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宋徽宗 |
| 释义 | § 简介 宋徽宗赵佶 赵佶生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为宋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元符三年（1100年），他的哥哥哲宗赵煦（神宗第六子）去世，因无子，皇太后向氏召立端王佶继位，赵佶时年十九岁。 赵佶继位在当时曾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认为其轻佻不可以治国，但向太后力荐之，并以神宗语驳斥反对派：“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当立。”（《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十六》）赵佶即位的第二年，向太后去世，改年号为“建中靖国”。这是赵佶统治政权的开始，在位共二十五年。 赵佶即位后不久，即重用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免，时称六贼。赵佶还以“绍述”的旗号，定司马光、文彦博等臼余人为“元祜奸党”，定章悼等人为“元符党人”，刻石朝堂，以示贬斥。 赵佶生活穷奢极侈，和六贼滥增捐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修建华阳宫等宫殿园林。他派朱勋设立苏杭应奉局，搜刮江南民间的奇花异石，称“花石纲”，运送汴京，修筑“丰亨豫大”（即丰盛、亨通、安乐、阔气的意思)）的园林，名为“艮岳”，将北宋政府历年积蓄的财富很快挥霍一空。“花石纲”又害得许多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赵佶还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日是5月5日，道士认为不吉利，他就改称10月10日；他的生肖为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10月，金军大举南侵，金军统帅宗望统领的东路军在北宋叛将郭药师引导下，直取汴京。赵佶接报，连忙下令取消花石纲，下《罪己诏》，承认了自己的一些过错，想以此挽回民心。金兵长驱直入，逼近汴京。徽宗又怕又急，拉着一个大臣的手说：“没想到金国人这样对待我。”话没说完，一口气塞住了喉咙，昏倒在床前。被救醒后，他伸手要纸和笔，写了“传位于皇太子”几个字。12月，他宣布退位，自称“太上皇”，让位于子赵桓（钦宗），带着蔡京、童贯等贼臣，借口烧香仓皇逃往安徽亳州蒙城（今安徽省蒙城）。第二年4月，围攻汴京的金兵被李纲击退北返，赵佶才回到汴京。 公元1126年闰11月底，金兵再次南下。12月15日攻破汴京，金帝废赵佶与子赵桓为庶人。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3月底，金帝将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室、百官数千人，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等押送北方，汴京中公私积蓄被掳掠一空，北宋灭亡。因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 赵佶被囚禁了9年。公元1135年4月甲子日，终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国城，金熙宗将他葬于河南广宁（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公元1142年8月乙酉日，宋金根据协议，将赵佶遗骸运回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由宋高宗葬之于永佑陵，立庙号为徽宗。 § 基本资料 宋徽宗 姓名：赵佶 出生：元丰五年（1082） 属相：狗 卒年：绍兴五年（1135） 享年：54 谥号：圣文仁德显孝皇帝 庙号：徽宗 陵寝：祐陵 初婚：18岁 配偶：王皇后、郑皇后 子女：31子34女 继位人：赵桓 最得意：收复燕京 最失意：被金人俘虏 最不幸：客死他乡 最痛心：馆藏书画为金人所夺 最擅长：绘画、书法 § 青楼天子 风流君王的纨绔生活 元符三年正月，年仅25岁的哲宗驾崩，没留下子嗣。显然，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选择。神宗共有14子，当时在世的有包括端王赵佶在内的五人。赵佶虽为神宗之子，却非嫡出，按照宗法制度，他并无资格继承皇位。 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垂帘，哭着对执政大臣们说：“国家不幸，哲宗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宰相章惇当即提出，按照嫡庶礼法，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不料向太后不同意。章惇只好改口说，若论长幼，那么当立年长的申王赵佖（ｂì）为帝。这两个建议都排除了端王赵佶。然而，向太后看中的恰恰是赵佶。赵佶并非向太后所生，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向太后坚持立赵佶为帝，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可能与赵佶在向太后心目中良好的印象有关。赵佶每天都到向太后住处请安，称得上是又聪明又孝顺的孩子，因此向太后偏爱他。哲宗病重期间，向太后对谁继承皇位，早已胸有成竹，故她并不接受章惇的意见。她语气坚决地说：“老身无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排行十三，不可排在诸兄之前，而申王眼有疾病，不便为君，所以还是立端王为好！”表面上看，向太后办事公平，但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辞背后，显然是在偏袒赵佶，为其继承皇位找到合情合理的借口。章惇是反对端王即位的，他认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是将攻击的矛头直接转向了赵佶的人品，而向太后却不以为然。双方为此僵持不下，互不相让。关键时刻，知枢密院曾布首先附和太后之议，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相继表示赞同。章惇势单力薄，不再争辩。赵佶就这样被向太后、曾布、蔡卞等人推上了皇帝宝座，他就是徽宗。 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十月十日，自幼养尊处优，逐渐养成了轻佻浪荡的性格。据说在他降生之前，其父神宗曾到秘书省观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就生下了徽宗，“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这种李煜托生的传说固然不足为信，但在赵佶身上，的确有李煜的影子。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对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佶迷恋声色犬马，游戏踢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戏。赵佶身边有一名叫春兰的侍女，花容月貌，又精通文墨，是向太后特意送给他的，后来逐渐变成了他的玩物。但赵佶并不满足，他以亲王之尊，经常微服游幸青楼歌馆，寻花问柳，凡是京城中有名的妓女，几乎都与他有染，有时他还将喜欢的妓女乔装打扮带入王府中，长期据为己有。 与此同时，赵佶结交了一批与他臭味相投的朋友。他的挚友王诜（ｓｈēｎ），娶英宗之女魏国大长公主，封为驸马都尉。但王诜为人放荡，行为极不检点。虽然公主温柔贤淑，尽心侍奉公婆，而王诜却偏偏宠爱小妾，她们竟然多次顶撞公主。神宗为此曾两次将王诜贬官，但他却不思悔改，甚至在公主生病时，当着公主的面与小妾寻欢作乐。品行如此恶劣之人，却是赵佶的坐上宾。他们经常一起光顾京城内有名的妓馆——撷芳楼。王诜藏有名画《蜀葵图》，但只有其中半幅，他时常在赵佶面前提及此事，遗憾之情，溢于言表。赵佶便记于心，派人四处寻访，终于找到另外半幅画，就把王诜手中的那半幅也要了过去。王诜以为酷爱书画的赵佶要收藏这幅画，哪知赵佶却将两半幅画裱成一幅完整的画送给了他，于此可知二人之间的关系之深。蹴鞠赵佶对王诜如此大方，王诜自然投桃报李。有一次，赵佶在皇宫遇到王诜，恰巧因为忘带篦（ｂì）子，便向王诜借篦子梳头。王诜把篦子递给他。赵佶见王诜的篦子做得极为精美，爱不释手，直夸篦子新奇可爱。王诜不失时机地说：“近日我做了两副篦子，有一副尚未用过，过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当晚，王诜便差府中小吏高俅去给赵佶送篦子。高俅到赵佶府中时，正逢赵佶在蹴鞠（ｃùｊū），就徽宗观高俅蹴鞠图在旁边观看等候。赵佶善踢蹴鞠，而高俅早年便是街头踢蹴鞠的行家，精于此技。见到赵佶踢得好时，高俅大声喝彩。赵佶便招呼高俅对踢。高俅使出浑身解数，陪赵佶踢球。赵佶玩得非常尽兴，便吩咐仆人向王诜传话，说要将篦子和送篦子的小吏一同留下。高俅日益受到赵佶的宠幸。后来，有些仆人跟赵佶讨赏，他居然说：“你们有他那样的脚吗？”赵佶之放浪形骸可见一斑。 当上皇帝以后，徽宗禀性难移，无心于政务，继续过着糜烂生活。徽宗17岁成婚，娶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册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俭约，不会取悦徽宗，虽为正宫，但并不得宠。此时，徽宗宠幸的是郑、王二贵妃，二人本是向太后宫中的押班（内侍官名），生得眉清目秀，又善言辞。徽宗为藩王时，每到慈德宫请安，向太后总是命郑、王二人陪侍。二人小心谨慎，又善于奉承，颇得徽宗好感，时间一长，向太后有所觉察，及徽宗即位，便把二人赐给他。徽宗如愿以偿，甚为欢喜。据记载，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显而易见，郑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还能帮助徽宗处理奏章。因此，徽宗更偏爱郑氏。徽宗多次赐给郑氏情词艳曲，后来传出宫禁，广为流传。王皇后去世，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册封郑氏为皇后。 除了郑、王二氏之外，受宠爱的还有二刘贵妃、乔贵妃、韦贵妃等人。刘贵妃，出身寒微，却花容月貌，入宫即得到赵佶宠幸，由才人连升7级而至贵妃。然而，好景不长，升贵妃后不久即去世。刘贵妃曾亲手在庭院中种植了几株芭蕉，当时她说：“等这些芭蕉长大，恐怕我也看不着了。”在旁的侍从闻听此言，慌忙上奏徽宗，徽宗起初很不在意。谁知过了两天，刘贵妃病重，等徽宗前去探视时，刘贵妃已撒手而去。徽宗悲痛不已，特加四字谥号“明达懿文”，将其生平事迹编成诗文，令乐府谱曲奏唱。 正当徽宗为此伤感时，内侍杨戬（ｊｉǎｎ）在徽宗面前夸耀另一刘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不亚于王昭君，徽宗将其召入宫中。刘氏本是酒家之女，出身卑贱，但长得光艳风流。徽宗一见，魂不守舍，瞬间便将丧妃之痛遗忘殆尽。徽宗对刘氏大加宠爱，与她形影不离，若离了她，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刘氏天资颖悟，善于逢迎徽宗。还极善涂饰，每制一衣，款式新颖，装扮起来胜似天仙。不但徽宗喜欢，就连京城内外也竞相仿效。在徽宗看来，刘氏回眸一笑，六宫粉黛尽无颜色。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如此得宠，便曲意奉承，称刘氏为“九华玉真安妃”，绘其像供奉于神霄帝君之左。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刘氏渐渐风韵不再，生性轻佻浮浪的徽宗欲再觅新欢。 尽管后宫粉黛三千，佳丽如云，但徽宗对她们刻意造作之态感到索然无味，便微服出宫，寻找刺激。李师师，汴京人，本姓王，工匠之女，四岁丧父，遂入娼籍李家，后来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她色艺双全，慷慨有侠名，号称“飞将军”。李师师既名冠汴京，徽宗自然不会放过她。自政和以后，徽宗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为了寻欢作乐，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专门负责出行事宜。荒唐的是，行幸局的官员还帮助徽宗撒谎，如当日不上朝，就说徽宗有排档（宫中宴饮）；次日未归，就传旨称有疮痍（染病）。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于青楼妓馆，并非光彩之事，所以徽宗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发现；其实多数朝臣对比都心知肚明，但却不敢过问，致使徽宗更加放荡。秘书省正字曹辅曾经挺身而出，上疏规谏徽宗应爱惜龙体，以免贻笑后人。徽宗听后，勃然大怒，立即命王黼（ｆǔ）等人处理此事。这些人自然领会徽宗的意思，以曹辅诬蔑天子之罪论处，徽宗当即将曹辅发配郴州。 长久的梦想与短暂的辉煌 蔡京、童贯等人在把国内搞得混乱无比之时，又极力怂恿徽宗收复燕云十六州。自宋朝建立后，收复燕云地区一直是自太祖以来历代帝王的梦想。徽宗好大喜功，更想完成祖宗未竟之业，以建立“不朽功勋”。 早在政和元年(1111)九月，徽宗派童贯出使辽国以窥探虚实，返程途经燕京时，结识了燕人马植。此人品行恶劣，但他声称有灭辽的良策，深得童贯器重。童贯将他带回，改其姓名为李良嗣。在童贯的举荐下，李良嗣向徽宗全面介绍了辽国危机和金国的崛起，建议宋金联合灭辽。在李良嗣看来，辽朝肯定会灭亡，宋朝应该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出兵收复中原王朝以前丧失的疆土。徽宗大喜，当即赐李良嗣国姓赵，授以官职。徽宗不仅花天酒地，而且好大喜功，虚荣心极强。如果侥幸灭辽，列祖列宗梦寐以求的燕云之地不就可以收复了吗？这样，他就是彪炳千秋的一代明君了。从此，宋朝开始了联金灭辽、光复燕云之举。 对徽宗这种投机取巧的愚蠢做法，朝廷内外许多有见识的大臣都不以为然，只有童贯、王黼、蔡攸等一帮奸臣异想天开，竭力支持。重和元年（1118）春天，徽宗派遣马政等人自登州渡海至金，策划灭辽之事。随后金也派使者到宋，研究攻辽之事，双方展开了秘密外交。在几经往返之后，双方就共同出兵攻辽基本达成一致，金国攻取辽国的中京大定府，北宋负责攻取辽国的燕京析津府和西京大同府。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宋把过去每年给辽的岁币如数转给金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宋金“海上之盟”。蔡京画像其后不久，徽宗得知辽朝已经获悉宋金盟约之事，非常后悔，担心遭到辽的报复，便下令扣留金朝使者，迟迟不履行协议出兵攻辽，为后来金国毁约败盟留下了把柄。在此期间，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接连攻下辽朝的中京、西京，辽末帝天祚帝也逃入山中，辽朝的败亡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徽宗才匆忙命童贯带领15万大军以巡边为名向燕京进发，打算坐收渔翁之利。但这批人马一到燕京便遭到辽将耶律大石所部的袭击，大败而归。 宣和四年（1122）六月，辽燕王耶律淳死，徽宗见有机可乘，再命童贯、蔡攸出兵。此时，辽涿州知州郭药师相继归降宋朝，打开了通向燕京之路。虽然宋军一度攻入燕京城，与辽军展开肉搏战，但因后援未至，被迫撤退。徽宗亲自部署的第二次攻燕之役又以惨败告终。 北宋朝廷的腐败和军事上的弱点给金人以可乘之机。宣和五年春，金太祖对徽宗派来的使者态度强硬傲慢，并责问赵良嗣，当初宋金两国联合攻辽，为什么“到燕京城下，并不见（宋军）一人一骑”。谈到土地问题时，金太祖背弃前约，坚持只将当初议定的后晋石敬瑭割给辽朝的燕京地区归宋，不同意将营州、平州、滦州还给宋朝，他辩称此三地是后唐刘仁恭献给契丹的，并非后晋割让。金人态度强硬，宋方毫无办法。 几经交涉，金国最终才答应将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京及其附近六州之地归还宋朝，条件是宋朝除每年把给辽的岁币如数转给金外，另添每年一百万贯的“代税钱”。所谓“代税钱”是指金人规定的由宋朝缴纳燕京地区的租税，实际上是一种赔款。宣和五年（1123）四月，徽宗派童贯、蔡攸代表朝廷前去接收燕京地区。金兵撤退时，将燕京一带的人口、金帛一并掠走，留下几座空城送给了宋朝。童贯、蔡攸等人接收燕京后还朝，上了一道阿谀奉承的奏章，称燕京地区的百姓箪食（ｄāｎｓì）壶浆夹道欢迎王师，焚香以颂圣德。徽宗闻之大喜，即令班师。 收复燕云后，宋徽宗分外得意，自以为建立了不世之功，宣布大赦天下，命王安中作“复燕云碑”树立在延寿寺中以纪念这一功业，并对参与此次战争的一帮宠臣加官晋爵。朝廷上下都沉浸于胜利喜悦之中，殊不知末日即将降临。御笔崇宁通宝宣和七年（1125），金兵在俘虏了辽天祚帝后，分兵两路南下进攻汴京。赵佶吓得慌忙传位于钦宗，让儿子出来收拾残局，自称“太上皇”，带着蔡京、蔡攸父子南逃。后钦宗为稳住皇位，将徽宗接回京城。靖康二年（1127），坐了25年皇位的徽宗赵佶和儿子钦宗一同被金人俘虏北去，被封为“昏德公”。赵佶受尽屈辱折磨，最后死于五国城。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徽宗的梓宫（棺材）从金国运回临安。 徽宗在北行途中，曾见杏花，悲从中来，赋《宴山亭》：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者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首词曾被王国维称为“血书”，相思极苦，哀情哽咽，令人不忍卒读。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南唐后主李煜。徽宗和李煜在艺术上都颇有成就，擅长书法、绘画、诗词，在政治上都是昏聩之君、亡国之君，连最后结局也大致一样，李煜被宋太宗毒死于开封，徽宗在囚禁中病死五国城。徽宗与李后主两人的个性、经历，可谓相似至极，也令后人生出无限感慨。 § 艺术成就 草书千字文 独创“瘦金体”书法 宋徽宗赵佶不仅擅长绘画，而且在书法上也有较高的造诣。 赵佶书法在学薛曜、褚遂良的基础上，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瘦金体”，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与其所画工笔重彩相映成趣。 瘦金书的意思是美其书为金，取富贵义，也以挺劲自诩。 赵培传世的书法作品很多，楷、行、草各种书法作品皆流于后世，且笔势挺劲飘逸，富有鲜明个性。其中笔法犀利、铁画银钩、飘逸劲特的《秾芳依翠萼诗帖》为大字楷书，是宋徽宗瘦金书的杰作。 但是宋徽宗的书法存在着柔媚轻浮的缺点，这也许是时代和他本人的艺术修养所致，但他首创的瘦金体的独特的艺术个性，为后人竞相仿效。 诗书画印四结合 赵佶于花鸟画尤为注意。《宣和画谱》记录了他收藏的花鸟画二千七百八十六件，占全部藏品的百分之四十四。可见其偏爱之深。《画继》记载赵佶曾写《筠庄纵鹤图》。 “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擎露舞风之态，引吭唳天，以极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洁，并立而不争，独行而不倚，闲暇之格，清迥之姿，寓于缣素之上，各极其妙。”这种赞誉赵佶花鸟画精致、生动传神的文字记载俯拾皆是。流传至今题为赵佶的大量精美的花鸟画作，则证实了这种记载的真实性。赵佶的花鸟画，以极其严谨的创作态度，既从形象上充分掌握了对象的生长规律，且以特有的笔调活灵活现地传达出对象的精神特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化境。 芙蓉锦鸡图 中国传统花鸟画向分徐（熙）、黄（筌）两派，两派各有长短。黄派长于用色而短于用笔，徐派长于用笔而短于用色。以技术的标准论，徐不及黄的精工艳丽；凭艺术的标准言，黄不及徐的气韵潇酒。用笔和设色作为中国传统花鸟画技法中两大极为重要的元素，缺一不可。各走极端，易生偏向。北宋前期黄派画风一统画院，经过一百年的辗转摹拟而显得毫无生气之时，崔白、易元吉奋起改革复兴徐熙画法，黄派暂居下风，但并未退出花鸟画坛，因而使花鸟画得以蓬勃发展。至北宋晚期，徐、黄两派实际上处于并行发展的势态。凭赵佶深厚的艺术修养，他对徐、黄两派的技法特点的认识是清醒的。因此，赵佶的花鸟画是学习吴元瑜而上继崔白，也就是兼有徐熙一派之长。当然他也并非只学一家，而是“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的。如文献记载那样，时而承继徐熙落墨写生的遗法，时而“专徐熙黄荃父子之美”。显然，就创作技法而言，徽宗既学吴元瑜、崔白也就是徐熙系统的用笔，又喜黄荃、黄居宷的用色，并力求使两者达到浑化一体的境界。 徐熙野逸，黄家富贵。徐、黄两派又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赵佶作为当朝皇帝，又是极力享受荣华富贵、纵情奢侈的人，对于精工富丽的黄派风格，有他根深蒂固的爱好。同时，他又处在文人画蔚然兴起之后，必定受到时代风气的熏染。他的周围又聚集着一群雅好文人生活方式的贵官宗室如王诜、赵令穰等，又与文人画的倡导者之一米芾关系颇为密切。米芾崇尚“平淡天真，不装巧趣”的美学观，赵佶自然深受影响。尤其是他本人全面而又精深的文化艺术修养更使其审美情趣中透射出浓郁的文人气质。因此，赵佶既崇尚黄派的富贵，又喜好徐派的野逸，其审美趣味也是糅和了徐、黄两家的。 历来关于赵佶的艺术成就，论者都以他的花鸟画为最高。赵佶艺术的独创性和对后代的影响力，也主要体现在他的花鸟画中。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祥龙石图第一，物象意念安排的独特性。经营位置为画家的总要，所以画面布置因题材内容繁简不同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其中有一般的方法，这是人人皆能学习而得的；也有特殊的方法，这需要作者独出心裁，巧妙安排。赵佶花鸟画的构图，时有匠心独运之作。如《鸜鹆图》轴，画幅下面靠左以水墨写鸜鹆两只，奋翅相争纠结在一起，一反一正，羽毛狼藉。上面一只处于优势，用利爪抓住对方的胸腹，张嘴怒视；但是下面的一只并不示弱，依然奋勇挣扎，进行反击，回首猛啄它的右足。上面靠左一大片空白，仅飘动着几根羽毛，令人想到这两只酣战的鸜鹆，是从高处一直斗下来，并显得空间的广阔，画面右下斜出一松枝向右上伸展，上栖另一鸜鹆，作噪鸣状，扑翼俯看下面两只正在争斗的同伴，不知是喝彩还是劝架，又似乎想飞下来参加决斗。焦急的情状，描绘得维妙维肖，鸜鹆的心理感情，也刻画得细致入微。槎枒的松枝和瘦硬锋锐的松针，与纠结在一团的浓墨的鸜鹆相对比，更增强了画面的动感。虽然画中所撷取的都是自然写实的物象，但由于物象意念安排得巧妙和独特，从而暗示出超出有限时空意象的无限理想化的艺术世界。这是徽宗时期花鸟画的特有风格，并由此开启了南宋刘、李、马、夏在山水画构图方面的改革先声。 第二，写实技法的独特性。有一位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外国专家曾把赵佶花鸟画的写实技巧称为“魔术般的写实主义”，因为它给人以“魔术般的诱惑力”（劳伦斯·西克曼： 《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建筑》）。北宋的绘画理论中以气韵为高的说法已不少见，但在赵佶时代，严格要求形神并举。“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益州名画录》） 。形似以物趣胜，神似以天趣胜，最理想的境界是由形似达到神似。所谓写生的逼真，不但要有正确的形体，还必须富有活泼的精神。赵佶在创作实践中，一直是力求由形似达到神似的。传说赵佶画翎毛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这正是为了由形似达到神似所作的技术性尝试。如《御鹰图》， 论其艺术描绘，双勾谨细，毛羽洒然，形体生动而自然。尤其是鹰眼的神姿，英气勃发，显示着一种威猛之气。而艺术的格调，却是清新文雅，绝去粗犷率野的情味。尽管双勾是历来的表现形式，而这种新颖的画风，是形神兼备的高妙写生，已从朴实真诚之趣，变而为精微灵动，与崔白、吴元瑜等显示了一定的距离了。又如《金英秋禽图》中的一双喜鹊，笔画细致，描绘对象无微不至。以俊放的笔来表达细致的写生，真可谓神妙之至。花的妩媚，叶的飘逸，枝的挺劲，草的绰约，石的玲珑，以及鸟兽的飞鸣跳跃，草虫的飞翔蠕动，无一不赖其魔术般的写实技巧款款传出，而了无遗憾。正如张丑题赵佶的《梅花鸜鹆图》诗：“梅花鸜鹆宣和笔，十指春风成色丝；五百奇踪悬挂处，暗香疏羽共纷披。”所谓“奇踪”和“色丝”都是形容绝妙之意。这种写生传统是中国画最可宝贵的传统。其实，苏轼论证绘画不在于形似而在于神似的含义，不是不要形似而单讲神似，而是要求在形似的基础上抒写出对象的内在精神。譬如他在《书黄荃画雀》中写道：“黄荃画飞雀，颈足皆展。或曰：‘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在这里，苏轼特别强调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研究对象，这与赵佶之钻研“孔雀升高，必举左”，态度上又似乎是相近的。 第三，诗、书、画、印结合的独特性。赵佶的绘画尤其是花鸟画作品上，经常有御制诗题、款识、签押、印章。诗题一般题在属于精工富丽一路的画作上，如《芙蓉锦鸡图》轴，左下角秋菊一丛，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鸟锦鸡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戏飞的双蝶，顺着锦鸡的目光，导向右边空白处的诗题：“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鬼管。”全图开合有序，诗发画未尽之意，画因诗更显圆满。这首诗题，实际上已巧妙地成了画面构图的一部分，从中可以见出赵佶对诗画合一的大胆尝试和显著成就。画上的题字和签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体”，秀劲的字体和工丽的画面，相映成趣。尤其是签名，喜作花押，据说是“天下一人”的略笔，也有认为是“天水”之意。盖章多用葫芦形印，或“政和”、“宣和”等小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押印于书画的款识上，始于宋代苏轼、米芾、赵佶、赵子团等人。元明以后，诗、书、画、印相结合已成为中国画的传统特征，但在北宋，却还处于草创时期，赵佶是善开风气之先的。 腊梅山禽图显而易见，赵佶的花鸟画是当得起后人的倍加赞美的，但是，与这些誉美之词相悖的，是对他的花鸟画的怀疑甚至否定。元代汤垕在《画鉴》中说：“《宣和睿览集》累至数百及千余册，度其万机之余，安得暇至于此？要是当时画院中人，仿效其作，特题印之耳。”意思是说，因为赵佶花鸟画数量众多，作为皇帝他是没那么多时间作画的，所以作出以上推测。明代董其昌进一步认为“宣和主人写生花鸟时出殿上捉刀，虽着瘦金书小玺，真赝相错，十不一真”（《书画记》） 。这种妄意的推断，缺少依据，从画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近代亦有人根据刘益、富燮两人曾在政和、宣和年间“供御画”，推测赵佶所有的作品，都是这两人的代笔。赵佶的画迹真赝相杂，这是事实，但因此而否定其绘画创作，这是极不科学的研究态度。据史料记载，徽宗赵佶经常举行书画赏赐活动，这些赏赐给官僚臣下的大量作品中有画院画家的手笔，这本来就是十分自然，无可厚非的。作为皇帝画家赵佶，自然不可能用全部的精力去从事创作，来供给他必需的用途。翰林图画院原属宫廷服役机构，画院画家有义务画这些应制的作品，所谓“供御画”的作用正在于此。徽宗在上面题印，只是表示他对官僚臣下的恩赐之意罢了。在历代画家中，因应酬关系，而出于代笔的也不少。如《宣和画谱》所记：“吴元瑜晚年，多取他画或弟子所摹写，冒以印章，谬为己笔。”可以肯定，这些“他画”或弟子摹作，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吴元瑜的绘画样式。同样，即使现存徽宗画迹中有画院中人手笔，这些作品也是根据徽宗首肯的模式去创作的，从中仍旧可以见出徽宗的绘画风格和审美趣味，而绝不能因此否定他的艺术创作。 美术史家徐邦达在《宋徽宗赵佶亲笔与代笔画的考辨》一文中，将传世的徽宗画迹分为粗拙简朴与精工细丽两种，认为后者只能代表徽宗的鉴赏标准，应是画院中人代笔，而简朴生拙的才是赵佶亲笔。徐邦达关于代笔问题的研究显然比前人深入具体了许多。但是，从绘画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一个画家的画风往往不止一种，有主要的画风，也有次要的画风。两种画风有时几乎对立，让人难以相信是出于一人之手。画写生的人有时也画写意，画青绿的人有时也喜欢水墨。早年用功的作品与老年成熟的作品也必然大有差别。作画人若一生只画一种风格的画，那是画工，不是画家。对赵佶画笔真赝的考辨见仁见智都是属于情理之中的。但是，每一位优秀的画家，总有一种艺术化的人格精神把他所有不同体貌、不同风格的作品融为一体，声息相应。谢稚柳在《宋徽宗赵佶全集•序》中对赵佶各种风格的花鸟画迹的考辨则是较为详审精到的。首先，谢稚柳根据赵佶各个时期不同风貌的画笔中前后统一的笔势特征，将《竹禽图》、《柳鸦芦雁图》、《御鹰图》、《金英秋禽图》、《枇杷山鸟图》、《四禽图》、《写生珍禽图》、《祥龙石图》、《瑞鹤图》、《杏花鹦鹉图》等定为赵佶真笔。认为这些画以其精微灵动的写生和清新文雅的格调表现出赵佶画笔特有的性格和情意，与画院画家在表现形式方面的刻意追随是判然有别的。其次，以笔势特征为主，“那停在芙蓉上的锦鸡与并栖在梅枝上的白头鸟，我们看不出与上列赵佶亲笔的笔情墨意，其中含蕴着共同之处，这些只能说是追随赵佶的格调，是无可逃遁的。”谢稚柳还根据《南宋馆阁续录》把《芙蓉锦鸡图》和《腊梅山禽图》定为御题画，“是‘三舍’学生的创作，或是每月考试的作品，被赵佶入选了，才在画上为之题字”。谢稚柳论证考鉴，比前人似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赵佶各种风格的花鸟画迹中虽有赝迹，但他在花鸟画领域中的创造性成就却是不容否定的。 总而言之，“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画继》） ，诗词书画各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尤其是绘画方面，无论山水、花鸟、人物，都能“寓物赋形，随意以得，笔驱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广川画跋》） 。正如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建筑》一书中所说：“帝位为徽宗的绘画活动创造了条件，但徽宗的画并不是因其帝位，而是因其画作本身的艺术魅力而流传后世的。”这是一句十分客观的公道话。可以说，徽宗赵佶是历史上唯一真正拥有较高的艺术涵养和绘画才能，并真正称得上画家的皇帝。 艺术主张 赵佶的艺术主张，强调形神并举，提倡诗、书、画、印结合，他是工笔画的创始人，花鸟、山水、人物、楼阁，无所不画，这便是卓然大家的共同特点。赵佶 《红蓼白鹅图轴 》艺术家与政治家本不相干，而艺术家从政当然会出乱子，这是由他们的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品格特微以及处事标准所决定的。艺术家从政是悲剧，这不难理解。让我们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但凡卓然艺术大家都是从仕途上碰壁，甚至头破血流之后，回归民间，隐逸脱世，脱离喧嚣，远离仕途，方有所作为，才取得艺术上的巨大成就的，屈原、李白、苏东坡等等，莫不如此。 作为中国历史上卓有成就的书画大家，赵佶的精神寄托全部在诗文书画方面。他才情俊朗，才华出众，不幸的是他出身皇室，赵佶是北宋宋神宗的儿子，即宋徽宗。他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和能力。他在位期间，政治腐败，穷奢极侈。后来，他传位给儿子宋钦宗，自称“太上皇”。靖康二年，他和宋钦宗都被金兵俘虏，最后客死于异邦。这些都不是我关心的，这里想说的是他在绘画方面的艺术成就。 赵佶的艺术主张，强调形神并举，提倡诗、书、画、印结合，他是工笔画的创始人，花鸟、山水、人物、楼阁，无所不画，这便是卓然大家的共同特点。他用笔挺秀灵活，舒展自如，充满祥和的气氛。他注重写生，体物入微，以精细逼真著称，相传他曾用生漆点画眼睛，更加生动、栩栩如生，另人惊叹。赵佶的画取材于自然写实的物像，他构思巧妙，着重表现超时空的理想世界。这一特点打开了南宋刘松年、李蒿和夏圭在山水画构图方面的变革之门。他还强调形神并举的绘画意念。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建筑》一书中曾说，赵佶的画写实技巧以“魔术般的写实主义”给人以非凡的诱惑力。赵佶提倡诗、书、画、印结合。他创作时，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这成为元、明以后绘画派传统特征。 赵佶在位时，曾广泛收集历代文物书画，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让文臣分门别类，著书评论，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这些都对宋代的绘画艺术起到了推动和倡导作用。他还增加画院画师的俸禄，将画院列入科举制度中，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自横”、“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须多”等诗句为题，考录画师，给画院注入“文人画”的气质。许多画师，如李唐、苏汉臣、米芾等，皆是由此脱颖而出，树誉艺坛。皇帝如此钟爱书画，文人雅客又怎能不趋之若鹜？北宋书法、宫廷画在此时发展到极致。 在书法上，赵佶起初学的是黄庭坚，后又学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并杂揉各家，取众人所长又独出己意，最终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瘦金体”，既有“天骨遒美，逸趣霭然”之感，又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如“屈铁断金”。特点是笔划瘦细而有弹性，尾钩锐利，运笔迅疾。字一般呈长形，张弛有度，有一种秀美雅致、舒畅洒脱的感觉，而且通篇法度严谨，一丝不苟。这种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的书体，需要极高的书法功力、涵养以及神闲气定的心境来完成。此后尽管学习这种字体的人很多，但能得到其神韵的却寥若晨星，这足以见证赵佶的书法功力。相比之下，赵佶的诗词显得较为平庸，尤其是前期诗词，多为矫情之作，享乐情调十分明显。但在沦为亡国之君之后，他触景生情，写了不少情真意切的佳作，像“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读来让人心中隐隐作痛。 § 故事逸闻 挖地道密会名妓李师师 李师师是汴京永庆坊染技工匠王寅的女儿。王寅的妻子生下女儿就去世了，王寅用豆浆当奶水喂她，婴儿才没有死去。在婴儿时代，从来没听她哭过。汴京有个风俗，生了儿女，父母若是宠爱他们，一定要让他们在名义上出家，到佛寺去度过一个时期。王寅疼他的女儿，就把她送到宝光寺。她这时才会笑，一个老和尚看着她说：“这是什么地方？你到这来呀！”她突然哭了起来。和尚抚摸她的头顶，她才不哭。王寅暗暗高兴，说：“这女孩真有佛缘。”凡是佛门弟子，俗称为“师”，所以这女孩取名叫“师师”。师师四岁的时候，王寅犯罪，被拘捕入狱，竟死在狱中。师师没有人可以依靠，有一个娼妓李姥收养了她。等到师师长大，无论是姿色还是技艺，都很出色，没有人比得上她。因此在所有街坊的妓院中就属她最有名。李师师徽宗皇帝登上王位，喜欢奢侈豪华的生活，而蔡京、章淳、王黼这一帮人，就借着继承祖宗遗志为理由，劝徽宗重新推行“青苗法”等制度。京城里粉饰成一种富足欢乐的气象。集市店铺里的酒税每天约有上万贯。金银珠玉、绸缎布匹，国库里堆得满满的。于是童贯那批人又诱导皇帝，让他沉迷于声色犬马、宫室园林的玩乐。凡是国内的奇花异石，几乎都被搜罗来了。皇帝又在汴京城北边修建了一座离宫，名叫“艮岳”，但是他在里面寻欢作乐，时间一长，也感到厌倦了，还想微服出宫去寻花问柳。皇帝有个贴身内侍名叫张迪，是皇帝信任宠爱的宦官。张迪没有受宫刑之前，是京城里的一个嫖客，常到各处妓院，所以和李姥很要好。他告诉皇帝说姓李的色艺双绝，皇帝就很心动。第二天，命令张迪从皇宫库藏中拿出紫茸两匹(八丈)，霞毵两端(十二丈)，瑟瑟珠两颗，白银二十镒(四百八十两)，送给李姥，说是大商人赵乙，想来探望她。李姥贪图财物，高兴地答应下来。 入夜以后，皇帝换了衣服混杂在四十多个太监当中，到了镇安坊，镇安坊就是李姥所住的那个街区。皇帝挥手叫其他的人不要跟来，只跟张迪两人慢慢走进去。只见房屋矮小简陋。李姥出来迎接，行了普通的礼节，还端出几种时鲜水果，有香雪藕、水晶凤眼等，其中鲜枣有鸡蛋那么大。这些都是连大官们来时也不曾端出来过的。皇帝每样尝了一颗，李姥又殷勤地陪了好久，但就是没看到师师出来见客。皇帝一直等待着。这时张迪告辞退出，李姥这才引皇帝到一个小阁子里。窗边摆着书桌，架上有几卷古书，窗外几丛竹子，竹影错乱晃动。皇帝悠然独坐，心情很安详，只是不见师师出来陪客。一会儿，李姥领皇帝到后堂，只见桌上已摆好了烤鹿肉、醉鸡、生鱼片、羊羹等名菜，饭是香稻米做的，皇帝就吃了顿饭。 饭后，李姥陪他聊天话家常，又过了好久，师师却始终没有出来相见。皇帝正感到疑惑，李姥忽然又请皇帝洗澡，皇帝推辞不想洗，李姥走到他跟前，在耳朵旁边说：“我这孩子爱干净，请您听她的。”皇帝不得已，只好跟着李姥到一座小楼下面的浴室洗澡。洗好后，李姥又领皇帝坐到后堂来。重新摆下一桌水果糕点和酒菜，劝皇帝畅饮，但李师师却始终没有出现。过了很久，李姥才举着蜡烛，领着皇帝到卧室。皇帝掀开门帘，走进房间，里面只有一盏灯放着微弱的光。也没有师师的踪迹。皇帝更加感到奇怪，在床前走来走去。又过了好久，才见李姥挽着一个年轻女子姗姗而来。女子化着淡妆，穿的是绢衣，没有什么艳丽的服饰，刚洗过澡，娇艳得像出水的莲花。看见徽宗，像是不屑一顾的样子，神态很高傲，也不行礼。李姥对徽宗耳语说：“这孩子喜欢静坐，冒犯您了，请不要见怪。”替他们放下门帘就出去了。这时师师离开座位，脱下黑绢短袄，换上绸衣，卷起右边袖子，取下墙上挂着的琴，靠着桌子，端端正正地坐好，弹起《平沙落雁》的曲子来。手指在弦上轻拢慢捻，弹出的声音韵味淡远，皇帝忍不住侧耳倾听，连疲倦都忘了。等到三遍弹完，鸡已经鸣过，天都要亮了。皇上赶忙掀开门帘走出去。李姥也赶忙为他献上杏酥露、枣糕、汤饼等点心，皇帝喝了一杯杏酥，立刻走了。太监都偷偷地等在外面，马上护卫着他回宫。这是大观三年八月十七日的事。宋徽宗、李师师李姥私下对师师说：“姓赵的礼数不薄，你怎么对他这样冷淡？”师师恼怒地说：“他只是一个做生意的财奴罢了，我干嘛巴结他？”李姥笑着说：“你这么倔强，倒可以当见习的御史了。”不久京城里纷纷传说，都知道皇帝到李家去过了。李姥听了，非常恐慌，吓得一天到晚哭泣。她哭着对师师说：“如果是真的，就要灭我的族了。”师师说：“不用怕，皇上肯来看我，怎么忍心杀我？再说那天夜里，好在没有受到强迫，皇上心里一定很爱我。只是我暗自悲伤我的命运实在不好，流落到下贱行当来，以致污秽的名声连累天子。至于皇上会不会发怒把我们杀了，因为事情是开始于放荡的游乐，这是皇上极为忌讳不愿让人知道的，所以一定不会发展到那种地步，可以不必忧虑。” 第二年正月，徽宗派张迪送给李师师一张蛇腹琴。所谓蛇腹琴，是一种古老的琴，琴身上的漆已成了黄黑色，出现了像蛇腹下的横鳞一样的花纹，这是皇宫内珍藏的宝物。还赐给她白银五十两。 三月，皇帝又化装成平民到李家。师师淡妆素服，跪在门口迎接。皇帝很高兴，拉着她的手，叫她起来。看见李家的房屋大门忽然变得豪华宽敞。上次来时碰过的地方，都用蟠龙锦绣盖在上面。又见小阁子改造成了大阁子，雕梁画栋，那种幽雅的趣味都消失了。李姥见皇帝来了，也躲了起来。把她叫来，却浑身发抖站都站不住，再也没有上次那种嘘寒问暖的殷勤了。皇帝心里不高兴，但还是和颜悦色，称她“老娘”，告诉她本来是一家人，不用拘束害怕。李姥拜谢了，领皇帝到大楼里去。大楼是刚盖好的，师师跪在地上，请皇帝赐一幅匾额。当时楼前有杏花盛开，皇帝就写“醉杏楼”三个字赐给她。过一会摆上酒来，师师在旁边侍候，李姥替皇帝敬酒。皇帝让师师在桌子的旁边坐下，叫她弹奏赐给她的蛇腹琴，演奏《梅花三迭》一曲。皇帝一边喝酒一边欣赏，再三叫好。但是皇帝见到端上来的菜肴都有龙凤形状，有的是镂刻的，有的是画出来的，都跟皇宫里一模一样。皇上问是怎么回事，才知道这些都出自御厨房 厨师之手，是李姥出钱请他们制作的。皇帝感到不愉快，告诉李姥今后都要像上一次一样，不用铺张。这顿饭没吃完，就回宫了。李师师徽宗曾经到画院中去，出诗句考各位画师，合格的每年有一两个人。这年九月，把用“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为题的一幅名画赏给李师师。又赐给她藕丝灯、暖雪灯、芳苡灯、火凤衔珠灯各十盏；鸬鹚杯、琥珀杯、琉璃盏、镂金偏提壶各十件；月团、凤团、蒙顶等茶叶一百斤；汤饼、寒具、银饼等点心好几盒；还赐给她黄金、白银各千两。当时宫里已经盛传这件事情，郑皇后听说后，就进谏说：“娼妓之流的下贱人，不宜跟皇上龙体接近。而且夜晚私自出宫，也怕会出意外。但愿陛下能自爱。”皇帝点头答应，一两年内，没有再去李家。但是对师师的问候赏赐，却一直没有中断。 宣和二年，皇帝又去李师师家，见到自己赐的画挂在醉杏楼中，观赏了好久。回头看见李师师，就开玩笑说：“画里的人怎么竟然被喊出来了？”当天又赐给李师师避寒金钿、映月珠环、舞鸾青镜、金香炉四样东西。第二天，又赐给师师端溪砚、凤嘴砚，李廷制的墨，玉管宣毫笔，剡溪绫纹纸。也赐给李姥十万贯铜钱。 张迪私下对徽宗说：“皇帝去李家，一定要换衣服，又是夜里才去，所以不能常去。现在艮岳离宫东边有一块地，有二三里长，一直到镇安坊。如果在这里修一条暗道，皇上来去就很方便了。”皇帝说：“这件事交给你办。”于是张迪等人正式上书说：“离宫的侍卫人员以前大都在露天里待着，我们愿意捐钱，在官地造上几百间房子，统统加盖围墙，以便侍卫休息和防守。”皇帝批准了他们的奏请。于是羽林军巡逻部队等人员，一直布防到镇安坊，过往行人就再也不能到这一带来了。 四月三日，皇帝开始从暗道到李师师家，赐给她藏阄、双陆等赌博的游戏用品，还赏赐了玉片棋盘、绿白两色玉棋子、画院的宫扇、九折五花簟、鳞纹蓐叶席、湘竹绮帘、五彩珊瑚钩。有天，皇帝与师师玩双陆，输了；下围棋，又输了，就赐给师师白银二千两。后来师师生日，又赐给师师珠钿、金手镯各两件，一箱子玑，几端毳锦，一百匹鹭毛缯和翠羽缎，一千两白银。后来皇帝又因为庆贺辽国灭亡，大赏州郡，恩赐各地官府，也赐给师师紫绡绢幕、五彩流苏、冰蚕神锦被、却尘锦褥子以及麸金千两，还有桂露、流霞、香蜜等美酒。又赐给李姥皇室府库的一千万文钱。共计前后赏赐金银钱财、布料、用具物品、食物等，差不多有一亿文。 皇帝在宫中召集皇家眷属欢宴，韦妃悄悄问他：“李家女娃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让陛下这么喜欢她？”皇帝说：“没有别的，只是让像你们这样的一百个人，去掉艳丽的装扮，穿上素色的衣服，叫这姑娘杂在里面，自然会显示出不同。她那一种优雅的姿态和潇洒的气度，不是有了美貌就能具备的。” 不久徽宗让位给儿子，自号“道君教主”，搬到太乙宫里去住，放纵游乐的念头，也就少了。师师对李姥说：“我们娘儿俩整天嘻嘻哈哈，还不清楚大祸就要临头了。”李姥说：“那么怎么办呢？”师师说：“你暂且不用管，让我来处理。”当时金人正在宋边境进犯挑衅，河北禀报朝廷说形势危急，师师就把皇帝前前后后赏赐的金钱集中起来，上书给开封府尹，说愿意把这些钱上缴府库，以帮助河北官兵添购装备军饷。又贿赂张迪等人替她请求老皇帝，说愿意出家为女道士。老皇帝准许了，还赐城北的慈云观给她住。没多久，金人攻破了汴京，金国主帅来寻找李师师，说：“金国皇帝知道她的名声，一定要得到她。”找了几天没有找到。张邦昌还帮着金人追查她的踪迹，把她抓住献给金兵。李师师痛骂他：“我是一个低贱的妓女，却承蒙皇帝垂顾，宁愿一死，也不屈服。你们这帮人，高官厚禄，朝廷哪里亏待你们，你们要想尽办法灭绝国家命脉？现在你们又向敌人称臣充当走狗，希望有机会作为进身的阶梯。我不会让你们当作礼品讨好敌人！”说完拔下头上的金簪猛刺自己的咽喉，但没有死，就把金簪折断吞了下去才死。道君皇帝被俘虏后关在五国城，听说师师死时的情况，忍不住泪如雨下。 “坐井观天”与“五国城”之谜 在中国历史上，北宋王朝最后的两个皇帝———父亲徽宗赵佶与儿子钦宗赵桓，因为被金兵俘虏，流放到东北黑龙江的“五国城”“坐井观天”，成了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的悲剧人物。他们“坐井观天”也成了我国古代著名的传奇故事。也正因如此，这两位落难皇帝的俘虏生涯、流放命运，以及最后结局，甚至与之有关的细枝末节，均为历代史家、文人所关注，进行探索。 史载：北宋钦宗靖康二年父子皇帝被俘，与后妃宗室官吏们被押至燕山，后到燕京，面见金太祖之弟、都统内外诸军的辽王完颜杲，遭斥责。第二年（1128年）春，押往东北金国国都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郊有白城遗址），八月朝见金太宗完颜晟，金太宗封赵佶为昏德公，赵桓为重昏侯。不久，送到韩州（今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关押。两年后，金天会八年秋天又转徙至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在五国城，宋徽宗写了一篇凄凉哀惋的词《媚眼儿》， 与写在韩州的《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成为他的代表作，广为流传。宋徽宗父子二人在五国城多年后，先后死去。这个因赵佶、赵桓“坐井观天”而名载史册的五国城是哪里？多数史料说五国城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依兰县，地处松花江与牡丹江的会合处。但也有说赵氏父子皇帝“坐井观天”之处是“五国头城”，宋词专家胡云翼先生甚至说“五国城”在吉林省境（《宋词选》1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可见，五国城也是需要说清楚的。 东北古代的史料、 《辽史》与《金史》记载：辽王朝的东京道，辖今天的东北三省、俄罗斯外兴安岭以南与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其间从牡丹江与松花江汇合处起始，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包括其东北一带），松花江下游两岸有五大部女真人，分别是越里吉部、盆奴里部、越里笃部、奥里米部、剖阿里部，统称为五国部。各部的中心地区有城堡，各部首领居其地，于是便有了五国头城到五城的称谓。 越里吉部在南——松花江与牡丹江汇合处，其城被称为五国头城，旧址即今天的依兰县城，北宋徽宗、钦宗被放逐于此“坐井观天”。而五国部的最北一部剖阿里，后来音译为伯力，即今天的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古代中原内地文人对东北辽金时期历史、地理情况不甚了解，笼而统之地把今天的依兰说成了五国城。直到今天，有的权威性文字对此仍有不准确的解释，如《辞海》说：“辽时……松花江两岸有剖阿里……等五国部落归附，设节度使领之，成为五国城。”把女真人五大部族缩小为五个部落，是明显错误。二是把五国部当作五国城，地域广大，徽钦二帝在哪里“坐井观天”也就说不清楚了。更有甚者，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历史地名词典》说五国城是剖阿里等五城的总称，要从松花江下游到黑龙江下游广大地区寻找二帝“坐井观天”的五国城，何其难也！ 北宋徽钦二帝在五国头城——今天的依兰“坐井观天”，已流传了八百多年。近年有部文学史说到徽宗赵佶在五国城“坐井观天”时，特意写明“依兰有三口枯井”，明显地是要证明赵氏父子皇帝确实在这里坐井观天，这三口枯井就是二位皇帝坐过的。笔者没去过依兰城，不知偌大依兰城是否只有三口枯井；有什么根据说它们是八百多年前的，而且是徽钦二帝坐过的枯井？更不知依兰县是否已为这三口“御井”挂牌，成为旅游人文景观供游人观赏？ 其实二帝是否在依兰“坐井观天”，东北人是可以说清楚的。井者，掘地而成深洞者也。即使是因断了水而废弃的枯井，也是很深的。不是怕其逃跑的要犯，断不会囚之于深井，数千年中国历史未见用深井囚犯的记载。此时的徽钦二帝虽是被流放的俘虏，有后妃、宗室、官吏陪同，有宫女、太监侍候，有写诗作画，与王室、官吏谈话的自由，不过有金兵看守而已，金朝皇帝不怕他们跑，也不相信手无缚鸡之力的他们会逃出幅员辽阔的大金王国。所以，“坐井观天”只不过是一种传闻而已。自然，之所以中原文人有如此的记载，事出有因。甚至可能是那些随二帝到过五国头城，后来被放回关内的北宋官吏亲眼所见。这些官吏看到徽钦二帝住在或坐在那里？不要说八九百年前，就是在六七百年前，东北北部民间盖栋瓦房也非易事。加之冬季严寒，掘地为穴，穴居，是北满地区古来民风———掘地丈余，成穴，上面搭棚，以茅草等覆盖，一角留出口，即过去民间人人皆知的地窨子。贫民百姓住地窨子，肃慎时期是从东北先民到满人几千年来普遍之事。看到徽钦二帝在五国头城，住在地窨子里，返回中原的北宋官员们因不知地窨子其名，把似井的地窨子说成了井，于是便产生了这两个皇帝俘虏、“坐井观天”的传说，中原人不知内情，信以为真。 这两位当了俘虏被流放到五国头城的皇帝死在哪里，几百年来更是一谜。最早说到徽宗死地的，是南宋文人宇文懋昭，他在《大金国志》一书中简单地说徽宗“崩于五国城”。后来的一些书籍，如清代毕沅主编的《续资治通鉴》，当代的《辞海》、《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等，均沿用此说。后二书甚至说钦宗赵桓也是死在五国城的。而距徽钦二帝死后不过几十年的南宋文人笔记《南烬纪闻》 、《南渡录》等，却记载徽钦二帝并非老死五国头城，而是后来又被转徙到另一个五国城——西绵州。 西绵州在哪里笔者尚未查到。清朝初年流放到宁古塔的爱国诗人吴兆骞，在《晓行》一诗中有句“五国城边月已微，五国城中乌未啼”。在《赠少年》中写道：“君不见徽宗埋骨空江曲，遗冢苍茫做鹿麋。”显然是说徽宗不仅死在五国头城，而且是埋葬于五国头城松花江或牡丹江边的。但根据一位专家说：吴兆骞的抗俄诗篇是他坐在宁古塔家里听从前线归来的将士们讲述而创作的。他的这两处诗句，显然是说宋徽宗是死在或埋在牡丹江边的，牡丹江边也应有一个五国城。但《宋史》与《续资治通鉴》等史书却明白记载：南宋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1142年），徽宗死后七年，“金释高宗母韦氏还宋，并还徽宗梓宫”。他的尸体随南宋高宗的母亲韦氏，运回南宋王朝都城临安，“奉安于龙德宫。”可见，吴兆骞见到的不会是徽宗坟墓，仅是五国头城——依兰当地的传说而已。至于有关徽宗坟墓在宁古塔牡丹江边的说法，不过是看到吴氏诗句后的猜想而已。 尽管对宋徽宗赵佶的死地有不同说法，但《金史》、《宋史》与《续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相同，可以认定是死在黑龙江省依兰县，即五国头城，葬地在浙江杭州。北宋钦宗赵桓与乃父相比，才当了不足一年皇帝就作了俘虏，被关押，与其父一起流放到韩州、五国头城。其父死后十五年，金太祖阿骨达的另外一个孙子，辽王宗干之子完颜亮杀金熙宗自立，即海陵王。推崇汉文化的海陵王完颜亮，对熙宗时改封为天水郡公的赵桓还是比较优待的，一度曾把赵桓迁到上京会宁府居住。1153年，完颜亮迁都到燕京，把他也带去。在燕京三年后，1156年六月病死，享年51岁，比他父亲多活了几年。据《续资治通鉴》、《说郛•朝野遗记》与《宋史纪事本末》等史书记载，1142年，南宋绍兴十二年，高宗之母韦氏与徽宗“梓宫”被放还南归时，赵桓跪求韦氏带信给高宗赵构，求他这位同父异母弟将其赎回，“只为太乙观主足矣，他不敢望也。”明说只求让他回国闲居，不再有做皇帝的念头。但他那位九弟因为金兵伐宋掠走了皇帝哥哥才当上皇帝，就怕他这位正宗皇帝哥哥回来，所以直到他死去，也未向金王朝提出放还钦宗赵桓的要求。赵桓死在燕京是有记载、有定论的。 § 书画珍赏 《瑞鹤图》 绢本设色，纵51厘米，横138.2厘米。 《瑞鹤图》是公认的宋徽宗存世工笔写实类花鸟画真迹，为存世绝少的宋徽宗“御笔画”。 此图画庄严耸立的汴梁宣德门，门上方彩云缭绕，18只神态各异的丹顶鹤，在上空翱翔盘旋，另两只站立在殿脊的鸱吻之上，回首相望，天空及宫殿周围的祥云皆以平涂渲染，更烘托出仙鹤动飞之势和曼妙体态，气氛祥和吉庆。画后有赵佶瘦金书叙述一段。 《瑞鹤图》曾收入《宣和睿览集》， 金军攻入汴梁时，这件作品被拆成单幅的卷轴流散出去，清乾隆晚期被收进清宫，溥仪私自夹带出宫后流失到东北，最终成为辽宁博物馆的藏品。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瑞鹤图》，是宋徽宗赵佶之“御笔画”，构图和技法俱皆精到：构图中一改常规花鸟画传统方法，将飞鹤布满天空，一线屋檐既反衬出群鹤高翔，又赋予画面故事情节，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次大胆尝试；绘画技法尤为精妙，图中群鹤姿态百变，无有同者，鹤身粉画墨写，睛以生漆点染，整个画面生机盎然。 《池塘秋晚图》卷 《池塘秋晚图》卷 本幅以荷鹭为主体，将各种动、植物分段安排在画面上。卷首画红蓼与水蜡烛，暗示水岸。接着白鹭一只迎风立于水中。荷叶欹倾，水草顺成一向，衬托白鹭充满张力的姿态。荷叶有的绿意未退，有的则枯萎残破，墨荷与白鹭之间的黑白对比，增强水墨色调的变化关系。后有鸳鸯，一飞一游，红蓼、水蜡烛及枯荷装点出萧瑟的秋意。而白鹭的眼神、鸳鸯的动向尚有往后延伸之势，让观者有意犹未尽之感。 宋徽宗对绘画有精湛的研究，尤擅长花鸟，据传画鸟用生漆来点睛，成豆形突出于画幅之上，又黑又亮，炯炯有神。 本幅为粉笺本，此粉笺新纸时，光洁亮丽，其上尚印有卷草纹图案，是当时极为珍贵的材质。由于纸面经过上粉处理，具有不吸水性，因而影响到笔墨的趣味。乍看之下，笔墨甚为质朴，有斑剥古趣。其构图是将各种动、植物分段逐次安排在画面上，是唐代及其以前习见的构图式，在描绘花草的形态技法较为古朴，有唐人装饰意味的遗意。 《文会图》 《文会图》绢本设色,纵184.4厘米,宽123.9 cm 《文会图》这幅画充分表现徽宗院画精致明净的风格。宋徽宗与宠臣蔡京也在画上留下题跋，以此作为帝王统治下人才云集的象征图像。 环桌而坐的文士，正进行着茶会。宋徽宗称此图为文会图，但应与唐代以来“十八学士”的主题有关。可能是当时摹写古代画作后，加入北宋元素的“改编“之作。 僮仆使用及准备中的茶具，在存世北宋茶器中有相应的例子，画家所绘确有根据。 图中从根部到顶部不断缠绕的两株树木，虽然复杂，但由于含蓄的表现，因此毫无杂乱夸张之感，而像是观察树木真实生长状况后描绘出的细腻作品。 徽宗时期画院作品常有种纤尘不染的明净感。《文会图》中即使在各种树木垂下的细小叶片上，也可以发现这种特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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