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
| 释义 | § 简介 档案 谁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英语：Kashmir Princess），印度航空的一架洛克希德星座型（Constellation）民航机，注册编号VT-DEP。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执行包机任务，从北京经香港飞往印尼雅加达，原定乘载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期间，国民党特务成功潜上飞机放置定时炸弹。飞机在接近印尼海岸时爆炸，机上除3名机员生还外，11名乘客及5名机组人员罹难。 这是一起曾经轰动了全世界的国际性空难案件，各国舆论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案件涉及到的印度、英国、港英当局，以及当时的东南亚各国舆论界、司法界都对于这件国际上骇人听闻的破坏性空难深感震惊。中国政府对因这次空难事件中包括3 位国际友人在内的一共11位遇难者授予了“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的称号，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公葬仪式。 中国总理周恩来在烈士的墓碑上亲笔题词：“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大理石的墓碑上庄重的刻写着他们的名字：中国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近图、黄梅、杜宏、李平、郝风格；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裴德。 “克什米尔公主号”殉难的各国烈士们，和平将与你们同在!进步将与你们同在!历史将与你们同在! 30多年过去了，这起以阴谋杀害周恩来总理为目的的空难事件终于真相大白，对于那些以恐怖手段制造了这一震惊世界大案的罪恶分子，历史将永远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1] § 基本信息 打捞“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 日期：1955年4月11日 类型：炸弹袭击 地点：印尼雅加达水域 罹难：16 受伤：3 肇事飞机 机型：洛克希德星座型经营者 印度航空注册编号：VT-DEP 名称；Kashmir Princess 起飞地：香港启德机场最后停靠地 香港启德机场目的地；印尼雅加达国际机场 乘客：11 机组人员：8 生还者；3 § 事件背景 周恩来雄才伟略魅力震万隆 1955年4月，多个在二次大战后独立的国家在印尼召开万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亦获邀参加。由于当时北京并没有能够飞往外国的民航机，因此向印度航空租用四引擎的民航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作包机服务运送代表团成员，经香港前往印尼雅加达，然后再往万隆出席会议。原定会乘搭包机者包括总理周恩来。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情报机构“国防部保密局”（即原军统局，现为军事情报局）得悉后，决定在香港向包机放置炸弹。保密局在香港的特工，以港元50万（一说为60万）征募得一名在机场负责飞机清洁的工人周驹行事。 有一说，与此同时，中共亦收到国民党准备向包机放置炸弹的情报。北京除了透过新华社香港分社向港英政府交涉外，亦向航空公司提出加强保安。原定乘坐包机的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都没有上机。周恩来改变行程，与代表团成员先前往缅甸，然后用另一印航包机“空中霸王”前往印尼。最终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的11人多数为工作人员，包括新华社记者及摄影人员，另外有一名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两名外国记者。另外当时之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亦在机上。 4月11日中午11时20分，克什米尔公主号由北京飞抵香港启德机场。虽然事先已有情报，机场内加强保安，但周驹仍然成功将经过伪装的计时炸弹带上飞机，并将之装置在机舱内右面接近机轮的隐蔽处。飞机停留一小时后离开香港飞往印尼雅加达。下午6时半左右，克什米尔公主号发出求救讯号，机长指听到爆炸声，机舱内有烟，第三号发动机起火。飞机试图在水面迫降，但液压及电力系统失灵，而且浓烟进入驾驶舱。最终飞机下水时机翼先著水，撞毁在印尼对开海面，距离雅加达只有一小时半的航程。机上除3名机员获救外，其余16人罹难。 事件发生后，北京方面向港英政府提出照会，指港府在事先得到警报下仍未能够保障飞机安全，负有责任，要求严办凶手。经过调查，最后放置炸弹之周驹于1955年5月18日逃往台湾。港府发出通缉令但无法引渡其回港。而事件在香港的主谋，国民党特工赵斌成则因为证据不足而不被起诉，只被驱逐回台湾了事。 台湾事后检讨该事件，认为是情报泄漏导致。[2] § 出行路线 图为1955年4月16日上午，周恩来总理乘专机抵达新加坡加冷机场。 自从1940年蒋介石集团败逃台湾之后，美蒋特务针对新中国的渗透和破坏活动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不过是当时一系列破坏活动的一部分。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事件发生在英国人统治的香港，谋害的目标是出席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的新中国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炸的是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遇难的除了中方人员外，还有波兰、奥地利的记者以及越南的工作人员，手段之残忍、涉及面之广、在世界上的影响之大，在当时可谓是空前的。 1955年1月上旬，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美合作局派遣两名特务前往香港，同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的特务一起，策划袭击中共人士的恐怖计划。 他们当时获悉，4月初，郭沫若将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经香港赴印度，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于是，他们准备在代表团所乘飞机上做文章。 3月份的时候，美蒋特务机关获得情报，周恩来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包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取道香港前往印尼首都雅加达，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亚非会议。 台湾特务机关感到这是一个谋杀周恩来的绝好时机，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它的影响和震动不可估量。于是，国民党保密局立即指示其在香港的情报站，把原来的计划改为爆炸周恩来所乘坐的飞机。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周恩来本来是计划经香港前往万隆的，是临时改变了路线。经反复查阅外交档案，没有找到相关的佐证。 其实，在准备中国代表团前往印尼的路线时，周恩来并没有途经香港的计划。 当时，代表团人员准备分三批动身：第一批由秘书长率领，先期到达万隆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第二批是一般工作人员和记者，由他们负责押运代表团的物资；第三批是团长和团员。 周恩来一直是希望经缅甸前往印尼。周恩来的目的，是想在亚非会议之前，能够先行跟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晤，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所以，当时只是在考虑，是乘飞机到缅甸，还是从陆路过去。周恩来的目的，是想在亚非会议之前，能够先行跟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晤，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 所以，当时只是在考虑，是乘飞机到缅甸，还是从陆路过去。对此，解密外交档案记载，当时外交部提出了两种方案：1955年4月16日上午，周恩来总理乘专机抵达新加坡加冷机场。 解密外交档案记载，当时外交部提出了两种方案： 1、乘飞机有两种办法： 甲：包印度飞机，自昆明经仰光至新加坡或雅加达（约需两天时间。按昆明至仰光约需四五小时，仰光至新加坡约需五小时半，新加坡至雅加达约需两小时，如不计途中停留时间，共约需十一二小时）。 乙：乘中国飞机自昆明飞至缅甸北部曼德勒，然后乘缅甸飞机经仰光至新加坡，新加坡至雅加达再乘英国、印尼或荷兰飞机。（乘我国飞机需将“伊拉舍尔”型军事运输机改装，费时一个半月。空军的驾驶员未飞过这一航线，与缅甸地面联络有困难，加油也有困难，因缅甸用英美航油，我用苏联航油。空军司令部认为以上问题如获解决是可以飞的，但他们倾向于最好不担任此项任务。） 2、走滇缅公路： 自昆明至腊戍共长1157公里，坐汽车需五天。到腊戌后可乘缅甸飞机至仰光或继续飞至新加坡，到雅加达共需六七天。滇缅公路在中国境内一段长964公里，大半是山路，汽车（卧车）一般可以行驶，但雨天爬高山不方便，吉普车通行无阻。卧车如日行七小时，每小时三十公里，则五天可到，如速度稍加快，则四天可到。这一段治安无问题。缅甸境内一段长193公里，道路平坦，一天可到。缅甸当局对交通线防卫很严，但公路通过的珊族集聚区民间散有枪支，且有我国的逃亡反革命分子。 以上两方案，请作原则决定，以便进行具体准备工作。 本来周总理是倾向于走陆路的，但是3月12日中午，他突然剧烈腹痛，经检查，确诊为急性阑尾炎。当天晚上医生为周恩来进行了手术。手术之后周恩来在医院修养，一直到3月28日才出院。 在出院前，由医生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了会诊。 会诊结果认为：“伤口恢复很好。惟闻总理近将外出工作，需长途乘坐汽车，专家特建议如下：（一）乘坐汽车两三小时需休息一小时。（二）腹部应包腹带。（三）注意饮食。（四）除有黄树则（时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作者注）同志照顾外，另派外科专家王励耕主任送至我国边境。” 4月3日，周恩来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吴拉茂转达了吴努总理的口信：吴努总理希望周总理能在15日前两三天到达仰光。 周恩来回答说：在这之前到达有困难，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要在动手术后四星期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而从昆明到中缅边境需要五天，因此最快也要到4月14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可见，当时是计划好了走陆路的。 吴拉茂把周总理的意思报告了缅甸政府。第二天，吴拉茂转来了吴努总理给周恩来的信： 我抱憾地从吴拉茂大使那里获悉，你最近因为盲肠炎而动用手术。鉴于你目前的健康状况，我决不建议你沿陆路从昆明到畹町。一九四零年我自己曾经走过那条路，因此我知道，在你目前的健康情况下，这一旅程对你将会如何疲惫。所以，我请求你和你的一行人在十三日而不是十四日直飞仰光，如果这是可能的话。这就会使你在踏上去雅加达的另一段疲劳的旅程之前，在仰光有点好好的休息。万隆的会议本身也将是一个很累人的会议。因此，我请求你在会议以前在仰光有点好好的休息。至于边境的会晤，你和我在这里会面时可以把它安排在你完全恢复健康以后的一个方便的时间。 4月5日，周恩来总理复电吴努总理： 收到您4月4日的来电。感谢您在来电中对我表示的关怀和好意。考虑了您的意见以后，我已嘱中国驻印度使馆同印度航空公司安排自昆明至仰光的飞行。如果印度航空公司能担负仰光昆明间的来往飞行，我将在十三日自昆明直飞仰光。否则，将按原计划沿陆路自昆明至畹町，十四日晨入缅甸国境。 这一切在当时都属绝密，国民党特务机关当然无从知道，他们一直以为周恩来会乘飞机过境香港。 § 发生经过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台湾特务要采取行动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周恩来十分重视，但在会议前，突然在3月12日患阑尾炎住院开刀，3月28日才出院。 临出发前，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在会前先到仰光，处理中缅两国之间的一些问题，并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统纳赛尔会晤，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在4月7日率代表团离开北京，第二天到达昆明，没有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躲过了一劫。 那时，中国民航还没有远程飞机，中国政府只能向印度航空公司租用一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载送代表团去印尼。 4月3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接到广东省公安厅密报，称国民党特务机关已获悉我代表团行踪，可能采取行动。9日晚，更详细情报传来：国民党特务将破坏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 消息报到昆明，周恩来立即指示：“外交部要将这一情况火速转告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中国赴万隆会议代表团，要他们立即向港英当局提出交涉，请香港方面一定要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周恩来同时指示外交部立即召见英国政府驻北京代办，请他们采取措施。 外交部办公厅的灯火彻夜不息。新华社香港分社不仅在9日晚即正式通知港英当局，而且还在11日凌晨1时30分和上午10时两次约见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分公司经理。该经理表示一定严加防范，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等工作都一律由公司派人负责。经我方多次要求，港英当局答应在机场附近加强戒备措施，保证不让任何可疑的人接近机场和飞机。 中国政府又向印度租了一架飞机“空中霸王号”，决定代表团成员改乘这架飞机前往缅甸。而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一名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中外记者共十一人则搭载“克什米尔公主号”先行。 4月10日，邓颖超关切地给周恩来写信：“这次蒋贼是蓄意决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亦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我衷心地嘱咐你胜利平安地归来。”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爆炸声震惊了全世界 4月11日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到京接载十一人。由于高度保密，人们并不知道周恩来不在机上。中午11时20分左右，“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启德机场。有关人员立即对飞机进行内外清扫、检查、加油、装运行李等准备工作。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提前45分钟从启德机场起飞。 下午6时30分，“克什米尔公主号”机舱内突然发出爆炸声，机长发出三次求救信号，雅加达机场指挥人员询问周总理是否在机上，机长答复不在。数分钟后，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飞机坠入大海。除三名机组人员奇迹般生还外，机上所有乘客遇难。此时距雅加达约有1小时30分钟的航程。 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黄作梅，是继乔冠华之后的第二任香港分社社长。他1916年出生，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是有牺牲的，你要做好思想准备。”这是黄作梅在出发前一天晚上，对已经怀有九个月身孕的妻子雷善儒说过的话。47年后，雷善儒回忆说：“他当时已经预感到可能会出事，临上飞机前反复嘱咐我要保重身体，照顾好孩子们。” 美蒋特务赵斌成和香港机场周驹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表严辞声明。声明称：1955年4月10日上午9点30分左右，中国政府曾要求香港英国当局采取措施保障飞行安全，但阴谋依然得逞，英国负有严重责任。我方要求英国政府对参与这一阴谋的特务分子逮捕查办。声明还表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一起美国和蒋介石的台湾特务机关导演的谋杀案。 中国发表声明后，香港英国当局在4月12日、13日连续发表声明称，我方人员、行李上机时均有中印人员在现场监督，当局还立即采取额外预防措施。同时，他们还怪我方事先没有将可能发生的阴谋性质详细告诉英方。而美国国务院立即声明这是荒谬的。美联社还企图证明飞机在孟买已发生故障，但均被印度航空公司否认。 4月12日清晨，我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即约见英国驻我国代办杜维廉，要求港英当局迅速破获此案。但杜维廉对我方的要求抵触很大，反复强调，飞机失事属于人为破坏没有证据，为时太早。 周恩来十分悲恸。4月12日凌晨，他复信邓颖超：“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面考虑，经过集体商决后行。”4月1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乘“空中霸王号” 从昆明起飞。一出国境，缅甸政府就派来两架战斗机护航。中国代表团于4月17日抵达印尼万隆。 这次外交部公开的《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破坏案的警察调查综合报告》，是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最重要的档案。1955年9月2日，新任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当面将这份报告递交给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报告披露了香港警方事后调查的详细过程。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以后，香港警方随即调查了68名曾接触飞机和所有接触行李的工作人员，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线索。 5月18日下午，三位中国政府代表抵达香港，向香港警方提供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声称，中国政府早在3月份就已获知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机关要暗算途经香港的我国代表团专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后不久，中国政府收到确切消息，谋杀确系蒋介石在香港的特务所为。 中国政府还提供了部分4月11日到5月10日搜集的情报。情报指出：国民党“保密局”的“香港情报站”策划了这次谋杀，主谋叫赵斌成，直接指挥者是金建夫，具体执行者是地勤人员周驹。定时炸弹是“四川号”上叫张祖顺的海员从基隆秘密运到香港的。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周驹已潜逃到台湾。香港警方拘留了周驹的父亲周瑞维和同房间的周仕学。6月2日，两人供出位于庙街的就记电料行。6月30日，香港警方决定搜查就记电料行，即搜出情报资料，店主关就记拒绝解释，但供出张耀灵领导的台湾情报机构第五联络组。7月3日，又有一名姓关的男子到电料行被捕。 两位姓关男子的供词，揭示出了周驹和谋杀案主谋之间的关系链。1955年3月份，赵斌成经张耀灵认识关就记，问关就记是否有亲友族人在机场工作，关就记说没有，但他介绍了另一位关先生，他推荐了他的族人周如，周如推荐了包括周驹在内的三位族人。7月6日，周如被捕供称，主谋3月底和周驹频频接触。起初周驹不敢干。但赵斌成开出60万港币的优厚奖金并保证周驹在台湾的安全后，周驹答应了。6月中旬，周仕学和周瑞维都供称，周驹曾在吗啡的作用下，坦言自己亲手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安装了一枚定时炸弹。 7月13日和8月13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召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指出，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主犯，就是香港机场的地勤人员周驹。周驹在出事前有一个礼拜没上班，就是去接受使用、安装定时炸弹的训练。连谁送定时炸弹给周驹、谁和周驹一同接受了训练，周恩来也一一告诉了对方。周恩来还指出，真正的主犯是美蒋特务驻香港站站长赵斌成，又名赵建中，正是此人收买并训练了周驹。 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真相大白后，港英警方立即发出拘票指控周驹阴谋杀人，要求台湾当局将其送回香港受审，但被台湾当局以种种借口拖了下来。香港当局不顾我国政府一再交涉和抗议，均以“证据不足”为由，先后将全部拘留的人犯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先后予以无罪释放，一一驱赶到台湾了事。在台湾保安部门严加保护下，周驹于1993年病逝。其父也在案情曝光前，安全偷渡到台。 中国政府对香港当局的调查结果和以上做法深表失望，再次指出：“这一案件是经过国民党特务周密策划的一起集体谋杀事件，周驹系被收买利用的一个犯罪工具而已，港方的调查报告只指控周驹一人有犯罪事实，而认为其他主犯和要犯与案件无关，是没有根据的。港方匆匆宣布结案，让罪犯逍遥法外，使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案件不了了之，这不能不令之深表遗憾。” 中国政府对因这次空难事件中包括三位国际友人在内的一共十一位遇难者授予了“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的称号，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公葬仪式。周恩来在烈士墓碑上亲笔题词：“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周恩来一直关心着这些空难烈士的家属。周恩来的司机钟步云是位老红军。事发后，周恩来见到钟的妻子高秀英时，握着她的手，痛心地说：“钟大嫂，老钟是替我牺牲的。”高秀英悲痛之余说：“您能平安回来，就是全国人民的幸福。”而后，周恩来知道钟步云有个哥哥是农民，钟步云生前每月寄几十块钱回去贴补，他就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按那数目不断地寄去。在钟步云逝世十周年之际，他的哥哥说家里情况好转了。高秀英从老家回来后告诉周总理家里经济状况好了，叫总理不要再寄钱了。周恩来又问她这趟来回花了多少路费，因为当时高秀英回家是从财务处借的钱，周恩来又直接用自己的钱帮她补上了。 [3] § 相关罪证 周驹罪证摘要 1， 一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的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海域坠毁，11人遇难； 2， 飞机是因定时炸弹爆炸坠毁的，飞机的机件没有发生故障； 3， 周驹是机场的工作人员，他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前为飞机作过清洁，他有机会安装炸弹而不被发现； 4， 周驹在事件发生后躲藏在民航班机内逃往台北； 5， 周驹曾被特工以奖金等许诺去破坏一架飞机； 6， 周驹曾向周瑞维和周仕学等人述说自己安装炸弹以及逃跑的计划； 7， 从飞机失事前到周驹逃往台湾的这段时间，他挥霍着远远超越自己正常所能获得的金钱。 § 遇难者名单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遇难的三位新华社记者，李平、黄作梅、沈建图（左起） 解密档案显示共有11名中外人士遇难，其中包括8名中外记者。 沈建图：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 黄作梅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李丙衡（李平）：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 杜宏：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 郝凤格：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 钟步云：总理司机 石志昂：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 李肇基：外交部情报司科员（拟提副科长） 王明芳：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 严斐德：奥地利记者 斯塔来茨：波兰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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