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张远达 |
| 释义 | § 生平概况 张远达幼年丧母，由继母抚养成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经营米业的商人．10岁那年，父亲将他从湖北汉阳蔡甸带到武汉读私塾，后到汉口一个教会中学(名博学中学)读初中，又进汉口私立江汉中学读高中。 高中刚读了一年，他父亲因病去世．那年张远达才15岁，家庭经济日渐困难．他的祖母，意欲要作为长孙的张远达辍学经商，继承父业．张远达既酷爱学习，又关心弟妹的前途，对于辍学经商这一重大抉择犹豫不决．老师见他好学专攻，很有培养前途，鼓励他克服困难，坚持学下去．张远达和他祖母采纳了老师的意见，决定留汉继续读高中．祖母让他叔父负担张远达一家的生活。张远达 读高中那几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气焰日渐嚣张，武汉人民的抗日情绪日趋激烈．张远达所读的高中江汉中学系日本人办的学校．为抗日，他和师生们时常罢课，坚决向当时的湖北省教育厅请愿，要求转学．湖北省教育厅不予支持，激起了同学们的义愤．张远达和爱国同学齐心协力的力争，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迫不得已，省教育厅才允许张远达和同学们转入湖北省第一中学(即现在的武汉市第14中学)。 第一中学的领导在省教育厅唆使下，对由江汉中学转来的同学加以歧视．年轻的学生们受不了这口气，对校方极为不满，仇视的情绪与日俱增，结果为一些区区小事，与训育主任闹了起来．气盛嗓高的张远达是学生对抗队伍中的一员干将．1933年暑假中，校方清除异己，将从江汉中学转来的大多数同学开除学籍．张远达是其中之一。 张远达不敢回家把这事告诉叔父，感到走投无路．恰在这时，因学生少而停办的江汉中学又恢复办学，并欢迎转学的学生回去．在此情况下，张远达只得再度进江汉中学。 1934年夏，张远达高中毕业，被留在江汉中学给初一年级学生教算术．他一面教学，一面复习功课，准备高考．第二年(1935)，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成为傅种孙先生的得意门生．由于张远达读高中时成绩优良，江汉中学每年奖给他300光洋作为读大学的学杂费．傅种孙的严谨、朴实的治学态度和全心全意从事教育事业的精神给张远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交通阻塞，张远达不能上北师大读书，便转入武汉大学数学系三年级借读．翌年因考试成绩优良，受到曾昭安教授的青睐．在曾的帮助下，武汉大学将张远达改为正式生．1939年毕业时，张远达被留校作研究助理．从此，他一直勤奋地耕耘在教育园地．两年后他与当时的同济大学联系，想到那里任助教，同济大学很欢迎．此时，日本占领了武汉，武大被迫西迁到四川乐山．张那时已结婚，且有子女在身边．战火纷飞，交通困难，生活困苦．武大数学系的老师们劝他不要离开乐山．张只好放弃去同济大学任教，于1941年秋到了乐山城内的乐嘉中学任教育主任兼数学教师． 在乐嘉中学，张远达教高中的代数、几何、三角和解析几何．他的出色工作，受到校长和师生的好评，以至1942年春他要回武汉大学任助教时，乐嘉中学校长坚决不肯放．这位校长是武汉大学土木系的教授，乐嘉中学此时又改为武汉大学附中，校长便说让张远达离开附中是有意“拆台”．武大数学系经与该中学校长协商，达成协议：张回数学系任助教，附中的数学课仍由张承担．于是，1942年张远达在两边忙碌着． 张远达讲课声音宏亮，说理清楚，深受学生的欢迎．1946年，他被晋升为讲师；1949年，升为副教授． 全国解放后不久，北京师范大学邀请他去任教．张远达也想去北京，武汉大学不放，只允许他去北师大进修．于是，1950年春至1952年夏，张远达应邀在北师大任教一年半后，又回到武大，挑起了数学系系主任的重担． § “文革”期间 莫斯科大学有限群是代数中的一个古老分支．世界各国仅在二战后期几年中断过群的研究，但不久又恢复了对它的探索．而在我国，对群论的研究相当薄弱．1955年秋，张远达被派往莫斯科大学进修．他毅然决定改变研究方向，师承库洛什，研攻群论．1956年夏回国后，他又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从事群论研究．1957年返回武汉大学数学系继续担任系主任后，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究群论．1956到1963年，他先后发表了论文[1—4]．这些论文及其后续文章，在超可解性与幂零性的关系、群阶对超可解性的影响等方面推广或改善了前人的结果．1965年，张远达决定系统整理研究成果，撰写专著《有限群构造》 ，并拟定出了写作提纲和研究计划．没有想到，“文革”开始了． 在“文革”中，作为系主任的张远达也就成了“横扫”的对象，被不公正地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多次遭到批斗、游街、身心受尽折磨．他的大女儿和夫人先后不幸去世．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张远达也没有泯灭“一定要把我国有限群论的研究搞上去”的念头．他一面挨整，一面继续整理科学资料． “人生难满百，生命就那么长．真正能干事的时间就那么短暂的几十年．”张远达不忍看着时光从身边白白流逝．1972年，他终于从沙洋农场回到了武大．他再也等不得了，不管风吹浪打，一头钻进校图书馆研究起“群论”来．借书处台前的第三排，成了他的专座．当时的学生，都知道坐在这一排的那个瘦老头子．那时，谁搞业务，谁就是“白专”．好心的人劝他“要跟上形势”“当心又挨批”，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吃人民的饭，坐着不干事，怎么向人民交待！搞研究，犯什么罪？”他冒着风险，在学海中遨游．推理、演算、论证……二千多个日日夜夜，张远达神驰于“群论”这个天地．1978年初，他的专著《有限群构造》终于脱稿．不久，他出席了湖北省科学大会，向大会献上了这份珍贵的厚礼．1982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在“群论”的书目中，第一次有了中国人写的专著．在那种霜风剑雨的环境里，这需要有决心和毅力，尤其需要敢开顶风船的勇气和精神支柱！ § 晚年事迹 一个是书，一个是人，有了这两个基础，就不怕中国的群论研究搞不上去．张远达决心在晚年把这两件事情办好． 科学的春天到来后，张远达完全可以乘胜摘取更加丰硕的成果，但他看到现代化建设急需培养大批人才，因而毅然决定把工作重点从科研转向教学．他对学生说，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比不上一代接一代地向科学冲刺． 1978年，国家开始恢复培养研究生．按原订计划，张远达招收10名研究生．这个数目已经是够多的．但看完试卷，他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辉，找到校领导．“这批考生不错，我要求增加招研究生的名额！”望着这位年逾花甲、体弱多病的老教授的清瘦面孔，校领导笑了起来：“怎么，指导10名研究生，还不够您忙的？” 一名导师一般指导四五个硕士生．现在，他超过一倍，还挑着数学系系主任这副重担，怎么能往这个老教授身上再加任务呢？张执著地申述自己的理由：“现在，国家缺的就是人才，多招收一个，不是多增加一份力量吗？”他的意见一直反映到教育部．最后，得到了满意的答复，研究生名额增加到17个．他兴奋异常． 为了培养好这批研究生，张远达把自己的一腔热血都抛洒了出来．他用自己的积蓄把当时还来不及出版的《有限群构造》油印成讲义，发给每个研究生学习．他还不厌其烦地通过各种途径，为学生提供国内外的最新资料和工具书．1979年，当他得知美国学者戈伦斯泰因·达里尔编著的《有限群》一书已出版，便千方百计弄到一本，然后，他又用自己的积蓄将这书影印成册供研究生们学习时用． 研究生在校三年，他给他们上了五个学期课．寒冬腊月，他讲课的时候，一件一件地减衣服，额上还挂着汗珠．60多岁的人，站着讲两个小时，不但有脑力的消耗，而且要支付巨大的体力．连他的老伴也摸到一条规律：凡是哪一天，老头子上课，就要减衣服；下班回家，躺在沙发上不想动弹，这一天，老头子就一定有课．三个月过去了，研究生们发现老师更加消瘦了．有一次，几乎倒在课堂上．晚上，学生到家里去看他，劝他躺一躺，休息几天．他说：“现在我怎么能躺下？我还没有把你们带出来！”到春节前后，身体稍有好转，他在原来安排的课以外，又给研究生开了一门新课——专业英语，每周又增加了两个小时的讲课任务． 在课堂上，他把自己研究的最新成果，无保留地献给学生．他深情地对学生说：“希望你们赶快踩着我的肩膀上去．学生不如先生，既是学生的耻辱，也是先生的耻辱！” 教授是不用坐班的．张远达为了方便研究生找他，每天一早来数学系办公．最后一个学期，指导研究生写毕业论文，17个人，17个不同的题目，任务更加繁重．他忙得中午都不回家，和研究生一同在学生食堂进餐．有的研究生看他挺忙，到他办公室门口又转身走了．他发现后，就在课堂上宣布：“你们的事是最要紧的，有问题，只管来问．我总是有事的．等我有空，那你们就问不成了．” 探索问题的时候，他循循善诱，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常说：“学术问题，谁言之成理，谁就是权威，不存在老师与学生之分．” 在治学问题上，他是严师，一丝不苟．他十分注意培养学生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无论笔记的抽查、作业的批改，还是面测、考试，他都毫不马虎．就是在论文的遣词造句上，他也要反复斟酌，逐一订正．学生们自发举办的学习讨论会，他再忙也要争取参加．一次，一位研究生阐述自己的见解时，大问题讲得头头是道，在需要详细论证的地方，却一带而过．张远达听了，非常生气，“唰”地站起来，当众批评，一字一顿地说：“记住！浮夸和草率是科学的敌人！”望着严师，学生们深受感动． 1982年，张远达与北京大学段学复、华东师大曹锡华、中国科技大学曾肯成、吉林大学谢邦杰和南京大学周伯埙等教授发起，组织了全国第一届代数会议．1984年，他又和这些教授一起组织了北京国际群论讨论会．张远达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参加会议，让他们增长见识，开阔视野． 从1978年到1984年，张远达共带出研究生26人，还给外单位培养了一批进修教师．这些种子洒在祖国大地，不愁群论研究后继无人．这批有限群领域的新秀，活跃在全国许多教学、科研岗位上，有的在国内外已经初露头角．张远达欣慰地对人说：“现在好了．不少学术刊物有事不再找我，而直接找我的研究生．” § 工作成绩 四人帮“文革”中，他虽然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但仍然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深为担忧．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他再次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78年2月4日，他再次写了入党申请书，希望实现“把晚年全心全意地贡献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的宿愿”．1978年，武汉大学恢复了张远达的数学系主任职务．1979年初，张远达双喜临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晋升为教授． 武汉大学数学系是一个大系，全系教师110多人，有500多名本科生、研究生，还有不少外来的进修教师，课程不少，此外还担负着全校两千多学生的高等数学基础课的教学任务，课头达到三十多个． “十年动乱”给教育战线留下的后遗症在数学系反映出来．有的教师认为科研是输入，教学是输出，只愿搞科研，不愿承担教学任务．部分青年教师不安心讲基础课，希望讲选修课或出国进修．张远达一上任，便到教师中去走访、调查．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他在全系教师大会上指出：高校教师兼有教学和科研双重任务，讲师不讲，教授不教的学校，不算是学校．他要求教师既搞科研又搞教学． 根据每个教师的特点，张远达安排全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固定教学任务，三至五年不变．使教师能熟悉所教课程，抽出时间搞科研．为了考察教学效果．他亲自听课，并到其他系里征求意见，收集反映，掌握第一手资料．研究数学时，一个点是属于这个区间，还是那个区间，是不允许有一点含糊的．他的专业形成了他一丝不苟的性格．他做行政工作，如同他治学一样严谨． 为了改变教学质量回升缓慢的局面，张远达身先士卒，在研究生教学和行政工作繁重的情况下，他带头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毕竟是年近古稀的人了，他感到讲课有些吃力，于是请听课的同学帮忙擦黑板，趁此机会坐下来休息几分钟，喘一口气，接着往下讲．学生们劝他休息，他却说：“人活着，总是要工作嘛！”有一次，张远达讲课声音变了，不像平时那样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一节课还没讲完，他便抱歉地说：“请让我歇口气再讲．”说着就坐下来了．大家劝他回家休息，以后再讲．他却摆摆手，没歇上两分钟，又开始讲了． 据统计，仅1981年下半年，张远达为77、78、81级本科生讲授的“高等数学”、“群论”等基础课的教学量，就达144个学时，加上给研究生授课和校外讲学，他的工作量比全校一般教师多很多，被大家称为“超负荷的人”． 1982年，武汉大学教务处调查教师完成的工作量．张远达在签署数学系教师的工作量时，把自己的工作量划去了不少．即使这样，他的工作量还是全校第一，他做了相当于两个人的工作． 张远达既是严师，又是慈父．1981年冬，期末考试前夕，数学系有人反映不少学生爬窗撬锁溜进教室熬夜学习．张远达听到后，夜里摸黑赶到系教学楼，对教室里的学生进行教育引导．他充分肯定学生刻苦学习的精神，又告诫学生们要讲究学习方法，不要打疲劳战，要注意身体．学生们深受鼓舞和感动． 每年春节，张远达都要去学生宿舍，看望留校的学生．平时，学生生病了，他总要登门探望，嘘寒问暖，甚至连研究生们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经济状况也乐于关心，了如指掌．研究生们大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但是与张教授在一起，他们感觉到父母之爱在温暖着他们的心． 在张远达眼里，没有“不屑一顾”的小事．一天，系里的清洁女工拿来一块刨平的小木板，请他写上“正在打扫厕所，请勿入内”等字．张远达马上放下手中的事，按照要求，工工整整地写上毛笔字．一天下午，张远达到女生宿舍检查、辅导学习，一个女生寝室的同学反映，她们寝室的灯管坏了．张远达听了，连忙赶到系里去领来灯管换上． 张远达的出色工作，受到师生们的普遍赞扬．1982年9月，中共湖北省委文教部授予张远达“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3年3月，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政府授予张远达“湖北省特等劳动模范”称号． § 为人师表 了解张远达的人说：“他，从不惜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他人．” 十年“文化饥饿”之后，许多青年人有一种求知的渴望．他们希望得到指点．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40多年的张远达，了解青年人的这种愿望，总是尽力去满足． 在校内，学生们找他求教，无论是在教室，在图书馆，还是在路上；无论是本系的，还是外系的；无论是他任课的班，还是他不任课的班，他都耐心回答．在校外，有些青年找不到人辅导，跑到张远达家里请教．1980年以前，他家只有两间小房，找他的人，有时挤满了房子．这些青年，不但在这里得到知识，而且得到动力．张远达的那股热情，温暖着他们的心，鼓舞着他们去追求高尚的目标． 有一次，张远达把一大包材料交给一个研究生代为转交他人．这个研究生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书稿．作者是一位中学教师，寄来请张教授审阅．研究生一页一页往下翻，吃了一惊，在张远达审阅过的章节，原稿上的笔误，不合规定的数学表达方式，推算中的疏忽和错误，一一用红笔改正过．翻到后面的习题答案，他又吃了一惊：有几处，也用红笔改过．如果不亲自演算一遍，能发现这些错误吗？ 张远达常说，自己直接培养的人才总是有限的．因而在百忙之中，他还热心于科普读物的写作．他先后为青年学生撰写、出版了《怎样学习几何定理》 、 《谈谈学习三角》 、 《运动群》 、 《循环小数》 、 《逻辑代数初步》 、 《有限域》 、 《浅谈高次方程》等书．1981年，他主持、组织编写了一套供中学教师和学生阅读的课外读物《中学数学丛书》 ．作为湖北省数学会副理事长，他长期主持学会日常工作，直接参加湖北省、武汉市中学生数学竞赛的组织工作和讲课、命题、评选等工作． 张远达没有节日和假日．1980年暑假，他应邀到河南讲学．1981年暑期，他为外单位举办数学进修班．1982年，他又冒着酷暑去江西上饶讲课．他的老伴跟他谈家务，他嫌她啰苏．校医院请他去检查身体，他说挤不出时间．可是，为了别人，他不顾严寒酷暑，不惜迢迢千里．“工作，就是我的乐趣．”张远达常常这样说． § 人生哲学 心电图对待荣誉、金钱、子女的态度，这常常是显示一个人心灵的“心电图”．心灵是美还是丑，都会在这个屏幕上真实地反映出来． 1981年，武汉大学派代表团去法国考察．代表团的名单中最初有张远达的名字．他看了后，主动推荐系里另一位青年教授替换他．有人为他惋惜：“这不仅是出国的问题．这样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荣誉！”这话传到张远达耳朵里，他坦然一笑：“现在，我最需要的是时间！” 1980年，武汉大学根据有关规定，发给张远达超工作量奖108元．他想了想，把这个数分解为两个数：100和8．8留下，100交给系里．一些人不理解，张远达回答说：“许多老师，特别是中年老师，担子重，工作多，实行奖励是合理的．留下这八元，表示我举双手拥护这项办法．我是共产党员，多做工作，这是我的本分！” 常有作者慕名把自己的论文寄给他审稿．对于优秀论文，他总是向学术刊物推荐，为一些尚不见经传的作者鸣锣开道．1981年，一位作者来信表示感谢，还想请他推荐另一篇论文．信中提到：准备了黄花木耳，要给老教授寄来．他看到这几行字，满脸怒色：“庸俗！”他把信交给系办公室的干事：“回他个信，就说我不在！” 张远达曾为一些留校工作的学生家属调动工作及安排住房求助于人，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不在身边．武汉大学的领导多次要把他在云梦县当中学教师的女儿调来，他一直不同意，还摆出一大堆理由． 看到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一个子女也不在身边，校系领导很着急．1982年夏，趁他外出讲学时，武大又为他的小女儿办理调进武汉大学的手续．他得知后，立即在江西给系党总支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由于他“非常反对”，并“以党籍作保证决不调子女来武大”为“理由”，学校只好把他女儿调到离武大不太远的一所中学． 其实，张远达何尝不疼爱子女？他只不过把拳拳爱子之心化为殷切希望，希望他们自立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患不治之症住进医院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张远达还生怕子女们为他而分心，影响工作．每当子女们到医院看他，他就询问各人的工作情况，再三催促他们早点回去工作． 他同样用自己的烛光，照亮了子女们前进的道路． § 晚年时光 张远达患的是肠系膜淋巴恶淋肿瘤，自1985年5月18日住进医院后，本来消瘦的身体更加骨瘦如柴，而腹部以下又肿得令人目不忍睹．但他神志清醒，不愿别人为他担忧，从未因疼痛而高声呻吟一声． 朋友、学生、校系领导、亲属络绎不绝地赶往医院看他．张远达与他们谈的总是三件事：工作、学习、后事安排． 7月20日上午，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黄训腾等赶往医院看望张远达．张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手上打着吊针．当黄关切地询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断断续续非常吃力地说：“我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还有5位研究生未曾带到毕业．”他语气殷殷地托请另一位教授接着带下去．接着，他又交待了代数研究生班和代数助教班的工作，还就系里中青年教师如何提高和干部的选拔培养发表了意见． 在谈到后事安排时，他挣扎着提高音量，气喘加剧了，但是口气坚决了，他再次强调三条：不要组织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遗体立即送解剖室作病理解剖，作为对国家的最后贡献． 7月18日凌晨3点钟，他剧痛醒来，手捂着腹部要立字为据，手却根本捏不住笔，便叫守候在旁的女婿代笔记下：“遗体直接进解剖室，不得进太平间，任何人不得干预！”并言真意切地对医治他的黄医生说：“我把你作为自己的亲妹妹看待，希望你和医院按我的要求办．” 7月24日，张远达的那颗忠诚于教育事业的心停止了跳动． 遵照他的遗嘱，武大没有为他开追悼会．然而，悼念与缅怀却长存在师生员工的心间． |
| 随便看 |
百科全书收录594082条中文百科知识，基本涵盖了大多数领域的百科知识，是一部内容开放、自由的电子版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