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冯国楣 |
| 释义 | 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园艺学家、昆明植物研究所创建者之一、昆明植物园第一任主任。 § 人物年表 冯国楣 1917年6月14日 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 1934-1938年 任庐山森林植物园练习生、技佐。 1938-1944年 庐山植物园丽江工作站。 1944-1946年 任云南省农林部金沙江森林管理处技士。 1946-1949年 任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50-1957年 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助理研究员。 1958-1990年 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园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员。 1980年 任昆明市园林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1974-1990年 任云南省园艺学会第一、二、四届理事长，第三届副理事长。 1990年 退休。 1986-1993年 任中国杜鹃花协会（中国花卉协会杜鹃花分会）第一、二届理事长。 2007年7月27日上午8时18分因病医治无效在昆明病逝，享年90岁 § 个人荣誉 1957年获云南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1992年10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8年12月获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1] § 人物简历 冯国楣，字光宇，1917年6月14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兄妹六人中，冯国楣排行第二。父亲冯桂生为了摆脱贫困，希望能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家庭，于是不惜节衣缩食，选送聪颖好学的冯国楣到无锡匡村私立中学学习。冯国楣高中一年级时，因家庭经济拮据，辍学回家，在乡下夏茅小学任教，靠微薄的薪金略补家庭之用。1934年8月，在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当绘图员的堂叔冯澄如获悉静生所与江西省农业院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他深知其侄冯国楣从小喜爱树木花草，很有培养前途，便向植物园主任秦仁昌推荐。冯国楣被获准到庐山森林植物园当练习生，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个正规植物园——庐山森林植物园的创建者之一。 新的环境开拓了冯国楣的视野，绚丽多姿的植物世界深深地吸引了他。年仅17岁的冯国楣对一草一木都感兴趣，他除了积极参加与园林布置、道路规划之外，一有空隙便翻山越岭，认识植物、采集标本，白天采种、播种、育苗，晚上挑灯夜学。由于他勤奋和努力，1937年被提升为技佐。早年即留学西欧的秦仁昌主任，在一次讲课中谈到中国植物种类丰富，是“世界园林之母”，尤其是云南，种类最多；也讲到了中国的杜鹃花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云南的杜鹃花又是中国之最。云南，这个神奇的名字，深深地刻进了冯国楣的心。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以后的绿海生涯居然全部倾注于祖国西南边疆的红土高原上。 1938年夏，日军入侵九江，庐山植物园被迫迁于云南丽江。同年7月，冯国楣随陈封怀等经长沙、贵阳到达昆明，11月随秦仁昌达到丽江，在丽江建设局院内租借了两间房屋作庐山植物园丽江工作站。自此以后的3年多时间里，冯国楣先后在丽江、大理、鹤庆、剑川、中甸、德钦、维西、贡山等滇西北广大地区从事野生植物的调查与采集。后来由于经费紧缺，工作站业务被迫停顿，冯国楣遂于1944年7月又随秦仁昌到云南省金沙江森林管理处当技士（秦仁昌为林管处主任）。1945年夏，林管处撤销，秦仁昌回昆明到云南大学林学系任教，冯国楣到国立丽江师范学校当教员，讲授博物及农艺。1946年春，冯国楣回到昆明，为著名学者蔡希陶、俞德浚所器重，被聘为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农林植物所为中国科学院接收，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冯国楣继续留任，除参加一些重要的资源植物考察外，继续从事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和昆明植物园的兴建工作。1958年，昆明工作站升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冯国楣任植物园主任（至1978年），并兼任刚筹建的丽江高山植物园主任（后于1972年撤销）。在此期间，他的妻子因病长期退职在家，至1981年去世，冯国楣工作之余，还要花费一定的精力和时间照管两个年幼的儿女。他克服了生活中的种种困难，精心致力于植物学研究和植物园事业，并获得了一系列成果。1954年编著出版了《云南的造林树》，1963年编著出版了《橡子》。70年代末，他重点转向高山花卉的研究，多次到野外采集标本、拍摄照片、搜集资料，在此基础上相继编著出版了《云南杜鹃花》、《云南山茶花》、《中国杜鹃花》等大型图册，并发表了“丰富多彩的云南花卉资源”、“中国锦葵科植物的新种和新变种”、“云南杜鹃花属的新种和新变种”等学术论文20余篇。1974-1990年间，冯国楣任云南省园艺学会第一、二、四届理事长，第三届副理事长；1980年起受聘为昆明市园林科研所名誉所长；1986-1993年任中国杜鹃花协会第一、二届理事长。 § 学术成就 植物标本是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基本资料，也是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的基本资料。植物标本的采集不是简单的纯技术性工作。它需要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地理学方面的知识，而且还需要细心观察，注意不同种类的微小区别。久在绿色世界探索和寻觅的冯国楣，凭藉他对树木花草的浓厚兴趣和较深厚的植物学功底，在野外采集植物标本时，能在一天中采集到较多的植物种类，在同一地方采到别人不易采到的新的种类。他常对助手们说：“不单是我的眼睛尖，更主要的是我对植物的微小差别有敏感性，因此别人采不着标本我可以采到。当然，还得能吃苦。你看准了一种未采过的有花或有果的植物时，就是钻箐沟，攀悬崖，也要尽量想法把它采下来。有些植物分布很窄，见了不采，过了此山无鸟叫。”80年代初，在广南的一次考察中，同行人员看到一片火红的马缨花，都陶醉在她美丽的芳容中，而细心的冯国楣却发觉有几株马缨花花心似乎与以前见过的有些异样，他用放大镜仔细一看，花柱上全被丛卷毛，于是认真地采下几份标本，后经鉴定为一新变种。 在多次野外采集工作中，冯国楣所率领的采集小分队总是以数量多、质量高受到领导的表彰和同事们的称赞。1956年，在执行中国科学院有关国际科技协定的一项采集任务中，冯国楣所率领的采集小分队一年内采集野生植物种子500多种，完成三年采集任务的60%受到中科院嘉奖。 在云南长达半个世纪的工作中，冯国楣踏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从西部最边远的独龙江、大盈江到东南部的石灰岩山区，从最南部的河口、西双版纳到最北部的哈巴雪山、白茫雪山，都留下他的足迹。他先后共采集植物标本2万多号，在云南采集到新种植物260余种，仅次于著名植物学家王启无和俞德浚，而其中的蕨类新种植物达50种，是前人所不及的。人称他是“慧眼卓识的采集家”。在他采集的植物中，由他自己鉴定发表的新种、新变种达25种。他和蔡希陶、俞德浚、王启无等老一辈植物学家所采集的大量植物标本和新种植物都已成为植物学研究的宝贵材料，为后人编写《云南植物志》、《中国植物志》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植物区系的研究和云南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依据。 在云南的杜鹃花世界中，有一种高达20多米的大树杜鹃〔Rhododendronprotistum Balf.f.et Forrest var.giganteum（Forrest ex Tagg）Chamberliam〕，是世界上最高大的杜鹃花树，堪称“杜鹃花王”。英国采集家傅礼士（G.Forrest）1919年在滕冲高黎贡山原始森林中最先发现了它，并雇来民工砍倒了一株高25 米、干周2.6米、树龄达280年的大树杜鹃，锯了个大圆盘运到英国，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1926年傅礼士和植物分类学家塔吉在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期刊上发表了大树杜鹃的新种。大树杜鹃圆盘的展出和新种的发表显示着大英帝国的骄傲，也记载着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 一生钟情于杜鹃花的冯国楣，早年就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找到祖国的这一国宝——闻名全球的杜鹃花王。 1980年春天，63岁的冯国楣带着几个助手，按傅礼士的记录，直奔滕冲河头。那是紧靠边境、属古永公社的一个高山小村子，他们从古永公社步行一天到河头村子。经过一天在莽莽林海中的寻觅，不但丝毫未见大树杜鹃踪影，还迷了路，只好点起篝火在林中熬了一夜。第二天黎明，幸遇6名边防战士把他们接回古永公社。冯国楣并没有灰心。他决定折回丽江，寻找当年跟傅礼士南下的老民工，弄清当年发现大树杜鹃的具体地点。经过一番周折，得知当年傅礼士采集大树杜鹃的“河头”不是古永公社的河头村，而是属于界头公社龙川江上游的河头村。当年8月，冯国楣又组织了第二次考察，由年轻的助手们先行。他们在当地干部的帮助下，打听到在界头公社境内果然有个少为人知的河头村。沿着陡峭的山谷，淋着雨，他们逆龙川江而上来到了界头公社的桥头寨。原来，这个河头是个没有路、没有人烟的地方，到那里还需要走上整整两天路。8月盛夏，雨多路滑，工作极为不便。由于缺乏足够的准备，他们只好折回，准备来年春天再去寻觅。1981年2月下旬，冯国楣亲自带领助手杨增宏、吕正伟和昆明市园林科研所所长潘光华、助手王成斌一起，来到滕冲界头公社。他们备好了干粮和野外露宿的行李，请来一位傈僳族猎人作向导，背上猎枪、带上猎狗，向深山进发。走了一天的山路，在密林中露宿了一夜，翌日清晨继续在林中寻找，经过大半天的仔细搜寻，终于在一片杂木林中找到了高20多米、满树桃红色花朵、叶片长达0.33米的大树杜鹃！冯国楣欣喜若狂。他们如释重负，终于完成了这一神圣的使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工作的胡先骕所长（兼）、郑万钧副所长、张英伯研究员等先后离昆明北归，俞德浚研究员于1947年秋到英国留学，留下来主持工作的研究员仅有蔡希陶副所长一人。年富力强、训练有素的冯国楣便成了蔡希陶的得力助手。1946-1949年，国民党政府为进行内战，到处抓丁派款，农林植物所的经费日趋减少，加之物价暴涨，不但研究工作无法开展，就连职工的生活也难以维持。在如此艰难岁月，冯国楣始终没有忘记植物园的建设。他积极协助蔡希陶，从西畴引入了软枝杉，从嵩明引入了滇桤木，由丽江引入了常绿的金江槭，由湖北引入了水杉、东京枫杨，由庐山引入鹅掌楸，由加拿大引入了北美鹅掌楸，加之昆明附近一些乡土树种，大大丰富了园内的植物种类。 1951年，在土地改革工作中，蔡希陶在北京征得植物分类研究所副所长吴征镒的支持，接收了昆明北郊瓦窑村伪官僚刘幼堂和孙东明的花木等财产。这些财产中除了大量的山茶花园艺品种外，还有不少杜鹃花、玉兰、樱花、报春花、兰花、桂花、梅花、金银花、海棠、雪松、龙柏等多种园林植物。冯国楣和禹平华、邱炳云、谢卓贞人一起予以妥善种植，精心培育，为昆明植物园的建园奠定了基础。1955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视察昆明工作站，在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关怀下，昆明工作站又征收了元宝山，植物园扩大了33.3多公顷。1958年后，蔡希陶副所长主要致力于筹建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冯国楣正式出任昆明植物园主任。在此以后的20年中，冯国楣总是任劳任怨，身体力行。他多次带领园工外出采种挖苗，并通过国际种子交换，增加栽培植物种类。他十分重视植物园的日常管理工作，对植物园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爱惜。每天早晨上班后，他都要到园里巡视一遍，发现问题及时指出，然后才回办公室工作。在雨天，每看到盆栽的苗木积水，他便亲自动手倒出一盆盆积水。他的敬业精神在全园职工中有口皆碑。冯国楣性格开朗，心直口快，从不隐瞒个人的观点。“文化大革命”中，植物园的很多观赏植物被当作“封资修”的产物而被随便处理，损失很大，冯国楣十分痛心。他常私下对老工人说：“什么封资修？难道劳动人民就不需要绿化美化？”老工人提醒他：“说不得，说了会被打成反革命！”他说：“我是农民出身，我才不怕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尽快恢复植物园的建园，在吴征镒所长的领导下，冯国楣请来了当时还在云南的北京林学院教授陈俊愉等专家，帮助进行规划设计，分别建立了茶花园、树木园、百草园、大温室、木兰园、裸子植物区、单子叶植物区等专类园。自此，昆明植物园的建设步入了一个新时期。 70年代以前，冯国楣的研究工作多是根据国家当时经济建设的需要而进行的。50年代初，为发掘橡胶资源，他带队奔赴西双版纳和海南岛的热带雨林；为指导云南面上造林的需要，他和冯汉英合作编写了《云南的造林树》一书，入选云南的重要造林树100种，对各种树木的性状、特征、分布及用途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并以此为教材，多次到省林业厅讲授造林学。60年代初，为度过三年困难时期，他带队进行代食品资源植物的考察，并在考察所获资料的基础上与周俊等合编著了《橡子》一书。70 年代，全国大搞中草药调查，昆明植物研究所与昆明军区后勤卫生部合作，系统调查云南的野生中草药。他除了亲自参加实地调查外，还帮助鉴定了大量标本，为军队和地方医务人员讲述植物分类学知识，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最使冯国楣感兴趣的研究项目是开发云南丰富多彩的观赏植物资源，尤其是云南的杜鹃花和山茶花。早在60年代，他就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云南名花何其多”一文，根据云南观赏植物资源的多样性，提出了云南山茶花、杜鹃花、报春花、木兰、百合、兰花、龙胆、绿绒蒿“八大名花”，并组织有关人员在报刊上分别撰文介绍，引起了广泛关注。 1978年，年过六旬的冯国楣辞去了植物园主任的职务，悉心从事云南野生观赏花卉的研究和著述。他多次带领课题组成员外出上山，专门考察杜鹃花、报春、龙胆等高山花卉，并拍摄了大量照片。1980年，他受聘为昆明市园林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为了指导园林职工发掘野生花卉资源，他为园林科研所编写了《云南园林观赏植物名录》。1981年，他在园艺学报发表了“丰富多彩的云南花卉资源”，对宋朝以来历史文献中有关云南的花卉资源作了评述，统计了云南观赏植物资源2040种，并对加速开发利用这些资源提出了建议。同年，由冯国楣主编的《云南杜鹃花》日文版在日本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彩色杜鹃花图谱，在日本出版界和文化界引起很大反响。中国著名的园艺学家陈俊愉、汪菊渊对它给予了高度评价。1983年，《云南杜鹃花》中文版在国内出版发行，并受到政府嘉奖，1990年荣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981年，冯国楣等编著的《云南山茶花》日文版、中文版正式出版，1986年出版了英文版，获1991年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云南杜鹃花》和《云南山茶花》的出版，受到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俞德浚的高度赞扬。由于中国杜鹃花在世界园艺中享有崇高的地位，科学出版社决定资助昆明植物研究所出版《中国杜鹃花》大型图册（共三册），仍由冯国楣主编，其中第一册、第二册中、英文版均已问世，第三册中、英文版已在印制中。1990年后，退休在家的冯国楣仍带病工作，编著了《中国珍稀野生花卉》图册（1），于1996年出版。冯国楣的这些著作，为观赏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冯国楣对昆明市城镇园林建设的发展和云南风景旅游景点的建设也十分关心。凡有机会，他都会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为有关部门提供建议。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昆明市园林科研所金殿园林植物园得到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冯国楣的具体指导下，近10多年来发展很快，已先后建立了具一定规模的茶花园、杜鹃园、兰花园、蕨类园等专类园，为进行这些观赏植物的研究和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主要论著 1 蔡希陶，冯国楣.云南植物拾零（一）.植物分类学报.1951，1（2）：189～199 2 冯国楣，冯汉英.云南的造林树.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 3 冯国楣，周俊等.橡子.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 4 冯国楣.云南植物调查和采集的历史回顾与前瞻.学术研究（自然科学版）.1963（4）：34～42 5 冯国楣.香飘万里——谈我省的芳香油植物资源.云南日报，1964-08-19 6 冯国楣，施宗明.云南山茶花植物学特性及花型分类的探讨.植物引种驯化集刊.第二集.1996，105～116 7 冯国楣，李桓.兰属的一个新种.云南植物研究所.1980，2（3）：334～336 8 冯国楣，谢立山.海南岛茶属的一个新种.云南植物研究.1980，2（4）：424～426 9 冯国楣主编，许建昌、西川优子翻译.云南のシセケナグ，日本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10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主编，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编集.冯国楣、夏丽芳、朱象鸿编著.许建昌、西川优子翻译.云南のツバキ 11 冯国楣，夏丽芳，朱象鸿.云南山茶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12 冯国楣.中国锦葵科植物的新种和新变种.云南植物研究.1982 13 冯国楣.云南杜鹃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14 冯国楣.中国杜鹃花属的新种和新变种.云南植物研究.1983，5（3）：265～270 15 冯国楣，毛品一，何丕绪.云南植物拾零（三）.云南植物研究.1984，6（1）：67～72 16 冯国楣.中国植物志.四十九卷第二分册（锦葵科、木棉科、梧桐科、五桠果科、猕猴桃科、金莲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17 冯国楣.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编著.云南绿化造林手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18 冯国楣，徐廷志.中国省沽油属一新种.云南植物研究.1984，6（4）：395 19 冯国楣，夏丽芳，朱象鸿编著.管开云翻译.Yunnan Camellias of China Edited by the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Academia Sinica，Beijing，Science Press，1968 20 冯国楣，杨增宏.云南杜鹃花属一新种.云南植物研究.1987，9（1）：55～56 21 冯国楣.发挥云南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优势.云南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论文集.云南省科委等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152～163 22 冯国楣，俞德浚审校.中国杜鹃花.第一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 23 冯国楣，俞德浚审校.管开云翻译.Rhododendron of China.Vol I Beijing：Science Press，1988 24 冯国楣.中国杜鹃花.第二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25 冯国楣.管开云翻译.Rhododendron of China，VolⅡ.Beijing：Science Press，1996 26 冯国楣.中国珍稀野生花卉（1）.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6 § 参考资料 [1] 高缨.寻觅（报告文学）.人民日报，1981-07-16 [2] 王雨宁.杜鹃花神.云南日报，1990-02-20 [3] 中国科学院干部局编.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人名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134 [4] 小夏，冯国楣：一生追求在花丛.云南经济日报，1997-05-28 [5] 胡宗刚，胡先骕与庐山森林植物园创建始末.中国科技史料.1977，18（4）：73～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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