了，说这事最犯忌，他却说：“封建社会都提倡犯颜直谏，共产党员还怕这怕那吗？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晚上散步，来看他的秘书何方也为他庐山发言惹祸惋惜，张闻天说：“不上山也可能不发这个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见就要讲，则是必然性。”他还引用韩愈的话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 所以，这时的张闻天还是有所期待的。他在下山之前，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立即批示：“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还表示：“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庐山会议决议中也说，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 但事实上，春天并没有到来，下山以后接踵而至的却是一场暴风雪。外交部召开全国性会议，集中批判斗争张闻天。主题不是针对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翻历史老账，追查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对这个问题，在庐山时张闻天就严正声明：“这是完全没有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想不到下山以后还纠缠这种子虚乌有的事，张闻天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在会场上，他的眼泪只能往肚里流；回到家里，同亲人默默相对，就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哽咽着对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自从长征途中他们结婚以来，刘英还是第一次见到丈夫落泪。 花甲之年的张闻天经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先是血压猛增，晕眩，心悸，还得硬撑着去接受批判。接着尿毒症威胁着他的生命，被送到医院抢救。外交部对张闻天的批判这时才转入“专案审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许多同志受到株连，张闻天的秘书以及被认为与他关系密切的干部，都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夫人刘英也因无从揭发“里通外国”而被定为“严重右倾”，不仅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还要以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开除她的党籍。刘英不服，就上书毛泽东申辩。在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陈毅的保护下，这才作罢。刘英从此离开了外交部，被贬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他们惟一的儿子张虹生，也在就读的北京师范学院被戴上“右倾”的帽子，定性为“坏学生”，被退学送往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劳动。临别那天，刘英忍住泪水，为儿子打点行装。张闻天嘱咐道：“年轻人应该多吃苦，要都不去新疆，谁去呢。”张闻天此时说的仍是“豪言壮语”，但他心里清楚，是自己连累了年幼的爱子。 最后的遭遇与历史的回声 用张闻天自己的话说，庐山会议后，他“过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听候党的长期考察的孤独生活。”但“文革”风暴的到来使得张闻天不再“孤独”，并立即被卷入喧嚣之中。 7月12日，中央专案组建议：撤销张闻天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张闻天 8月9日，张闻天被揪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台上，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旁边一起挨斗。那天天气闷热，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张闻天，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因体力不支一头栽倒。有个造反派骂他“装死”，又被拖了起来。在持续5个小时的拽来拽去中，他的衣服扣子全部掉光。鼻青眼肿的张闻天回到家中，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伤感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看到丈夫惨不忍睹的模样，刘英号啕大哭。 造反派又把他弄去陪斗彭德怀，“每次看到他怀揣月票手提书包挤汽车去接受批斗，我一天的提心吊胆便开始了，担心他在扑面的风沙或当头的烈日下昏倒，在途中被如潮的人群挤坏，更担心被人揪斗致死。黄昏降临，我便倚门而望，眼巴巴地等待亲人归来……”刘英凄惨地回忆起丈夫被折磨的日子。 张闻天一边接受批斗，一边接受中直机关和来自全国的提审和外调，仅10个月就有219起。在调查中，张闻天忍受住辱骂、恫吓、拳打脚踢，坚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提供材料，显示了他坚定、正直的人格。康生让张闻天证明，企图通过“六十一人案”打倒一批老干部，可是张闻天提供的材料恰恰相反：“61人出狱是经我签字同意的，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知道的”。尽管如此，在印发的中央文件里还是用了“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变的决定”等严厉字眼，并下令北京卫戍区分别将张闻天夫妇武装“监护”了523天，直到1969年10月20日“紧急疏散”时，他们才被从小屋里领出来，在审讯室里重逢。 三天后，在专案组的“护送”下，张闻天夫妇带着10岁的养女小倩匆匆离京南下，来到广东省肇庆军分区大院，一个半山坡的平房里。在这里，张闻天的名字被停止使用，他化名“张普”，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每月要向军分区保卫科书面汇报思想和言行。他常常到旁边的西江大堤散步，面对滚滚东去的江水出神。 “9·13”林彪自我爆炸，使71岁的张闻天看到了希望，认为“文革”的形势和自己的命运将有所改变，应该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地写出来，他对刘英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哪次会上谈谈。”从1971年10月12日起，张闻天忍着病痛，避开监管，开始秘密写作文稿。计有《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等等。这些后来被称为“肇庆文稿”的论文，可以说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理论成果。在当时乱哄哄的年月，潜心作这种研究的，除了张闻天，恐怕在中国找不出第二人。 1972年4月2日，张闻天给“毛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请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能胜任的工作”，言辞甚为恳切。到6月份，张闻天被告知：中央决定自今年5月起恢复张闻天和刘英原工资待遇，算是得到一点宽慰。 1974年10月18日，张闻天又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这封信是托王震转呈的。几近失明的毛泽东，听完来信，让身边工作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 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一家离开广东肇庆，来到江苏无锡汤巷45号定居。此时的张闻天已是百病缠身，曾几次送医院抢救。1976年4月的一天，张闻天自知不久于人世，让妻子写下他们的合约：“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张、刘，1976年4月。”重病中的张闻天依然关心他的理论研究，曾让人重抄在无锡修改的文稿，说：“如果能有一个懂政治经济学的文字秘书，我就可以写出更多的东西来。” 1976年7月1日下午7时30分，受尽磨难的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在无锡逝世。享年76岁。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张闻天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陈云主持，邓小平含泪致悼词。他在悼词中说：“张闻天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张闻天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要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并代表中央宣布“决定为他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 1985年8月30日，在张闻天85周年诞辰之际，包括庐山会议发言和“读书笔记”、“肇庆文稿”精彩篇章在内的《张闻天选集》正式出版，嗣后又出版了《张闻天全集》4卷。他的遗愿实现了。 张闻天曾说过：“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历史的风雨裹雷挟电，大浪淘沙般冲洗着一个个匆匆过客，也更加闪映着那横亘天际而九死不悔的璀璨人生。 § 人物评价 一个儒雅谦逊的人，一个稳重厚道的人，在事关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明知前方阴云密布，骤雨狂风，他总是站在真理这一边。 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和毛泽东等一起，取得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入华北，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他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党和红军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岗位上恪尽了职守，立下了这两大功勋，从而确立了他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人物之一的地位。 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三不朽”历来被视为伟大人物的标准。张闻天达到了这三个标准。张闻天令人景仰，让人钦佩的，不仅是他在国家、民族和党危急存亡的时候立下的功，还在于他处于逆境中立下的德和言。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形势逆转时，他的忠言直谏；在撤职罢官后，他的集市贸易意见书、生产关系两重性论文和政治经济学笔记；在“文化大革命”狂潮中，他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独自承担责任；在流放生活中，他写下批判“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肇庆文稿”。在可以推诿的时候，他不推诿，在可以苟且的时候，他不苟且；在明知前途充满风险的情况下，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在人身自由都被剥夺的情况下，他依然不倦地进行理论创造。多么高尚的品德，多么完美的人格啊！从庐山发言到肇庆文稿，张闻天在逆境中写下的这些著作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最可宝贵的理论成果，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现在以至多少年后，人们还可以享用张闻天奉献的宝贵精神财富。 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含泪为张闻天致悼词时所说的：“张闻天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斗争多么复杂，顺境也罢，逆境也罢，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人，永不言悔。我想，这主要源于他对共产主义的高度信仰，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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