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张维迎 |
| 释义 | § 简介 张维迎 张维迎，男，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20多年来，他以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实践的洪流中。他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以及有关市场化经济改革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在经济学理论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 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曾任国务院国家审批制改革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电信法》起草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工商管理组副组长；曾任国际中国管理学会（IACMR）副会长、中国经济学（CEA）（英国）副主席。[1] 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教授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另据统计，在1997年出版的43种经济学核心期刊文献中共引用《经济研究》历年发表的文献405次，其中张维迎教授的论文占22次，名列第一；被引用4次以上的有16篇，其中张维迎教授占3篇。 主要著作有《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另有数十篇中英文论文发表。 主要开设课程：《高级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企业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 学术及社会兼职：兼任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财经学院、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的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及国家体改委企业改革咨询委员，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学术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学科专家评审组委员。 2010年12月12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拟任人选产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将卸任，接任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蔡洪滨。[2] § 简历 学习简历 张维迎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4年，西北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0年，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1988年，牛津大学进修； 1992年，牛津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4年，牛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工作简历 1984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 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 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以及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 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 1984－1990在体改委工作期间，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 1994年8月－1997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教授； 1997年9月－2010年12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1998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1999年开始任学院副院长。 访问讲学经历 1996.4-6, 1997.2-7,1998.6-9,香港城市大学讲学； 1997.12, 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一周； 1998.2,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两周； 1998.12, 韩国国立汉城大学讲学。 § 荣誉奖项 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硕士论文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 1990－1993，世界银行奖学金（三年） 1992－1994，牛津大学Nuffield学院奖学金(二年) 1992－1994，伦敦经济学院Lionel Robbins 纪念奖学金（面向全英大学的最高奖学金，每次仅授一名；二年） 1992，牛津大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the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the best thesis) 1997年，《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获得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特等奖（仅一名） 1998年，《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获得国家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 人物印象 张维迎教授的博士论文中文版《企业的企业家- 契约理论》在许多高校研究生中都是人手一册，并成为1995年我国经济学界学术水平最高刊物《经济研究》上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博士担任执行主编的《中国经济学-1995》一书，宗旨是收录1995年中国经济学家最好的论文，他们从1995年权威的经济学期刊中初选了47篇论文，此后再由专家投票选出了入选的论文10篇，而张维迎就占了2篇；《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出版，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的导师莫里斯教授荣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联系张先生回国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可以骄傲地说：中国经济学界离现代经济学前沿又近了一步。 争议人物 张维迎 2003年初春，张维迎一连抛出了“引入竞争”，“不升即离”等观点。5月，《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第一稿发布，确定的原则有：教员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淘汰制；学科实行末位淘汰制；在招聘和竞争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等等。此案一出，即引起轩然大波，张维迎骤然成为校内诸多教师的靶子，年底举行的北大党委常委选举中，张维迎得票倒数第一。第二年年初，在最终的定稿中，这个改革方案做出了一些让步，争议最多的一些字眼被删除。 2004年的“郎顾之争”以及随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论争里，张维迎就是一个重要角色。他那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 2003年，他主持下的“北大改革”，“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一场蓄势待发的中国高校改革最终消弭于无形。 类似的故事，甚至可以追溯到1983年，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提出“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惊人之语，文章刊登后，他旋即陷入一场全国大批判。 怪论：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在张维迎身上，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某种悲剧性格：他富有战斗精神，当他认定真理在手时，他的坚持和不屈，往往表现出农家子弟式的真诚的执拗，甚至不惜与民众发生正面冲突(而民众，特别是当下民智未开的民众，常识经常是缺乏的)。这种爽直性格和推土机般的行事方式，自然也是一种难得的品质，但在民主、尊重民意、倾听民声已成为普世价值观的时代大潮里，他与体制之间的密切关联、他的北大背景、他的顽强性格和不妥协的精英姿态，也就容易为人诟病，甚至成为民众反感的靶子。 § 人物观点 1996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张维迎做了一个比喻：假如把月亮交给一位农村老太太，月亮产权是清楚的，但没有效率，美国人随便就飞到月亮上去了，这个老太太管得了吗？由此他提出观点：进行产权改革，并不是因为产权不清楚，而是因为现存的安排没有效率。而对于国有资产管理方式，他指出“马背上画白道道以得斑马”的治标不治本的改革思路行不通。 2000年6月，“50人论坛西安会议”上，张维迎的观点依然尖锐：“裁判和规则制定者一定是政府吗？”并建议政府官员应该人手一册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来认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意义。 2006年3月，坚持自己“市场经济逻辑”的张维迎发表长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后遭到强烈质疑，被视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而一些批判者甚至没来得及看完他的全文，就断章取义地给了他“黑了心的”封号，原因之一是那句“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3] 2011年5月，张维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实施宏观的刺激政策，货币过多之后，应该回到正常，但这又带来另一个负面影响——增加货币，刺激经济的时候，谁得到的好处最先、最多？是国有企业；在紧缩的时候，提高利率、限制信贷，谁受的影响最快、最大？是民营企业。一个扩张，一个收缩，给整体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先扩张后收缩，导致的是资源、财富从个人、民营企业转向国有企业。张维迎认为，通货膨胀是财富的逆向分配，现在可以说，宏观政策客观上变成了国有部门、政府部门掠夺民间财富和资源的一种方式。[4] 2011年7月，张维迎撰文称，关于市场和伦理的关系，从古到今还是有好多误解，有必要澄清。大家都同意，通过给别人带来幸福从而使自己变得幸福，最符合伦理。但我的观点是，仅仅靠说服人，没用，还得靠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自由市场，就是自由竞争！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靠政府垄断，只允许一部分人干，这就不是市场的逻辑，是强盗的逻辑。就像国有银行，赚那么多钱，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强盗的逻辑。你存款时它只付百分之一二的利息，而它贷款时收取百分之五六的利息，这么大的利差，傻瓜都能赚钱。银行的高利润，有一部分靠的是剥削储户，而不是创造价值。这不是市场，这是反市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太强了。[5] § 人物轶事 学历造假门 2010年7月，网友孔曲波发于2010年2月的老帖被翻了出来，帖子将质疑学历造假的矛头直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贴中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简历造假：1.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时间造假；2.获奖资讯造假；3.编造不存在的书作为自己的著作；4.盗取他人贡献。——张教授在无数次给企业家演讲时强调企业家要‘讲诚信’……” 事实上，这并不是张维迎被第一次质疑造假。根据调查，最早的质疑帖早在2007年就已经出现，也曾引起争议，但最后不了了之。最早提出质疑的网友是搜狐网友“踏月留伤”。而他质疑的内容与孔曲波从书上看到的内容大致吻合。 2010年8月1日，针对近日在网络上被质疑“简历造假”的事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通过其网易、新浪等门户网站的博客发表个人声明，对质疑进行澄清。张维迎在声明中对被质疑的学历问题、获奖情况，以及《中国经济转轨》一书的出版情况分别进行了澄清说明。[2][6] § 学术风格 张维迎江丁丁博士在1996年《经济研究》第1期上曾撰文评价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文中说张维迎从最初提出“为钱正名”到他的博士论文中的思想都有渊源，一脉相承。确实，张维迎的思想一向是连贯的，有他自己特定的学术传统。他有着每一个优秀学者都必备的对真实世界独树一帜的观察与捕捉，这或许是他天生的悟性，或许是他曾参与政策研究的经历，所以他的理论模型无论是否深奥，其假设与结论都从未脱离过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层问题。他看得越深，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就越多、越近，他发的文章并不很多，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真正好的东西不可能很多，多了就会有沙子，而他追求的是金子。他常说“对现实了解得多不等于对现实理解得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对真实世界的种种独到看法正是因为他能，‘远离”这个世界，为学术而学术，排除各种杂念，不授意于什么而提刀。他是个抵得住诱惑的人，在他看来，做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外面的世界再精采，学者的天地是应该孤独的。他能耐得住寂寞，因为他对学问有特殊的偏好，因为他对自己充满信心。理解了这一点，读者或许就会明白，为什么当他的许多朋友和以前的同事都腰缠万贯在商海里潇洒时，他却既没有回政府部门，也没有下海，而是来到学校。 80年代，张维迎主要从事的是改革政策研究。在牛津他得到一个很有趣的发现：西方的经济学家在热衷于认识世界，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则在忙忙碌碌改造世界。他认为，这或许是经济学在中国难以很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自回国后，他一向倡导经济学家的任务首先是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认识不透，改造也是胡改造。此观点曾引起不少的误解甚至是微词，有人认为张维迎主张的是让经济学家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但他的真正用意是希望经济学家能够以独立的、中性的态度来对待学术，对自己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东西不要迫不及待用之于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上面，因为现实的改造不是凭善良的愿望与虚荣的冲动可以解决的，对理论认识的肤浅与急躁，急用先学，半生不熟，都很可能对现实产生误导。而一个心态平静、享受理论研究快感的学者则更不容易让热情来代替理智，或为政治漩涡所吞噬。张维迎坚信，经济学研究应该提供给世人一箱子工具，而不是急于开一纸政策药方，经济学家要拿出磨得精亮的上手的工具，对改造世界才能有益。现在很多人总讥讽理论没用。张维迎认为，你认为没用那是你没懂，没吃透。任何现实的存在都会在理论上得到反映，好的理论则是提供给现实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经济学家当然也研究政策，但政策建议应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说，他自己的政策建议都不过是理论的延伸而已。 张维迎主张理论研究一定要彻底，不避实就虚，更不应该向现实妥协，因为妥协是政策的问题。他的研究风格向来犀利，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和痛处。在最初双轨制的研究中，他就曾以，一个“放派”的姿态与“调派”有过争执。他对腐败问题的独到见解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影响。他认为，在现行体制下，腐败是一种激励机制，一种“次优安排”。他关于国家作为股东不能保证把最有才能的人选拔在经营者岗位从而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队伍的论述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很多人说张维迎的文章理论深度很强，但似乎不代表主流。确实，他研究问题从未一知半解，他不附庸主流，或许他根本不在意主流与否，他的主流永远是学术本身。他坚信，他的东西是最有生命力的。 张维迎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发表演讲都妙趣横生。他特别爱用比喻，把一个复杂的概念或思想形容得十分生动易懂。他那著名的“月亮与树萌”的童话把一个深刻的监督理论讲得很到位；他有关国有企业的国家股份化改革是“在马背上划白道道制造斑马”的比喻，他的“第三者插足”的改革思路，等等，已成为不断被人们引用的例子。在中国经济学界，张维迎被公认为最善于用类比来解释深奥理论的人。他的类比常常是信手拈来，但又都是那样地贴切，令人称绝！他的类比如同他的理论一样，完完全全是他自己的独创。由于善于运用类比，他的观点总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读者认为读他的文章是一种享受。当然，类比本身并不是理论，但没有他那样深刻的思想，是不可能有他那样富有色彩而贴切的类比的。张维迎有着陕北农民式的纯朴和幽默，他主张讲问题要尽量讲大白话，他认为，再深奥的理论都可以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表达不出来就是你还没有搞懂。在介绍莫里斯教授和信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时，张维迎用了一句外行都能明白的话：如何让人说真话，如何让人不偷懒。可谓道出了信息经济学的精髓。 在这个功利与浮躁的时代里，成名成家已不再困难，但张维迎因此特别告诫自己和他的学生们，要用一些“信号”把自己与“柠檬”（次品）区别开来。他不太主张研究生期间便急于发文章，他认为这个阶段是打好基础的关键阶段，适宜多读多看，多思考多讨论，把理论吃透，不做夹生饭。他说，写文章不是创造思想，而是把已经形成在脑子里的思想拿出来。要写的是自己真想说的话，自己相信的东西，有话便说，说便直说，不要没话找话，更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让别人因为看多了你的名字才记住你，要让人看了你的文章而记住你的名字。”或许我们可以说，“张维迎这个名字确实已成为高质量文章的品牌。 面对大量学子出国求学，张维迎表示理解和支持，而正如他当初毅然回国一样，他至今认为搞学术的人必须有自己的第一推动力。他反对“西方经济学”这个说法，因为经济学提供的是一种分析人类行为方式的认识工具与方法，“西方经济学”的说法意味着我们中国人不能搞经济学。经济学自亚当·斯密开始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前人积累的东西后人必须好好吸收，当然，这里的“前人”也包括中国人。张维迎强调理论研究宁可小而精，不要动不动创立什么体系，因为那是后人来盖棺论定的东西，不是自己应该追求的，他要求学生们有良好的技术训练和培养一种对现实事物的感知力，因为这是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必备的素质。 § 学术成果 主要学术成绩、创新点及其科学意义 （1）在国内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被决策部门采纳，对中国价格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论文被美国学者翻译成英文在美国《Chinese Economic Studies》上发表； （2）1985年与李剑阁一起提出并论证了人民币汇率双轨制和开放外汇调剂市场的设想，并与黄江南一起主持了姚依林副总理委托的《外汇外贸改革课题》，提出的建议影响了当时外汇和外贸政策的制定； （3）1985－87年期间，与宋国青一起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首次提出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分析宏观经济平衡的思路，发表多篇论文和一本专着，多次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对8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4）从1983年开始，系统研究了企业家的职能、素质和生存环境，出版专着一本和多篇文章，是国内最早研究企业家的学者，首次提出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商”的观点，论证了“造就企业家队伍的核心是改革所有制”的命题，推动了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 （5）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首次提出“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的改革建议，被广泛接受。 1990年张维迎去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以及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博士论文初稿作为硕士论文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1994年学成回国，主要从事企业理论和中国企业改革的研究，并从事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普及教育，出版三本专着，并发表多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张维迎在企业理论和中国企业改革方面的研究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和中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企业界有广泛影响，张维迎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中国微观经济学“第一把手”（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语）。 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另据统计，在1997年出版的43种经济学核心期刊文献中共引用《经济研究》历年发表的文献405次，其中张维迎的论文占22次，名列第一；被引用4次以上的有16篇，其中张维迎的占3篇。 张维迎自90年代以来的学术成绩可以概括如下：张维迎聘请钱伯斯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顾问 一、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是过去二、三十年家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发展最为迅速、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之一，它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交叉，大大丰富了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改进了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运行和企业组织行为的认识。张维迎在企业理论方面的贡献包括： 最优所有权安排和资本雇佣劳动： 完整的企业理论面临三个主要问题：（1）企业为什么存在？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如何决定？（2）企业所有权如何在企业成员之间分配？特别是，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成为一种主导的企业制度安排？（3）企业委托人（所有者）如何监督和激励代理人？已有的企业理论主要讨论第（1）和第（3）个问题，张维迎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企业理论》主要回答第（2）个问题。 这本专着运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特别是非对称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分析了企业组织内部的非对称契约结构和决定这种非对称契约结构的深层原因这一很具挑战性的问题，特别是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这一长期困惑经济学家的问题。张维迎认为，企业存在的原因是个人之间的企业家能力的差别。企业是人们之间合作的到一种方式，在企业中，最具有企业家能力的人从事经营决策（制定决策），而企业家能力较低的人从事生产活动（执行决策）。企业的价值就在于通过这种分工来提高效率。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面临着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给定个人能力难以观察，如何保证把最有企业家能力的人选择出来经营企业？二是给定个人在团队中的贡献难以测度，如何保证企业成员不偷懒？张维迎将这两个问题概括为“经营者选择问题”和“激励问题”。所谓企业制度安排，就是通过在不同企业成员间分配“委托权”（principalship）（即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办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全书正文共5章，第1章对有关企业理论的已有文献，特别是交易费用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作了一个批评性的回顾，指出，已有的理论没有能解释企业委托权的最优安排问题。本章也对全书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作了简要概述。第2－4章是本书的主体，分三步讨论了最优的委托权安排。第2章用一个隐藏行动模型(hidden action)证明，为什么在存在团队生产和行为难以观察的情况下，经营者应该是剩余索取者，企业决策者如何成为“企业家”（承当风险的经营者）。这里的基本思想是，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应该分配给最难以监督而又最重要的成员，而经营者正是企业中最难以监督而又最重要的成员，所以，由他们索取剩余导致的激励损失最小。第3章用一个隐藏知识模型(hidden information)证明，为什么当企业家能力难以观察时，资本可以成为传递企业家能力的信号，从而为资本所有者选择经营者的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这里的逻辑是，只有真正承担风险的资本所有者才最没有积极性说假话（虚报自己的能力）,资本所有者选择经营者是保证将最有企业家才能的人选择在经营者岗位的一个机制。第4章建立了一个企业家职业选择的一般均衡模型，讨论了财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合作形式即股份公司的出现，以及在均衡情况下，能力和财产在人口中的分布如何决定什么样的人将成为企业家，什么样的人将成为职业经理。第5章对全书的内容作了总结，并指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如何约束经营者的行为。 张维迎曾于1993年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青年经济学家小组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受到在场的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好评。根据本书第2章改写的英文论文《Optimal Assignment of Principalship in Teams》（与栗树和合作）发表在著名学术刊物《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zation》，被权威的匿名评审人认为“开始填补由Hart等人倡导的现代企业产权理论的一个非常棘手的方面”(that begins to fill a very troubling aspect of the modern property right theory of the firm as championed by Hart and his coauthors.) 根据第3章改写的《Why Are Entrepreneurs Liquidity-Constrained》发表在《Annals of Economcis and Finance》2000年第1期。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1995年9月在国内出版后，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最畅销的学术着作，被其他学者广泛引用。据统计，仅《经济研究》1995－1997年三年间就被其他作者引用16次，是被引证最多的论着。《中国书评》1996年第10期上同时发表的汪丁丁、张春霖和张曙光三位经济学家的书评称：“（1）它以作者长期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为背景，提出对主流经济学一个核心问题的解答。（2）它以一个特定的企业理论为题目，为中国年轻一代经济学者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典范，即在系统把握了微观经济学以后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具体问题以及如何在特定背景下叙述理论，这本书在这两个方面的贡献使它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在融入经济科学主流的过程中重建自己的学术传统的重要努力之一。”（汪丁丁）“其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娴熟地运用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企业的企业家理论为背景，综合了企业的契约理论，发展了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推动了企业理论的研究，是一本既能够融入当代经济科学主流，又能够推进中国经济研究传统重建的着作。《企业》的出版标志着张维迎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张曙光）（见附件） 上海人民出版社专门为本书召开了又30位经济学家参加的为期两天的研讨会。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获得1998年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产权与公司治理结构： 《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提出如下论点： （1）理解企业制度变革的关键是把“财产所有权”与“企业所有权”从概念上区别开来。财产所有权指的是对给定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而企业所有权指的是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财产所有权是交易的前提，企业所有权是交易的方式和结果； （2）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是企业中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根源，“资本雇佣劳动”可以说是这种不可分离性的一个逻辑推理； （3）企业所有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即不同状态下企业的所有权归属于不同的人――比如说，正常状态下企业所有权属于股东，破产状态下企业所有权属于债权人； （4）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所有权的表现形态，由一系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契约规定的制度安排，“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对应”这个私有制逻辑是理解公司治理结构的一把钥匙。张维迎等做客新浪谈央视财富新观念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自8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有关中国企业改革的文章可以说汗牛充栋。在过去的几年里，张维迎尝试着将自己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学到的企业理论和自己在企业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中国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写了一些论文，在经济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张维迎在这方面的贡献包括： 1、《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理论分析与政策含义》分析了公有经济的委托－代理关系及对效率的影响，证明，公有经济的效率随着初始委托人和最终代理人（企业）的数量――从而委托－代理层次的增加而递减，从而让代理人索取剩余可以改进效率。张维迎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与中国经济改革有关的如下问题： （1）为什么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 （2）为什么财政“分灶吃饭”会刺激经济发展？ （3）为什么“放权让利”会导致国有企业效率的改进？这篇论文的英文版由《Economics of Planning》杂志于1998年发表。 2、《决策权，剩余索取权和绩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运作的一个理论分析》用合同模型分析了过去十几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之处与不成功之处，其基本观点是：中国过去十几的企业改革在解决经营者短期激励方面是相对成功的，但在解决经营者选择机制方面是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企业经理仍然是由政府官员选择而不是由真正承担风险的资本所有者选择。这篇论文的英文版由《China Economic Review》于1997年发表。 3、《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性思考》、《从资本结构看国有企业重组》和《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等论文运用现代企业理论分析了国有企业高负债的原因，国家控股公司改革思路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国有资本变债权、非国有资本变股权”的改革思路. 4、《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提出的一个假说是，公有制经济中的重复建设和兼并障碍来自控制权的不可有偿转让性（或曰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张维迎将企业收益分解为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收益两部分。在公有制下，一方面，控制权收益由在职经理或相关的政府官员占有，而至少在法律意义上讲，货币收益归于“全体人民”，尽管在职经理和官员对货币收益拥有相当的事实上的占有权，但这种事实上的占有只能通过控制权来实现，失去了控制权，就失去了一切，而不仅仅是控制权收益；另一方面，私有股份公司中存在的缓解经理抵抗兼并的赎买机制并不存在。即使兼并带来的货币收益非常大，“全体人民”也不可能用“赎买”的方式贿赂经理和官员，这不仅是因为贿赂是非法的，更主要的是因为人民太多，“搭便车”行为使得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这样做。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革产权制度，使得经理的个人收益与企业价值更为对应，或创造出有赎买积极性和能力的股东，才能更好地推进有效率的兼并的发生，同时避免无效率兼并的出现。 5、《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与栗树和合作）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资料两方面解释90年代开始的方兴未艾的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浪潮。文章的基本结论是：80年代初的地方分权政策导致了地区间竞争，地区间竞争又反过来引发了民营化。由于产品市场上的地区间竞争非常激烈，每一个地区都必须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以保持生存所需的最小市场占有份额。为了促使经理降低生产成本，地方政府就必须让渡全部或部分股份给经理。一般地说，产品竞争越激烈，引发的民营??制国有企业，给地方政府设定一个固定的税后剩余分享份额，或者两个地方政府能够完全合谋以获取联合收入最大化，则民营化就不可能发生。本文的英文版发表于《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0年6月期。 6、《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与马捷合作）认为，恶性竞争的原因来自产权制度和技术因素两个方面。就产权制度而言，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国有企业中，厂长、经理在事实上控制了企业。但是，他们在拥有企业权利的同时，却不必承担与此相匹配的责任。国有企业经营者在企业权利与责任关系上的不对称程度愈大，愈有可能卷入恶性竞争。就技术因素而言，张维迎们发现，技术愈是落后的国有企业愈有可能卷入恶性竞争。在一个静态一期双头古诺(数量)竞争构架之下，本文不仅严格证明了恶性竞争的存在性，而且逐个情况地讨论了它发生的具体条件，分析了它的福利效应。特别地，张维迎们证明：（1）在混合经济中，非国有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是其成本优势足够大；否则，国有企业的恶性竞争行为就会“封锁”非国有企业的进入。（2）需求弹性越大的行业恶性竞争的可能性越大。（3）国有行业中企业数目愈多，恶性竞争出现的可能性愈大。这后两点意味着，在国有经济中，“充分竞争”一定意味着恶性竞争，或者说，完全竞争与帕累托最优是不相容的。此外，国有企业的恶性竞争也有可能是它的上级主管部门操纵的结果。这是一个有待形式化的假说。 7、《产权安排与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一文的一个基本假说是：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与企业的所有权安排有关。在对称情况下，我们证明，企业内部成员占有的股份越大/经营能力越高，每个成员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性越大，从事权力斗争的积极性越小；内部成员权力斗争的技能越高/控制权收益越大，每个成员的生产性努力越大，权力投资越小；并且，权力斗争受随机因素的干扰越小，当事人越善于权力斗争，控制权收益越大，则所有权的效应越显着。在非对称情况下，我们证明，为了使能力低的成员不追求控制权，必须使他们拥有足够数量的股份；并且，增加高能力成员的股份也有助于减少低能力成员从事权力斗争的积极性。本文的基本政策含义是，解决国有企业的“内耗”问题，必须从改革产权制度着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 三、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彻底改写了主流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博弈论专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张维迎于1996年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可以说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被国内多所大学和台湾中山大学、台湾大学等学校选作研究生教材。出版后不到两年，这本书已发行2万册，许多大学经济学研究生人手一册，被《中华读书报》评为1997年最畅销的经济学着作。这本书还获得1997年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唯一的特等奖。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杨小凯教授认为这本书是“国内最好的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他在一篇书评中写到：“对策论和合约理论的数学模型进入主流经济学和成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学发展的特色。这些理论的特点是非常适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比传统的经济理论更符合现实情况。但是，由于传统经济学根深叶茂，所以在西方很多大学，能教这些新理论的人并不多。加上这些新理论的数学化结构，又与科斯、诺斯、威廉姆森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不同，所以只有西方一些好大学的经济系在这方面才能在教学研究方面赶上这些新的发展。令人惊异的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张维迎博士完成博士学位后不久，就写出了这样一本涵盖前沿研究的新书，使中国在这方面的教学研究能迎头赶上。”“此书不仅对与中国有关的模型讨论比Kreps有名的类似教科书更为详尽，而且对一些重要的模型（如拍卖模型、不同类型的逆向选择模型等）也比Kreps的书更详尽。”“以我在国外教学研究的经验，若此书是英文的，在英文世界也会有相当的影响。”“我也会采用它作我的高级微观经济学和工业组织课中对策论的教材。” § 著作目录 （一）著作 宋国青，张维迎等着，1988年,《改革中的宏观经济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 张维迎，盛斌着，1989年，《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人民出版社 张维迎着，1995年，《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 张维迎着，1996年，《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 张维迎编，1997年，《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编着），商务印书馆。 张维迎译，1997年，《产业组织理论》（J·泰勒尔着）（总译校），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维迎着，1999年，《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主要论文 第一部分：（中文学术期绦af论文） [1]张维迎， 1985年，《论价格功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获得“1995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优秀论文奖”。 [2]张维迎，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与价格》，《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6期。选入《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中央党校出版社），初稿获“1984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优秀论文奖”。 [3] 宋国青，张维迎，1985年，《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与价格》，《中青年经济论坛》1985年第1期，获得“1995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优秀论文奖”，《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优秀论文三等奖。 [4]张维迎，李剑阁，1985年，《关于人民币贬值与开放外汇调剂市场的建议与设想》，《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1985年第6期，获《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优秀论文三等奖。 [5]张维迎，1985年，《关于七五期间外贸外汇政策的研究报告》（项目组织者与主要作者）,《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1985年第11期。选入《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 [6]张维迎，1985年， 《外汇贬值，出口退税和财政补贴的测算》（项目组织者与主要作者）， 《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1985年第12期。 [7]张维迎，1986年，《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研究》，《管理世界》1986年第1期。选入《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 [8]宋国青，张维迎，1986年，《宏观平衡与宏观控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研究》1986年第6期 [9]宋国青，张维迎，1986年，《工业高速增长的基础》，《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1986年第7期 。 [10]张维迎，1986年，《货币，价格与生产》，《中青年经济论坛》1986年第4期。 [11]张维迎，1986年，《企业家与所有制》，《经济发展与改革》1986年第30期。 [12]张维迎，1987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与财政赤字》，《经济发展与改革》1987年第3期。 [13]宋国青，张维迎，程晓农，1987年，《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的理论分歧》， 《经济研究》1987年第4期。 [14]宋国青，张维迎，1987年，《改革中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研究》1987年第7－8期。 [15]张维迎，1987年，《股份制与企业家职能的分解》，《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 [16]张维迎，程晓农，1988年，《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日本的经验》，收入《日本模式的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7]程晓农，张维迎，1988年，《日本的金融体制与金融政策》，收入《日本模式的思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8]张维迎，1993年，《台湾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收入《台湾经验与大陆经济改革》（易纲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19]张维迎，1994年，《西方企业理论的演化与新发展》，《经济研究》1994年第11期。 [20]张维迎，1995年，《从现代企业理论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改革》，1995年第1期。 {21}张维迎，1995《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性思考》，《中华工商时报》1995年1月23日；《新华文摘》1995年第3期。 [22]张维迎，1995年，《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理论分析与政策含义》，《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选入《中国经济学1995》，上海人民出版社。 [23]张维迎，1995年，《决策权，剩余索取权与绩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运作的一个理论模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秋季号；选入《中国经济学1995》。 [24]张维迎，1995年，《公司融资理论：一个综述》，《改革》1995年第4期 [25]张维迎，1996泥a，《中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金融研究》1996年第10期 [26]张维迎，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何处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1期 [27]张维迎，1996年，《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经济研究》1996年第9期；选入《中国经济学1996》，上海人民出版社。 [28]张维迎，1996年，《从资本结构看企业重组》，《国际经济评论》第7－8期。 [29]张维迎，1997年，《从公司治理结构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问题与出路》，《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 [30]张维迎，1998年，《全球微观经济机制的调整与中国的选择》，《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1－2期。 [31]张维迎，盛洪，1998年，《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改革》1998年第2期。 [32]张维迎，1998年，《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经济研究》第7期。选入《中国经济学1998》，上海人民出版社。 [33]张维迎，栗树和，1998年，《地区之间的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经济研究》第12期。选入《中国经济学1998》，上海人民出版社。 {34}张维迎，彭志坚，1999，《股票价格为什么被高估？》，《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35]张维迎，马捷，1999，《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经济研究》1999年第7期。选入《中国经济学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 [36]张维迎，2000，《产权安排与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第二部分：（英文论文） Refereed Journal Articles: Zhang Weiying, 1990, "Theoretical questions concerning macroeconomic balance and macroeconomic control" (with Song Guoqing),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Vol.23, No.3, 1990, USA. Zhang Weiying, 1989, “On the Line of Thoughts in Price Reform Guided chiefly by the Notion of Letting Go’”,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Spring 1989, 22(3), pp.50-66, USA. Zhang, Weiying, 1997, “Decision Rights, Residual Claim and Performance: A theory of How China’s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Worksote ,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8 (no.1): 67-82, JAL Press. Zhang, Weiying, 1998, “A principal-agent Theory of the Public Econom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hina”, Economics of Planning, Vol.31: 231-251. Zhang, Weiying, 1998, “Cross-regional competition and Privatization in China”, MOST-MOCT: Economic Polic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cs. Zhang, Weiying, 1998， “Optimal Assignment of Principalship in Teamsh” (with Shuhe Li), forthcom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Zhang, Weiying, 2000, “The Road to Capitalism: Compet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with Shaomin Li and Shuhe L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28 (No.2): 269-292. Zhang, Weiying, 2000, “Why Entrepreneurs Are Liquidity-Constrained? ”,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Forthcoming, Vol. 1 (No.1). Zhang, Weiying, 2000, “China’s SOE Reform: A Corporat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the Current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China, forthcoming. Book and other journal articles: Zhang Weiying, 1985,"On the Role of Prices",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No.4 Zhang Weiying, 1989,"A Note on Takeover and the Free-rider Problem", Newsletter of Chinese Economic Association in U.K., No.1 Zhang, Weiying, and Gang Yi, 1997, “China’s Gradual Refor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 A. Tisdell and J. C. Chai (ed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ransition,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Zhang, Weiying, 1997,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ther to Go”, G J Wen and D Xu (eds.), The Reformability of China’s State Sector, World Scientific Press. Zhang, Weiying, 1999,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orporate finance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ownership reform”, Gordon de Brouwer and Wisarn Pupphavesa (eds.), Asia Pacific Financial Deregulation, Routlegde: London and New York, forthcoming. (The paper was first presented at 24th 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FTAD), Chian Mai, Thailand, 22-24, May, 1998. Working Papers: Zhang, Weiying, 2000, “Ownership Distortion, Lower-Level Technology, and Excessive Competition” (with Jie Ma),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Zhang, Weiying, 2000, “Incentive Pay and Power Struggle inside the Firm” (with Li-an Zhou),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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