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少年中国学会 |
| 释义 | 部分成员 § 简介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的一个很有影响的社团，先是由王光祁提议的。王光祁是四川温江县人，1914年到北京进入中国大学学习法律，1918年6月初毕业后担任成都《群报》和《川报》驻北京记者。他联络同乡曾琦、周太玄等人，以“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为榜样，筹备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当时他们都没有名气，故请求李大钊参与发起。 王光祁介绍说：“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开辟一新纪元，故少年中国学会者，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 § 历史 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于1918年6月30日，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此时新文化运动早已结束，“五四”学生运动基本告一段落，“主义”的角逐与新生社团的大量出现成了那时节的社会生态。而新文化一代老师辈思想取向上的分歧也已经肇端于世。从人员的组成看，少年中国学会中既有原《新青年》编辑部老师辈中的李大钊，也有属于学生辈的王光祈、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徐彦之等。从地域上看，会员分布在北京、成都、南京以及法国巴黎。这些也给学会本身的持续发展带来了困难。 然而，时间上的“不利”，对后世的研究者来说，恰可能是一个契机。因为通过少年中国学会的个案，也可以看到在时局急骤变化之时，现代中国的青年知识人的思想变化以及他们如何在社会的影响之下做出个人不同的选择。其实，这未始不是吴小龙研究少年中国学会的初衷。学术研究讲的是“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从研究的选题上，已经能见出学者的眼光和学问的高下了。 § 成员 李大钊和王光祈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会员最后发展到108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人： (一)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人； (二)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归国的一部分留日学生； (三)从事爱国运动的国内各学校学生。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许德珩等进步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还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 信约 少年中国学会 (一)奋斗； (二)实践； (三)坚忍； (四)俭朴。 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纳妾的人、做官的人均不能成为会员，即使已经做了会员出现上述情况，也要清退出会。学会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由李大钊任主编；还出版了《少年世界》，邓中夏是主要负责人。这个学会分散在国内各大城市，都同情或直接参加五四运动，后来虽然因为会员的立场观点不同走向分裂，但在当时对于五四运动起了很大的联系作用。北大校长蔡元培当时曾评价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的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 § 意义 少年中国学会在成立一年之后，不但和别的社团联合起来，形成了统一战线，在任务和工作方面也渐渐地由朦胧而显明，比先前更实际更具体。学会中的最高领导机构是评议会，李大钊、恽代英、杨贤江、黄日葵四位是评议员。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虽然相当复杂，思想也极不相同，但是在当时会员中有许多共产主义者，并且担负着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任务。 这对于五四运动起到了帮助和推进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五四运动之所以能获得斗争的胜利，是因为北京学生、全国青年以及社会各方面爱国人士的团结。由于这样的广泛的团结，才有力地打击了凶恶的敌人北洋军阀，赢得了胜利。 § 解体 五四时期新知识界的社团都起于爱国或者救国，但是，说大部分的社团都是以富于民族主义性质的爱国或者救国为号召而组建，应该不会错。少年中国学会也不例外。但与国民杂志社不同，它没有一开始就以“行动”为目的，致力于国民运动，而是像新潮社一样，将思想与学术作为自身努力的方向。正如作者指出的，“在‘少中’的活动构想中，学术研究的内容占着主要的位置” 矛盾也就在这里。一方面是现实的爱国或救国，一方面是非现实的学术研究的诉求，彼此之间的层面交错，已经为少年中国学会后来的分裂和解体埋下了引线。然而，内在的矛盾在筹备期只是潜伏在那里，如果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也不会有历时七年的少年中国学会。这中间，筹备人的热情、“少年中国”的理想是一个很好的柔顺剂。而青年人之间的友情、乡谊则是结社的粘合剂。左舜生后来回忆说：“在最初几年‘少中’的会员间，实在没有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钩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少年中国学会筹备初期所提出的学会宗旨充满了理想主义。而学会的目标，用王光祈的话说，就是“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 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对此并非没有自觉，相反努力在追求着这个境界。他们的理想中的学会是砥砺品德，研究学术的团体，而不是政党性质的组织，就连少年中国学会中政治意识最强，后来成为青年党党魁的曾琦在1919年10月留法之前也发表公开信提醒同人要“严防政党的利用” 少年中国学会解体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自身的思想差异，社会选择的不同，也与外部环境的刺激有关，同时，会员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取向。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最后一次南京年会的主席吴俊升后来感叹说：“‘少中’原为一偏重友谊与学术的团体，但因为时代政治的冲击而致解体”。晚年的方东美也在为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因“政治信念”之争，使“纯粹学术问题，自由思想气氛”完全丧失，以致“主张学术独立与中立者回天无力”而叹惜。实际上，1920年南京年会上，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杨贤江和方东美都注意到了社会变化给学会带来的影响。方东美甚至发现地理位置对会员社会取向的影响。他指出：“北京会员多半因受恶势力刺激太深，为保持人格，故力争要规定共同主义”。的确，王光祈1920年即离开政治核心地带的京城，远赴德留学，这也是他能够保持学会初期的理想和热情的重要原因。因为在国内面对一个急骤变化的时代以及强烈的政治逼迫感，中国知识人内心深处经世致用的传统很容易被激活。不仅学生辈，不少曾经致力于思想文化变革的老师辈们也走出了书斋，那些没有走出去的，也仿佛把塔建在了十字路口。在这样的情形下，王光祈一类的见解或行为往往被看作是一种缺乏勇气，是一种知识人的“怯懦”，一种自绝于社会政治和民生的自我逃遁。 § 参考资料 [1] 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7-07/13/content_8519305.htm [2] 期刊网 http://cn.qikan.com/Article/yhcq/yhcq200111/yhcq20011121.html [3] 中国国防资讯网 http://info.cndsi.com/html/20070430/2355214512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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