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巫永福 |
| 释义 | § 个人概述 巫永福（1913年－2008年9月10日），台湾作家。南投县埔里镇人，台中一中毕业后就读日本明治大学文艺科，1932年在东京与张文环、王白渊等留日学生筹组“台湾艺术研究会”，发行日治时期台湾第一份文艺杂志—《福尔摩沙》。曾任记者、新光产物保险公司副总经理。为笠诗社成员及《台湾文艺》杂志发行人，擅长新诗、小说。作品曾被选入中、日文各种选集。1977 年，巫永福接任《台湾文艺》发行人，1979年， 捐资创办国内第一个文学评论奖——“巫永福评论奖”；1993年， 成立财团法人巫永福文化基金会，并增设“巫永福文学奖”，推动台湾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活动。重要著作：《巫永福全集》（传神福音文化公司，1996年5 月起陆续出版）。[1] § 职业生涯 巫永福 三○年代就读明治大学文艺科时，与苏维熊、张文环、王白渊、吴坤煌等人筹办“台湾艺术研究会”，发行《福尔摩沙》杂志，发表小说、剧本等，为三○年代台湾文学政治派与文艺派互别苗头时，文艺派的重要代言人，也是《福尔摩沙》的主干作家。 在中学时即赴日本留学，也是文艺科班出身的作家。明治大学文艺科有里见敦、横光利一、荻原朔太郎、小林秀雄、米川正夫等日本知名作家担任师资，开启他的文学视野。参加艺术研究会时，因获知有埔里同乡在东京参加日本共产党被捕下狱，被家人拒绝接济，出狱后病死异乡，乃坚决主张艺术研究会一定要有合法的依据。在讨论《福尔摩沙》这份机关志的路线问题时，也因为常遭日警上门监视盘问，有激进与温和之争。后来主张走左倾路线的未获支持，巫永福的合法、非政治、温和的一派，乃成为台湾艺术研究会及其机关志编辑的主要路向。《福尔摩沙》的文艺派特色，也成为三○年代放眼都是政治派的台湾文学原野上的一朵奇葩。巫永福日后的文学性格，无论是小说或者诗，也几乎就在这里已经十分确定。 仅仅发行三期的《福尔摩沙》，巫永福发表了两篇小说、诗作二首和一篇剧本。以他的小说初作--《首与体》来看，显然是接受了现代主义的影响，具有不确定的、内省的、心理描写的特色，有尝试穿越表相的人情、人际关系，透视、追索内心的创作意图。《福尔摩沙》的同人，张文环、吴天赏、王白渊也写了相同风 格的作品，可能走现代主义的路子，是艺术研究会作家经过研讨之后，得到的共识。 一九三五年，明治大学毕业后，返台任《台湾新闻》记者，并加入张深切、张星建主持的台湾文艺联盟，在其机关杂志---《台湾文艺》发表小说及诗作。后来又加盟张文环负责的《台湾文学》，发表作品。巫永福在日治时期的七篇小说及诗作等，都发表在这三个他曾经加盟的文艺组织的机关刊物上。巫永福回台后发表的小说，基本的风格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对人物性格、心理的分析和探讨，仍然是他的小说主调，对人性的纠葛、冲突，以及深层的欲念的根源，有强烈的追索意愿，与张文环的适度修正，逐渐走向自然主义的情形不同，不过，唯一的例外是《河边的太太们》这篇作品十分不一样，它接受了印象主义的理论，展现了另一番风貌。 四○年代以后，因任职信托公司及照管家族事业，任中国化学制药公司总经理、新生产业保险公司副总经理，不再发表作品，逐渐淡出文坛，也避开了“皇民化”文学运动的尴尬时刻。直到六○年代后期，才加入《笠》诗社为同仁，重回台湾文学的队伍，主要作品是诗，已能用中文写诗。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的巫永福，作品里有根深蒂固的汉族情感，他后来也写了考证的长篇大论，追溯自己的河洛中原血统，因此，他的诗有强烈的祖国意识。一九三六年发表的《祖国》，被公认是他这个阶段的代表诗作。 《祖国》一诗，把他未曾见过的祖国，当作心灵的梦土，以被人领养的养子心情，殷殷期待祖国能像亲生父母一样呼唤他。一面高声揭露异族统治的虚伪和欺骗，一面高喊着：“还给我们祖国呀！”巫永福重新拿起笔来写诗时，已经是七○年代了，他也终于在这个时候克服了“以中文思考，用中文写作”的难题，再次可以用笔、用诗句表达他的种种情怀了。 一九七七年，吴浊流去世，巫永福接下他留下来的棒子，出任《台湾文艺》发行人，再一次走进文学运动的行列。两年后，一九七九年，为了鼓励文学评论风气，乃创办了国内第一个文学评论奖--“巫永福评论奖”。一九九三年，成立财团法人巫永福文化基金会，作家永续推动评论奖之机构，同时，基金会还增设了“巫永福文学奖”。一九九五年，出版《巫永福全集》。重出江湖的巫永福，除了写诗，写文学生涯回忆和醉心闽南语文研究，对文学运动，尤其卖力。 虽然战后的巫永福，只能用诗人定位，但他一直念念不忘自己曾是一个小说家，仍然希望自己还可以是小说家，毕竟他还没有自信能掌握中文的精髓，只好选择诗。巫永福的诗，除了深具民族意识，有浓浓的土地情感，也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对时政、社会、人生，常有求全之毁，始终保有书生本色。虽然与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不同，但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因追求完美而发出来的声音，仍然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巫永福解释自己的诗观时说，写诗，要把握的是诗的精神，要严格要求的是诗的本质，内容可以决定形式，诗，以任何型态表现都可以。也许，文艺派只是他青春时期的一道屐痕，整体而言，他的文学还是有严肃的诉求。[2] § 人物影响 这位叛逆的留学生，却做了一件伟大的事，巫永福与张文环、吴坤煌、苏维熊等人组织“台湾艺术研究会”，并创办“福尔摩沙”杂志。这份纯文学杂志是台湾文学史第一部由台湾文学留学生所创刊，对於台湾本岛的文学风潮起了震撼作用，国内也陆续成立了文艺协会，创刊文学杂志。后来因为父亲过世而回台定居的巫永福，仍难忘情文艺；得知由张深切、张星建、赖明弘发起“台湾文艺联盟”，发行“台湾文艺”杂志，便在埔里成立支部，聚集对文艺写作有兴趣的地方仕绅。后又接任东京短歌杂志社台北支部长，成立台北歌坛，接任“台湾文艺”杂志发行人，活跃于台日文化界。 此外，巫永福对於台湾文化发展有一项无人能出其右的贡献，他自1979年自费创设“巫永福评论奖”，奖励对台湾文学及文化的创作及研究。这个奖项已经延续近三十年，鼓舞许多知识份子对台湾文化的热情。一位叛逆的学生，基於对文艺的坚持，日后却对台湾的文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是谁都料想不到的；然而，也给我们另一个思考，坚持做对的事，你我都可以成为一位人物。[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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