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台北故宫博物院 |
| 释义 | § 基本概况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台北故宫于1965年在台北外双溪兴建完成，位于阳明山脚下双溪至善路2段221号，中国电影文化城东北侧。并曾于1967年、1970年、1984年、1995年先后四次扩建。但囿于展览面积有限，一次只能展出3000多件文物，以三个月一次轮换，要全部展完目前台北故宫典藏的70万余件文物需要28年时间。[1]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包括清代故宫、沈阳故宫和原热河行宫等处旧藏之精华，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捐赠的文物精品，共约七十余万件，分为书法、古画、碑帖、铜器、玉器、陶瓷、文房用具、雕漆、珐琅器、雕刻、杂项、刺绣及缂丝、图书、文献等14类。博物院经常维持有5000件左右的书画、文物展出，并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特展。 § 结构布局 台北故宫博物院占地约1公顷，是一座仿北京故宫式样设计建造的钢筋水泥大厦。仁立在院前大眺台上观瞻全院，令人恍若置身北京故宫；而紧贴博物院的是覆盖浓密树林的陡峭山势，又令人宛如站在南京紫金山麓。台北故宫博物院占地总面积约16公顷，依山傍水，气势宏伟，碧瓦黄墙，充满了中国传统的宫殿色彩。 从外形看，筑物似为2层，实则4层，建筑平面成梅花形。第一层分别是讲演、办公室、图书馆；第二层是展览室、大厅及画廊，用来展示书画，四周共有8间展览室，陈列铜器、瓷器及侯家庄墓园模型及墓中出土文物；第三层陈列书画、图书、文献、碑帖以及玉器、珐琅器、雕刻和织绣等；第四层为各种专题研究室。巧妙的是；第三层楼后面架了一座长廊天桥，直插人后山之腹，原来是一个深180米、高6米、宽3．6米的山洞，洞内分为一个个小室分类收藏文物，全部设有空气调节系统、防潮系统、防火系统和防盗系统。[2] § 馆藏概述 《快雪时晴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共收藏、展出1000多年来宋至清历朝皇帝推祟艺术、广事收集的稀世珍品70万件，这是一般博物馆的收藏都不能比的。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珍品中，有甲骨档案2万多片，该院收藏的甲骨档案数量列世界甲骨收藏机构的第二位；瓷器2万多件，包括原始陶器到明清瓷器，该院的中国古代瓷器是全世界各博物馆中最精、最多的；铜器1万多件，包括历代钱币，其中有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4300多件，如商代蟠龙纹盘、兽面纹壶、西周毛公鼎、战国牺尊等；玉器5万多件，其中有著名的新石器时代的玉璧、玉圭、玉璜以及闻名海内外的清代玉雕“翠玉白菜”、“避邪雕刻”、“三镶玉如意”等；书画真迹近1万件，其中有从唐至清历代名家的代表作，如三稀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后部长卷，怀素的《自叙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苏东坡的《寒食帖》等；善本古籍有近2万册，包括中国仅有四部的《四库全书》较完整的一部；明清档案文献近40万件，其中有清朝历代皇帝（石＋朱）批奏折、军机处档案、清史馆档、实录、起居注等，以及世界罕见的满文老档40巨册。 [3] 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品类繁杂，大致可分为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珐琅器、雕刻、文具、印拓、钱币、绘画、法书、法帖、丝绣、成扇、善本书籍、清宫档案文献、满蒙藏文文献，以及包括法器、服饰、鼻烟壶在内的杂项等类别。依据1989年1991年清点，累计至今总量数为： 铜器－6,056件 绘画－5,296件 瓷器－25,506件 法书－3,594件 玉器－12,122件 法帖－474件 漆器－719件 丝绣－306件 珐琅器－2,520件 成扇－1,807件 雕刻－658件 善本书籍－200,604册 文具－2,379件 清宫档案文献－386,729册件 钱币－6,953件 满蒙藏文文献－11,501件 杂项－12,457件 拓片－895件 织品－1,485件[4] § 历任馆长 台北故宫博物院现任馆长：周功鑫 1965年8月建馆后 蒋复璁 任职期1965年9月至1983年1月 秦孝仪 任职期1983年至2000年 杜正胜 任职期2000年至2004年 石守谦 任职期2004年5月至2006年1月 林曼丽 任职期2006年1月至2008年5月 现任院长 周功鑫 1949年之前 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易培基 李煜瀛 首任理事长 易培基 任职期 1925年10月至1933年10月 马衡 任职期 1933年10月至1949年8月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 傅斯年 任职期 1933-1934 李济 任职期 1934-1949 1949年文物迁台后 1949年“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1955年“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 杭立武 任职期1949年9月至1956年6月 孔德成 任职期1956年7月至1964年4月 何联窐 任职期1964年5月至1965年8月[5] § 历史沿革 前身 南迁中的故宫文物 1914年，将热河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的文物移至紫禁城的外廷，设立“古物陈列所”开放参观。 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溥仪居住紫禁城这段期间，因赏赐、故臣借观、拍卖点押、窃取盗卖，使1200多件书画精品、古籍善本和大量珍宝流失。随后于紫禁城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整理宫内珍藏文物。 1925年9月，成立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由李石曾出任委员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制定《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组织章程》及《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10月10日，在北京紫禁城建立“故宫博物院”（此时尚无设置院长），为国立故宫博物院前身。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经亨颐提案废除故宫博物院、成立逆产处理委员会处理并变卖故宫文物、建议在南京另设“国立中央博物院”，后来在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长张继的反对下，使经亨颐的前两项计划无法成功。同一时间派易培基接收故宫博物院，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隔年2月接任第一任院长。 抗战南迁 故宫博物院于抗日战争的前夕，选择重要文物南迁。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国民政府开始计划将博物院文物南运。隔年，日军攻占热河、进逼北平，故宫理事会要求博物院选择院藏文物菁华装箱储置，开始南运。 1933年2月6日，北平戒严，华北情势告急，第一批南迁文物抵达上海，期间南迁文物共五批19,557箱，包含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单位文物的6,066箱。隔年2月，公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故宫改隶行政院，命马衡为院长。 1936年12月，南迁文物由上海转运南京。 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正式成立。8月，上海爆发淞沪会战，南迁文物再由庄尚严等人第一批80箱南京文物迁至长沙；隔年11月再转运至贵阳安顺暂置（1944年再运往四川巴县）。南迁文物在太和门广场上聚集 1937年11月，第二批9,369箱以水路，经由长江至汉口；1939年5月再移往宜昌、重庆至四川乐山。第三批7,286箱文物由那志良走陇海铁路运至宝鸡；1939年7月，再转卡车经汉中运抵成都，随后又运往峨眉古庙安置，成立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最后南迁至南京的文物，约2,900箱文物因来不及运送，滞留在南京。北平沦陷后，北平故宫仍留有许多文物，沦陷期间还在继续清点未曾登记的文物，并又广泛征集了一批珍贵文物。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还在北平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将留在文物菁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马院长以各种理由推延装箱，以致于后来一箱也未运走。 文物迁台 抗战结束后，杭立武向日本索回许多珍贵的图书和艺术品，随后运往台湾的精品文物之中就有这部分图书和艺术品。包含了北平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央博物院852箱书画、瓷器、玉器，另外加上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和外交部条约档案等共5,422箱。国共内战后期，杭立武负责抢运这批故宫国宝至台湾，迁运台湾的文物本来计划共运送五次，但因战争形势突变一共只运了三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南迁文物先集中运至重庆。 1947年6月，南迁文物由重庆循水路运回南京，至12月全数运抵。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国民政府令故宫博物院挑选贵重文物以军舰转运台湾。国民政府将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文物、外交部档案开始运往台湾，成立“中央文物联合保管处”。12月27日，第一批文物320箱由中鼎舰运抵基隆港。原故宫博物院文物分3批运走2972箱。一起运台的还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852箱及其他单位文物。文物运台后，先存台中市，租借台中市糖厂仓库存放。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由招商局海沪轮于1月6日运出，1月9日到达基隆，共计1,680箱。第三批文物由昆仑号军舰于1月29日运出，2月22日运抵基隆港，共972箱；第三次原本计划搬运1,700箱，但军舰一到海军部眷属就抢先上船，杭立武只好找海军司令桂永清解决，最后下令拆除办公桌，但由于运输舰舱位有限，最后只能运出972箱，另728箱被迫留在南京。为阻止文物迁台，南京中央博物院共产党员陶孟和曾发动群众阻止，但未成功。西迁文物在川陕公路上艰苦运输的情景 1949年8月23日，文物迁入台中县雾峰乡吉峰村，并成立“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隶属于教育部，由杭立武部长兼任主任委员，并于台中县雾峰乡北沟觅地建筑库房（隔年4月落成，文物随即迁入）。11月，战时河南省存放在重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68箱出土文物，亦抢运到台湾并存放在台中市糖厂仓库。 1950年4月，台中郊外雾峰乡吉峰村仓库落成，运台文物随即迁入新库存贮。 1951年6月，成立两院存台文物清点委员会，延聘学者、专家为委员，进行重编箱号、抽查箱内文物，直到1954年才完成。这次清点也编制了《点查清册》，成为存台两院文物的原始清册。 1954年，“国立中央图书馆”在台北复馆，联管处改组，并开始出版重要资料。 1956年，“北沟文物陈列室”正式开放（后毁于九二一地震）。 1957年，在亚洲协会赞助下，在库房之外又建一小型陈列室，公开展览所藏文物。 台北建馆 台北故宫博物院 1965年，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现址落成新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岁诞辰，命名为中山博物院。台湾当局“行政院”公布了《国立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规程》，规定设置“国立故宫博物院”，改直属于“行政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由故宫博物院保管使用，将来国家统一后，迁台文物仍交回原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归并故宫博物院后，故宫博物院全部文物由台中运至台北中山博物院，以此作为院址，1965年11月12日正式开幕。至此，运台文物才得到一个适当的保存环境。运台文物主要为书画、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珐琅、雕刻、文具、图书、文献及其他工艺品，初为230863件，“中央博物院”并入后，增至242592件。连同整理后的档案30余万件及受赠、收购1万余件。其中，后来运往台湾2,972箱，占原南迁文物箱件数的22%。 1969年，订定《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品征集办法》，在台湾展开增加藏品的行动。1967年-2008年8月期间，透过其它机关移交1,651件，受赠32,326件册，收购12,751件册，合计46,728件册。 1989年，“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聘请社会学者、专家四十余人组成委员小组，再次进行全院藏品文物的清点检验，至1991年5月完成。此次完成了藏品文物登录号签张贴，文物建卡照片摄照以及文物保存状况的了解。 2000年台湾地区政党轮替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胜接任院长，以去政治化、推动本土、中华与国际兼具之多元文化观，回归艺术文化本质经营国立故宫博物院。在此政策指引下，馆藏方向朝扩大至东南亚、南太平洋文物的趋势，以呼应台湾原住民与南岛文化的传承关系。 2002年，台湾当局“行政院”通过改建案。 台北故宫博物院 2006年，改建后故宫随建筑更新推出“Old is New”概念，以行销方式推广典藏。参考法国国际博物联合会影像授权办法，援用文资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制定影像授权收费规定。 2007年，台湾当局“行政院”提出修正故宫组织条例，将收藏“中国”文物改为“国内外文物”，被立法院否决。 2009年2月14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带团赴中国大陆访问北京故宫博物院，首度开启两岸故宫交流，而北京故宫也在3月份访台。10月在台北故宫举办的“雍正大展”，将成为两岸故宫合作的试金石 2009年3月1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率团抵达台北，他们此行将专程访问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也是对半个月前周功鑫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身份首访北京故宫的回访。 扩建 196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馆开始兴建。 1966年，第一期新馆左右两翼扩建工程完竣。 1971年，第二期扩建工程从新馆两翼向前扩建完竣，陈列室面积达到8,777.41平方米。 1983年10月，成立“张大千先生纪念馆”。 1984年，第三期扩建工程故宫新建行政大楼启用。库房和展场建立恒温恒湿、防火防潮、防震防盗等措施保护，又仿乾隆养心殿西室书斋于正馆设“三希堂”。隔年，仿宋明庭园设“至善园”。 199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提出改建构想。隔年，第四期扩建工程图书文献大楼竣工使用，同年又増设“至德园”。 2000年，杜正胜接任院长，计划进行第五期正馆扩充整建，并推动故宫南部院区之规划设立。 2007年2月，正馆扩充整建工程完工，展览空间达到9,613.91平方米、非专业展览用之公共空间则增加至10,656.98平方米、行政空间增至8,852.69平方米。[6][7] 2011年10月7日，马英九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宣布正式启动“大故宫计划”。该计划预计耗资近300亿元新台币，使在外双溪的台北故宫展馆面积增加五倍。[8] § 馆藏精品 毛公鼎 毛公鼎 毛公鼎是据今2800多年前周宣王时期的“国之重器”，因刻器者为毛公而得名，于清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 在中国，有两件青铜器堪称青铜器之最，一件是保存在北京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司母戊大方鼎，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另一件就是铭文最多的这件毛公鼎。毛公鼎鼎身只有30.75厘米高，却铭刻了32行497个篆书文字，洋洋洒洒记录了毛公辅佐周宣王，后来获得天子赏赐而做此鼎的史实。鼎铭字迹清晰工整，篆文字字笔力遒劲，全篇一气呵成。该铭文是一篇西周真实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同时也是我国“造字时代”最经典的作品。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价值无双的瑰宝重器。 翠玉白菜 翠玉白菜 翠玉白菜原陈列于宿末瑾妃所居住的北京永和宫，是清代艺人巧妙地运用一块一半灰白、一半翠绿的灰玉雕成，把绿色的部位雕成菜叶，白色的雕成菜帮、菜叶自然反卷，筋脉分明，上面攀爬两只红色小息的螽斯虫。它是清代光绪皇帝瑾妃的陪嫁之物，白菜寓意清白，象征新娘的纯洁，螽斯虫则有子孙绵延之意。 东坡肉 肉形石 肉形石是一块天然的石头，色泽纹理全是天然形成的，看上去完全是一块栩栩如生的五花肉块。“肉”的肥瘦层次分明、肌理清晰、毛孔宛然，相信初次看到它的人不会把它当成硬邦邦的石头，因为怎么看它都像是一块连皮带肉、肥瘦相间的东坡肉。 宝石红僧帽 宝石红僧帽壶 壶口沿呈三阶渐高边，形似僧伽帽，故名。器外通体施红釉，釉色鲜红，并带类似橘皮上的针孔气泡眼，口、足、帽沿边等出棱处，呈现白边，内部及底釉泛青。胎骨匀细，圈足露胎，细腻洁白，间带铁质斑点。器无款，底刻乾隆御制诗。 僧帽壶形使见于元代，宣德宝石红僧帽壶为世所称，口、足或转折棱边常见“灯草边”白边，为宣德红釉普见现象。宝石红僧帽壶，深受清宫帝后所爱，清佚名画“胤祯妃行乐图”之四幅中，雍正妃傍的立柜格上即置有宝石红僧帽壶。 莲花式温碗 莲花式温碗 汝窑，为冠绝古今之中国磁器名窑。该器作十瓣莲花形。以莲花或莲瓣作为器物之纹饰及造型，随佛教之传入而盛行，尔后更取其出泥不染之习性，寓意廉洁，广为各类器所采用。本器状似未盛开莲花，线条温柔婉约，高雅清丽。原器应与一执壶配套，为一温酒用器，晚唐至宋所常见。 莲花温碗，以其典雅造型，温柔不透明釉色，在传世不多之汝窑器中，更显珍贵。 婴儿枕 婴儿枕 瓷枕造形采婴儿侧卧于榻上，头微扬、宽额、身硕、双手交叉为枕，两脚弯曲交迭，状极悠闲。左手执一状似彩球童玩，丝带贯穿，上下以蝴蝶结饰固定。婴儿脸部交待清晰写实，模样雅稚可人，衣饰以今日用语应是：身着长袍，外加背心，长裤，布鞋。背心前襟饰钱形纹，后背划牡丹，长袍下裳印圆形团花，衣袖长裤无纹饰，显示以不同布料缝制而成。榻周开光，印有龙纹，底平无釉，刻乾隆御制诗。 宋、金时小瓷枕广为流行，有最简单的长方形，亦有动物造型的，如虎形枕，及状似如意云状，取其吉祥意的如意枕，本件婴儿枕为其中造型较为繁复者。宋代婴儿纹样极为流行，传世宋瓷中，北方青瓷系、景德镇影青瓷、技法繁杂的磁州窑系以及本件所属的定窑系，均可见以婴儿或孩童嬉戏为纹样的作品。 院藏同型婴儿枕两件，北京故宫亦有一件，三件造型一致，均以模印成型，除在细部纹饰技法、纹样、部位及尺寸略有差异外，在面貌、衣饰皱褶几乎一致，想当时应有一共同样本，提供模制。 五彩龙凤大盘 侈口大圆盘，窄唇，矮圈足。胎薄，施釉洁白，器面图案为釉下青花与釉上低温彩共同描绘成。五彩龙凤大盘 明神宗万历时期，官方手工业喜爱制作五彩缤纷的作品，以寓意吉祥为要，而题材琐碎；在同一平面上，常以各种形状的开光框缘界隔出不同空间与主题，使观者视线所及，纹饰满布，几无间隙；多样主题并呈，让人目不暇给，充分营造华丽而热闹的气氛；同样的风格也见于此时的漆器和织物的图案设计。另方面，若仔细观察细部，则见画工用笔软弱潦草，不经意的出现笔线出锋，色彩漫溢出界的情形，均可见此时窑场大量产制却又疏于管理，以及匠者应付的心态。 以本件开光中的穿花龙凤为例，龙凤都只是形式化的外型，缠枝番莲也只拘谨的勾描外廓再填色，笔致柔弱稚拙，似乎只是依样葫芦，虚应故事；但其仍尽量保持官样的原貌，官土轻薄洁白，釉色莹亮，色料淘洗匀细，其繁复多彩、色调喧哗，以及细碎的填染，反而成为此时期让人惊艳的特色。 早春图 早春图 据说这是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馆长石守谦最喜欢的一幅画。这幅作品属于设色绢本，长158.3厘米，宽108.1厘米，作者为北宋时期著名的宫廷画师郭熙。 郭熙是北宋神宗朝的宫廷画师，这幅作於1072年的《早春图》，充分体现他的绘画成就，画上如蒸云般充满动感的山石，以及蟹爪般的枝 ，是主要的特色。画面中央的主山之外，两侧有舟子、渔人、妇人、童子在水边劳动。这是春雪乍融的时节，草木才刚开始发枝，自然界与生民百姓都正开始新年度的生命循环。 北宋画家对於四季节气与自然律动十分留意，郭熙本人即曾观察四季山水，说：「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 ，冬山惨淡而如睡。」这幅《早春图》表现的正是如笑的春山。不同於范宽迥然三段的严峻构图，却多了一股微妙的气氛，柔和了物象，也统合了全画远近、深浅的空间感，塑造出可游可居的理想山水。 快雪时晴帖 这是王羲之致朋友的短信，他在一场大雪初晴之时想起了远方的朋友，原帖长23厘米，宽14.8厘米，内容如下: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王羲之的作品已无真迹传世，这是唐代的摹本。乾隆皇帝将此帖与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的《伯远帖》同列为三件稀世珍宝，珍藏于他的书房“三希堂”中。另两幅字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中国历史上着名的“书圣”王羲之，以优雅闲逸着称，此帖则是传世作品中笔划最为圆钝的，更富有质内敛的气质。其笔法与结字，几近无懈可击，行气舒缓连贯，给人悠从容的感觉。王羲之的作品今已无真迹传世。这件《快雪时晴帖》与同藏於台北故宫本院的《远宦帖》、《平安何如奉橘帖》，是三件重要的唐代摹本。 § 南北故宫藏品比较 北京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老院长秦孝仪说：“中国之美，美在文化艺术，文化艺术之美，尽在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的一部分，两院只有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故宫。 台北故宫博物院70万件藏品堪称中国文化艺术之宝库，北京故宫博物院超过了100万件的珍藏同样无人匹敌。迁台的学者当时认为金石是最重要的，鼎是国家的象征，所以迁走了不少(2382件)青铜器；文人重视书画，书画本身也好运载，共迁走了5424件。其中仅宋画即达943幅，宋元山水画系列可构成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极品特展。中国有君子佩玉之说，故玉器也拿走不少。陶瓷只迁走了一部分，计17934件，但却集中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各瓷器陈列室与敬事房的精品，可谓名窑毕备。著名的三希堂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三希”中的“二希”，而台北藏有其中的“一希”。郭熙的《早春图》，现在台北，北京没有。北京有《清明上河图》，台北没有。龙袍，中国历代只有清王朝留下来的，当时的学者认为清朝的东西价值不大，没有拿，所以台北故宫博物院1件龙袍也没有。[3] 书画收藏 台北故宫藏有书画总计9120件，据介绍其中一半为优等和次等，元以前绘画574件（不包括南薰殿宋以前帝后像），元以前书法155件。北京故宫有书画15万件左右，约占世界公立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书画的1/4,其中约1/3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欣赏价值，有近420件元以前的绘画，310件元以前的书法。元以前书画总收藏量，数量上北京故宫低于台北故宫。但相对严格的鉴定工作，使得北京故宫早期（元以前）书画中，很少有早期和晚期（明清）之争。在绘画的时代方面，北京故宫的早期藏品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绘画面貌，特别是东晋顾恺之的两件北宋摹本《列女图》卷和《洛神赋图》卷真实地反映了汉魏六朝时期的绘画风格。就唐、五代、两宋绘画而言，台北故宫在数量上较北京故宫要多，但北京故宫元代绘画众多的收藏量和完善的品质堪称世界之冠。就宋代绘画而言，台北故宫的山水画珍品多于北京故宫，但北京故宫的人物画珍品则占有重要地位。北京故宫绘画藏品种类较全面，除卷轴画外，还藏有版画、年画、清宫油画、玻璃画、屏风画、贴落等，这些是台北故宫所缺乏和不足的。此外北京故宫还有10件唐宋壁画、7件唐五代敦煌纸绢画、1铺元代大幅壁画等。北京故宫庋藏的明清大幅宫廷书画也是台北故宫所缺少的，因为这些在文物南迁时有一定运输难度。由于台北故宫主要接收的是清宫旧藏历代书画，而18、19世纪的"扬州八怪"、"京江画派"、清初的"金陵诸家"、"四僧"等许多流派的绘画和书法为清宫所缺，如今已是国之重宝。北京故宫于上世纪60年代初已将上述几个时期书画收藏齐备。在书法方面，台北故宫的收藏量和品质不如北京故宫。北京故宫有4万多通明清尺牍，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远胜台北故宫在这方面的收藏。在碑帖方面，北京故宫的碑帖善本占全国大多数。目前尚没有见到文物南迁中有关碑帖的记录。 陶瓷类文物 北京故宫有35万件，一级品1100多件，二级品约5.6万件，还有上世纪以来在全国110多个窑口所采集的3万余片陶瓷标本。台北故宫有25248件清宫旧藏瓷器，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及明代官窑瓷器收藏均占优势，着名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绝大多数都藏在台北故宫。但北京故宫的收藏数量是台北故宫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彩陶、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瓷器、清代嘉庆至宣统官窑瓷器、历代民窑瓷器以及古陶瓷窑址标本、实物资料收藏方面，北京故宫均占有明显优势。北京故宫在历代官窑瓷器收藏方面，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也都相当可观，不容忽视。在古陶瓷收藏方面，两岸故宫各有千秋。 青铜器 北京故宫藏历代铜器1.5万余件，其中先秦青铜器约1万件，有铭文的1600余件，这三个数量均占中外传世与出土数量总和的1/10以上，是国内外收藏中国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博物馆。另外有历代货币1万余枚、铜镜4000面、印押1万余件。台北故宫收藏有5615件青铜器，先秦有铭文的约500件。两岸故宫青铜器都以传世品为主，台北故宫藏品的总量和精品数量都较少，但毛公鼎、散氏盘、宗周钟等重器则十分有名。 工艺类藏品 北京故宫藏有玉器28461件，数量上多于台北故宫的11445件，而且又征集了考古发掘出土的珍贵玉器数百件，其中安徽凌家滩遗址与六安杨公乡战国墓出土的一些玉器，为世所罕见，目前仅北京故宫有收藏。另外，北京故宫的"大禹治水"玉山，重逾万斤，还有重量数千斤的几件玉山，是台北故宫所不能及的。漆器、珐琅、玻璃、金银器、竹木牙角雕刻，以及笔墨纸砚等"杂项",台北故宫总计7605件，北京故宫则有101355件。漆器总体上台北故宫精品较少；金属珐琅器，两岸所藏特点相近，但北京故宫的一些大型金属珐琅制品则是台北故宫所没有的。另外，北京故宫还藏盆景1442件，匏器590件，而台北故宫无此收藏。 宫廷类文物 北京故宫从代表皇权的典制文物到皇家日常生活用品文物，无所不藏。例如清代玉玺"二十五宝"、卤簿仪仗等为台北故宫所无，帝后冠服也最为齐全；反映清代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天文仪器、钟表亦为北京故宫特藏。清代皇帝稽古右文，重视文玩鉴赏，其鉴赏所用的印章，绝大部分藏在北京故宫。清代皇家信仰多种宗教，以本民族传统的萨满教、道教与藏传佛教为主。北京故宫收藏有大量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法器、祭器、造像、唐卡等，还完整地保存了宫廷中一些藏传佛教及道教殿堂的原状。 图书典籍 台北故宫所藏版本时代早（宋、元、明版较多）、卷帙完整、书品好者居多，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宛委别藏》及部分"天禄琳琅"藏书等，多是独有的巨帙或孤善之品，相当珍贵。北京故宫所存数量不多的宋元版书多已拨交国家图书馆，但现存的明清抄、刻本，品种、数量众多，包括内府修书各馆在编纂过程中产生的稿本，呈请皇帝御览、待刻之书的定本，从未发刻的清代满、蒙、汉文典籍，为便于皇帝阅览或携带而重抄的各式书册，以及为宫内外殿堂陈设而特制的各种赏玩性书册。此外还有翰林学士、词臣自撰的未刊行书籍，各地藏书家进呈之书；一大批宫中戏本和档案；帝后服饰和器物小样、"样式雷"建筑图样、舆图等特藏文献，等等，以上共约19.5万册（件）。另有20余万块精美的武英殿"殿本"的原刻书版。这些构成了北京故宫善本特藏的特色。[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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