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孙叔平 |
| 释义 | § 基本资料 孙叔平(1905-1983) 原名孙叔陶。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武昌中山大学肄业。1940年后历任新四军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训练部长、教育长，华东建设大学教育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科学校副校长、校长。1949年后历任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南京市教育局长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南京大学军代表、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58年奉调创办《江海学刊》，筹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78年回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 § 成长 拿着黄牛当马骑 从1940年至1949年，孙叔平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华中建设大学和解放军特科学校担任教育长、副校长或校长。在戎马倥偬、战火纷飞的9年中，他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和理论人才。1949年4月，孙叔平随军南下接管南京，9月，兼任南京大学军事代表。1950年3月，他被推举为南大政治教育委员会主任；1951年7月，南京大学改行校长制，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由心理学家潘菽教授和孙叔平担任正、副校长；1953年5月，南大党委正式成立，孙叔平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孙叔平在80年代初撰写的《我的道路》中曾回忆说：“……1949年，民族民主革命胜利了。不久，我调到正规大学工作了。‘拿着黄牛当马骑’，我只能边学边讲，讲点马克思主义。”其实，正是在这建国初期的七、八年中，孙叔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政策水平和领导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不仅领导了对中央大学的接管和改造，而且领导了建国初期南京大学的发展与改革：思想改造运动，院系调整，学习苏联，探索自己的道路等等。 取法乎上 先学后讲 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孙叔平“根据自己的粗浅理解”，认为要为国家培养各种专门的建设人才，必须审慎地改造旧有的高等教育，其中“最根本的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孙叔平在担任副校长后，仍然兼任哲学、政治经济学教师。他以上大课的形式，在大礼堂为高年级本科生讲“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一段时间，南京师范学院和南京药学院的学生也来南大同堂上课，听众甚至超过1200人。当时讲政治理论，基本采用苏联教材，孙叔平看到“老大哥”已将哲学、政治经济系体系化了，不无敬佩之意。可是钻进去一看，“却有‘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之感，觉得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异其趣”。孙叔平认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遂流为下”，“我还是向经典著作直接学习吧!” 他开始系统地逐本通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边读边想，边想边读”，并写出自己的讲稿。他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即“努力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的讲课，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逻辑严密。他后来出版的专著《历史唯物主义纲要》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都是在当时的教学讲义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马克思主义必须自己学习” 孙叔平认为，对在大学工作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当不同于对工农和部队指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同于军政院校的工作原则和方法。当时他“最感到吃重的”，是他想履行列宁的教导，探索一条尊重知识分子特点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道路。列宁指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接近共产主义之路”，孙叔平认为“专业工作者要举一反三，结合自己的专业、经验来学习”，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自己学习。教员只能起个启发作用，结合专业学习马克思主义，要靠专业工作者自己。” 无论是以军代表名义，还是以党委书记的身份作报告，谈思想，讲形势，孙叔平都有坦诚相见之风，而无盛气凌人之势。他精彩的学习辅导报告避免生硬、抽象的说教，融科学性、艺术性和思想性为一体，至今仍为许多老教授津津乐道。有些老先生诚恳地说：“我接受马克思主义，即自听孙叔平的辅导报告始。” 孙叔平却自谦这些报告是“班门弄斧，大放厥词”。他要求自己“学习到一个段落，总是请专家自谈体会，作我的老师”。他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在这些年，与其说我教别人，不如说别人教我”。这种平等待人、亦教亦学的做法，使许多来自旧社会的学者教授如坐春风，如沐春雨，自觉地加快了思想改造的步伐。1956年3月，南大校长、心理学家潘菽，教务长、化学家高济宇，中文系主任、语言学家方光焘，外文系副主任、英文教授陈嘉，地质系主任徐克勤、副主任张祖还、教授李学清等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孙叔平充分肯定七位高级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进步，鼓励广大中青年知识分子崇尚真理，“兼程并进，跟上时代步伐”。他在一篇文章中欣喜地指出：“绝大多数同仁在倾向上已经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结合中国实际 创造性地探索 1956年8月初，孙叔平赴京出席了全国高校院校长、教务长座谈会，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中央关于“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精神的启发下，孙叔平夜不能寐，回顾他在大学工作的经历与长期思考的问题，回校以后一口气写出近两万字的长文，题为《1956－1957学年应该是完成教学改革的未了工作并展开创造性的建设工作的一个学年》。在这篇长文中，孙叔平本着“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从实际出发的创造精神”，总结建国以来高校建设的成就与教训，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应当进入“创造性的建设工作阶段”。他大胆地针砭现实，瞻望未来，提出了许有富有创建的思想—— 我们在贯彻“学习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的方针上是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现象的。我们没有能够以马列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苏联经验，认识到它的精神实质，同时估计到它的与时俱变以及某些必不可免的缺陷……我们把苏联经验绝对化了……如不纠正，我们就永远只能作机械的模仿，不能作创作性的学习。 旧有的半封建半殖民的高等教育，我们否定其反动的指导思想、庞杂的院系制度、支离破碎的教学计划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是完全必要的……但在我们否定这些应当否定的东西的时候，却没有足够注意：旧有的中国高等教育的某些经验，特别是不少老教师所有的丰富的教学经验，还是十分有用的，不惟不应一概否定，而且应在新的思想指导下，加以充分发挥。 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的某些具体经验，也未尝没有长处可供我们学习。某些优良东西，在他们那里，并不改变他们的高等教育的资本主义本质；吸收到我们这里，也不影响我们的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在本质上是全新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是和旧高等教育没有联系。 对解放区的革命干部教育，它的基本精神我们还应当发扬，它的具体作法今天我们就不应当照样采取。 面对着“缺乏创造精神”这样一个严重问题，进一步阐明我们的高等教育建设方针是很有必要了。 ——在今后的高等教育建设中，我们仍然应当虚心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但应当注意深入地学习，并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学习。道听途说、生搬硬套的现象应极力避免。 ——应当学习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并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我们需要多开几个窗户，多找一些借鉴，不要孤陋寡闻，封闭自己。 ——应该批判地继承中国高等教育的有用经验并发扬中国革命干部教育的优良传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先进教育理论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创造自己的经验。 一句话，我们的高等教育，在性质上和苏联的高等教育一样，是社会主义的；但在许多方面，它应当是中国的，应当具有中国的特点。 在1956年，孙叔平已经涉及了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道路这样一个重大而严肃的课题。他的思考与探求，达到了同时代高教工作者所能达到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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