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冯乃超 |
| 释义 | § 简介 冯乃超笔名冯子韬、马公超、李易水。广东南海人。中共党员。生于日本，曾在东京帝国大学先后学哲学、美学、美术史，后弃学归国参加创造社，历任《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编辑，上海艺术大学、中华艺术大学教师，1930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红旗报》、《战争旬刊》编辑，香港华南局文委书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人事部副部长，中山大学副校长，北京图书馆顾问。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1927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 § 生平 1901年10月，冯乃超诞生在日本横滨市。冯乃超祖父冯德明是当地颇有名望的侨商、侨领。祖籍广东省南海县（现佛山南海区）盐步区秀水高村的冯德明曾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也曾帮过康有为、梁启超的忙，任日本兴中会干事，其家庭是当时革命活动的集散所和革命文物的集存处。冯乃超自幼浸染在这样的家庭中，耳闻目睹，对其爱国和革命思想的孕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家庭给冯乃超的巨大影响，他曾在1948年写过《三十七年前的今天在香港》一文中有过较为详细的回忆。 冯乃超少年期间，曾在故乡广东南海念私塾，接触和体验到劳苦大众的生活，耳闻目睹辛亥革命前夕乡村爱国者慷慨悲歌的壮举和爱国民众秘密反清的情景，这些都成为冯乃超以后参加革命的动力和文艺创作的生活源泉。 1918年3月，冯乃超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在大学他与李初梨等编写诗集《涟漪》，并在探索新诗的创作中写出一批象征主义诗歌，后成诗集《红纱灯》（1928年公开出版）。其间接受了富国强兵思想，开始接触并关注中国新文化运动，热衷于文艺创作，与国内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发生了关系，并担任创造社出版部日本东京分部的联系人，以至后来成为创造社后期主要成员。 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却一生坚定从事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事业，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作出重要贡献。追寻冯乃超青少年时期的心路历程，可以发现一个家庭对孩子成长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弃学回国 投身革命 中学和大学时代的冯乃超，受到国内北伐战争与日本马列主义运动发展的影响，参加了日本革命学生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艺术研究会，通过日文、德文阅读了许多著作，尤其是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献，这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其人生观的重要形成时段。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激怒了冯乃超等留日进步学生。同年9月，应创造社元老成仿吾约请，冯乃超毅然决定弃学回国，到上海参加并重振创造社的工作，进行革命活动。 同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在上海郭沫若寓所会见了冯乃超等人。当时中共地下工作的重要领导人潘汉年负责与冯乃超等人联系，后来并介绍冯乃超入党。 正因为这段共同战斗的经历，建国后一段时间里曾有“潘汉年是大特务、大汉奸”的说法，但冯乃超在任何场合都说“潘汉年是有功劳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出生入死地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冯乃超的女儿冯真回忆说：“那时父亲在任何场合都敢于对别人说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是潘汉年，即使在‘文革’期间，他在自传和其他材料上都堂堂正正地写上这一条，不怕被株连。” 激情创作 文艺精品 1928年，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国社会弥漫着对前途的悲观情绪，在中共革命处于低潮的险恶环境下，冯乃超和创造社的战友们感到现实中的文学工作无法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于是编辑出版了理论性刊物《文化批判》月刊，发表了文艺理论文章《艺术与社会生活》，大力提倡革命文学和新兴艺术。 他还改革了以创作为主的《创造月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理论，在该刊第二卷第一期的《编辑后记》中他说： “本志以后不再以纯文艺的杂志自称，却以战斗的阵营自负”。成仿吾为此作《祝词》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它的任务就是“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为革命“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城市中进行这样的工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创举。 这期间，冯乃超的创作充满激情，作品呈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坚定。如独幕戏剧《同在黑暗的路上走》，诗歌《夺回我们的武器》、《上海》、《与街上人》，揭露“虎狼般的列强，生擒着奴隶制度下的柔羊”，“——我们的明日快到了，听！解放的晨钟在响”，诗风明显变化，从颓废到革命。还创作了小说《Demonstration》（示威），戏剧《支那人自杀了》，翻译了辛克莱的论文《拜金艺术——艺术之经济学的研究》，翻译时论《国际政治的最近形势》，其间还编成革命诗集《今日的歌》、戏剧集《县长》，短篇小说集《傀儡美人》，更是借周幽王的荒淫残暴影射和揭露社会的黑暗。 这是冯乃超革命文学作品的高产期，创作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革命文学作品。而此后，冯乃超更多进入革命文化运动的筹组、领导和组织工作中。 合理冲撞 成就佳话 在冯乃超回国初期的这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件在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上著名的“革命文学”论战事件。 当时回国不久的冯乃超等人充满革命激情，但由于受到国际“左”的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对鲁迅等人错误的片面的论断。在这种情况下，冯乃超在《文化批判》上说“鲁迅这位老生”“常从阴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说鲁迅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遁主义者”。而鲁迅为此先后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予以反驳，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革命文学”论战。 对于这场论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作家袁良骏形容：“这场论战，用一句俗话形容，就是‘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值得庆幸的是，这场《三岔口》只是一场虚惊，创造社、太阳社很快认识了自己对待鲁迅的偏激和错误。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们主动向鲁迅道歉。” 冯乃超外甥女李丹阳表示，她外公曾说起此事，说当时 “鲁迅老生”一词，其实原意是“鲁迅先生”，当时是排版时搞错的，后来就将错就错了。笔者在翻阅《冯乃超文集》时，发现这段期间的文章中，提到鲁迅确实都是“鲁迅先生”。但历史就这样阴差阳错，一次排版错误，让“鲁迅老生”这个词在当时更广为人知。 一场历时半年多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结束后，1929年冬，在柔石陪同下，冯乃超去鲁迅住所第一次拜访了鲁迅。首次见面，鲁迅对冯乃超印象极佳，曾对冯雪峰说“乃超这人忠厚老实”。后来在冯乃超与梁实秋的论战中，鲁迅专门写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为冯乃超助战。 与鲁迅的首次见面，对冯乃超影响至深。他后来曾对其女儿冯真说：“第一次去拜访鲁迅先生，没想到先生推掉了一个重要的约会接待我，非常热情谦虚，从大事讲到花生，解除了我的思想压力。同先生的会见，使我一生受益，所以为人要谨记谦虚谨慎，平等待人。”而这一作风，冯乃超一生坚持。 历史需要用时间来检验，这场论战其实加深了彼此的了解。解放后冯乃超调中山大学工作，有人说，因为长期在鲁迅身边的许广平非常清楚冯乃超的为人，对他印象很好，所以向当时的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推荐冯乃超。对于这种说法，中山大学党委常委、博士生导师、《冯乃超诞辰百年纪念文集——默默的播火者》一书主编李尚德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这种情况是非常可能的”。而时任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的林林曾在2000年写的《怀念冯乃超同志》一文中，专门提到此事，认为鲁迅接触冯乃超后，更加感觉到冯乃超是一个“忠厚人”，许广平当然十分清楚，作为许氏家族的人，“她向许崇清介绍乃超是极其自然、情理之中的事”。 80年前的论战双方都已作古，历史的恩怨早已化作了烟尘。误会消失后，两人却成了很好的战友，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佳话。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时，冯乃超曾出任纪念委员会委员。 回顾这段历史，冯乃超发现错误，主动道歉，这种顾全大局、实事求是、自我批评的精神，不仅显示了其崇高的品格，在今天看来，依然显得十分宝贵，值得学习。 成立“左联” 领导革命文化运动 1950年，冯乃超(中)与老舍(左)、阳翰笙相谈甚欢。除了进行大量文艺创作、理论研究，冯乃超对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重要贡献更表现在其大力开辟革命文艺阵地，组织和领导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工作上。 1930年初春，根据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指示，决定联合鲁迅和其他左翼文艺人士，筹建革命文艺团体。冯乃超与冯雪峰等第二次去拜访鲁迅，商议“左联”成立事宜。2月16日，冯乃超与鲁迅、冯雪峰、夏衍等12人在上海召开座谈会，决定成立“左联”筹委会，冯乃超被推举为《理论纲领》的起草人。冯乃超和冯雪峰一起参考了苏联和日本的几个左翼文艺团体的宣言，拟就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大会通过了《理论纲领》。会后，鲁迅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冯乃超担任了“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 自此，冯乃超和鲁迅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友，一直并肩战斗在创建无产阶级文学的舞台上。而冯乃超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已经完全从一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化成一名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白区文化工作的重要领导人。 1932年，上海革命形势恶化，考虑到隐蔽战线工作需要，冯乃超化名冯子韬，以中共中央特科成员身份赴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辛亥革命重臣李书城（冯乃超的岳父，中共一大即在其家中召开）属下任事，为党做情报工作，他是毛泽东曾称道的白区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执笔起草《协会简章》，这是他继“左联”《理论纲领》后，为文艺界起草的又一个重要文献。其间，他与国民党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如设法击破了国民党让第三厅工作人员加入国民党的阴谋，团结了大批文化人士，使党的国统区文化战线不断扩大。原文化部副部长周而复在一篇《正直无私，功成不居》纪念冯乃超的文章中，对冯乃超在第三厅工作期间的表现形容为“是一员勇将”。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建立新中国被提上日程，中共中央决定邀请并组织爱国民主人士从香港由海路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非常关心此事，周恩来一再电示：“一定要绝对秘密”。这批爱国人士分四批秘密北上，冯乃超负责黄炎培夫妇、叶圣陶夫妇、郑振铎、曹禺等人数最多的第四批，共200多人。1949年3月，为了保证旅途安全，冯乃超亲自随“宝通号”轮船护送，经天津到达解放不久的北平，前来迎接的是董必武、李维汉等人。 这些及时到来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艺界知名人士以及起义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为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是新中国高层架构的雏形。冯乃超再次为新中国的创建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功成不居 反对特权化 如果说，冯乃超在革命战争年代具有崇高的、坚定的革命理想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为我们敬仰，而他在解放后，淡泊名利，不计个人得失，反对特殊化，谦虚谨慎待人等工作作风，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当下官员们学习。 解放初，叶剑英向党中央打报告，要求调冯乃超到南方局工作。广东省文教委员会获悉后，向党中央告急，陈述中大是孙中山先生一手创立，地处祖国南大门，靠近香港澳门，在教育界有特殊的地位，需要冯乃超这样一位高水平、懂得知识分子的人来担任党的书记。周总理为此跟冯乃超谈话，说明情况，并说调到中山大学工作，等于无过而降级了，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冯乃超表示：“革命工作需要嘛，这些都无所谓。” 原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之子许锡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冯乃超是学校的党组书记，很多时候开党委会，冯乃超就提出到他家开，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巧妙的形式，让作为民主人士的他父亲许崇清参加，两人这种互相信任，使工作上合作得非常愉快。 从1951年到 1975年，冯乃超在中大工作了近四分之一世纪，他通过广揽人才，为专家学者配备助手，为教师提供出国学习、进修机会，改善教师生活、工作条件等一系列措施，使中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对于这样一位元老级人物，所有谈到冯乃超的人或回忆文章中，都会提到冯乃超为人谦虚实在，没有一点骄横之气，对自己要求极严。其外甥女李丹阳说：“外公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也不徇私情，有时甚至显得有点不近人情。譬如，解放初期，某人写信来说能找到外公外婆30年代初送给人的女儿，条件是给他安排工作，就被外公拒绝了。”李尚德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说起此事，在编撰《冯乃超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时，曾了解到冯乃超的另一个外甥，这名外甥对冯乃超有很深的研究，写过研究文章。 冯乃超大公无私，反对特殊化的事例还有很多：1951年，冯乃超一到中大，就取消了自己的勤务员和专车，去广州市开会或坐学校的公车，或与别人合乘一辆小汽车。他说：“我又不是每天去广州市开会，这样做是实事求是嘛! ” 1957年，他在青岛的高级干部疗养院养病，女儿冯真去看望，并计划画十天海景交暑期作业。没想到刚画到第四天，冯乃超就要求女儿第二天即刻回北京，说“疗养院的家属接待所住满了探亲的子弟，一住就是一两个月，谁也请不走，床位无法周转，招待所为这事很为难。我是老干部，应当自觉作榜样。”而 75岁高龄回到北京时，冯乃超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他仍尽量坚持不要公家出车，出外访友，自觉身体还好，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为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他还主动提出不让妻子领工资。在这些事情上，冯乃超表现出超凡的律己精神，身体力行地坚持其早年所抱负的平等理想。 冯乃超严格律己，反对特殊化，但对下级、对人才，却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在中大，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连接着一幢小楼，据当时任中大党委办秘书杨倩回忆，这是冯乃超专门为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修的。当时陈先生眼睛不好，辨认道路有困难，出入散步有点麻烦，为了方便陈先生出入，冯乃超特意叫人修了这条白色的水泥路。此事也成为了学界的美谈。 “文化大革命”期间，冯乃超受到冲击和批斗，几年后获“解放”。1975年4月，冯乃超调离中大，赴京养病和工作。同年10 月，任北京图书馆顾问。1983年9月，冯乃超去世后，新华社的电文中这样写道：“冯乃超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忠贞不渝，立场坚定，正直无私，功成不居，埋头苦干兢兢业业，表现了一个优秀党员的优秀品格。在长期的斗争中，为中国革命事业、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2] § 大事年表 1938 年，冯乃超（后排左一）与周恩来（前排右二）在武汉。1901年：祖籍广东省南海县（现佛山南海区)，出生于日本横滨市。 1918—1926年：先后在日本志成中学、京都帝国大学学习。 1927年：发表组诗《红纱灯》，应成仿吾之邀弃学回国，在上海参加重振创造社工作。 1928 年：大量创作和发表革命文学作品。同年9月加入共产党。 1929-1931年：联合鲁迅等筹建“左联”，起草“左联”《理论纲领》，任 “左联”第一任党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 1932-1936年：跟随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李书城工作，化名隐蔽，为党做情报工作。 1938年：参与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起草《协会章程》。 1939-1940年：任新成立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党内书记、敌情研究组组长。 1941-1945年：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文委”委员。并在1945年底随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由延安飞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被周恩来指定为顾问。 1946-1948年：任中共南方局统战委员会文化组副组长等职。与郭沫若赴南京参加促进国共和谈的工作。后奉命赴香港工作，任华南分局香港“工委”委员。 1949年：率领200多名文化界人士乘船从香港回到解放不久的北平。随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处工作。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兼人事处处长；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处处长等职。同年12月，受周恩来嘱托，写信邀请在美的老舍回到国内。 1950年：任中共中央人事部副部长兼第四局局长。 1951-1975 年：在中山大学工作，先后任中大副校长、广东省文教部副部长、中大党组书记、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1983年9月9日：在北京医院病逝。[2] § 著作书目 《红纱灯》（诗集）1928，创造社 《傀儡美人》（小说、散文集）1929，上海长风书店 《抚恤》（短篇小说集）1929，上海沪滨书局 《冯乃超文集》（上集）1986，中山大学出版社 《论中国文学革命》（论文集）编选，1947，香港海洋书屋 《毛泽东颂》（诗集）编选，1948，香港海洋书屋 《芥川龙之介集》（短篇小说集）日本芥川龙之介著，1934，中华 《某傻子的一生》（短篇小说集）日本芥川龙之介著，1940，上海三通书局 《河童》（中篇小说）日本芥川龙之介著，1941，上海三通书局 § 作品欣赏 《红纱灯》 作者：冯乃超 森严的黑暗的深奥的深奥的殿堂之中央 红纱的古灯微明地玲珑地点在午夜之心 苦恼的沉默呻吟在夜影的睡眠之中 我听得魑魅魍魉的跫声舞蹈在半空 乌云丛簇地丛簇地盖着蛋白色的月亮 白练满河流若伏在夜边的裸体的尸僵 红纱的古灯缓缓地渐渐地放大了光晕 森严的黑暗的殿堂洒满了庄重的黄金 愁寂地静悄地黑衣的尼姑踱过了长廊 一步一声怎的悠久又怎的消灭无踪 我看见在森严的黑暗的殿堂的神龛 明灭的惝恍地一盏红纱的灯光颤动 § 品行 冯乃超 20世纪50年代初，叶剑英向党中央打报告，要求调冯乃超到南方局工作。此事被广东省文教委员会知道后，也向党中央告急，陈述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先生手创，地处祖国南大门，靠近香港澳门，在教育界有特殊的地位，需要一位高水平、懂知识分子工作的党内同志来担任书记，这个人非冯乃超莫属。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此跟冯乃超谈话，说明情况，并说调到中山大学工作，等于无过而降级了，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冯乃超表示：“革命工作需要嘛，这些都无所谓。”一位非常熟悉并十分了解冯乃超的老同志说，冯乃超一生过分老实，自己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却做着无人知晓的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和组织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文教党委书记、中央人事部副部长，管高等教育部，却偏偏到中山大学去受高等教育部领导。对此，冯乃超淡淡一笑，说：“谁都希望到前台表演，后台工作谁去做？谁都愿意到中央工作，地方工作谁做？谁都想领导别人，被领导的事谁来干？只要是革命工作，为什么要去计较这些？” 1951年2月，冯乃超到中山大学工作。来校后他就取消了自己的勤务员和专车。他到广州市开会，或坐学校的公车，或与别人合乘一辆小汽车。冯乃超说：“我又不是每天去广州市开会，这样做是实事求是嘛！” 1957年，冯乃超和夫人到国务院设在青岛的高级干部疗养院养病。刚好他们唯一的孩子从苏联回来休假，便兴冲冲到青岛去看望父母，并计划画10天的海景。刚刚画到第4天，冯乃超就要孩子第二天回北京去。冯乃超对孩子说：“目前这个疗养院的家属接待所住满了来探亲的子弟，一住就是一两个月，谁也请不走，床位无法周转，招待所为这事很为难。我是高级干部，应当自觉做榜样，你也是共产党员，想你不至于不同意吧？”孩子心里真想多留几天，也想同父母多呆几天，但父亲说得在理，孩子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父母回京。回到北京不久，孩子便收到父亲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她丢在青岛的小半瓶调色油和几十颗图钉，批评道：“这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不是能用几个钱来衡量的。”冯乃超就是这样一位严于律己，对后代也严格要求的人民公仆的楷模。 § 贡献 1972年，冯乃超与夫人李声韵（左二）在中山大学住所前合影。 1951年，冯来到中山大学。当时中山大学这所综合性大学仅剩中文、外语、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8个学系，教授也只剩85位。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冯乃超紧紧抓住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这两个关键不放松。冯乃超经常说：“综合大学是一个国家文化、科学的标志，它既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又是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地方，它的任务和目标主要是培养理论或基础科学方面的从事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师资队伍十分重要。” 为此，学校实施了一些有力的措施：一是广揽人才，从华南农学院聘请了昆虫学专家蒲蛰龙教授，从华南工学院聘请了化学专家龙康侯教授，从复旦大学聘请了化学专家徐贤恭教授等一批专家教授来中山大学工作；二是为专家、学者配备助手；三是给予一些教师出国学习、进修的机会；四是改善教师的生活、工作条件；五是在教师中发展党员。在学科建设方面；在历史系设立了东南亚研究室（后改所），重点研究泰国、菲律宾等国，在当时填补了国内空白，在国外也很有名气；在中文系设立了近现代文学研究室和古文字研究室；在生物系设立昆虫研究室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中山大学发生了深刻变化。 § 冯乃超和鲁迅 鲁迅 2001年是冯乃超同志诞辰100周年，也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两位文坛前辈生前曾有过不期而遇的“合理冲撞”，但误会消失后却成了很好的战友，这实在不愧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佳话。 1927年“4·12”大屠杀后，全国一片腥风血雨。这大大激怒了正在日本留学的爱国青年冯乃超、朱镜我、彭康、李初梨等。在日本共产党理论家福本和夫及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的影响下，他们决定弃学回国，参加并重振创造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年9月，创造社元老成仿吾专程赴日发展他们为创造社成员并接他们回国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是之为后期创造社。1928年元月15 日，他们出版了思想理论刊物《文化批判》，揭橥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以蒋光慈、钱杏等为代表的太阳社也做出了积极的配合。 然而，创、太二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热情虽然可贵，但他们的理论主张却受到了明显的 “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他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他们对革命文学的认识也是片面的。他们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郭沫若除外）统统打成了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文学，从而极大地混淆了问题的性质和敌我界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冯乃超同志在《文化批判》创刊号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向鲁迅发起了猛烈攻击，说鲁迅“常从阴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甚至说鲁迅是一个逃避现实的 “隐遁主义者”。此外，文章对叶圣陶与郁达夫这两位卓有建树的新文学作家也做了基本的否定。与此同时，石厚生（成仿吾）、李初梨、彭康、钱杏等纷纷撰文响应，形成了一个批判鲁迅的小小的高潮。鲁迅当然不会接受这种错误的批判，他先后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均收入《三闲集》）予以反驳，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革命文学”论战。 这场论战，用一句俗话形容，就是“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创造社、太阳社拿鲁迅开刀来扫清革命文学的障碍实在是找错了对象。值得庆幸的是，这场《三岔口》只是一场虚惊，创、太二社很快认识了自己对待鲁迅的偏激和错误。特别在他们于八、九月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们主动向鲁迅道歉，并与鲁迅一道，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在这个过程中，冯乃超同志的积极作用尤为明显。 1929年冬，在柔石陪同下，冯乃超去景云里鲁迅住所第一次拜访鲁迅，三人畅谈翻译问题。次年初春，冯乃超与冯雪峰、柔石、潘汉年、李初梨等一起第二次去景云里拜访鲁迅，商议“左联”成立事宜。2月16日，与鲁迅、冯雪峰、柔石、夏衍、郑伯奇、蒋光慈等12人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咖啡店召开座谈会，决定成立“左联”筹委会，冯乃超同志被推举为《理论纲领》的起草人。2月24日，在《理论纲领》草成后，冯乃超同志第三次到景云里拜访鲁迅，征求他对《纲领》的意见。鲁迅看后说： “就这样吧。这种文章我写不出。”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召开，通过了《理论纲领》，成立了常务委员会，鲁迅、冯乃超皆被选为常务委员，鲁迅并发表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这既是对《理论纲领》的支持和补充，也是对《纲领》某些过“左”提法的批评和匡正。会后，鲁迅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而冯乃超同志则担任了“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自此，冯乃超和鲁迅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友。 在共同的并肩战斗中，鲁迅对冯乃超同志印象极佳，他曾对冯雪峰同志说：“乃超这人真是忠厚人”。当时，“左联”的主要论敌是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新月派”主张“好政府主义”，反对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梁实秋先生甚至诬蔑左翼作家拿苏联卢布，做苏联走狗。这种为虎作伥的行为自然遭到了“左联”的揭露和抨击。冯乃超同志在文章中即指斥梁实秋为“资本家的走狗”。梁先生答辩中说：“是哪一个资本家的，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鲁迅看后对冯雪峰说：“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了他的命脉便这样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乃超这人真是忠厚人……我来写它一点。”于是鲁迅先生便写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收入《二心集》），狠狠揭露了梁实秋。文章发表后，鲁迅又对冯雪峰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现在，70年前的论战双方都已作古，历史的恩怨也都化作了烟尘，一般情况下已无必要再追溯这些往事。然而，讲到冯乃超和鲁迅的战斗友谊，这些往事便有了新的生命力。特别有些学者，或不明历史真相，或有意歪曲史实，竟然肆意借此贬鲁褒梁，这就和严肃的文学史研究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1930年9月，冯乃超和冯雪峰、柔石等同志一起，代表“左联”为鲁迅举办了50寿辰纪念会，茅盾、田汉、叶绍钧、傅东华等进步文化人士30余人参加，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女士则为会议的安全尽了很大的努力。在白色恐怖下召开的这次纪念会，不仅表彰了鲁迅对中国文学事业、革命事业的贡献，对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也是一个鞭策和鼓舞。 1931年初，白色恐怖加剧。元月17日，柔石、胡也频等五位左翼作家被捕并被秘密杀害，一些进步书店被查封，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也遭到了严重破坏。由于工作需要，冯乃超同志调离“左联”，去从事《红旗周报》的恢复工作，与鲁迅先生的接触少了。后来，他调离上海，赴武汉工作，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致1936年10月鲁迅去世他也未能参加追悼会。但是，当苏雪林女士著文恶毒攻击鲁迅时，冯乃超同志立即作《唐吉诃德先生》一文予以驳斥。嗣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的漫长岁月中，更曾多次撰文纪念鲁迅，阐释和弘扬鲁迅精神。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点的是，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3月14日，北大、师大、师院（现首都师大）三校中文系在北大图书馆联合召开了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学术讨论会，冯乃超同志应邀抱病参加了会议。会上，有的老同志发表了长篇讲话，对鲁迅、冯雪峰都有欠公允。由于时间关系，冯乃超、李何林、王瑶、章廷谦等先生皆未能发言。但他会后表示：冯雪峰同志抗战期间住在重庆姚蓬子的作家书屋，那是周恩来同志的意见，是党的派遣，不能说他有立场问题，并请我们便中将他的意见转告那位发言的老同志。这点小事再一次表现了冯乃超同志的公正无私以及对鲁迅、冯雪峰的深厚情谊。[3] § 个人评价 他的名字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时期的文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既是著名诗人、翻译家、作家、文艺理论家，同时又是杰出的革命活动家、教育家。冯乃超与鲁迅等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左联”乃至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如果说，冯乃超在革命战争年代具有崇高的、坚定的革命理想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为我们敬仰，而他在解放后，淡泊名利，不计个人得失，反对特殊化，谦虚谨慎待人等工作作风，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当下官员们学习。[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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