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刘仲容 |
| 释义 | § 少承父教 刘仲容，1903年出生于湖南益阳（今桃江）县。 刘仲容学习过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其父刘承烈（1883年—1952年）早年留学日本，与黄兴等革命志士过从甚密，长期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10月湖南光复以后，焦达峰当选第一任湖南都督，刘承烈在湖南任实业厅厅长兼实业银行总办。焦达峰遇害后，刘承烈不能见容于地方军阀，被迫离开湖南。后在熊克武部下当师长，归附广东国民政府后，却被蒋介石剥夺兵权，此事造成了他终身反蒋的立场。刘承烈还参加了李济深等领导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工作，参加了两广陈济棠、李宗仁联合成立的西南政务委员会。担任西南政务委员会驻华北代表以后，他不仅与国民党将领宋哲元、阎锡山等联络，还主动与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南汉宸等取得联系，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国共合作以后，刘承烈与共产党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以至他和女儿刘甲樱在为中共工作时两度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刘承烈与共产党员谢甫生、刘贯一、李运昌、邓华、宋时轮、姚依林等关系深厚。刘承烈的经历和性格对刘仲容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刘仲容少承父教，立志干一番事业。1923年刘仲容加入国民党，参加筹组湖南省国民党临时党部。1925年初他到达广州，任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是年冬，由其父的朋友、国民革命军第2军胡景翼及其部下郑思成旅长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此间，刘仲容与冯玉祥部骑兵师师长赵守钰之女赵祥锭结婚，夫妻同赴苏联）。1927年，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以后，逮捕了一批苏联顾问及领事官员等。苏联政府为了报复，也将中国政府派遣的、特别是跟中国政府有关的留学生逮捕了一批，以待交换。当时因为刘仲容父亲是政府官员，所以刘仲容也在被捕之列。1929年，刘仲容被苏联政府判处押解出境，放回中国。冬，刘仲容经海参崴乘船回到上海。 § 颠沛流离 回中国后，刘仲容被分配到军事训练总监部做翻译工作。因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不满，刘仲容力辞不就。当时正值桂系反蒋，恰好他的留苏同学王公度当时任李宗仁的秘书，向刘仲容表示欢迎他去广西，一同进行反蒋工作，刘仲容表示同意，但因故未能成行。 冯玉祥反蒋，刘仲容即投奔正在冯部的岳父赵守钰，拟为其反蒋效力。冯玉祥很快失败退晋，刘仲容便随赵守钰闲居北京。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联合反蒋，刘仲容随赵守钰再次参与，赵守钰任洛阳豫西警备总司令，刘仲容在其部下任宣传处处长。不久，冯玉祥等再次失败，刘仲容又随赵守钰到上海，在一家公司当襄理。很快，这家专门经销国货、与日货对抗的公司关门了。赵守钰应杨虎城之邀出任陕西建设厅厅长，刘仲容又随之前往。 这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刘仲容心中十分苦闷。在他上下求索、寻找出路的日子里，有一条线索是他始终没有忘记的：早在刘仲容在洛阳工作时，他就经其岳父的介绍结识了共产党员刘子华。刘子华原在冯玉祥部工作，冯“清党”时赵守钰保护了他，所以二人交情很深。刘子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请刘仲容帮他搞社会关系，两人经常见面，交谈很深。刘子华没有隐瞒他的身份，还多次要求刘仲容留在上海助他工作。刘仲容离开上海以后，刘子华仍不断来信约刘仲容去上海。刘仲容几经思考，决定去上海。 § 桂系立足 1933年秋，刘仲容来到上海，正式开始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刘仲容住在一个外国人家里，以寻找工作的名义，广泛联系上海各方面人士，并经常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收集各种情报。此间，他与谢甫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驻蒙古大使）、刘秉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副省长）等共产党员建立联系。后来，刘仲华一度脱党，并滞留香港，主要与刘仲华单线联系的刘仲容只好另谋出路。刘仲容在桂系立足后，也把刘仲华介绍到李宗仁属下工作，并成为李宗仁的左右。 李宗仁：刘仲容长期担任其高级参议 在上海工作期间，刘仲容结识了桂系驻上海代表黄建平、陈劭先。1935年8月，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此后，刘仲容经由黄、陈及王公度的介绍，来到广西谒见李宗仁。当时桂系正在与广东陈济棠联合酝酿反蒋，刘仲容向李宗仁进言不要单纯反蒋，而要联合抗日。刘仲容的意见深受李宗仁的赞赏，随即派刘仲容到上海、华北、西北等地了解各方面情况，并取得联系。 1935年冬，刘仲容来到天津，在他父亲家中见到共产党员谢甫生、南汉宸、王世英。刘仲容向他们介绍了李宗仁愿意联合抗日的意向及两广情况。随后，刘仲容到西安，见到了杨虎城将军。次年春，他返回南方，向李宗仁汇报三点：一是与中共有了初步接触，中共方面对广西方面的抗日主张表示支持；二是东北军和西北军都不愿意为蒋介石打内战；三是杨虎城认为共产党北上抗日是不可阻挡的，西北军愿意与李宗仁保持联系。1936年早些时候，李宗仁决定6月1日以抗日反蒋名义出兵，并决定派刘仲容赴西北要求张学良、杨虎城共同采取行动。途经上海时，恰好张学良在上海。刘仲容见到了张的秘书栗又文，栗转达张的意见，要刘赴西安等张回西安再说。张随即又派其参谋解各川(即解方)赴广西了解出兵情况。刘仲容到西安后，因为局势变得十分复杂，张、杨都没有同他见面，但表示广西只要抗日，肯定有机会合作，要刘速回广西向李宗仁致意。不久，蒋桂达成交易，以和解收场。 1936年11月，李宗仁、白崇禧接到张学良密电，请广西派代表去西安商谈要事。李宗仁随即派刘仲容前往西安。此间，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并亲赴西安督战。因而，张、杨正在酝酿发动西安事变。12月12日，天刚蒙蒙亮，当时在杨虎城将军处工作的王炳南兴冲冲地来到刘仲容的住处通报了事变发生的情况，并要他立即去见张、杨。 张学良告诉刘仲容，这次事变的目的是要求蒋抗日救国，并且他们已电请毛泽东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国是。张请刘仲容立即电请李宗仁、白崇禧给予支持。 刘仲容立即向李宗仁报告了西安事态，并很快收到李的复电，李宗仁要求刘仲容多方了解情况，密切注意事态发展，随时电告。 西安事变后，日本外相发表谈话，要南京政府进攻张、杨，并提出日本愿予军事援助。南京政府则下令讨伐张学良，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并采取了一定的军事行动，中国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在此关键时刻，12月16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乘专机抵达西安。中共代表团带来的一批年轻工作人员，一到西安就深入各个阶层，走街穿巷，调查研究，同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共产党这种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给刘仲容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共代表团到西安以后，刘仲容首先见到了叶剑英。叶向他介绍了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要他转达李、白。接着，周恩来也找刘仲容去谈话，给他阐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周恩来还说：李、白一向主张抗日，十分钦佩，一切抗日救国的力量都应当团结起来，抗日一定能够实现，一定能够胜利。这是刘仲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也是他们之间友谊的开始。刘仲容把中共代表团的看法电告广西，李、白不久联名致电周恩来，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西安报纸当时都以大字标题，对此作了报道。由于中共和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后来李、白为配合抗日，决定将广西省会从南宁迁到桂林，不久又相继到南京任职，广西部队开赴抗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由于何应钦仍然陈兵潼关，交通阻断，刘仲容欲回广西不成，周恩来便提出欢迎他到延安住一段时间。刘仲容征得李宗仁同意后，于1937年1月下旬到达延安。毛泽东孜孜不倦地向刘仲容谈了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抗战的光明前景，并仔细地向刘仲容询问了广西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希望李宗仁、白崇禧从现在起就要做好准备。 1937年4月间有一天，毛泽东召见刘仲容，说他将派人送刘仲容过黄河、进山西，然后乘火车回广西。毛泽东告诉他：“一路上都会有人保护你，你放心好了。”毛泽东亲笔写一封信给周恩来介绍刘仲容的情况，要刘仲容途经武汉时交给周恩来。实际上，自此以后，刘仲容的工作即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有时也由董必武、叶剑英安排工作。次日，刘仲容告别延安，踏上归途，一切行程由伍修权安排。他们骑着马跟红军部队前进。大约走了一个星期，来到吉县附近的黄河边上。这天，刘仲容被通知张云逸请他吃饭。一个月后，张云逸作为毛泽东的代表来桂林会晤李宗仁。刘仲容接待了他，并派人对他进行秘密保护，安排他跟李宗仁见了面。 回到桂林以后，刘仲容立即向李宗仁汇报了西北之行的情况，转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来他又在桂系高级将领座谈会上介绍了中共对形势的看法，列举了中国抗日必将实现的条件。有些桂系官员认为中共的看法有道理。之后，李宗仁又邀请几个省的代表在桂林共商促蒋抗日事宜。 全面抗战开始后，李宗仁再度派刘仲容前往延安，作为广西常驻延安的代表，同中共中央保持联系。这次，刘仲容在延安住了半年多，直到1938年2月李宗仁取得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召他回徐州。 § 追随崇禧 白崇禧身边11年 刘仲容追随11年的白崇禧 1938年2月刘仲容回到徐州后，李宗仁派他去河南潢川担任第五战区青年军团的参议。8月，战局恶化，李宗仁撤离徐州到武汉，刘仲容也去了武汉。 在武汉，刘仲容又见到了周恩来。那时，周恩来住在汉口长春街，他代表中共中央，一方面领导中共地下组织，另一方面广泛接触爱国民主人士。在八路军办事处，刘仲容还见到了李克农。李克农暗示他，最好能争取到白崇禧处工作。 当时，白崇禧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副参谋总长。他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同李克农有联系。但是，谢受职务的限制，出来活动不方便，如果能有一位助手，这种联系就顺利了。正在此时，蒋介石任命白崇禧兼任桂林行营主任，而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部已迁到湖北襄樊，李宗仁即将前往。借此机会，利用李、白分手安排人事之机，由刘士毅(湖北人，白之亲信)出面建议白把刘仲容带往桂林行营。白崇禧同李宗仁协商决定给刘仲容一个桂林行营参议的名义，把刘仲容留在他的身边。从此，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刘仲容才离开白崇禧。 1939年1月，刘仲容随白崇禧到桂林，负责对外联络工作。除了有时同苏联顾问、苏联记者打打交道，接待民主人士等之外，别的并无太多事情要干，这正好给了他许多“自由活动”的时间。 不久，李克农来到桂林，负责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工作。八路军办事处设在北桂路，离刘仲容的办公地点很近，两人之间除因公有所接触外，私下还有秘密往来。 1940年秋，蒋介石决定撤销桂林行营，改为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把白调往重庆担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桂林办公厅主任由李济深担任。白崇禧到了重庆以后，他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继续存在，双方互有戒备。白崇禧最怕蒋介石派特务打进他家中，所以一到重庆就把公馆里的家务交给刘仲容负责。他把刘仲容视为心腹，同时，他知道刘仲容有共产党朋友但并非共产党，可以放心。对刘仲容来说，正好利用白崇禧的信任和军训部参议的身份，半公开半秘密地同共产党保持联系，做些有利于抗战的事。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在重庆，刘仲容从白崇禧处获得的重要情况，随时都向他们直接反映。有时，也由王炳南转达。 1941年“皖南事变”后，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刘仲容很想了解白崇禧内心究竟作何想法。白崇禧说：“老头子(指蒋介石)要我这样做，我有什么办法拒绝呀！”白崇禧还透露，李宗仁为了保存桂系的实力，也没有把广西部队拿出来“讨伐”新四军。刘仲容将此情况立即报告周恩来，所以后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要求惩办“皖南事变”祸首的名单中并未有李宗仁、白崇禧。 刘仲容与共产党的关系一度被蒋介石的特务所觉察。1943年的一天，白崇禧从蒋介石的官邸开会回来问他：“这几天你跑了些什么地方？”刘仲容说：“中共办事处，这是奉命令去的。”白崇禧说：“今天开会时，老头子提到你，他说：听说你身边有个刘仲容，此人怎么样，你审查过没有？我告诉他，你是我从桂林带来的，没有发现你有什么越轨行为，对你我是可以负完全责任的。”白崇禧一再叮嘱刘不要给他惹麻烦，并且打发他去四川铜梁县汤家口温泉，以暂时躲避风头。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有一天，王炳南通知刘仲容：毛泽东召见。刘仲容十分兴奋，赶忙跑到红岩村。毛泽东要刘仲容谈谈对时局的看法。刘仲容说：“蒋介石谈判是假的，他决不会停止内战，他们都准备好了，等不到您回去就会发动进攻的。”毛泽东从容不迫地说：“这个不怕”，现在虽然抗战已经胜利了，但是中国民主力量发展不快，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反动派内战的阴谋。毛泽东对争取国民党内部进步势力的问题十分关心。他说，你们“小民革”干得很好。并强调在情况下，更应该钻进臭壳子(指国民党)，不要怕别人说你们是国民党，不要怕臭。毛泽东希望刘仲容为人民民主革命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是对刘仲容的极大鼓舞。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笼络白崇禧，内定由白崇禧担任由军事委员会改组成的国防部部长。1946年5月，刘仲容随白崇禧乘飞机离开重庆前往南京。白崇禧虽是国防部部长，但参谋总长由陈诚担任，掌握实权，白崇禧只有名义而已。白崇禧表面敷衍，背后大发牢骚。 1946年5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刘仲容曾几次去梅园新村拜访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要好好地“伺候”白崇禧，使白感到满意，可不能因为生活上的小事同白搞坏关系，特别是不可在钱的问题上闹出事情来。当时虽然国共和谈尚未破裂，但蒋介石已开始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南京的环境十分复杂，周恩来十分关心刘仲容的安全，叮嘱他少去梅园新村，有时派王炳南去找他联系。 1947年3月间有些日子白崇禧不在南京，国民党特务向蒋介石的侍从室打报告说，到雍园(白的住处)找刘仲容的人很多，其中可能有共产党人。白崇禧回南京以后就派国防部副部长刘士毅去侍从室查明，结果并无实据。白崇禧对蒋介石特务居然搞到他的头上十分恼火，要刘仲容查清他住处周围的情况。结果发现，雍园四邻有军统头子毛人凤、励志社头子黄仁霖，靠近白的窗户的一家小楼上住的是参谋本部一个搞情报的，此外还住了一家日本人，也是蒋介石雇佣的特务。白崇禧得知这一情况，简直吓一大跳。他对刘仲容说：“这帮人惹不起，你到上海住一段时间吧。”当时白的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在上海读书，他要刘仲容去上海照顾他们。这样，刘仲容就到了上海。 内战爆发以后，随着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不断胜利，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升级，到1948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国民代表大会时，蒋桂之间的紧张关系已达到表面化的程度。在国大开会期间，白崇禧作了“剿共”军事报告，然后一些代表集中火力抨击在东北战场惨遭失败的陈诚。不久，陈诚就以养病为名先到上海后去台湾了。此间，李宗仁参加竞选副总统成功，更加剧了蒋桂矛盾。 1948年夏天，白崇禧与陈诚闹翻以后，国防部改组，由何应钦担任部长，发表白崇禧为“华中剿总司令”。白不就职，带着家眷去了上海。蒋介石不得不派黄绍竑、何应钦先后到上海劝驾。经过密谈，白崇禧才答应去武汉就职。 淮海战役开始后，白崇禧也认识到这场战争已经毫无希望。但他对在上海的子女的安全很不放心，要刘仲容去上海包一架飞机把他们接到武汉。同时，要他找到中共方面的人，向他们表明和平谈判的愿望。 刘仲容从上海回武汉后，白崇禧问他找到中共人士没有，是否愿意和谈？刘仲容说：“还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和，但据我所知，共产党是讲统一战线的，只要你有决心，共产党总不会把门关上的。”白崇禧表示要与李宗仁商量商量。12月份白崇禧到南京同李宗仁说，仗已经打不下去了，早和早有利；要打开和谈局面，只有促请蒋介石暂避，共产党是不会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李宗仁也有此看法。白崇禧回到武汉逼蒋下台。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2月，李宗仁派他北上接洽和谈。临行前，白崇禧和他谈了话，提出谋求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设想。3月下旬，他到北平，当天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严肃指出：人民解放军一定要渡过长江。4月2日晚上，毛泽东又请他去谈话，请他回南京一趟，对李、白再做工作。他回到南京单独见了李宗仁，转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12日，刘仲容再飞抵北平。 § 建国之后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白崇禧逃到长沙，电召刘仲容南下。周恩来则留刘仲容在北京，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刘仲容欣然从命，出任北京外语学校副校长，积极协助进行建校事宜，并运用自己多年来在知识界的影响，通过种种关系，从中国各地聘请大批教授、讲师来校执教。1950年3月，任校长，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外语外事干部，还从1952年起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1954年8月，学校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任院长。1959年2月，与北京俄语学院合并，建立新的北京外语学院，任副院长，一直到1978年改任顾问。1956年以后，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体制，刘仲容不是共产党员，但尊重党委领导，始终以诚相见，与党员合作共事，在党委领导下抓好学院工作。 1957年起，刘仲容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副主席。他为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和实现祖国统一，做了很多重要工作，如对争取李宗仁回国，就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邀李宗仁进餐，亦要他出席作陪。他还是第三届中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中国政协委员，第五届中国政协常委。1980年3月27日，刘仲容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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