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张思之 |
| 释义 | § 学生生涯 张思之 张思之，1927年生于郑州。 1938年，11岁时举家逃难到四川，在绵阳上学。父亲是一名医生，很快在当地建立了名望。16岁，张思之放弃上学，参加远征军，入炮军第五团，属团部特务连，工作是发报，印度驻扎一年多，1945年4月回到昆明。后从昆明离开部队，沿途搭“黄牛”，经两个多月到达重庆，正好赶上八一五，抗战胜利。后又从重庆回绵阳，入三台国立十八中学。这时，张思之还不到18岁。 十八中学是东北内迁学校，1946年，学校回迁东北。张思之随校迁徙，但他的目标是北京，他向往这座历史古都，想到北京就留下来上学。但到西安时，住到伯父家，被伯父强留，进入一所教会中学，上了一年高中。教会学校管理严格，要开除一名违背了“晚上十点后不能看书”的校规的同学，张思之带领同学罢课，抗议成功，学校收回成命。但是，新学期开学前，学校劝张思之“转学”。但他又转了入一所教会学校，他的“案底”被传到新学校，当时已经是高三下学期，正要毕业统考，学校不打算给张思之文凭。于是，张思之毅然离开学校，到了南京，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 1947年，在颠沛流离中上完中学的张思之，要以同等学力考大学了。他志向远大，并且“学习不好，考试还行”，当时名气不小的朝阳学院把他录取了，他还不高兴，他想学外语，将来当外交官。无奈父亲听到消息，早把学费汇入朝阳，就这样入了朝阳学院，开始了他和法律结缘的坎坷一生。[1] § 投身革命 好不容易有个能安身读书的地方，他决定好好读书。凭着父亲做医生的良好家境，有足够的钱，供他买了很多书。1948年，满怀正义感的张思之入了地下党，他称为“就这样上了船”。 学校的革命环境险恶，卧底学生甚至是带枪的。而张思之在学校又搞海报又出壁报，十分活跃。 1948年12月2日，这个日子张思之一辈子都能随口说出来。那天晚上，他觉得似乎不妙，就去问他的“上线”(地下党是单线联系的)，说今晚可能要闹事啊。上线说，都到这个时候了(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共产党的军队就要围城了)，不会出什么事的，小心一点就是了。 事实上，这时，特务已经总动员，要抓一批人。张思之不放心，告诉他情况很危险，就走出门来，正看到自己的门前已经站了几个特务。他立即从二楼跳下，跑去通报他的下线。路上，突然一只手把他抓住，一位同学要张思之赶快想办法逃出校门，他在外面接应。张思之寻找出校门的机会，看到几个特务才吃完饭的样子，聚在校门，他立即裹着大衣卧倒在地面。慢慢向前滚，滚出了校门。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张思之就这样“滚出了朝阳学院”，脱离了危险。 在那位同学的帮助下，经过一夜躲藏，张思之到了“城工部”——中国共产党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准备离开北京投身革命，但是，他被告知，“凡是共产党员一个都不走了，傅作义就要投降了，马上就要去接管城市”。 城市被共产党接管了。张思之回来了。既是朝阳学院的，顺理成章地就进了法院系统。[1] § 打成右派 北京市法院有正院长和副院长所代表的“两个反党小集团”——你说我反党，我说你反党。 1953年，反高、饶集团时，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号召加强党的团结，各单位都要解决团结问题。法院开了一个月会，“两个反党集团”坐在一起“加强团结”。一个月会期，张思之“死不开腔”。到了最后一天，领导说，你一句话没有讲，恐怕要讲点。他就从七点讲到十二点，整整五个小时。当场就有人“敲边鼓”，说他“讲得太好了”，马上给市委打电话叫人来听。“现在看起来，我当时肯定讲得有过的地方”，而当时的效果是，“得罪了院长”。 1954年，反胡风。各单位都有一个学习小组，先学习各种文件，再放在自己单位学。张思之是法院的三人学习小组组长。他带着两个组员到茶馆去开会。另两人把他揭发了，他“光荣地成了胡风分子”。软禁在法院地下室(里面有档案呀材料呀，乱七八糟的东西)。几个月后，宣布张思之不是胡风分子，放了出来。其实，张思之“不仅认不得胡风，胡风的书也根本不爱看，胡风的书很难看的”。 放出来的张思之，还想问“整了我这么长时间，总要讲清楚嘛”。他哪里知道，当时要肃清内部的反革命。接下来就是审查“特务张思之”。因为他参加过远征军，而且是“特务连”。“特务”审了一年。结论是，“经查，张思之不是反革命。” 张思之这时还有点脾气：“我当然不干了！你们早知道我不是反革命，还要‘经查’，这明明是陷害。”自然，不可能有人给他解释。而猛烈的革命又接踵而至：1957年到了。 副院长在会上说，可以在院子里贴大字报，但外面不能贴。年近而立的前朝阳学院毕业生，前地下党员张思之问道：既然院子里可以贴，要是有人贴到外面去了，甚至贴到天安门去了，你怎么办呢。问题立即转换为“张思之说要把大字报贴到天安门”而上传。于是他成了右派，成为北京律师界的第一名右派。 右派共分六个级次。张思之不属于很重，第四类：降职降级，被送去昌平县的一个山区劳教。 从1957年到1972年，经过十五年劳教岁月，张思之戴着右派帽子来到北京垂杨柳二中做语文教师时，已经是45岁了。 他太珍惜这份工作了。他每天早晨六点骑着自行车去叫学生起来锻炼身体，晚上九点过后才回家。他对学生满怀热情，他的一位学生回忆道，他给学校刻写的蜡板，本来应该由他送去的，但张老师为了不耽误他的时间，坚待要骑车到他家去取。 他成了北京的模范教师。[1] § 辩护律师 张思之 7年后，即1979年，张思之52岁，有关部门宣布他的“右派分子”属错划。 最好的青春岁月属于二十二年右派生涯。划为右派之初，他甚至觉得“划得对”：毛主席还有错啊，肯定是我错了嘛。到平反的时候，他不一样了。“开什么平反座谈会，我也不去。”“我一不喊万岁，二不骂娘。”他认为他一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劳改，而是受愚弄”。 中国律师业早在文革之前，已在反右风暴中遭致毁灭打击。二十多年来，新一代中国人只在电影里看到过法庭辩护的场景。中国的律师制度正待重建。1980年，张思之成为北京律协副会长，同时兼任法律顾问处主任。他亡命地工作。“一天干十五个小时，经常住办公室。”他甚至帮别的律师修改诉状和辩护词，因为“我们的律师文字功夫太差了”。 适逢党中央正准备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法律界简称“两案”)进行公审。1980年，司法部指定在北京市要四个律师，组成两案辩护律师组，张思之被任命为组长。 在此之前，这位早年受训于朝阳学院的学生，五十年代的老律师，只打过“一个半”官司。第一个是南斯拉夫法律代表团来访，要求旁听中国律师的法庭辩护，他受命“表演”了一个抢劫案的辩护。另“半个”是一桩离婚案——办到中途，五七骇浪迎来，他被卷挟而去。 张思之先被指定为江青的律师，但在会见江青的时候，昔日的“女皇”声称“不要叶、邓派来的人”，她不习惯跟人平等说话，他们一开谈就是绷着的，后来不欢而散。 接着，张思之被指定为李作鹏(文革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政治局委员)辩护。 作为“两案”被告的辩护律师，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张思之需要“顾全大局，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这一开始他心里就明白。但是，司法部告诉他，“事实已经全部清楚，定性不能涉及”，张思之说他当时就想，既然这样，“那你还要我们干什么嘛”！司法部还规定，律师做什么，要给审判小组汇报，要经审判小组同意。 张思之说，对这个要求，他不仅“心里不安逸”，而且“我们硬是没有执行”。最终，他们为李作鹏等人抹掉了起诉书上的七项罪名。以致李作鹏在法庭上作打油诗概括张思之的辩护，是“边鼓敲几声”，但还“有声胜无声”。 “两案”里张思之的表现，“令上上下下都满意”。即便今天回头来看，以当时的条件，“两案”的辩护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两案”之后，张思之名满天下，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我那时风光啊！” 但是，给他带来更大名声的，奠定更高地位的，却是九十年代以后的官司。他在1995年，代理《民主与法制》记者董服民被诉“侵权案”；2003年他以76岁高龄代理“郑恩宠”案；2004年代理“黎元江”案。这些案子的影响之广，以致提起它们时不需要再添加注释。 同时，他广泛介入社会公共领域，积极为公共利益发表意见。他成为了一名广受尊敬的知识分子。 作为办理过全球瞩目的“两案”的辩护律师，张思之比谁都知道办理这些“必输的官司”的难度。“那是肯定打不赢的，打赢了不是翻天了？”他认为他是在履行一个律师的天职。屡败屡战的结果，是使他赢得了在这类官司中“从来没有赢过一场”的特大名声。 一连串非他莫属的著名辩护，把张思之从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带到了耄耋之年。[1] § 代理的重大案件 1980年被指定为江青辩护律师；其带领的“两案辩护组”为姚文元、李作鹏、吴法宪等5人免去了13件罪行 1988年大兴安岭大火庄学义“玩忽职守案” 1991年王军涛“颠覆、煽动案” 1992年鲍彤“泄露国家机密、反革命宣传案” 1994年高瑜“泄露国家机密案” 1995年《民主与法制》记者董服民“侵权案” 1995年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 2003年“郑恩宠案” 2004年“黎元江案” 2005年“聂树斌冤杀案” 2006年10月 王天成等诉周叶中等剽窃案 [1] § 主要著作 《中国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律师实务》、《律师制度研译》、《我的辩词与梦想》。该著作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均有出版，大陆版本有所删节。[2] § 荣誉 2008年，张思之获得了该年度的佩特拉ㆍ凯利奖。海因利希ㆍ伯尔基金会11月在柏林宣布，授予张思之这一大奖是为了表彰他"为在中国保障人权和建设法制国家及律师制度做出的杰出贡献"。佩特拉ㆍ凯利是德国绿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德国知名的女性政治家。1992年佩特拉ㆍ凯利去世。为了对她表示纪念，德国海因里希ㆍ伯尔基金会从1998年开始以她的名字设立奖项，该奖每两年颁发一次，以表彰为捍卫普世人权、非暴力解决冲突以及保护环境做出贡献的人物。 张思之先生被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 [2] § 致函最高法 2012年，张思之致函最高人民法院一级大法官张军，称吴英案中其集资对象都是本地亲友及放贷人，并非社会不确定公众，资金去向，也多流入当地实业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又有重要举报线索尚未追查，如从重对吴执行死刑，恐难服众。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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